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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清，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并留校任教；1980年获北外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硕士学位；1986年获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副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顾问，兼任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外语专业委员会顾问；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发表70余篇有关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论文，曾主持《中国高校英语教学情况调查》、《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等项目，负责《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英语等级考试大纲》和《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的制定，多次获得教育部和北京市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本篇访谈以英语学习、教学及科研三个贯穿刘润清教授英语教育人生的关键词为切入点，既呈现老人学习英语、教授英语和研究英语的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英语教育走过的发展历程，尝试探寻新时期中国英语教育科学发展的方向。
记者：您在农村出生，中学学的是俄语，但大学读的却是英语专业；在工作多年后又先后在国内外攻读学位，逐渐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英语教育专家。您的外语学习之路可谓十分漫长，请谈谈您个人学习外语的经历和体会。
刘润清：著名的英语教育专家不敢当，不过我对英语学习有点自己的体会。我原来学俄语，1960年进北外后转到英语系。简单的说，我的英语学习体会就是Learning English in Context（在语境中学习英语）。在语境中学习英语的关键就是学习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只学习语言的形式。很多人现在都不太关注意义，但其实只有语境才是完整的，只学形式永远体会不到一句话在语境中的优美和力量。比如，我们学习小说或剧本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非常简单，但我们对这句话的力量和美却体会很深，而现在的学生天天做那么多的选择题，很难体会到语境中的语言力量和语言美。
我有幸在改革开放第一年赶上了许国璋先生招收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给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当时学习的劲头很足。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曾打算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但因为没有钱，只好读了个副博士学位。出国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出国的时候年龄是班里最大的，已经45岁了，在国内我的学生都是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从这点上来说，我特别反对现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比如初中、高中或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出去留学。当时我在班里成绩是第一，同学们都问：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我在出国前就把能读到的英文专业书籍都读过了，而且还给硕士生教了一年语言学。在英国我只读最新的书，一年半时间所读的书等于别人多年读的书。现在很多学生出国并没有做好准备，要选择什么方向学什么都不知道，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可连国外的新书都来不及读，真是浪费啊！出国学习，不是越早越好；而是准备得越充分越好。
记者：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英语教育大国。据统计，中国目前学习英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一方面，学生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直到大学、甚至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仍然在学习；另一方面，各种外语培训机构也推波助澜。有人认为这种“全民英语主义”有点过了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润清：我和其他学校一些学者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都认为：小学开设英语课的事情，第一，这个事情是没有经过论证的，可能带有很大的个人意志成份；第二，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师资，尤其是在农村，很多老师中途改行教英语，他们学的不是英语专业，到外面进修一个月英语，回来后就变成英语老师了。他们现在已经教了不少学生，不达标的英语师资把孩子们的英语给教糟蹋了，以后要改正都很难。
全民学英语，不是说现在过了头，在十年之前我就说过英语太热了，中国人学英语已经过了头。这尤其表现在大学里的教学都受到四、六级考试的影响，教育质量急剧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学毕业和四、六级挂钩，学生在大学里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去学英语，拿到四、六级证书才能毕业，否则就不能毕业。在清华的一些老教授告诉我，他们学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入校时很多都是各个省的高考状元。美国一流大学在这些学生大三的时候都来挖人，对这些学生说，你们毕业了可以来我们这里继续学习，我们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但自从大学开展四、六级考试以来，美国的好大学不重视跟踪我们这些人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学生都花时间去过四、六级了，没有花多少时间学习专业知识。北京、上海、广州都有这样的学生，本来是各个专业领域很优秀的学生，但申请留学时，很多都去不了国外一流大学。美国学校给我们的学生奖学金，看重的是学生的专业水平。现在，学生把专业放在次要位置，把英语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本末倒置。硕士生招生也用外语当杀手锏，不论专业成绩多么好，英语差两分，就把人才给挡在外面了。
