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98是个文化动物园吗？
尹吉男
遍地英雄下夕烟
798如今是个文化动物园，但过去并不是。
798在成为文化动物园的同时，也成了纪念昔日曾经辉煌一时的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历史博物馆”。当现代学者或文化叙述者面对今天798的文化生态时，总要考据一下原798厂的历史和798文化区的来历。它的故事要从现在的占据者及其活动说起。
当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子工业史与当代艺术史戏剧般地对接起来并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景观时，我感到了时尚的力量，感到了被时尚包裹的自由的力量。一个关于798的文化欲望和艺术想像被不断叙述。798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厂编号，而成了文化代码，在媒体的传播链里一再复述，成了全新而又独特的文化乐园。
无疑，798承载着几代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电子工业的历史记忆。它是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曾经“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在这里进行过伟大的事业。在高度公有制、国有制的模式下，作为国营大型企业，曾经是中国电子工业基石之一。当年远离城市中心并处在荒草包围之中的798厂，体现了当年国家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因此，798在今天看来是很容易解读的文化代码。
原798厂，又叫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此前是718联合厂（即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为其第二厂名）的三分厂。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四元字1035号》和《四计字1354号》两个文件，联合厂分了家，才有了798厂。718联合厂为民主德国援建。一九五四年秋开始动工，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建成，举行了开工典礼，国家验收。作为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原718联合厂及其下属各厂，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过极其重大的作用，为原子弹爆炸、卫星升天等重大工业科技项目做过许多重大贡献。
在798厂处于最辉煌的时期，中国的艺术史和文化史则是另一种形态。革命的政治领袖人物、英雄人物是艺术表现的主题。这与今天完全不同。人们普遍歌颂领袖、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工人是个整体形象，他们使“无产阶级”这个抽象概念得以落实。“咱们工人有力量”曾是当年“有力量”的大众歌曲。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动力。这些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深入人心。懂得这些理念的中国人远远多于今天的股民、球迷和网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作为城市的中小学生都有过“学工”（到工厂劳动）的经验。我本人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做过电子工人，有过“壮志凌云抒豪情”、“明天登上新高峰”的豪言壮语。当年，在心理上自认为是领导阶级，因而也萌生了领导者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在我成长于斯的那个城市，有个拖拉机厂在一九五八年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拖拉机工人受到了伟大领袖的高度赞誉，几乎成为整个城市的光荣。
798等国营企业没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厂原有职工二万余人，现在只剩不到四千，而多数工厂车间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经济效益持续低迷。798的历史性的衰微，不仅仅是传统电子工业的退化、厂房的大规模的出租，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精神地位的普遍失落。一个新兴的文化工业正在覆盖曾经辉煌过的传统电子工业，一如考古地层所呈现的年代学上的魅力。挽歌之后是晨曲。
梅花欢喜漫天雪
从计划经济的政治时代到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时期，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曾经无比辉煌的718联合厂无疑是计划经济和国家特殊战略的产物。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工业格局和秩序。它的衰落才真正给自由艺术家的进驻带来机会。
