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闻出版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把握导向、坚守阵地、传播科学文化、传承文明成果、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历史重任。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快速普及，传统出版也进入数字化转型期。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的出版形势下，更新思想、转变观念是新闻出版实现繁荣发展的迫切要求；数字出版时代，传媒教育事业也迎来了理念的革新和模式的发展。近期，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方教授长期以来从事出版教育事业，在新闻出版领域建树颇丰，本期让我们走近方教授，认真聆听一位出版教育家对当前出版业发展的真知灼见，以及他独特的教育理念。
　　方卿：男，1965年生，汉族，湖北蕲春人。现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1987年、1990年和2001年分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主任，武汉大学中国教育出版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媒介研究中心、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委员、新闻出版总署重大项目咨询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学科组评审专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编辑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编辑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信息学会理事长，《出版科学》主编、《图书情报工作》副主编，世界出版联合会会刊LOGOS、《中国编辑》《现代出版》《出版营销》、《图书与资讯学刊》（台湾）、《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台湾）等期刊编委。曾入选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研究方向为出版营销管理、数字出版和科学信息交流。主讲“出版营销管理”、“出版市场研究”、“出版营销研究专题”等课程。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含重大、重点、一般和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等各级各类项目3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出版著作20余部（含参编）。获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教育部科技进步奖等5项。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方院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我们知道，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前身是创建于1920年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发展到如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学院在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请方院长介绍一下贵学院的学科发展及学科体系建设为社会做出了哪些服务？
　　方卿：您好，很高兴贵刊的采访！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的基础。只有一流的学科，才能产出一流的科技成果、培育一流的人才、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近百年来，我院始终将学科建设放在学院各项工作的首位，以学科建设统领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的这一办学理念是取得了实效的，获得了同行的认可。我院“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2005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在教育部先后组织的三轮学科评估中均获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绩。
　　一流的学科，应该而且有条件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近百年来，学院始终秉承“文华图专”时期形成的“智慧与服务”的办学理念，利用我们的学科优势在科学研究、资政育人等方面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
　　在科学研究方面，近十年来学院共计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600多项，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和基地重大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等30余项目，产出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学院师生发表的高水平国际学术论文数量以及被引数占全校文科院系的20%以上。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多项（含一等奖2项）、教育部科技进步奖3项（含一等奖1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琪玉教授曾因在编制《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工作中做出的特殊贡献，于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在资政服务方面，学院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应用性研究，先后为各级政府提供大量咨询报告，有效服务于各级管理部门的管理决策。例如，陈传夫教授的应用性研究报告就曾被编入《成果要报》报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在育人方面，学院以培养“信息管理领导者”为目标，不断强化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2014年，马费成教授等完成的教学成果荣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近百年来先后向社会输送各级专门人才数万名，其中不少优秀学员成为相关行业的业务骨干或重要岗位的领导者，为我国信息管理事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据了解，研究（武汉）基地是贵学院的一个重要研究机构，也是国家在全国设立的3个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基地之一，请问方院长，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是什么？全国只设立了三所研究机构，贵院是以怎样的优势得到国家认可并设立基地的？
　　方卿：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研究型信息管理学院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为推进研究型学院建设，我们十分重视科研机构的建设。目前，学院有2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或者是与相关部委合作经其认定或审批的，或者是与相关企业合作共同设置的。其中，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2年，在全国各学科98个重点研究基地评估中，该基地排名第一。
　　您所提到的国家信息资源研究（武汉）基地，是学院与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和国家信息化工作推进办公室合作设立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相关部委的支持，凭借的还是我们的学科优势以及我们对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长期关注。该基地主要依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信息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重点研究国家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制度、政策与相关技术问题。基地成立以来，得到了国家工信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预期成效，且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 　　记者：受数字出版影响，网络上流传一种信息：纸质出版物会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被淘汰。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方卿：应该说，纸质出版物会不会被淘汰是一个老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图书情报学家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的兰开斯特教授在《通向无纸情报系统》中就曾预言纸张的消亡，后经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奈斯比特等的渲染，纸质图书的消亡曾经甚嚣尘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子书（含智能手机、平板）的兴起，大众阅读的转向，经过媒体工作者凯文﹒凯利、尼葛洛庞帝，IT精英比尔盖茨等的推波助澜，纸质图书的消亡又成了网络上的高频词。