这么多人花这么多时间学英语，结果却是现在我们没有培养出翻译家，没有培养出口译家，而我们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缺乏国学的底子。当年我们学习的时候，朱生豪能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中文，但现在让那些学英语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翻一翻，他们能翻出多少来呢？他们的水平跟许国璋、王佐良等老先生教我们的时候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我们在课堂上讲经典，现在很多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都听不懂，需要解释半天。真是让人心急啊！
记者：我国启动外语教学课程改革已有好几年，当前我国外语教学中却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如新名词新提法特别多、学生倒灌、只乐不教、表扬过头、重游戏和表演、教学多媒体化、学习快餐化，等等。结合当前外语教育研究的现状，您如何看待外语教学中的这些现象？
刘润清：客观地讲，目前教师的总体素质和学生的英语水平与十年前相比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教师懂得不少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也很新潮，而且英语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学生的的知识面比以前要宽，有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表现十分活跃，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和自我表现的欲望，也有不少的信息和知识，乐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我国在多年进行英语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在纠正了以往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同时，往往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英语课堂上也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比如，克服了原来的“教师满堂灌”，现在很容易形成“学生倒灌”的问题；克服了原来的教师过分的批评指责学生，现在很容易出现“学生一切都好”（没有批评）的现象；克服了原来的知识性强，趣味性不够的问题，现在很容易把课堂变成“游戏课”和“表演课”；说是要“寓教于乐”，这又很容易成为“只乐无教”。听完十几节课后，让人反思的是：这是严肃的课堂，还是“运动场”和“娱乐场”？学生到底听到了几句正确的英语？40分钟左右的课堂，有多少是有效的教学时间？一堂课下来学生到底有多少收获？让孩子进入这样的课堂，我们会安心吗？
说到急功近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夸张。我听了中学、高职高专很多课，很多课简直就是闹剧，活动太多了，课文已经被处理掉了，而要学习的语言我却没有听到。比如，我听过一节课，让学生上讲台去辩论，题目是“学生给家长擦车到底该要钱，还是不要钱？”我听后的感觉是：第一，这完全超出了学生的能力，没有几个学生用到了书上教的句子，他们说的语言基本上都是自己造的，而且80%的英语都是错的。辩论的过程是这样的：两名学生都上讲台来，一走上来，大家鼓掌，学生介绍自己，然后放PPT，然后大家又鼓掌，就回去了，前后持续五六分钟，这都是在浪费时间啊。学生有三分钟说英语，其他两三分钟时间都是看PPT,这么差的英文，老师还说“Very good，very good，sit down please.”这是在干什么，我要是家长，我真要去告老师！这里有几句是英文？这是什么英文？都是在害学生啊！我是学语言理论的，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输入，输入的质量是保证学生英语优质学习的基础，这包括课本的语言输入质量要好，老师说出来的英文要好。在这堂课上，学生能说出的正确英语基本没有，倒是查了车型，ppt做得很花哨，但有啥用，里面没有英文啊。很多做游戏、表演真是学习快餐，那么多的学习错误都没有人管，看了真让人难受。我承认，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知识面比以前更广了，思想观念新潮，计算机技术也熟练，但是英语水平不令人满意：语法、语音错误太多，不会使用，只善于做填空、选择题。他们的论文看上去有板有眼，但内容较空洞，不够深刻。
记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部分省市出于提高学生外语水平的目的，在部分有条件的中小学开展了双语教学实验，即在数学、物理、音乐等部分非语言学科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授课；教育部也基于提高高校教育质量的目的，从2001年开始提倡部分学科试行双语教学。有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双语教学有违法违宪之嫌，危害国家安全。您是如何看待英汉双语教学的？
