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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恐怖暴行持续了6周，南京城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日军为了掩盖其惨无人道的屠戮，避免引起国际国内民众的抗议，用大量的图片精心“制造”南京“祥和”景象。
日本报刊自觉充当战争恶魔的
吹鼓手与粉饰工
12月2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以半页的篇幅，第四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总题为《恢复和平的南京，热烈欢迎皇军》，内容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17日在南京拍摄的四幅照片：第一幅照片题为《士兵买东西》，反映南京市民围观在货摊购物的日军士兵的情景；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进城后，在城外安心耕种的农民》，反映三名中国男女农民在南京城外的田头播种、施肥的情景；第三幅照片题为《得到皇军保护的一群难民》，反映二三百名中国居民返回南京城内安居的情景；第四幅照片题为《和蔼可亲的理发师》，反映一位胳膊上缠着“太阳旗”袖章的中国理发师，正在南京街头为日军士兵理发的情景。
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第五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五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题为《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内容是在一家医院里，日军的军医和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它不同于以前刊登的野外治疗照片。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官兵之情——满足食欲的投降兵》，内容是在一排排中国俘虏中间，有两个日本兵拖着竹篓，向俘虏分发大米饭。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第四幅照片题为《正在和田山部队长谈话的敌教导总队参谋沈博士少校》，内容是一位日军军官正在同一位被俘的中国军官亲切地谈话。第五幅照片题为《南京城内的亲善景况》，内容是在一个货摊周围，许多中国居民正在和几个日本兵做游戏，中国居民的胳膊上都带有非常显眼的“太阳旗”袖章。
12月25日，《东京朝日新闻》以《南京在微笑——城内特写》为题，用了半个版面，第六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照片共四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林于12月23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摄于南京中山路，内容是一群中国孩子嬉笑着，围着两个日本兵在玩玩具坦克。照片的说明是：“和孩子们一起玩玩具坦克的日本兵（于南京中山路）”。第二幅照片摄于南京住宅区街道，内容是一群中国孩子在一辆炸坏的马车上嬉笑。照片的说明是：“战火一停，炸坏的马车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于南京住宅区街道）”。第三幅照片摄于南京难民区，内容是日军卫生班的医生正在为中国难民儿童看病。照片的说明是：“皇军卫生班积极治疗，加强日中亲善（于南京难民区）”。第四幅照片摄于南京宁海路，内容是南京宁海路上一块洒满阳光的草地上，50名孩子在美国约翰·马吉牧师的带领下，在风琴的伴奏下，正在唱基督教的赞美歌。照片的说明是：“沐浴和平之光，中国教堂的赞美歌（于南京宁海路）”。林还在四张照片的最后附加了一篇简短的文字报道，题为《士兵与孩子玩耍——南京街头的日中友好之情》，写道：“看到中国孩子在天真地玩耍，士兵们想起了在家乡等待着自己的孩子。‘记者，今晚给带封信吧。’他们恳求给家乡带封信。”
12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第七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这次专题照片的内容是在日军统治下的南京迎接1938年新年的情景，总题为《共祝新年——南京与日俱增的日中亲善》。照片共有四幅，仍然是该社特派记者林的摄影作品，仍然占了报纸的半个版面。第一幅照片的内容是一位中国修鞋匠主动热情地为日军修鞋，照片的说明是：“当兵的，过年啦，给你修修鞋吧”；第二幅照片的内容是一位领配给牛奶的中国母亲，满脸堆笑，照片的说明是：“喂，奶不够，给你牛奶——胡子队长的温情”；第三幅照片的内容是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关心中国伤兵治疗的情景，照片的说明是：“孩子，不治好沙眼，新年就不来啦——军队卫生班积极活动”；第四幅照片的内容是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在原外交部大楼的医院里为收容的中国伤兵、俘虏进行治疗与看护的情景，照片的说明是：“换上新纱布，好好过个年——军医部的活动”。
在专题照片的下面，还附了几行文字报道，其主要内容如下：
……难民区的早市开始，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孩子们一手举着太阳旗，一手使劲攥着糖葫芦，高兴地在雪地上玩耍。元旦来临，新的南京即将诞生。
似乎与这些照片相配合， 12月27日，上海日军特务机关创办的中文《新申报》刊登了一则“日军在南京设立三家临时医院救护中国伤病军人”的消息，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这些被日方救治的中国军人为表达感激之情，竟愿意为日本而战：
在南京，（日军）为受伤（中国）士兵设立了三所临时医院，即外交部、军政部和国立中央大学各一个。当中国军队撤出该城时，医院的医生全跑了，没有留下来继续照顾可怜的受伤或濒临死亡的中国士兵……目前日本医生在为这些中国士兵治疗，他们因此而很感激日本军队。一个中国士兵腿部中弹受伤，为他治疗的医生寿谷大夫问及他身体情况和是否有兴趣继续当兵时，他回答说，不，但是如果我必须继续当兵的话，我愿意为日本而战。云云。