一九八五年前后的中国试验艺术界显现出“江湖”状态（朱岩所拍摄的一个餐厅的名字叫“江湖”，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就联想到“1985”这个概念），很像历代帝国末期的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当时的实验艺术家虽然被叫做“艺术群体”，但他们并不“聚群而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才逐渐形成个体艺术家“聚群而居”的文化现象。圆明园、宋庄、上苑等村落都成为自由艺术家的聚居地，集工作室、居室、展厅于一处。艺术家高度村落化。他们的生活及其艺术都处在当时主流社会的边缘，常常以反抗者或隐居者自居，只有海外媒体和文化猎奇者才会兴致勃勃地光顾那里。
再后来，报道艺术家村落成为亚时尚或小时尚，一个中国最小的文化旅游景点应运而生。艺术家村开始时尚化。“艺术是一种生活”的概念在淡化，“艺术是一种时尚”的概念在强化。在时尚化的过程中，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艺术家（按马克思的概念，他们起初一无所有）进入国际艺术展览和市场，购置房产和地产，进而成了有产阶级艺术家。一边是绝望的文化苦行僧，一边是光芒四射的金币，因此解构了艺术村作为特殊文化旅游景点的最初的合理性。有钱而又繁忙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他们到郊外最想看的是贫困的无产阶级艺术家所应有的丰富的精神生活，以便刺激或升华他们的尘世欲望、梦想和潜在的宗教情结。
我们必须注意文化生态的整体关系。与通县等地的艺术家村落形成互补关系的是北京的三里屯的酒吧区，以及游击队式的地下展览活动。酒吧和咖啡馆文化是地道的外来文化，在被时尚化之后纷纷进入中国，落脚在北京的三里屯。商人、文化人、白领、艺术家、小资混迹于此。酒吧是村落化的艺术家保持最后的城市身份的重要场所，是他们没有彻底撤离城市中心的最后一个据点。与地下艺术展览和活动相比，酒吧的聚会具有公开性。艺术家的村落活动更多的在历史叙述之外。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798文化区具有艺术家工作室、酒吧、展厅（或画廊）这种三位一体的格局。798的工作室、酒吧和展厅模式都有最近的来源：工作室来自画家村或艺术家村；酒吧来自三里屯；画廊或展厅来自地上或地下的各种展览模式。在这些因素历时性地建构798的文化模式的过程中，也把原来工作室、酒吧、展厅的自由因素和时尚因素不同程度地带了进来。
一九九三年后出现了海外中国艺术家的归国潮。国外实验艺术家进驻工业废墟的文化经验开始在中国艺术界传播并逐渐产生影响。艾未未与“艺术仓库”的关系，林天苗、王功新夫妇与LOFT（藏酷）的关系，正是这种文化经验的延续。云南昆明的创库也是艺术家的聚居地，则是北京以外地区艺术家租用旧厂房的例证。工业废墟的艺术模式是村落化的艺术家彻底回到城市的重要契机。张大力、陈庆庆、林天苗、王功新、艾未未、盛奇、朱青生、谭平、刘野等“海归派”艺术家活跃在北京。徐冰、蔡国强、黄永、朱金石、黄锐等艺术家穿梭于中国本土和海外之间。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为主体的艺术家正流浪在北京。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无业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自由艺术家的群落。策划人和批评家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使艺术家群落保持了稳定性和活力，地下展览和海外展览才真正赋予了艺术家基本的社会身份。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中国自由艺术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由个别变成整体，由地下转入地上，由边缘逐渐进入中心。自由艺术家渴望拥有相对独立的区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村落化的艺术家开始大举进驻城市。通州城和北京城成为自由艺术家的聚居之所。自由艺术家在北京望京小区的花家地更为密集。有人把花家地戏称为“画家地”，双关互喻，就成了“画家们”的“花家地”（有如“桃源花乡”），这与四处泛滥的短信息的“黄段子”相映成趣。花家地西里和南里这些地名可以写进当代艺术史。张晓刚、邱志杰、马六明、陈文波、宋永红、曾浩、奉正杰等艺术家基本活动或居住在这个局域。望京小区和大山子小区则散居着更多的自由艺术家。罗伯特的艺术网站曾一度设在大山子。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此提及，大山子地区和望京小区之所以与艺术关系密切，是与中央美术学院于一九九五年从城市中心搬迁到大山子区并最终安居在望京小区有关。中央美术学院被商业挤到城市边缘。大山子北京电子器件二厂的大门口“中央美术学院”牌子整整挂了六个年头，直到二○○一年才搬到望京小区的花家地的新校址。因此，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历史上有一个“二厂时代”。从现在798的人员构成就能看出中央美术学院的成分：隋建国、于凡、贾涤非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喻高、陈羚羊、刘野、聂牧、彭禹、孙原都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隋建国为了便于进行大型雕塑租用了798厂旁边的706厂的一个空间，成为第一个利用这里现有空间的艺术家。此外，望京小区和大山子地区的另一个景观就是针对中央美术学院及其附属中等专科学校的考试培训产业。一个人数众多的考试大军潜伏在各个角落。上海的苏州河地区、沈阳的铁西工业区都不具备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
黑云压城城欲摧