刘润清：这里的双语教学实际上是指Content-based teaching（基于内容的教学）。我认为大学绝对可以开展双语教学，有条件的中小学也可以开展双语教学。比如，我用英语教过保险，培训对象是各省保险公司的初级干部。备课的时候，我看了保险的书，然后就用英文讲，他们学了以后，觉得内容相当简单，既学了保险又学了英文，效果非常好。其中的理念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学自己的语言一样，我们不能光为了学语言而学语言，而应该自然而然地在学习内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掌握语言。举例来说，policy在保险里面的意思不是“政策”，而是“保单”，这就叫content-based。中小学开展双语教学取决于师资和学生的情况。例如，北京有几所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上海也有一些。为什么现在不再反对双语教学呢？这其实也是现在外语教学改革的一个趋势：从语法教学转向基于内容的教学。用内容代替语法，如以前教会学校里的几何、代数、化学等课程都是外教用外语教，这就叫交际，用内容来交际，没有内容就算不上交际，而只能称纯粹的操练。所以，我们的课堂里就经常出现这样的反复操练，How old are you？甚至是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Are you a girl or a boy）？你又不是傻子，对着你，你问人家是男孩还是女孩？现在的英语为什么学生不愿意学，都是应试把兴趣给磨掉了：天天做选择题，里头没有内容，做得都恶心，100道题都是100个简单的句子，内容都是填的形式，对不对，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用的。但你用英语来跟我讲物理、数学、历史、文学什么的，学生当然就有兴趣了。这就是把思想融合到课文里，学生可以从中学到知识，读到人生哲理，学到文化、思维方法等，学习外语的同时也满足了智力上的要求。当然，条件是要有合格的教师，没有条件的不要硬干，先培养出老师来。
记者：在学校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外语老师课上得好，但科研不一定做得好；而有的外语老师文章写得特别好，但上课不一定比别的老师好。于是，人们就出现了困惑：外语教师，特别是中小学外语教师到底要不要做研究？如果倡导老师做研究，该如何进行？
刘润清：是的，有的老师特别善于搞科研，有的则擅长教学，这是由个人的特点决定的。有的老师研究可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做报告，可能第一次有50个人去听，有30个人睡着了，甚至全部睡着了。讲课也是，有的老师上课上得特别好，每一次学生都给他评90多分（这样的老师是非常少的），但在科研上却年年完不成任务。他们就是写不出东西，但擅长教学，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还关心学生的思想感情，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爱戴，这样的老师绝对是好老师。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评价老师的时候都画同样一条线，对很多老师是不公平的。现在学校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将老师分为科研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教学型老师，特别是中小学英语老师可以读一些英语教学的理论文献，不用勉强写心得体会，不要勉强搞科研，勉强搞是搞不成的。基本的原则是让他们学了有用，学以致用，对自己的教学实践有帮助，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对于大学教师、硕士生、博士生的科研，要求都应合理，否则就会“逼”出问题，如抄袭、出版垃圾论文等。
记者：教师是外语教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中小学英语（外语）学科教师专业标准，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专业素养。您认为一名优秀的外语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刘润清：研制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标准要有前瞻性，要看十年以后的发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依据标准来培训和培养教师，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师资培训、专业发展。教师可以一批一批地去培训，每年规定一定数额的学习指标。只有提高了老师的质量，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还有，标准应该是教师培训的标准，而不是教师下岗的标准，否则80%的老师可能都要下岗了。中学老师继续进修的机会少得可怜，他们急需培训，需要去接受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教学理念，去扩展视野。有关部门应有计划地加大培养中、西部地区老师的力度。
记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外语教育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您如何看待当前外语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刘润清：外语教育和学习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体趋势是英语的学习从形式转向功能；从研究语言系统的功能转向语用；从研究教学法到研究人，研究人就是研究老师，也有研究学习方法的、教学方法的。我们以前主要研究客观世界，现在研究则关注主观世界，研究人的世界。语言学界有必要加强与心理学、生理学、神经学等学科的联系，加强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物语言学、认知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外语教育研究越来越带有跨学科性质。
记者：不少国人心中一直有一种“诺贝尔情结”。最近，杨振宁先生大胆预测中国人将在20年之内获得诺贝尔奖，这又再一次引发了国人对中国人到底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讨论。有人认为，现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基本上被英语等西方语言把持着，中国人要想得奖首先得过外语这一关；但也有人举日本人获诺贝尔奖的例子，说如果有好的翻译，中国人不学外语同样能获奖。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单从语言这个角度考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此外，有人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现状，认为搞好英语教学与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有冲突。您怎么看待我国加强英语（外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推广之间的关系？