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时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对于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一般人大概都以为祸起于鸦片烟土。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利益在中国受到抑制,导致了1840年中英之间的大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鸦片战争。而实际上,西方列强用以敲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除了鸦片,还另有他物——一种名叫“龙涎香”的药物。
　　
　　嘉靖皇帝的“不死药”
　　
　　所谓龙涎香,就是抹香鲸肠内分泌物(粪便)的干燥品,是抹香鲸吞食墨鱼之后,肠胃道分泌出的灰黑色蜡状排泄物。龙涎香味甘、气腥、性涩,具有行气活血、散结止痛、利水通淋、理气化痰等药用功效,因此被当做药材使用;由于干燥后具有持久的香气,也被作为香料、熏香使用。龙涎香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东西方各地,使用方法不尽一致。
　　明朝嘉靖(1522-1566)年间,因为几位方术之士的蛊惑,龙涎香被当成制作“不死药”“万岁香饼”的主要材料。所谓“不死药”,实际上也就是春药。于是,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此物。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如此重视这味春药的配制,事出有因:为了巩固自己偶然得来(明武宗朱厚照31岁时猝死,因为没有子嗣,根据“兄终弟及”的规定,年仅13岁的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就成了皇帝)的至尊宝座,他要尽早生个儿子立嗣。但是,事与愿违,尽管他先后册立过三位皇后,10年之间,仍然没能生下一儿半女。情急之下,这位朱厚熜皇帝一面皈依道教,一面下令寻访各种奇效药物,希望出现奇迹。
　　
　　葡萄牙是龙涎香的集散地
　　
　　皇帝尊口一开,当然是大数目。嘉靖三十四年(1555),下令让户部“取香百斤”。龙涎香虽然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发现的时间据说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但是,这是一种稀罕之物,国内数量十分有限。“遍市京师不得”之后,又下令由龙涎香主要产地广东藩司负责采买。尽管朝廷为了采买龙涎香,开出了每斤一千二百两银子的天价。但是,收效甚微,东拼西凑,不过十几两。距离百斤之数,遥不可及。
　　中国难得觅见的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却有不少。葡萄牙人对龙涎香很早就有认识和应用,1265年已经出现了ambre的定冠词形式,(ambre是龙涎香的葡语名称),大航海期间,葡萄牙有关东方的书籍中就有多处提到龙涎香。龙涎香在葡萄牙的用途主要有两个,香料和药物。葡萄牙人十分重视龙涎香,将其与黄金、象牙、犀角、海马牙等一同列为贵重货物。16至18世纪,葡萄牙人一度垄断了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龙涎香贸易,葡京里斯本成为龙涎香的欧洲集散中心。
　　
　　 尚方宝剑让龙涎香成为敲门砖
　　
　　中国皇帝急需大量龙涎香,葡萄牙人手中拥有大量龙涎香。产需关系,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葡萄牙人得以在澳门居住下来。比起鸦片,龙涎香是西方强盗使用得更早的敲门砖。
　　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原因,中葡史学界有过“受贿说”、“霸占说”、“驱盗说”等不同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理论都暴露出了各自的局限性,皆有扞格难通之处。相比之下,“龙涎香说”显得颇有道理。最早提出“龙涎香说”的是台湾学者梁嘉彬(1910-1995),早在1968年,他就在《明史稿佛郎机传考证》一文中发表过如下一番感慨:
　　葡人始通中国时,布政使吴廷举以缺上供香故,破例准其贡市;至是以缺香物故,准其入居濠镜;至于清代以鸦片烟税故,又准其永管澳门。余谓:“澳门之失,一失于龙涎(香),二失于鸦片(烟)!”
　　梁嘉彬之后,澳门学者金国平、吴志良继续阐发其观点,写成多篇论文。其要点是:广东官员之所以胆敢、愿意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居住,并非因为明着能够替朝廷收取“夷饷二万”和地租500两,暗着自己能够得到葡萄牙人的若干贿赂,而是要向葡萄牙人采购世宗皇帝亟需的春药配料龙涎香。有这把尚方宝剑在手,当时的广东官员海道副使汪柏、布政使吴廷举等人才敢于顶撞上司,允许葡萄牙人居住澳门之地。当然,他们在指出龙涎香为葡萄牙人得以居住澳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同时,也认为背后还有制度上的渊源(见金国平、吴志良《早期澳门史论》,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假设历史没有意义,但是,感慨一下也并无妨碍:倘若世上没有“对同妇女交欢具有特效,可健脑补胃”(见于葡萄牙人1563年4月刊文章《天堂及印度香药谈》第三谈)的龙涎香这种东西,或许,中国近代史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吧!
　　 (据《凤凰历史》)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