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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主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思潮，从文化的性质来看，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并有着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人文主义;特点
人文主义一般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思潮，它于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意大利，到十五、十六世纪风行欧洲，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相对立，提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宣布人是自然的冠冕、宇宙的中心。提出人的独立、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问题。实质上是针对中世纪神学对人的压抑而提出的人学，相对经院哲学的神文精神而建构的人文精神。
如果我们撇开人文主义一词的来历，仅从文化的性质来看，人文主义不仅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它同西欧近代的人文主义相比有着自己独到的特点：
一、中国的人文主义贯穿于整个文化发展的始终，它不具有西方的近代内容，在中国文化中，范围广阔，内容宽泛
在“人文”一词的起源上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它最早出现于《周易》对“贲”卦的解释上。即“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文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因此，中国的人文思想包含甚广，它除“天文”、“地理”之外，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其中包括文章、文学、文德、文物、言谈、穿戴、饮食，涉及到哲学、文学、政治、伦理、艺术等各个领域。而儒家的人文思想的主要内容则是以礼乐为中心的道德教化。孔子在回答子路问如何成人时指出：“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就是说，成人的主要条件是：“知”“勇”“艺”“不欲”等，均须“文之以礼乐”，这便是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
荀子不仅发展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而且对“人道”、“人文”的内容有更明确的规定，他认为“君子之行，礼义之文”的内容是从生到死谨慎地按着“礼”的规定去做，使人的一生始终俱善。这便是人道或人文的含义。
二、中國的人文主义在对人的理解上不同于西欧的人文主义
我们讲人是社会的动物。西方的哲人认为，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相对独立的个体。他应享有爱情、支谊、自由、平等、尊严等权利。并且每个个体又是他内在因素的创造物，它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对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老子在他的《道德经》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把人同道、天、地并列。周秦之际的《礼运》中讲了“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经学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邵雍也认为“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人的价值并不是以个体出现的，而是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把人的价值概念的外延扩展到整个人类，从而使其内涵变得极其广泛模糊，甚至抽掉了任何具体的内容。如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仅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为了调整群体内部的结构及其关系，人必须服从社会。并运用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等准则去行为。人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种社会的人格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格。
三、中国的人文主义既没有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又没有把人同自然对应起来，“天人合一”是其最大特点
我们讲周代在吸取了殷亡的教训后，提出了“人德”的观念，并赋予天以道德含义。在孔子的思想中已包含有“人德”与“天则”合一的思想。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相通”的观点，他以人来界定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样就以人性本善的道理，就可以与天相通。在孟子以后，子思在《中庸》中提出了相同的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思想到了宋代，成为宋明理学的个根本观念。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大小之别也。”这与西方文化中那种把自然宇宙与人看作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宇宙是纯自然现象不带有价值色彩的观点就完全不相同了。
在老庄的思想体系中，他们为了反对儒家把“天”赋予“仁爱”的道德意义，提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匆狗”等思想，力图区别天人的不同，认为任何人为均不合自然，“天与人不相胜也”，把“天人对立”作为法天的理由，强烈主张消除天人对立，以达到一种新的超越，从而使生命返归于自然的本真，最终完成“天人合一”，庄子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也”。这种“自然之天”虽注重自然也不同西方的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对立基础之上完全以功利的眼光去对待、了解和认识自然的勘天思想有者本质的不同。
四、非功利主义是中国文化人文主义的又一特点
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去追求彼岸的世界，而道德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则使人们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重义轻利”的行为倾白。
《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谓义”。都是指一个人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规范或标准，这才称得上义。其实，它是“仁义”与“道义”的同意语，重义轻利，就是重视仁义或道义，重视一个人的行为要与道义，道德相符，而不去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
《论语》中说：“子罕言利”。他以义与利相对照，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进而提出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不能向小人一样去汲汲追求物质利益，而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紧紧地同仁义道德联系起来。
孟子把孔子的义利学说推进了一步，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以义为准绳，不必去顾虑其它，他说：“大人者，言必信，行必果，惟义所在”，“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他认为专讲利，则必然导致混乱，因为利是矛盾的，有得必有失，而义则是和谐的，如果讲义，则彼此互相融合，不会导致冲突，以保障社会的安定。
处于儒家左翼的荀子，在义利问题上则同孔孟完全一致，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者……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乱世。”他肯定了逐利是人的本性以及义利的对立，人不能完全去利而存义，但须以义为主，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汉代的董仲舒集“重利轻义”思想之大成，他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明言，并在宋明理学中推到了极端，把义利之辨扩展到道德的各个领域，并与志功、名实、王霸、公私，天理人欲紧密联系起来，从各个角度论证了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以抽象的道德原则抹杀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要和追求，最终走向虚伪的禁欲主义。与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抑殊途同归，和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关于对人性的解放大相径庭。
我们分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几乎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始终，它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不无关系，也对中国目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脱不开干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又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心理路障。而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天水741018）