您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刘润清：我们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这与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够鼓励人们去创新有关，现在什么都是规定性的东西，规定大学怎么办、教授怎么评、博士怎么培养、研究生不发表多少文章就毕不了业，等等。这种体制也容易导致现在干什么都是抄袭。最近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导师抄，学生抄，发表的东西不少是学术垃圾。各种样的外语考试快要把学生窒息了。大学缺少了那份宁静，少了那股文气，少了让思想自由释放的鼓励，少了几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雅量。有一个中美两国学生画杯子的例子。美术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放了一个杯子，要求50个学生画一个杯子。结果，50个中国学生画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杯子，而50个美国学生画出来的是50个形态各异、富有丰富想像力的杯子。这是我们的教育不鼓励创新造成的。其实，不是中国人没有能耐，中国人非常聪明。我们要做的是去放飞人们创新的翅膀。
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英语教育不要搞那么多，反倒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汉语。现在的人计算机水平很高，但汉语却差了，老祖宗的事、古代那么多的智慧都不知道。因此，国学必须是要学的，人们腾出一点时间来学点这个没什么不好。我现在也让英语专业的学生用汉语写论文，但有人写出来的东西真糟糕。我说：你们在写什么？你们知道汉语的句号是个圈吗？省略号英语是三个，汉语就是六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到了该转变观念的时候了，不能认为上大学是唯一出路。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其需求数量远远超过研究人员。现在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很有必要。中国人现在都鼓励孩子上大学，上好大学，而不愿让孩子读中专，以致于现在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又回到中专去学一门实用技术。温总理去年去了一个高职，办得非常好的一所学校。那所学校培养的人很多公司抢都抢不到。学校很多机器都是公司送的，没有花一分钱，为的是方便学校实践，公司觉得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能上岗，符合它们的需求。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孔子学院。我们既需要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介绍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形象传播出去。孔子学院现在最缺的是管理人才；其次是老师，也就是既懂得外交又能开展跨文化交际和教学的老师；再就是教材，如何编写符合国外需求的汉语教材、汉语如何考核与评估等都是我们亟需考虑的问题。我听说汉办曾请了一批国内知名的汉语专家编写一本面向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但是这些汉语专家对国外的东西并不了解，编出来的东西还是五十年前的经验，课本中还出现“你多大了？”“你爸喜欢男孩还是女孩？”之类的对话。这怎么跟国际接轨？有一个说法是，不关注国外文化的人，就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有多么优秀。为什么季羡林是一个国际文化大师？因为他是在中外文化碰撞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要想把中国介绍出去，要了解自己，更要了解别人。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懂外语、懂东西方文化、懂国际交流的人才，好好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个文明古国、经济大国的形象。
责任编辑 邓明茜
本篇访谈以英语学习、教学及科研三个贯穿刘润清教授英语教育人生的关键词为切入点，既呈现老人学习英语、教授英语和研究英语的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英语教育走过的发展历程，尝试探寻新时期中国英语教育科学发展的方向。
记者：您在农村出生，中学学的是俄语，但大学读的却是英语专业；在工作多年后又先后在国内外攻读学位，逐渐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英语教育专家。您的外语学习之路可谓十分漫长，请谈谈您个人学习外语的经历和体会。
刘润清：著名的英语教育专家不敢当，不过我对英语学习有点自己的体会。我原来学俄语，1960年进北外后转到英语系。简单的说，我的英语学习体会就是Learning English in Context（在语境中学习英语）。在语境中学习英语的关键就是学习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只学习语言的形式。很多人现在都不太关注意义，但其实只有语境才是完整的，只学形式永远体会不到一句话在语境中的优美和力量。比如，我们学习小说或剧本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非常简单，但我们对这句话的力量和美却体会很深，而现在的学生天天做那么多的选择题，很难体会到语境中的语言力量和语言美。
我有幸在改革开放第一年赶上了许国璋先生招收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给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当时学习的劲头很足。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我曾打算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但因为没有钱，只好读了个副博士学位。出国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出国的时候年龄是班里最大的，已经45岁了，在国内我的学生都是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从这点上来说，我特别反对现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比如初中、高中或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出去留学。当时我在班里成绩是第一，同学们都问：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其实，我在出国前就把能读到的英文专业书籍都读过了，而且还给硕士生教了一年语言学。在英国我只读最新的书，一年半时间所读的书等于别人多年读的书。现在很多学生出国并没有做好准备，要选择什么方向学什么都不知道，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可连国外的新书都来不及读，真是浪费啊！出国学习，不是越早越好；而是准备得越充分越好。