798文化区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事实。正如作为文化生产城市的北京和作为文化消费城市的上海的不同一样，北京的798文化区与上海的新天地也不尽相同。有些媒体把798描述成又一个“上海新天地”，或者以今天上海新天地的现实作为未来798的前景，时尚的规划力量在起作用。当然，现在的798的艺术产业表现出一定的时尚因素，但是更强的自由因素仍在延续。个人身份的国际化、理论研讨的国际化、文化活动的国际化、展览策划的国际化、艺术产业的国际化都使得798具有自身特点。在二○○三年北京国际双年展期间，有大量展览在798开幕，吸引了来自海外和外地的参观者。对于过去的798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艺术家工作室、酒吧、展厅、设计室、书店、餐厅，特别是那些与电子工业无关的自由艺术家、自由职业者出入于798厂区，既是客人，又是主人。招引了更多的记者、文化观光客。798厂在今天的命运是当年的建设者和设计者无法预料的。即使现在大量进驻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也无法预料一年以后的命运。
这片即将被拆除的工业园区，没想到竟然成了自由和欲望的全新的乐园。昔日的工友们已不知去向。在邵帆所租用的空间里，还能看到当年的政治标语：“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现在这里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是“个人思想的自习室”、“个人欲望的休闲室”、“个人观念的创造室”。那些别开生面的各色人等活跃在这里。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一次缩微了的文化移民或文化殖民的隐喻，欧洲人进了美洲，印第安人却不知去向。现在大约有四十多名独立艺术家及其工作室，四十家各类机构。摄影家朱岩拍摄了八十个人物，每一位人物的表情都镇静自若，做主人翁状。
?98文化区又不会是一个永远的文化存在。798经过媒体欢欣鼓舞的叙述之后它的现实命运并不乐观。它面临即将全部拆除的厄运。从这一点来看，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人的新天地，北京的798也只能是北京人的798。上海的新天地会万寿无疆，北京的798只好“永垂不朽”了。无疑，摄影家朱岩是798文化变迁的记录者。他的本意或许是对798特殊文化现实的真诚纪念，不过这纪念本身仿佛就是提前的悼念。最后，我不由的想起毛泽东的一段话——“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
以 图 证 史 的 陷 阱
缪哲
以图证史，近来颇为史学界所乐道。这方法所获的成绩，以我所见而言，似以荣新江教授与姜伯勤教授的两部专书为最。两书研究的范围，均不出北朝至隋唐，即通常说的“中古”。姜先生的《中国祆教艺术史》，是讨论祆教图像与历史、宗教之关系的。荣先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虽非艺术史的专著，但也多有与祆教图像有关的内容。两书都颇多胜解，开人耳目；祆教图像的宗教与历史之潜义，似发之已无遗。
但近来把玩两书征引的图像，并杂取案头的书，以相参证。掩卷后，觉得这以图证史的方法，似犹有可议的地方。我先举个远点的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先生重拾清人的余绪，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伪，连写了四篇文章，称《兰亭序》是唐太宗君臣的阴谋之产物，也就是伪作。文章发表后，一场《兰亭》之真伪的辩论，就热闹地开始了。“偶像破坏派”的人，自以郭沫若先生为首领，拥戴者有宗白华、启功和史树青几位先生。“护法派”的人，则有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人。都是极一时之选的饱学宿儒。郭先生主要的根据，是出土于新疆和江苏一带的书抄与墓刻，如晋人抄写的《三国志》残卷，东晋王兴之、谢鲲等人的墓志等。这些书抄与墓志的字，都是汉隶体，与《兰亭》的楷法，是颇不相侔的。故郭老下结论说：“《三国志》的晋写本既然是隶体，则其他一切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所谓一隅三反，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就是这个道理。”
确确实实，数与数术是一枚难啃的酸涩青果。本来，数学史就被称作“秘中之秘”，因其永恒魅力至今尚未全部揭开；而“中国数”，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渊薮，它的奥秘尤其令人炫惑。尽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能够用哈勃望远镜对远隔四千万光年之遥的星系进行细致地观察，并能获得异常清晰的照片，但是，在面对这一东方神秘主义时，却只能像德国大科学家海森伯所说的，这“是一件我们只能谦恭地接受下来的礼物”。当然，神秘并不等于不可知，我们可以运用哲学智慧，通过现代人的视野同传统视野的对话与融合，使之获得合乎规律性的解释。
要找到进入数与数术的神秘之宫的门径，我以为，关键在于把握哲学思维与哲学方法。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对一个行将与敌人作战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敌人的哲学。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很有道理。知己知彼，就包括了把握对方主帅的个性、思维方法及其战略、策略。
掌握了哲学思维这把钥匙，以哲学思考引领数术研究，通过分析、解读古代那些哲学家的思维轨迹、治学经历、研索课题、学术话语，就有望进入数与数术这座迷宫的“文化后院”，找到破解其奥秘的门径。本书作者就正是这么做的。