这都是在说谎！日本的报道竟把屠城的日军美化成南京军民的救护天使，似乎日军对中国伤兵无微不至、悉心尽力的救护不仅是中国政府不能比拟，甚至也是西方侨民所不能比拟的。但事实真相如何呢？众所周知，日军进入南京的大屠杀首先就是从对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开始的，并一直以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为屠杀重点。而设在原外交部与军政部的红十字医院，本来是由西方侨民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南京沦陷前创办与主持的，他们向这些医院中的中国伤病军人提供医疗护理与食品。但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官兵侵入并控制了这些医院，赶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人员，随意地杀害中国伤残兵，强奸妇女。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牧师看到《新申报》的这则虚假报道后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日方当局）优待这些伤员是为了宣传而故意做出来的，这样可以抵消当时盛行的难以启齿的凶残。日本人送来一些米，不过大多数都是用我们手中的钱购买的。”马吉还以日军对中国伤病士兵的凶残事实揭穿了日军的伪善与凶暴：“后来我得知，一名中国士兵被刺死，原因是他的碗被打翻而发脾气。”只因为一名中国伤病士兵的碗被打翻，就发脾气刺死了他。这难道就是“日军在南京救护中国伤病军人”吗？
在《东京朝日新闻》连续多日集中以照片形式报道南京“祥和”景象时，其他各报也不约而同地刊登了大量照片，既有像《东京朝日新闻》那样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集中图片报道，更多的则是与文字报道配合，或作为文字报道的配图。
至于专门刊登新闻照片的日本各家画报社，如《世界画报》、《朝日画报》、《支那事变画报》等，则连续出版了多期的“日支大事变专刊”、“支那战线写真”等专刊，报道日军在华北、华中的战争场景，歌颂日军的杀人“勇士”，捏造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亲善”等，其中对日军占领南京则是报道重点中的重点。
《朝日画报》1938年1月19日发行的《支那战线写真》第30期以《南京陷落一周后》为题，刊登多张照片，报道日军占领南京一周后，已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南京街头一片繁荣昌盛，日军官兵帮助南京市民治病、与南京市民亲密无间的景象。
2月1日出版的东京《支那事变画报》，刊登了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照片《南京街头出现了卖东西给日本人的小商贩》等。3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刊登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照片《在南京汉中路露天商店云集的热闹景象》等。
4月1日，东京国际情报社发行的《世界画报》刊登题为《南京春景》的彩色照片，内容是一个日军士兵双手牵着两个中国小孩，行走在南京的一条春色烂漫的道路上，另有两个中国小孩在旁注视着他们。
西方侨民揭露日本记者的卑劣伎俩
对日本各报刊上刊登的这些“南京祥和景象的照片”，日本进步评论家草森绅一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检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开刊行，所以只是宣传照片而已。”
草森绅一说得对。战时日本当局对日本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拍摄的“南京战事”的新闻图片与电影新闻纪录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与控制。日本当局规定，对于日本随军记者在中国战场实地拍摄的各种照片，都要事先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日本各新闻单位总社必须每天将随军记者以航空寄回的每张照片加洗四张，送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情报局审批，其中三张分别由上述三个单位留底保存，还有一张退还各新闻单位总社，并在此张照片上盖有不同的印记表示审查处理意见：盖有“检阅济”印记的照片，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盖上“不许可”印记的照片，严禁在报刊上发表，甚至严禁泄露。每个新闻单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遭受“不许可”的厄运，难见天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新闻单位将每天退回的印有“不许可”印记的大量照片与文字说明收藏起来，每年都能装订一大本。因此，能够刊登到日本报刊上的照片，必然是符合日本侵华政策的，因而也必然是掩盖与粉饰南京大屠杀现状的刻意“制造”的“宣传照片”，与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现实相去甚远。
例如当时日本报纸上刊登的一张南京照片，其文字说明是：“日本人给中国小孩吃奶糖”。但仔细辨认一下，那照片中被装模作样的日军围住的两个中国小孩子紧张、恐惧的模样，是接受糖果时应该有的表现吗？可以说，这张照片中除了两个小孩惶恐的眼神，其他都是假的！这是日本随军记者“制造”的许多“宣传照片”中破绽较明显的一张。
再如1938年1月11日东京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刊登了多张日军攻占南京以及日军给南京人民带来“恩德”与“安详”生活的照片，如《获得我军分发的点心、香烟而欣喜高呼日军万岁的南京难民》、《为南京难民区患者进行治疗的日军医疗班》等。
然而就在同一天，当时正在南京“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美籍牧师乔治·费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曾经看到上海一家日文报纸的几篇文章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文章，它们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迅速开张，贸易恢复正常，日本人与我们合作，为可怜的难民提供食物，市区已经根除中国抢劫者，和平与秩序笼罩全城。”乔治·费奇接着指出：“如果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不是如此悲惨，我们会被这谎言逗得大笑。”