记者：中国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英语教育大国。据统计，中国目前学习英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一方面，学生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学习英语，直到大学、甚至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仍然在学习；另一方面，各种外语培训机构也推波助澜。有人认为这种“全民英语主义”有点过了头。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润清：我和其他学校一些学者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都认为：小学开设英语课的事情，第一，这个事情是没有经过论证的，可能带有很大的个人意志成份；第二，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师资，尤其是在农村，很多老师中途改行教英语，他们学的不是英语专业，到外面进修一个月英语，回来后就变成英语老师了。他们现在已经教了不少学生，不达标的英语师资把孩子们的英语给教糟蹋了，以后要改正都很难。
全民学英语，不是说现在过了头，在十年之前我就说过英语太热了，中国人学英语已经过了头。这尤其表现在大学里的教学都受到四、六级考试的影响，教育质量急剧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学毕业和四、六级挂钩，学生在大学里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去学英语，拿到四、六级证书才能毕业，否则就不能毕业。在清华的一些老教授告诉我，他们学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入校时很多都是各个省的高考状元。美国一流大学在这些学生大三的时候都来挖人，对这些学生说，你们毕业了可以来我们这里继续学习，我们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但自从大学开展四、六级考试以来，美国的好大学不重视跟踪我们这些人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学生都花时间去过四、六级了，没有花多少时间学习专业知识。北京、上海、广州都有这样的学生，本来是各个专业领域很优秀的学生，但申请留学时，很多都去不了国外一流大学。美国学校给我们的学生奖学金，看重的是学生的专业水平。现在，学生把专业放在次要位置，把英语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本末倒置。硕士生招生也用外语当杀手锏，不论专业成绩多么好，英语差两分，就把人才给挡在外面了。
这么多人花这么多时间学英语，结果却是现在我们没有培养出翻译家，没有培养出口译家，而我们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缺乏国学的底子。当年我们学习的时候，朱生豪能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中文，但现在让那些学英语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翻一翻，他们能翻出多少来呢？他们的水平跟许国璋、王佐良等老先生教我们的时候相比真是差得太远了。我们在课堂上讲经典，现在很多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都听不懂，需要解释半天。真是让人心急啊！
记者：我国启动外语教学课程改革已有好几年，当前我国外语教学中却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如新名词新提法特别多、学生倒灌、只乐不教、表扬过头、重游戏和表演、教学多媒体化、学习快餐化，等等。结合当前外语教育研究的现状，您如何看待外语教学中的这些现象？
刘润清：客观地讲，目前教师的总体素质和学生的英语水平与十年前相比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教师懂得不少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也很新潮，而且英语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学生的的知识面比以前要宽，有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表现十分活跃，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和自我表现的欲望，也有不少的信息和知识，乐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我国在多年进行英语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在纠正了以往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同时，往往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英语课堂上也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比如，克服了原来的“教师满堂灌”，现在很容易形成“学生倒灌”的问题；克服了原来的教师过分的批评指责学生，现在很容易出现“学生一切都好”（没有批评）的现象；克服了原来的知识性强，趣味性不够的问题，现在很容易把课堂变成“游戏课”和“表演课”；说是要“寓教于乐”，这又很容易成为“只乐无教”。听完十几节课后，让人反思的是：这是严肃的课堂，还是“运动场”和“娱乐场”？学生到底听到了几句正确的英语？40分钟左右的课堂，有多少是有效的教学时间？一堂课下来学生到底有多少收获？让孩子进入这样的课堂，我们会安心吗？