他紧紧地把握住两点：一是理性品格；二是整体性观照。这两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们都属于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我们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不能仅是“跟着感觉走”，还必须依靠理性——把握抽象思维能力，凭借一些最普遍的范畴和概念，达到从个别进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而对于自然的整体理解、整体把握，又恰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大自然原本是统一的整体，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出于分析、把握、消化的需要，才分成一个个的学科；但是，研究起来，却又离不开归纳与综合。《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科学的发展大势，又何尝不是如此！三百多年来，科学发展的历程，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分门别类，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各个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之势，已经日益鲜明。
有人说，数学与哲学是同门异户，声息相通的。你敲开一家的门，另一家就立刻向你敞开了窗户。这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得到印证。在古代哲人眼中，道是起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易有太极（至极，无以复加），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时），四象生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里讲的都是数，是关于数的思考，而其实质则是研索宇宙生成的辩证法，它既是数学的，又是哲学的。由于量的普遍性，对于量的哲学思考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就“中国数”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来看，也可以认识数术与哲学的连带关系。先秦的官学与诸子之学，大体上由两类知识构成：一类是以礼仪刑法、典章制度为中心的上层的政治知识；一类是以农工医巫卜筮等技艺、方术为中心的下层社会的数理知识。它们凭借着两种知识背景，一种属于儒家、墨家，以诗书、礼乐等为背景；一类属于阴阳家与道家，以数术为背景，它们共同构成了本土文化。而属于后一类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作为“神秘的存在”，则更多地、集中地体现着哲学思维。
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哲学，区别只在于自觉或自发、系统或零碎而已。同样，任何一门学问，也必然都反映着哲学的探求与诉求。而数学作为一种同经验无关的人类思维的结晶，更需要哲学的支撑。
柏拉图有一句名言：“没有数学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被运用于生活中的哲学，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英国的著名学者罗素，正是踏着数学的阶梯步入哲学堂奥的。以建立“集合论”而驰名于世的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谈道：“从早年起，我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数学领域，而是努力去熟悉、理解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著作；所以很自然地，我的论文要是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的关注，那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奖赏而备感欣慰。”
通读《数与数术札记》全文，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解读数与数术的古代典籍同哲学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向千载以上的哲人问学请益，同他们进行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手里始终把握着一把哲学的金钥匙。
翻检着《数与数术札记》手稿，我突然记起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两句诗：“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在那寂寂空山的萧条古道上，看不到禅刹，也不见芒鞋破钵的僧人，却传来了几声虽不响亮却也令人心神悚动的钟声。在数与数术作为学术中的冷门，无人探访的古径上，作者怀着对于自然哲学的神秘结构与诗性浓烈的好奇心，以其特有的执著与迷恋，十数年如一日，从事着数与数术的潜心研索。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作者就曾有专著《数术探秘》面世。近年来，他又进一步发掘其广泛、深邃的文化属性，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注意吸收学术界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注入了个人新的见解，撰著了这部札记、随笔。