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以自己的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记述与揭露了日本随军记者、作家制造假新闻、凭空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卑劣伎俩。
1938年1月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教授在日记中记载了几名日本记者到难民所拍制、制造假新闻的事情：“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
1月9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在日记中记载了日本记者在难民营“制造”电影的情况，并用事实进行的强烈的对比反差，揭露与批判了日本记者制造假新闻的卑劣无耻：“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本当局在南京一面疯狂烧杀淫掠滥施淫威、一面又进行欺骗宣传的两面派伎俩：“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良心未泯的日本记者和作家的忏悔
就是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还有少数人很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他们更不满日本报刊的虚假报道与无耻捏造。但他们绝大多数人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却步了。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当局迅速制定、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新闻纸法第27条”、“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等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日中战事等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创办发行《出版警察报》，专门“指导”与监督日本的各新闻传媒机构与报道内容。这些法令、文件与机构，就好像撒下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日本的所有的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报纸杂志不敢、不能、不会刊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新闻，历时约20余天。他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本。但每日新闻社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本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以后重见天日，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愤慨地说：“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110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日本报刊自觉充当战争恶魔的
吹鼓手与粉饰工
12月2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以半页的篇幅，第四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总题为《恢复和平的南京，热烈欢迎皇军》，内容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17日在南京拍摄的四幅照片：第一幅照片题为《士兵买东西》，反映南京市民围观在货摊购物的日军士兵的情景；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进城后，在城外安心耕种的农民》，反映三名中国男女农民在南京城外的田头播种、施肥的情景；第三幅照片题为《得到皇军保护的一群难民》，反映二三百名中国居民返回南京城内安居的情景；第四幅照片题为《和蔼可亲的理发师》，反映一位胳膊上缠着“太阳旗”袖章的中国理发师，正在南京街头为日军士兵理发的情景。
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第五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五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题为《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内容是在一家医院里，日军的军医和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它不同于以前刊登的野外治疗照片。第二幅照片题为《皇军官兵之情——满足食欲的投降兵》，内容是在一排排中国俘虏中间，有两个日本兵拖着竹篓，向俘虏分发大米饭。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第四幅照片题为《正在和田山部队长谈话的敌教导总队参谋沈博士少校》，内容是一位日军军官正在同一位被俘的中国军官亲切地谈话。第五幅照片题为《南京城内的亲善景况》，内容是在一个货摊周围，许多中国居民正在和几个日本兵做游戏，中国居民的胳膊上都带有非常显眼的“太阳旗”袖章。
12月25日，《东京朝日新闻》以《南京在微笑——城内特写》为题，用了半个版面，第六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照片共四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林于12月23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摄于南京中山路，内容是一群中国孩子嬉笑着，围着两个日本兵在玩玩具坦克。照片的说明是：“和孩子们一起玩玩具坦克的日本兵（于南京中山路）”。第二幅照片摄于南京住宅区街道，内容是一群中国孩子在一辆炸坏的马车上嬉笑。照片的说明是：“战火一停，炸坏的马车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于南京住宅区街道）”。第三幅照片摄于南京难民区，内容是日军卫生班的医生正在为中国难民儿童看病。照片的说明是：“皇军卫生班积极治疗，加强日中亲善（于南京难民区）”。第四幅照片摄于南京宁海路，内容是南京宁海路上一块洒满阳光的草地上，50名孩子在美国约翰·马吉牧师的带领下，在风琴的伴奏下，正在唱基督教的赞美歌。照片的说明是：“沐浴和平之光，中国教堂的赞美歌（于南京宁海路）”。林还在四张照片的最后附加了一篇简短的文字报道，题为《士兵与孩子玩耍——南京街头的日中友好之情》，写道：“看到中国孩子在天真地玩耍，士兵们想起了在家乡等待着自己的孩子。‘记者，今晚给带封信吧。’他们恳求给家乡带封信。”
