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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是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的扛鼎之作，2013年12月第1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共分为三卷本，字数1659千字，属于201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同时也是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定稿于2013年3月，修订版笔者尚未见到，此版应为最新版。石教授是研究民国外交的著名学者，其在民国外交史领域已辛勤耕耘数十载，取得成果无数，深受学界称赞。
《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可谓一本民国外交史方面的必读之作，其在继承以外民国外交史研究基础上继往开来，有了很大创新，在一些学界较为模糊之处进行了更进一步之探讨。本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新”这个关键字，笔者后面会着重讨论此点。
全书共有五编二十五个章节，后加主要参考文献、重要人名索引、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四个附录分别为中华民国外交史事日志（1911—1949），中华民国历届政府外交部职官年表（1912—1949），中华民国历任驻外使馆馆长衔名表（1912—1949），各国历任驻中华民国使馆馆长衔名表（1912—1949）。全书主要的立足点与讨论点在于五个方面，分别为晚清外交局面的勉力维持和对日外交比重的上升，各国在华“均势”的重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日本再破列强在华“均势”和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战时抗日外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对美外交比重上升和民国外交的终结。这五个部分的外交权重的转换实际上是随着政治形势、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而相应调整的。前述晚清较少，主要由民国肇基开始，终至共和国定鼎、国民党败退台湾为界，全书叙事广阔宏大，事无巨细，以时间为序列，描绘出民国由始至终的外交图景。优点是定位明确、条理清晰，不足则为稍显割裂中华民国外交的延续性、延展性。依笔者所理解，民国时期之外交情势很大程度上是为渐进渐变之一过程，并非仅仅由于某一事件、某一节点之发生，民国外交就立即风云突变、不可收拾。虽外交从属于政治，然相对范围外交之延展自主也是可获解释理解的，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在史学界之地位，也正因如此，本书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青睐，足显此书之重要学术价值。
如著者言，本书之新，主在四个维度。其一，作富有创见之阐释与评价，纠正前辈学者之误区与偏见，科学评价历史功过，推进加深对民国外交史之深入研究。其二，努力适应新形势、新特点，为今之外交提供镜鉴。其三，资料翔实，全方位、科学反映民国外交史全貌，为外交官与涉外人员提供参考。其四，为学者研究提供参考，共推中外关系史教研水平之提升。通而观之，本书在内容撰写上的确兼顾了以上几点。本书立论宏大，所考察范围为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未免稍显庞大繁复，如此便与史学“碎片化”形成掣肘，在一些具体外交问题上的分析也只能一笔带过，难免挂万漏一。但本书的地位与价值相信读过此书之读者自有明辨。
民国肇基至此迄有百余年，关涉其外交之著作（1911—1949）的研究也是鱼龙混杂、不可胜数，笔者不作翔实评介，依据学界与此书之罗述，在阶段上主要分为三个显著标志，民国时期对于民国外交史之研究，新中国至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于民国外交史之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对民国外交史之研究。分为发轫，形成系统性研究范式，两岸三地、海内外共襄盛举之研究的渐变，在国别中外关系史、民国外交通史、外交家回忆录、口述历史传记文学、外交资料汇编、专题类民国外交史等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使得民国外交史出现了“时研时新”的新状况。同时对于关涉民国时期之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是从无到有到一贯评价再到客观分析的转变，而石教授在此领域已深耕数十载，出版多部关涉民国外交史之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外交史范式，使得研究视野与领域不断突破，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并且通过不断讲学切磋更加深化了其对民国外交史的认识，这些都为此书之最终定稿出版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同时本书之另一亮点则为著者翔实阐述所关注之四个视角。分别为中国之国际背景变化，具体表现为一战，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在华势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之新纪元；二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美苏冷战，国际关系出现新格局。这些新的变化都在倒逼着中华民国外交相应作出调整，以更妥当方式应对之。其次，著者还关注到了列强在华势力之升降。具体表现为晚清以来的列强共占“均势”，至后来各方势力角逐中的“均势”破坏。结局为日本戰败，美国势力独占现象，而此阶段中华民国外交史也曾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三，中华民国外交交涉对手与内容之转换。著者关注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不同任务与对手时，其交涉重点与策略方针都会有所变通，这是很多学者所未关注到的。第四，民国初期内部的自我更迭，也会导致外交出现“真空”等因素影响。
著者新著之可贵之处在于立论明晰，观点鲜明，举重若轻，资料翔实，考据性强。民国时期之外交，大致如前人述及一般，都是“跪着”办外交的，平等自无从谈起。后随着资料的发现，我国外交虽在积贫积弱之近代中国步履蹒跚，但总体上是明晰的，在一步步在向着维护利权方向进展，并非总是失败的。在平衡各方均势情形之中努力争取平等地位，与狼共舞，可谓在钢丝上舞蹈。这些都是民国外交所值得肯定的部分。著者在“搁置外交”、“以夷制夷”外交、“维持外交”、“修约外交”等概念理论与研究范式移用上等都给了民国外交史以研究上的提升和视域上的延展。
概而述之，倘使读者想要了解中华民国外交史之研究综述、研究内容、最新动态，那么本书值得一读。至于读者从中所思所悟如何，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基于笔者粗读之实，所写难免浮光掠影，恳请得到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吴东之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4]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M].商务印书馆，1997.