说到急功近利，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夸张。我听了中学、高职高专很多课，很多课简直就是闹剧，活动太多了，课文已经被处理掉了，而要学习的语言我却没有听到。比如，我听过一节课，让学生上讲台去辩论，题目是“学生给家长擦车到底该要钱，还是不要钱？”我听后的感觉是：第一，这完全超出了学生的能力，没有几个学生用到了书上教的句子，他们说的语言基本上都是自己造的，而且80%的英语都是错的。辩论的过程是这样的：两名学生都上讲台来，一走上来，大家鼓掌，学生介绍自己，然后放PPT，然后大家又鼓掌，就回去了，前后持续五六分钟，这都是在浪费时间啊。学生有三分钟说英语，其他两三分钟时间都是看PPT,这么差的英文，老师还说“Very good，very good，sit down please.”这是在干什么，我要是家长，我真要去告老师！这里有几句是英文？这是什么英文？都是在害学生啊！我是学语言理论的，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输入，输入的质量是保证学生英语优质学习的基础，这包括课本的语言输入质量要好，老师说出来的英文要好。在这堂课上，学生能说出的正确英语基本没有，倒是查了车型，ppt做得很花哨，但有啥用，里面没有英文啊。很多做游戏、表演真是学习快餐，那么多的学习错误都没有人管，看了真让人难受。我承认，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知识面比以前更广了，思想观念新潮，计算机技术也熟练，但是英语水平不令人满意：语法、语音错误太多，不会使用，只善于做填空、选择题。他们的论文看上去有板有眼，但内容较空洞，不够深刻。
记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部分省市出于提高学生外语水平的目的，在部分有条件的中小学开展了双语教学实验，即在数学、物理、音乐等部分非语言学科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授课；教育部也基于提高高校教育质量的目的，从2001年开始提倡部分学科试行双语教学。有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双语教学有违法违宪之嫌，危害国家安全。您是如何看待英汉双语教学的？
刘润清：这里的双语教学实际上是指Content-based teaching（基于内容的教学）。我认为大学绝对可以开展双语教学，有条件的中小学也可以开展双语教学。比如，我用英语教过保险，培训对象是各省保险公司的初级干部。备课的时候，我看了保险的书，然后就用英文讲，他们学了以后，觉得内容相当简单，既学了保险又学了英文，效果非常好。其中的理念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学自己的语言一样，我们不能光为了学语言而学语言，而应该自然而然地在学习内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掌握语言。举例来说，policy在保险里面的意思不是“政策”，而是“保单”，这就叫content-based。中小学开展双语教学取决于师资和学生的情况。例如，北京有几所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上海也有一些。为什么现在不再反对双语教学呢？这其实也是现在外语教学改革的一个趋势：从语法教学转向基于内容的教学。用内容代替语法，如以前教会学校里的几何、代数、化学等课程都是外教用外语教，这就叫交际，用内容来交际，没有内容就算不上交际，而只能称纯粹的操练。所以，我们的课堂里就经常出现这样的反复操练，How old are you？甚至是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Are you a girl or a boy）？你又不是傻子，对着你，你问人家是男孩还是女孩？现在的英语为什么学生不愿意学，都是应试把兴趣给磨掉了：天天做选择题，里头没有内容，做得都恶心，100道题都是100个简单的句子，内容都是填的形式，对不对，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用的。但你用英语来跟我讲物理、数学、历史、文学什么的，学生当然就有兴趣了。这就是把思想融合到课文里，学生可以从中学到知识，读到人生哲理，学到文化、思维方法等，学习外语的同时也满足了智力上的要求。当然，条件是要有合格的教师，没有条件的不要硬干，先培养出老师来。
记者：在学校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外语老师课上得好，但科研不一定做得好；而有的外语老师文章写得特别好，但上课不一定比别的老师好。于是，人们就出现了困惑：外语教师，特别是中小学外语教师到底要不要做研究？如果倡导老师做研究，该如何进行？
刘润清：是的，有的老师特别善于搞科研，有的则擅长教学，这是由个人的特点决定的。有的老师研究可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做报告，可能第一次有50个人去听，有30个人睡着了，甚至全部睡着了。讲课也是，有的老师上课上得特别好，每一次学生都给他评90多分（这样的老师是非常少的），但在科研上却年年完不成任务。他们就是写不出东西，但擅长教学，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还关心学生的思想感情，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爱戴，这样的老师绝对是好老师。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评价老师的时候都画同样一条线，对很多老师是不公平的。现在学校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将老师分为科研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教学型老师，特别是中小学英语老师可以读一些英语教学的理论文献，不用勉强写心得体会，不要勉强搞科研，勉强搞是搞不成的。基本的原则是让他们学了有用，学以致用，对自己的教学实践有帮助，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对于大学教师、硕士生、博士生的科研，要求都应合理，否则就会“逼”出问题，如抄袭、出版垃圾论文等。
记者：教师是外语教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中小学英语（外语）学科教师专业标准，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专业素养。您认为一名优秀的外语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刘润清：研制中小学英语教师专业标准要有前瞻性，要看十年以后的发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依据标准来培训和培养教师，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师资培训、专业发展。教师可以一批一批地去培训，每年规定一定数额的学习指标。只有提高了老师的质量，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还有，标准应该是教师培训的标准，而不是教师下岗的标准，否则80%的老师可能都要下岗了。中学老师继续进修的机会少得可怜，他们急需培训，需要去接受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教学理念，去扩展视野。有关部门应有计划地加大培养中、西部地区老师的力度。