关键词：传统文化;人文主义;特点
人文主义一般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思潮，它于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意大利，到十五、十六世纪风行欧洲，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相对立，提出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宣布人是自然的冠冕、宇宙的中心。提出人的独立、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问题。实质上是针对中世纪神学对人的压抑而提出的人学，相对经院哲学的神文精神而建构的人文精神。
如果我们撇开人文主义一词的来历，仅从文化的性质来看，人文主义不仅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在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它同西欧近代的人文主义相比有着自己独到的特点：
一、中国的人文主义贯穿于整个文化发展的始终，它不具有西方的近代内容，在中国文化中，范围广阔，内容宽泛
在“人文”一词的起源上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它最早出现于《周易》对“贲”卦的解释上。即“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文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因此，中国的人文思想包含甚广，它除“天文”、“地理”之外，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其中包括文章、文学、文德、文物、言谈、穿戴、饮食，涉及到哲学、文学、政治、伦理、艺术等各个领域。而儒家的人文思想的主要内容则是以礼乐为中心的道德教化。孔子在回答子路问如何成人时指出：“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就是说，成人的主要条件是：“知”“勇”“艺”“不欲”等，均须“文之以礼乐”，这便是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
荀子不仅发展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而且对“人道”、“人文”的内容有更明确的规定，他认为“君子之行，礼义之文”的内容是从生到死谨慎地按着“礼”的规定去做，使人的一生始终俱善。这便是人道或人文的含义。
二、中國的人文主义在对人的理解上不同于西欧的人文主义
我们讲人是社会的动物。西方的哲人认为，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相对独立的个体。他应享有爱情、支谊、自由、平等、尊严等权利。并且每个个体又是他内在因素的创造物，它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对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老子在他的《道德经》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把人同道、天、地并列。周秦之际的《礼运》中讲了“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经学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邵雍也认为“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人的价值并不是以个体出现的，而是以社会标示个人、强调人的社会义务与责任，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把人的价值概念的外延扩展到整个人类，从而使其内涵变得极其广泛模糊，甚至抽掉了任何具体的内容。如荀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仅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为了调整群体内部的结构及其关系，人必须服从社会。并运用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等准则去行为。人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种社会的人格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格。
三、中国的人文主义既没有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又没有把人同自然对应起来，“天人合一”是其最大特点
我们讲周代在吸取了殷亡的教训后，提出了“人德”的观念，并赋予天以道德含义。在孔子的思想中已包含有“人德”与“天则”合一的思想。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相通”的观点，他以人来界定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样就以人性本善的道理，就可以与天相通。在孟子以后，子思在《中庸》中提出了相同的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思想到了宋代，成为宋明理学的个根本观念。张载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大小之别也。”这与西方文化中那种把自然宇宙与人看作是不可调和的关系，宇宙是纯自然现象不带有价值色彩的观点就完全不相同了。
在老庄的思想体系中，他们为了反对儒家把“天”赋予“仁爱”的道德意义，提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匆狗”等思想，力图区别天人的不同，认为任何人为均不合自然，“天与人不相胜也”，把“天人对立”作为法天的理由，强烈主张消除天人对立，以达到一种新的超越，从而使生命返归于自然的本真，最终完成“天人合一”，庄子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也”。这种“自然之天”虽注重自然也不同西方的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对立基础之上完全以功利的眼光去对待、了解和认识自然的勘天思想有者本质的不同。
四、非功利主义是中国文化人文主义的又一特点
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去追求彼岸的世界，而道德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则使人们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重义轻利”的行为倾白。
《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说：“行而宜之谓义”。都是指一个人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规范或标准，这才称得上义。其实，它是“仁义”与“道义”的同意语，重义轻利，就是重视仁义或道义，重视一个人的行为要与道义，道德相符，而不去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
《论语》中说：“子罕言利”。他以义与利相对照，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进而提出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认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不能向小人一样去汲汲追求物质利益，而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紧紧地同仁义道德联系起来。
孟子把孔子的义利学说推进了一步，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以义为准绳，不必去顾虑其它，他说：“大人者，言必信，行必果，惟义所在”，“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他认为专讲利，则必然导致混乱，因为利是矛盾的，有得必有失，而义则是和谐的，如果讲义，则彼此互相融合，不会导致冲突，以保障社会的安定。
处于儒家左翼的荀子，在义利问题上则同孔孟完全一致，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者……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乱世。”他肯定了逐利是人的本性以及义利的对立，人不能完全去利而存义，但须以义为主，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汉代的董仲舒集“重利轻义”思想之大成，他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明言，并在宋明理学中推到了极端，把义利之辨扩展到道德的各个领域，并与志功、名实、王霸、公私，天理人欲紧密联系起来，从各个角度论证了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以抽象的道德原则抹杀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要和追求，最终走向虚伪的禁欲主义。与宗教神学对人性的压抑殊途同归，和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关于对人性的解放大相径庭。
我们分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几乎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始终，它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不无关系，也对中国目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脱不开干系，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又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心理路障。而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天水74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