作者着眼于读解数与数术的深层结构与内涵，力图从新的视角探索“东方神秘主义”的玄机，为广大热心于“中国数”的研究者，给出一些堪资研索与论说的话题，提供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也许，《札记》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正规的学术著作和最后完成的文本；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这少有问津者的广漠硕野，勇敢地驰骋其思想的轻骑，展示出一个学人不趋时、不浮躁的精神境界和治学风格。而对于一般的读者，特别是人文科学范畴的读者，当有助于增长自然哲学智慧，通过涉猎灵虚、神秘的数的王国，开阔视野，匡正宿见，体会以哲学分析精神，认识数与数术这一陌生事物的文化价值；同时，对于疗救知识结构的残缺和想像力的贫乏，改变某种“单面人”状态，也会有一定作用。
尹吉男
遍地英雄下夕烟
798如今是个文化动物园，但过去并不是。
798在成为文化动物园的同时，也成了纪念昔日曾经辉煌一时的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历史博物馆”。当现代学者或文化叙述者面对今天798的文化生态时，总要考据一下原798厂的历史和798文化区的来历。它的故事要从现在的占据者及其活动说起。
当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子工业史与当代艺术史戏剧般地对接起来并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景观时，我感到了时尚的力量，感到了被时尚包裹的自由的力量。一个关于798的文化欲望和艺术想像被不断叙述。798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厂编号，而成了文化代码，在媒体的传播链里一再复述，成了全新而又独特的文化乐园。
无疑，798承载着几代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电子工业的历史记忆。它是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曾经“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在这里进行过伟大的事业。在高度公有制、国有制的模式下，作为国营大型企业，曾经是中国电子工业基石之一。当年远离城市中心并处在荒草包围之中的798厂，体现了当年国家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因此，798在今天看来是很容易解读的文化代码。
原798厂，又叫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此前是718联合厂（即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为其第二厂名）的三分厂。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四元字1035号》和《四计字1354号》两个文件，联合厂分了家，才有了798厂。718联合厂为民主德国援建。一九五四年秋开始动工，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建成，举行了开工典礼，国家验收。作为大型国有（军工）企业，原718联合厂及其下属各厂，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过极其重大的作用，为原子弹爆炸、卫星升天等重大工业科技项目做过许多重大贡献。
在798厂处于最辉煌的时期，中国的艺术史和文化史则是另一种形态。革命的政治领袖人物、英雄人物是艺术表现的主题。这与今天完全不同。人们普遍歌颂领袖、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工人是个整体形象，他们使“无产阶级”这个抽象概念得以落实。“咱们工人有力量”曾是当年“有力量”的大众歌曲。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动力。这些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深入人心。懂得这些理念的中国人远远多于今天的股民、球迷和网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作为城市的中小学生都有过“学工”（到工厂劳动）的经验。我本人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做过电子工人，有过“壮志凌云抒豪情”、“明天登上新高峰”的豪言壮语。当年，在心理上自认为是领导阶级，因而也萌生了领导者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在我成长于斯的那个城市，有个拖拉机厂在一九五八年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拖拉机工人受到了伟大领袖的高度赞誉，几乎成为整个城市的光荣。
798等国营企业没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厂原有职工二万余人，现在只剩不到四千，而多数工厂车间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经济效益持续低迷。798的历史性的衰微，不仅仅是传统电子工业的退化、厂房的大规模的出租，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精神地位的普遍失落。一个新兴的文化工业正在覆盖曾经辉煌过的传统电子工业，一如考古地层所呈现的年代学上的魅力。挽歌之后是晨曲。
梅花欢喜漫天雪
从计划经济的政治时代到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时期，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曾经无比辉煌的718联合厂无疑是计划经济和国家特殊战略的产物。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工业格局和秩序。它的衰落才真正给自由艺术家的进驻带来机会。