12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第七次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这次专题照片的内容是在日军统治下的南京迎接1938年新年的情景，总题为《共祝新年——南京与日俱增的日中亲善》。照片共有四幅，仍然是该社特派记者林的摄影作品，仍然占了报纸的半个版面。第一幅照片的内容是一位中国修鞋匠主动热情地为日军修鞋，照片的说明是：“当兵的，过年啦，给你修修鞋吧”；第二幅照片的内容是一位领配给牛奶的中国母亲，满脸堆笑，照片的说明是：“喂，奶不够，给你牛奶——胡子队长的温情”；第三幅照片的内容是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关心中国伤兵治疗的情景，照片的说明是：“孩子，不治好沙眼，新年就不来啦——军队卫生班积极活动”；第四幅照片的内容是带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在原外交部大楼的医院里为收容的中国伤兵、俘虏进行治疗与看护的情景，照片的说明是：“换上新纱布，好好过个年——军医部的活动”。
在专题照片的下面，还附了几行文字报道，其主要内容如下：
……难民区的早市开始，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孩子们一手举着太阳旗，一手使劲攥着糖葫芦，高兴地在雪地上玩耍。元旦来临，新的南京即将诞生。
似乎与这些照片相配合， 12月27日，上海日军特务机关创办的中文《新申报》刊登了一则“日军在南京设立三家临时医院救护中国伤病军人”的消息，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这些被日方救治的中国军人为表达感激之情，竟愿意为日本而战：
在南京，（日军）为受伤（中国）士兵设立了三所临时医院，即外交部、军政部和国立中央大学各一个。当中国军队撤出该城时，医院的医生全跑了，没有留下来继续照顾可怜的受伤或濒临死亡的中国士兵……目前日本医生在为这些中国士兵治疗，他们因此而很感激日本军队。一个中国士兵腿部中弹受伤，为他治疗的医生寿谷大夫问及他身体情况和是否有兴趣继续当兵时，他回答说，不，但是如果我必须继续当兵的话，我愿意为日本而战。云云。
这都是在说谎！日本的报道竟把屠城的日军美化成南京军民的救护天使，似乎日军对中国伤兵无微不至、悉心尽力的救护不仅是中国政府不能比拟，甚至也是西方侨民所不能比拟的。但事实真相如何呢？众所周知，日军进入南京的大屠杀首先就是从对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开始的，并一直以中国的战俘与伤残兵为屠杀重点。而设在原外交部与军政部的红十字医院，本来是由西方侨民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南京沦陷前创办与主持的，他们向这些医院中的中国伤病军人提供医疗护理与食品。但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军官兵侵入并控制了这些医院，赶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人员，随意地杀害中国伤残兵，强奸妇女。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牧师看到《新申报》的这则虚假报道后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日方当局）优待这些伤员是为了宣传而故意做出来的，这样可以抵消当时盛行的难以启齿的凶残。日本人送来一些米，不过大多数都是用我们手中的钱购买的。”马吉还以日军对中国伤病士兵的凶残事实揭穿了日军的伪善与凶暴：“后来我得知，一名中国士兵被刺死，原因是他的碗被打翻而发脾气。”只因为一名中国伤病士兵的碗被打翻，就发脾气刺死了他。这难道就是“日军在南京救护中国伤病军人”吗？
在《东京朝日新闻》连续多日集中以照片形式报道南京“祥和”景象时，其他各报也不约而同地刊登了大量照片，既有像《东京朝日新闻》那样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集中图片报道，更多的则是与文字报道配合，或作为文字报道的配图。
至于专门刊登新闻照片的日本各家画报社，如《世界画报》、《朝日画报》、《支那事变画报》等，则连续出版了多期的“日支大事变专刊”、“支那战线写真”等专刊，报道日军在华北、华中的战争场景，歌颂日军的杀人“勇士”，捏造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亲善”等，其中对日军占领南京则是报道重点中的重点。
《朝日画报》1938年1月19日发行的《支那战线写真》第30期以《南京陷落一周后》为题，刊登多张照片，报道日军占领南京一周后，已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南京街头一片繁荣昌盛，日军官兵帮助南京市民治病、与南京市民亲密无间的景象。
2月1日出版的东京《支那事变画报》，刊登了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照片《南京街头出现了卖东西给日本人的小商贩》等。3月21日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刊登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的照片《在南京汉中路露天商店云集的热闹景象》等。
4月1日，东京国际情报社发行的《世界画报》刊登题为《南京春景》的彩色照片，内容是一个日军士兵双手牵着两个中国小孩，行走在南京的一条春色烂漫的道路上，另有两个中国小孩在旁注视着他们。
西方侨民揭露日本记者的卑劣伎俩
对日本各报刊上刊登的这些“南京祥和景象的照片”，日本进步评论家草森绅一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过检定的照片才能得以公开刊行，所以只是宣传照片而已。”
