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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大学》中“传”的部分由孔子弟子曾参讲述,曾氏门徒记录。朱熹重新整理后将其分为十章,上引文字即第一章。
朱熹注此章:“释明明德。”就是说,这章文字是在阐释大学三纲的第一条“明明德”。
春秋战国时期,在私塾教学、文人来往、外交活动等多种场合,流行一種风气,即在言语中常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典籍里的语句。这种引用,目的是使自己的陈述更能吸引人,更有说服力,同时也显示出自己学识渊博。曾子讲解大学之道,也是这样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康诰》是《周书》里的一篇。周成王(武王之子)初,武王弟康叔获封于卫(后来的卫国),管理殷商遗民七族。摄政王周公作诰词。诰,上告下,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此诰词有“克明德慎罚”句,说父亲文王(武王、周公、康叔分别为文王第二、四、九子)能够彰显光明正大的德性,慎用刑罚。周公以此告诫年轻的康叔,要发扬父亲的优良品德和作风。
《大甲》是《商书》里的篇章。大甲亦作太甲,是成汤之孙,即位后违反法纪,纵欲乱德,被商朝开国老臣伊尹放逐到成汤墓地,为祖父守坟。太甲悔过自责,重新做人,三年后被伊尹迎回都城亲政。伊尹作《太甲》三篇,记录了放逐太甲的经过,以及对太甲的训导、劝勉。开篇是伊尹之语“先王顾諟天之明命……”先王,指成汤;顾,顾念;諟,古“是”字;天之明命,上天光明的旨意,落实到人便是“明德”。句意为:先王成汤念念不忘上天光明的旨意。显然,伊尹告诫太甲要以祖父为表率。
《尧典》,是《虞书》的第一篇。记录了尧的品德、政绩,以及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状况。“克明峻德”是歌颂尧的语句。克,能够;明,明扬、显明;峻,高大、崇高。四字赞语是说尧能够彰明崇高的品德。
周文王“克明德”,成汤“顾諟天之明命”,尧“克明峻德”,三位圣贤“皆自明也”。“明德”在他们心中,且通过他们的言行表现、彰显出来。自明,犹自白、自现,是一种自觉的主动行为。
曾子由近追远,引用《尚书》里的三个事例,阐述古代先圣、先贤、明君都是“明德”的典范,意在说明祖辈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而“明明德”作为大学之道是必须的,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可以进一步总结说,“明明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曾子也在说明,大学士子在品德修养上应该“自明”,做自觉的修炼者和实践者。
这节文字在古本《大学》的位置与在朱熹本的位置不同。朱熹将其前移,作了简明化处理。
(邱宝珊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5月30日)
《大学》中“传”的部分由孔子弟子曾参讲述,曾氏门徒记录。朱熹重新整理后将其分为十章,上引文字即第一章。
朱熹注此章:“释明明德。”就是说,这章文字是在阐释大学三纲的第一条“明明德”。
春秋战国时期,在私塾教学、文人来往、外交活动等多种场合,流行一種风气,即在言语中常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典籍里的语句。这种引用,目的是使自己的陈述更能吸引人,更有说服力,同时也显示出自己学识渊博。曾子讲解大学之道,也是这样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康诰》是《周书》里的一篇。周成王(武王之子)初,武王弟康叔获封于卫(后来的卫国),管理殷商遗民七族。摄政王周公作诰词。诰,上告下,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此诰词有“克明德慎罚”句,说父亲文王(武王、周公、康叔分别为文王第二、四、九子)能够彰显光明正大的德性,慎用刑罚。周公以此告诫年轻的康叔,要发扬父亲的优良品德和作风。
《大甲》是《商书》里的篇章。大甲亦作太甲,是成汤之孙,即位后违反法纪,纵欲乱德,被商朝开国老臣伊尹放逐到成汤墓地,为祖父守坟。太甲悔过自责,重新做人,三年后被伊尹迎回都城亲政。伊尹作《太甲》三篇,记录了放逐太甲的经过,以及对太甲的训导、劝勉。开篇是伊尹之语“先王顾諟天之明命……”先王,指成汤;顾,顾念;諟,古“是”字;天之明命,上天光明的旨意,落实到人便是“明德”。句意为:先王成汤念念不忘上天光明的旨意。显然,伊尹告诫太甲要以祖父为表率。
《尧典》,是《虞书》的第一篇。记录了尧的品德、政绩,以及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状况。“克明峻德”是歌颂尧的语句。克,能够;明,明扬、显明;峻,高大、崇高。四字赞语是说尧能够彰明崇高的品德。
周文王“克明德”,成汤“顾諟天之明命”,尧“克明峻德”,三位圣贤“皆自明也”。“明德”在他们心中,且通过他们的言行表现、彰显出来。自明,犹自白、自现,是一种自觉的主动行为。
曾子由近追远,引用《尚书》里的三个事例,阐述古代先圣、先贤、明君都是“明德”的典范,意在说明祖辈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而“明明德”作为大学之道是必须的,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可以进一步总结说,“明明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曾子也在说明,大学士子在品德修养上应该“自明”,做自觉的修炼者和实践者。
这节文字在古本《大学》的位置与在朱熹本的位置不同。朱熹将其前移,作了简明化处理。
(邱宝珊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