一九八五年前后的中国试验艺术界显现出“江湖”状态（朱岩所拍摄的一个餐厅的名字叫“江湖”，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就联想到“1985”这个概念），很像历代帝国末期的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当时的实验艺术家虽然被叫做“艺术群体”，但他们并不“聚群而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才逐渐形成个体艺术家“聚群而居”的文化现象。圆明园、宋庄、上苑等村落都成为自由艺术家的聚居地，集工作室、居室、展厅于一处。艺术家高度村落化。他们的生活及其艺术都处在当时主流社会的边缘，常常以反抗者或隐居者自居，只有海外媒体和文化猎奇者才会兴致勃勃地光顾那里。
再后来，报道艺术家村落成为亚时尚或小时尚，一个中国最小的文化旅游景点应运而生。艺术家村开始时尚化。“艺术是一种生活”的概念在淡化，“艺术是一种时尚”的概念在强化。在时尚化的过程中，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艺术家（按马克思的概念，他们起初一无所有）进入国际艺术展览和市场，购置房产和地产，进而成了有产阶级艺术家。一边是绝望的文化苦行僧，一边是光芒四射的金币，因此解构了艺术村作为特殊文化旅游景点的最初的合理性。有钱而又繁忙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他们到郊外最想看的是贫困的无产阶级艺术家所应有的丰富的精神生活，以便刺激或升华他们的尘世欲望、梦想和潜在的宗教情结。
我们必须注意文化生态的整体关系。与通县等地的艺术家村落形成互补关系的是北京的三里屯的酒吧区，以及游击队式的地下展览活动。酒吧和咖啡馆文化是地道的外来文化，在被时尚化之后纷纷进入中国，落脚在北京的三里屯。商人、文化人、白领、艺术家、小资混迹于此。酒吧是村落化的艺术家保持最后的城市身份的重要场所，是他们没有彻底撤离城市中心的最后一个据点。与地下艺术展览和活动相比，酒吧的聚会具有公开性。艺术家的村落活动更多的在历史叙述之外。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798文化区具有艺术家工作室、酒吧、展厅（或画廊）这种三位一体的格局。798的工作室、酒吧和展厅模式都有最近的来源：工作室来自画家村或艺术家村；酒吧来自三里屯；画廊或展厅来自地上或地下的各种展览模式。在这些因素历时性地建构798的文化模式的过程中，也把原来工作室、酒吧、展厅的自由因素和时尚因素不同程度地带了进来。
一九九三年后出现了海外中国艺术家的归国潮。国外实验艺术家进驻工业废墟的文化经验开始在中国艺术界传播并逐渐产生影响。艾未未与“艺术仓库”的关系，林天苗、王功新夫妇与LOFT（藏酷）的关系，正是这种文化经验的延续。云南昆明的创库也是艺术家的聚居地，则是北京以外地区艺术家租用旧厂房的例证。工业废墟的艺术模式是村落化的艺术家彻底回到城市的重要契机。张大力、陈庆庆、林天苗、王功新、艾未未、盛奇、朱青生、谭平、刘野等“海归派”艺术家活跃在北京。徐冰、蔡国强、黄永、朱金石、黄锐等艺术家穿梭于中国本土和海外之间。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为主体的艺术家正流浪在北京。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无业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自由艺术家的群落。策划人和批评家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使艺术家群落保持了稳定性和活力，地下展览和海外展览才真正赋予了艺术家基本的社会身份。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中国自由艺术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由个别变成整体，由地下转入地上，由边缘逐渐进入中心。自由艺术家渴望拥有相对独立的区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村落化的艺术家开始大举进驻城市。通州城和北京城成为自由艺术家的聚居之所。自由艺术家在北京望京小区的花家地更为密集。有人把花家地戏称为“画家地”，双关互喻，就成了“画家们”的“花家地”（有如“桃源花乡”），这与四处泛滥的短信息的“黄段子”相映成趣。花家地西里和南里这些地名可以写进当代艺术史。张晓刚、邱志杰、马六明、陈文波、宋永红、曾浩、奉正杰等艺术家基本活动或居住在这个局域。望京小区和大山子小区则散居着更多的自由艺术家。罗伯特的艺术网站曾一度设在大山子。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在此提及，大山子地区和望京小区之所以与艺术关系密切，是与中央美术学院于一九九五年从城市中心搬迁到大山子区并最终安居在望京小区有关。中央美术学院被商业挤到城市边缘。大山子北京电子器件二厂的大门口“中央美术学院”牌子整整挂了六个年头，直到二○○一年才搬到望京小区的花家地的新校址。因此，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历史上有一个“二厂时代”。从现在798的人员构成就能看出中央美术学院的成分：隋建国、于凡、贾涤非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喻高、陈羚羊、刘野、聂牧、彭禹、孙原都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隋建国为了便于进行大型雕塑租用了798厂旁边的706厂的一个空间，成为第一个利用这里现有空间的艺术家。此外，望京小区和大山子地区的另一个景观就是针对中央美术学院及其附属中等专科学校的考试培训产业。一个人数众多的考试大军潜伏在各个角落。上海的苏州河地区、沈阳的铁西工业区都不具备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