　　无论是作为一个出版教育工作者，还是作为伴随纸质图书成长起来的“60后”，从情感上讲，我当然不希望看到纸质图书消亡的后果。但是，技术的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数字出版物，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发展，业已表现出了传统纸质出版物所无可比拟的诸多优势。伴随着网络兴起而成长起来的所谓网络原住民，对传统纸质出版物具有与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情感。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数字出版物必将成为未来公众阅读的主要出版物形态，纸质出版物走向衰落也同样不可避免。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纸质出版物只会作为一种次要的阅读载体而存在。
　　记者：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品牌的电子书及数字出版物，很多人愿意捧起Ipad、kindle，也不愿意去买纸质书刊。您可否谈谈，目前的阅读市场中，传统纸质读物与电子读物的市场比重大概是什么情况？纸质出版物应怎样定位才能避免被市场淘汰？
　　方卿：关于传统纸质读物与电子读物的市场比重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首先从这两类读物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看。如果以出版品种数量衡量，全球每年出版纸质图书大致在200～300万种之间，但数字出版物则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我们从一些个案中应该可以了解到一个大概。例如，盛大文学就拥有文学作品600多万部，且每年新增数十万部。我国其它几大网络文学网站年出版网络文学作品数量均相当可观。美国亚马逊的Kindle直接出版平台目前年出版作品上百万部。2010年全美出版的传统书籍31.6万部，而非传统书籍高达280万部。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目前数字出版物的出版品种数量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纸质出版物的出版数量；然后，再从读者阅读消费的时长看。大量的数据显示，网络原住民的业余时间主要是花在网络上，其阅读载体也毫不例外地是以数字出版物为主；而中年以上读者的阅读时间分配则大致相反，他们主要还是以阅读传统纸质出版物为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结构只是暂时的，不可持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社会上终究只剩下网络原住民。到了那一天，人们的阅读时间分配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两者的市场比重也就不言自明了。
　　按照以上逻辑，您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纸质出版物要避免被市场淘汰，恐怕就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了。当然，我们同样相信，纸质出版物并不会立即被市场淘汰，必然还有一个较长的存续期。因此，纸质读物如何唱好“夕阳红”仍然值得引起重视。正如您所指出的，科学的“定位”对于纸质出版物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认为，纸质出版物的定位特别需要关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功能的差异化，重点开发纸质读物的收藏、礼品等功能；二是关注中老年读者的阅读诉求，提升既有消费群体的忠诚度。如果在功能和市场定位方面能够做得更好的话，纸质出版物仍然存在一定的生存空间。
　　记者：当今中国电子商务开展得如火如荼，贵学院也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教学重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贵院是如何开展教学的？有人说电子商务就是简单的传统行业加互联网，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方卿：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高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近20年来，不少高校纷纷开设电子商务专业。我们学院在2001年也正式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从全国范围来看，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的学院大致可以分为3类，即商学院、计算机学院和信息管理学院。应该说，这3类学院各有各的背景学科优势，其中，商学院的商务管理优势明显，计算机学院的技术优势突出，信息管理学院则在技术与管理的结合上特色鲜明。我们学院的电子商务专业，其课程体系与兄弟高校基本相近，并无二致。但是，我们更重视发挥学院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面的学科优势，强化学生在推荐系统、商务数据、用户行为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些探索是成功的。相关专业排行榜显示，我院电子商务专业在全国260多个学科点中，排名处于前5%的位置。当然，信息管理学院怎样办好电子商务专业，对于我们仍然是一个挑战，还需要不断地探索。
　　把电子商务专业简单地理解为“传统行业加互联网”，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应该说，电子商务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服务形态，它与传统商业服务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技术手段（即互联网）上，而是体现在其服务的全流程中。技术手段虽然是区隔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业的重要标准，但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子商务却有着与传统商业完全不同的产业逻辑和运作范式。因此，我们认为，加强对电子商务这样一种全新商业服务形态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实践，应成为电子商务业界和学界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记者：您在出版物市场营销和科学信息交流领域学术造诣颇深。《今传媒》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社科类学术期刊，一直致力于传媒学术研究和传播。请您立足您的学术研究及实践，谈谈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发行？
　　方卿：学术期刊大致有350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它一直是科学交流的基本载体，对于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学术交流的渠道和形式逐步多元化，学术期刊的功能陆续开始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事实上，本人就是较早的质疑者之一。这种质疑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忽视学术期刊重要性的借口。相反，在当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和重视学术期刊，更应该加倍努力地做好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做好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是一个系统工作，需要科研机构、学术界、出版界多方共同努力，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这里，我主要就“专业化”和“新技术”两个关键词来简要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
　　专业化是发达国家学术期刊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期刊的编辑队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出版人，期刊的审稿专家是精心遴选的小同行，期刊的经营者是全球化的专业出版集团。所谓专业人做专业事，正是对发达国家学术期刊经营最准确的描述。新技术则是发达国家学术期刊发展长盛不衰的又一制胜法宝。在当今数字技术环境下，数据库出版、开放存取出版、语义出版、复合出版、增强型学术出版、富媒体出版等纷纷被应用于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中，极大地提升了新技术环境下学术期刊出版的环境适应性。我们相信，用好这两个关键词对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样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