草森绅一说得对。战时日本当局对日本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拍摄的“南京战事”的新闻图片与电影新闻纪录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与控制。日本当局规定，对于日本随军记者在中国战场实地拍摄的各种照片，都要事先进行严格的新闻审查。日本各新闻单位总社必须每天将随军记者以航空寄回的每张照片加洗四张，送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情报局审批，其中三张分别由上述三个单位留底保存，还有一张退还各新闻单位总社，并在此张照片上盖有不同的印记表示审查处理意见：盖有“检阅济”印记的照片，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盖上“不许可”印记的照片，严禁在报刊上发表，甚至严禁泄露。每个新闻单位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闻摄影图片遭受“不许可”的厄运，难见天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新闻单位将每天退回的印有“不许可”印记的大量照片与文字说明收藏起来，每年都能装订一大本。因此，能够刊登到日本报刊上的照片，必然是符合日本侵华政策的，因而也必然是掩盖与粉饰南京大屠杀现状的刻意“制造”的“宣传照片”，与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现实相去甚远。
例如当时日本报纸上刊登的一张南京照片，其文字说明是：“日本人给中国小孩吃奶糖”。但仔细辨认一下，那照片中被装模作样的日军围住的两个中国小孩子紧张、恐惧的模样，是接受糖果时应该有的表现吗？可以说，这张照片中除了两个小孩惶恐的眼神，其他都是假的！这是日本随军记者“制造”的许多“宣传照片”中破绽较明显的一张。
再如1938年1月11日东京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刊登了多张日军攻占南京以及日军给南京人民带来“恩德”与“安详”生活的照片，如《获得我军分发的点心、香烟而欣喜高呼日军万岁的南京难民》、《为南京难民区患者进行治疗的日军医疗班》等。
然而就在同一天，当时正在南京“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的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美籍牧师乔治·费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曾经看到上海一家日文报纸的几篇文章和《东京日日新闻》的两篇文章，它们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迅速开张，贸易恢复正常，日本人与我们合作，为可怜的难民提供食物，市区已经根除中国抢劫者，和平与秩序笼罩全城。”乔治·费奇接着指出：“如果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不是如此悲惨，我们会被这谎言逗得大笑。”
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以自己的亲眼所见与亲身经历，记述与揭露了日本随军记者、作家制造假新闻、凭空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卑劣伎俩。
1938年1月6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教授在日记中记载了几名日本记者到难民所拍制、制造假新闻的事情：“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
1月9日，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行政主管麦卡伦在日记中记载了日本记者在难民营“制造”电影的情况，并用事实进行的强烈的对比反差，揭露与批判了日本记者制造假新闻的卑劣无耻：“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向中国难民）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电影带回去。”
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本当局在南京一面疯狂烧杀淫掠滥施淫威、一面又进行欺骗宣传的两面派伎俩：“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良心未泯的日本记者和作家的忏悔
就是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还有少数人很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他们更不满日本报刊的虚假报道与无耻捏造。但他们绝大多数人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望而却步了。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当局迅速制定、发出了《处理有关时局报告的文件》、“新闻纸法第27条”、“陆军省令第24号”及《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等一系列法令文件，对日本新闻传媒报道日中战事等作了种种十分严厉而又具体的规定；日本内务省警察保安局创办发行《出版警察报》，专门“指导”与监督日本的各新闻传媒机构与报道内容。这些法令、文件与机构，就好像撒下了一个巨大而严密的文网，将日本的所有的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摄影师、评论家等统统笼罩其中，使他们不敢、不能、不会写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更使日本所有的报纸杂志不敢、不能、不会刊出任何有违日本政策的报道与文章。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新闻，历时约20余天。他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本。但每日新闻社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本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以后重见天日，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洞富雄愤慨地说：“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110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