黑云压城城欲摧
798文化区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事实。正如作为文化生产城市的北京和作为文化消费城市的上海的不同一样，北京的798文化区与上海的新天地也不尽相同。有些媒体把798描述成又一个“上海新天地”，或者以今天上海新天地的现实作为未来798的前景，时尚的规划力量在起作用。当然，现在的798的艺术产业表现出一定的时尚因素，但是更强的自由因素仍在延续。个人身份的国际化、理论研讨的国际化、文化活动的国际化、展览策划的国际化、艺术产业的国际化都使得798具有自身特点。在二○○三年北京国际双年展期间，有大量展览在798开幕，吸引了来自海外和外地的参观者。对于过去的798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艺术家工作室、酒吧、展厅、设计室、书店、餐厅，特别是那些与电子工业无关的自由艺术家、自由职业者出入于798厂区，既是客人，又是主人。招引了更多的记者、文化观光客。798厂在今天的命运是当年的建设者和设计者无法预料的。即使现在大量进驻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也无法预料一年以后的命运。
这片即将被拆除的工业园区，没想到竟然成了自由和欲望的全新的乐园。昔日的工友们已不知去向。在邵帆所租用的空间里，还能看到当年的政治标语：“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现在这里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是“个人思想的自习室”、“个人欲望的休闲室”、“个人观念的创造室”。那些别开生面的各色人等活跃在这里。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一次缩微了的文化移民或文化殖民的隐喻，欧洲人进了美洲，印第安人却不知去向。现在大约有四十多名独立艺术家及其工作室，四十家各类机构。摄影家朱岩拍摄了八十个人物，每一位人物的表情都镇静自若，做主人翁状。
?98文化区又不会是一个永远的文化存在。798经过媒体欢欣鼓舞的叙述之后它的现实命运并不乐观。它面临即将全部拆除的厄运。从这一点来看，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人的新天地，北京的798也只能是北京人的798。上海的新天地会万寿无疆，北京的798只好“永垂不朽”了。无疑，摄影家朱岩是798文化变迁的记录者。他的本意或许是对798特殊文化现实的真诚纪念，不过这纪念本身仿佛就是提前的悼念。最后，我不由的想起毛泽东的一段话——“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
以 图 证 史 的 陷 阱
缪哲
以图证史，近来颇为史学界所乐道。这方法所获的成绩，以我所见而言，似以荣新江教授与姜伯勤教授的两部专书为最。两书研究的范围，均不出北朝至隋唐，即通常说的“中古”。姜先生的《中国祆教艺术史》，是讨论祆教图像与历史、宗教之关系的。荣先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虽非艺术史的专著，但也多有与祆教图像有关的内容。两书都颇多胜解，开人耳目；祆教图像的宗教与历史之潜义，似发之已无遗。
但近来把玩两书征引的图像，并杂取案头的书，以相参证。掩卷后，觉得这以图证史的方法，似犹有可议的地方。我先举个远点的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先生重拾清人的余绪，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伪，连写了四篇文章，称《兰亭序》是唐太宗君臣的阴谋之产物，也就是伪作。文章发表后，一场《兰亭》之真伪的辩论，就热闹地开始了。“偶像破坏派”的人，自以郭沫若先生为首领，拥戴者有宗白华、启功和史树青几位先生。“护法派”的人，则有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人。都是极一时之选的饱学宿儒。郭先生主要的根据，是出土于新疆和江苏一带的书抄与墓刻，如晋人抄写的《三国志》残卷，东晋王兴之、谢鲲等人的墓志等。这些书抄与墓志的字，都是汉隶体，与《兰亭》的楷法，是颇不相侔的。故郭老下结论说：“《三国志》的晋写本既然是隶体，则其他一切晋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所谓一隅三反，所谓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就是这个道理。”
确确实实，数与数术是一枚难啃的酸涩青果。本来，数学史就被称作“秘中之秘”，因其永恒魅力至今尚未全部揭开；而“中国数”，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渊薮，它的奥秘尤其令人炫惑。尽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能够用哈勃望远镜对远隔四千万光年之遥的星系进行细致地观察，并能获得异常清晰的照片，但是，在面对这一东方神秘主义时，却只能像德国大科学家海森伯所说的，这“是一件我们只能谦恭地接受下来的礼物”。当然，神秘并不等于不可知，我们可以运用哲学智慧，通过现代人的视野同传统视野的对话与融合，使之获得合乎规律性的解释。
要找到进入数与数术的神秘之宫的门径，我以为，关键在于把握哲学思维与哲学方法。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对一个行将与敌人作战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敌人的哲学。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很有道理。知己知彼，就包括了把握对方主帅的个性、思维方法及其战略、策略。