记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外语教育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您如何看待当前外语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刘润清：外语教育和学习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体趋势是英语的学习从形式转向功能；从研究语言系统的功能转向语用；从研究教学法到研究人，研究人就是研究老师，也有研究学习方法的、教学方法的。我们以前主要研究客观世界，现在研究则关注主观世界，研究人的世界。语言学界有必要加强与心理学、生理学、神经学等学科的联系，加强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物语言学、认知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外语教育研究越来越带有跨学科性质。
记者：不少国人心中一直有一种“诺贝尔情结”。最近，杨振宁先生大胆预测中国人将在20年之内获得诺贝尔奖，这又再一次引发了国人对中国人到底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讨论。有人认为，现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基本上被英语等西方语言把持着，中国人要想得奖首先得过外语这一关；但也有人举日本人获诺贝尔奖的例子，说如果有好的翻译，中国人不学外语同样能获奖。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单从语言这个角度考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此外，有人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现状，认为搞好英语教学与国家推广汉语战略有冲突。您怎么看待我国加强英语（外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推广之间的关系？您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刘润清：我们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这与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够鼓励人们去创新有关，现在什么都是规定性的东西，规定大学怎么办、教授怎么评、博士怎么培养、研究生不发表多少文章就毕不了业，等等。这种体制也容易导致现在干什么都是抄袭。最近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导师抄，学生抄，发表的东西不少是学术垃圾。各种样的外语考试快要把学生窒息了。大学缺少了那份宁静，少了那股文气，少了让思想自由释放的鼓励，少了几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雅量。有一个中美两国学生画杯子的例子。美术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放了一个杯子，要求50个学生画一个杯子。结果，50个中国学生画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杯子，而50个美国学生画出来的是50个形态各异、富有丰富想像力的杯子。这是我们的教育不鼓励创新造成的。其实，不是中国人没有能耐，中国人非常聪明。我们要做的是去放飞人们创新的翅膀。
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英语教育不要搞那么多，反倒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汉语。现在的人计算机水平很高，但汉语却差了，老祖宗的事、古代那么多的智慧都不知道。因此，国学必须是要学的，人们腾出一点时间来学点这个没什么不好。我现在也让英语专业的学生用汉语写论文，但有人写出来的东西真糟糕。我说：你们在写什么？你们知道汉语的句号是个圈吗？省略号英语是三个，汉语就是六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到了该转变观念的时候了，不能认为上大学是唯一出路。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大量技术工人，其需求数量远远超过研究人员。现在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很有必要。中国人现在都鼓励孩子上大学，上好大学，而不愿让孩子读中专，以致于现在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又回到中专去学一门实用技术。温总理去年去了一个高职，办得非常好的一所学校。那所学校培养的人很多公司抢都抢不到。学校很多机器都是公司送的，没有花一分钱，为的是方便学校实践，公司觉得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能上岗，符合它们的需求。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孔子学院。我们既需要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介绍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形象传播出去。孔子学院现在最缺的是管理人才；其次是老师，也就是既懂得外交又能开展跨文化交际和教学的老师；再就是教材，如何编写符合国外需求的汉语教材、汉语如何考核与评估等都是我们亟需考虑的问题。我听说汉办曾请了一批国内知名的汉语专家编写一本面向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但是这些汉语专家对国外的东西并不了解，编出来的东西还是五十年前的经验，课本中还出现“你多大了？”“你爸喜欢男孩还是女孩？”之类的对话。这怎么跟国际接轨？有一个说法是，不关注国外文化的人，就不知道自己的文化有多么优秀。为什么季羡林是一个国际文化大师？因为他是在中外文化碰撞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要想把中国介绍出去，要了解自己，更要了解别人。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懂外语、懂东西方文化、懂国际交流的人才，好好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个文明古国、经济大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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