作者简介：
张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可谓一本民国外交史方面的必读之作，其在继承以外民国外交史研究基础上继往开来，有了很大创新，在一些学界较为模糊之处进行了更进一步之探讨。本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新”这个关键字，笔者后面会着重讨论此点。
全书共有五编二十五个章节，后加主要参考文献、重要人名索引、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四个附录分别为中华民国外交史事日志（1911—1949），中华民国历届政府外交部职官年表（1912—1949），中华民国历任驻外使馆馆长衔名表（1912—1949），各国历任驻中华民国使馆馆长衔名表（1912—1949）。全书主要的立足点与讨论点在于五个方面，分别为晚清外交局面的勉力维持和对日外交比重的上升，各国在华“均势”的重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日本再破列强在华“均势”和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战时抗日外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对美外交比重上升和民国外交的终结。这五个部分的外交权重的转换实际上是随着政治形势、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而相应调整的。前述晚清较少，主要由民国肇基开始，终至共和国定鼎、国民党败退台湾为界，全书叙事广阔宏大，事无巨细，以时间为序列，描绘出民国由始至终的外交图景。优点是定位明确、条理清晰，不足则为稍显割裂中华民国外交的延续性、延展性。依笔者所理解，民国时期之外交情势很大程度上是为渐进渐变之一过程，并非仅仅由于某一事件、某一节点之发生，民国外交就立即风云突变、不可收拾。虽外交从属于政治，然相对范围外交之延展自主也是可获解释理解的，但这并不影响本书在史学界之地位，也正因如此，本书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青睐，足显此书之重要学术价值。
如著者言，本书之新，主在四个维度。其一，作富有创见之阐释与评价，纠正前辈学者之误区与偏见，科学评价历史功过，推进加深对民国外交史之深入研究。其二，努力适应新形势、新特点，为今之外交提供镜鉴。其三，资料翔实，全方位、科学反映民国外交史全貌，为外交官与涉外人员提供参考。其四，为学者研究提供参考，共推中外关系史教研水平之提升。通而观之，本书在内容撰写上的确兼顾了以上几点。本书立论宏大，所考察范围为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未免稍显庞大繁复，如此便与史学“碎片化”形成掣肘，在一些具体外交问题上的分析也只能一笔带过，难免挂万漏一。但本书的地位与价值相信读过此书之读者自有明辨。
民国肇基至此迄有百余年，关涉其外交之著作（1911—1949）的研究也是鱼龙混杂、不可胜数，笔者不作翔实评介，依据学界与此书之罗述，在阶段上主要分为三个显著标志，民国时期对于民国外交史之研究，新中国至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于民国外交史之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对民国外交史之研究。分为发轫，形成系统性研究范式，两岸三地、海内外共襄盛举之研究的渐变，在国别中外关系史、民国外交通史、外交家回忆录、口述历史传记文学、外交资料汇编、专题类民国外交史等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使得民国外交史出现了“时研时新”的新状况。同时对于关涉民国时期之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是从无到有到一贯评价再到客观分析的转变，而石教授在此领域已深耕数十载，出版多部关涉民国外交史之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外交史范式，使得研究视野与领域不断突破，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并且通过不断讲学切磋更加深化了其对民国外交史的认识，这些都为此书之最终定稿出版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同时本书之另一亮点则为著者翔实阐述所关注之四个视角。分别为中国之国际背景变化，具体表现为一战，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在华势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了世界历史之新纪元；二战爆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美苏冷战，国际关系出现新格局。这些新的变化都在倒逼着中华民国外交相应作出调整，以更妥当方式应对之。其次，著者还关注到了列强在华势力之升降。具体表现为晚清以来的列强共占“均势”，至后来各方势力角逐中的“均势”破坏。结局为日本戰败，美国势力独占现象，而此阶段中华民国外交史也曾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三，中华民国外交交涉对手与内容之转换。著者关注到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不同任务与对手时，其交涉重点与策略方针都会有所变通，这是很多学者所未关注到的。第四，民国初期内部的自我更迭，也会导致外交出现“真空”等因素影响。
著者新著之可贵之处在于立论明晰，观点鲜明，举重若轻，资料翔实，考据性强。民国时期之外交，大致如前人述及一般，都是“跪着”办外交的，平等自无从谈起。后随着资料的发现，我国外交虽在积贫积弱之近代中国步履蹒跚，但总体上是明晰的，在一步步在向着维护利权方向进展，并非总是失败的。在平衡各方均势情形之中努力争取平等地位，与狼共舞，可谓在钢丝上舞蹈。这些都是民国外交所值得肯定的部分。著者在“搁置外交”、“以夷制夷”外交、“维持外交”、“修约外交”等概念理论与研究范式移用上等都给了民国外交史以研究上的提升和视域上的延展。
概而述之，倘使读者想要了解中华民国外交史之研究综述、研究内容、最新动态，那么本书值得一读。至于读者从中所思所悟如何，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基于笔者粗读之实，所写难免浮光掠影，恳请得到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吴东之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4]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M].商务印书馆，1997.
作者简介：
张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