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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刘伯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辞去“高官”———在西南区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转任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兼政治委员)的说法,几十年来一直在社会上流传。历史真相到底如何?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应毛泽东电招从重庆抵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罗荣桓、聂荣臻等研究陆军大学(后改称军事学院)组建事宜;11月21日从北京到达南京,11月30日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
然而,刘伯承当时是否向中央请辞在西南所兼各职,中央又是否批准了他的请求呢?1979年,经胡耀邦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为9位元帅编写传记的决定,笔者有幸成为《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在编写组访问包括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在内的原刘邓大军的老首长时,他们说,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曾非正式地向刘伯承提出:准备调你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为此,刘伯承提笔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由于刘伯承常年患病,1973年以后就失去了思维能力,因而此事已无法和他本人核实。为进一步考证刘伯承一生中这一重大转变的详情,编写组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复印了刘伯承的档案。遗憾的是,档案中填写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日期后,就直接填写了到军事学院担任院长的时间。但是,档案中也没有免去刘伯承在西南的任何职务的记载。
不久,笔者又接受了参加编写《贺龙传》和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刘邓大军回忆录的两项任务。
刘伯承、贺龙和李达都曾在西南区工作,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李达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笔者到四川收集这三位将帅的资料时,发现很多文献上都是同时出现他们三人的名字。
这些资料中,有西南局主办的报纸《新华日报》和四川省委主办的报纸《四川日报》,还有原西南军区部队印制的文件汇编。在一些文件和报刊上,都有刘伯承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联名签发的命令;另有些则是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的,其时间均在1950年11月30日刘伯承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之后。而且,这些文献证明,直到1952年底,刘伯承仍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是1950年初;改称西南行政委员会,是1953年初;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是1954年。因此,刘伯承从1949年到1954年,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共5年多时间。
综上所述,刘伯承在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在西南所担任的职务,到位于南京的军事学院去办教育,是确凿的史实。但是,中共中央只是同意刘伯承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却并没有免去刘伯承在西南的任何职务。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刘伯承传》编写组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刘伯承传》,仍然采用了刘伯承“辞去”西南职务的说法:“于是,他(即刘帅)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即军事学院)”;“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这大概就是“辞去西南高官”一说得以误传至今的原因之一吧!
200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承担了编撰《刘伯承年谱》的任务。笔者将有关刘伯承到南京后继续兼任西南各职的文献交给了编写组,并写了一封建议在《年谱》中更正《刘伯承传》这一重大失误的信。
2012年12月,《刘伯承年谱》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纠正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错了一半的传说,恢复了历史的原貌。
(摘自《党史纵横》2015年1月21日,谢武申/文)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应毛泽东电招从重庆抵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罗荣桓、聂荣臻等研究陆军大学(后改称军事学院)组建事宜;11月21日从北京到达南京,11月30日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
然而,刘伯承当时是否向中央请辞在西南所兼各职,中央又是否批准了他的请求呢?1979年,经胡耀邦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为9位元帅编写传记的决定,笔者有幸成为《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在编写组访问包括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在内的原刘邓大军的老首长时,他们说,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曾非正式地向刘伯承提出:准备调你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为此,刘伯承提笔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由于刘伯承常年患病,1973年以后就失去了思维能力,因而此事已无法和他本人核实。为进一步考证刘伯承一生中这一重大转变的详情,编写组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复印了刘伯承的档案。遗憾的是,档案中填写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日期后,就直接填写了到军事学院担任院长的时间。但是,档案中也没有免去刘伯承在西南的任何职务的记载。
不久,笔者又接受了参加编写《贺龙传》和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刘邓大军回忆录的两项任务。
刘伯承、贺龙和李达都曾在西南区工作,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李达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笔者到四川收集这三位将帅的资料时,发现很多文献上都是同时出现他们三人的名字。
这些资料中,有西南局主办的报纸《新华日报》和四川省委主办的报纸《四川日报》,还有原西南军区部队印制的文件汇编。在一些文件和报刊上,都有刘伯承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联名签发的命令;另有些则是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的,其时间均在1950年11月30日刘伯承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之后。而且,这些文献证明,直到1952年底,刘伯承仍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
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是1950年初;改称西南行政委员会,是1953年初;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是1954年。因此,刘伯承从1949年到1954年,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共5年多时间。
综上所述,刘伯承在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在西南所担任的职务,到位于南京的军事学院去办教育,是确凿的史实。但是,中共中央只是同意刘伯承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却并没有免去刘伯承在西南的任何职务。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刘伯承传》编写组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刘伯承传》,仍然采用了刘伯承“辞去”西南职务的说法:“于是,他(即刘帅)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即军事学院)”;“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这大概就是“辞去西南高官”一说得以误传至今的原因之一吧!
200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承担了编撰《刘伯承年谱》的任务。笔者将有关刘伯承到南京后继续兼任西南各职的文献交给了编写组,并写了一封建议在《年谱》中更正《刘伯承传》这一重大失误的信。
2012年12月,《刘伯承年谱》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纠正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错了一半的传说,恢复了历史的原貌。
(摘自《党史纵横》2015年1月21日,谢武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