掌握了哲学思维这把钥匙，以哲学思考引领数术研究，通过分析、解读古代那些哲学家的思维轨迹、治学经历、研索课题、学术话语，就有望进入数与数术这座迷宫的“文化后院”，找到破解其奥秘的门径。本书作者就正是这么做的。
他紧紧地把握住两点：一是理性品格；二是整体性观照。这两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们都属于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我们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不能仅是“跟着感觉走”，还必须依靠理性——把握抽象思维能力，凭借一些最普遍的范畴和概念，达到从个别进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而对于自然的整体理解、整体把握，又恰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大自然原本是统一的整体，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出于分析、把握、消化的需要，才分成一个个的学科；但是，研究起来，却又离不开归纳与综合。《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科学的发展大势，又何尝不是如此！三百多年来，科学发展的历程，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分门别类，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各个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之势，已经日益鲜明。
有人说，数学与哲学是同门异户，声息相通的。你敲开一家的门，另一家就立刻向你敞开了窗户。这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得到印证。在古代哲人眼中，道是起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易有太极（至极，无以复加），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时），四象生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里讲的都是数，是关于数的思考，而其实质则是研索宇宙生成的辩证法，它既是数学的，又是哲学的。由于量的普遍性，对于量的哲学思考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就“中国数”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来看，也可以认识数术与哲学的连带关系。先秦的官学与诸子之学，大体上由两类知识构成：一类是以礼仪刑法、典章制度为中心的上层的政治知识；一类是以农工医巫卜筮等技艺、方术为中心的下层社会的数理知识。它们凭借着两种知识背景，一种属于儒家、墨家，以诗书、礼乐等为背景；一类属于阴阳家与道家，以数术为背景，它们共同构成了本土文化。而属于后一类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作为“神秘的存在”，则更多地、集中地体现着哲学思维。
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哲学，区别只在于自觉或自发、系统或零碎而已。同样，任何一门学问，也必然都反映着哲学的探求与诉求。而数学作为一种同经验无关的人类思维的结晶，更需要哲学的支撑。
柏拉图有一句名言：“没有数学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被运用于生活中的哲学，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英国的著名学者罗素，正是踏着数学的阶梯步入哲学堂奥的。以建立“集合论”而驰名于世的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谈道：“从早年起，我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数学领域，而是努力去熟悉、理解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著作；所以很自然地，我的论文要是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的关注，那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奖赏而备感欣慰。”
通读《数与数术札记》全文，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解读数与数术的古代典籍同哲学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向千载以上的哲人问学请益，同他们进行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手里始终把握着一把哲学的金钥匙。
翻检着《数与数术札记》手稿，我突然记起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两句诗：“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在那寂寂空山的萧条古道上，看不到禅刹，也不见芒鞋破钵的僧人，却传来了几声虽不响亮却也令人心神悚动的钟声。在数与数术作为学术中的冷门，无人探访的古径上，作者怀着对于自然哲学的神秘结构与诗性浓烈的好奇心，以其特有的执著与迷恋，十数年如一日，从事着数与数术的潜心研索。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作者就曾有专著《数术探秘》面世。近年来，他又进一步发掘其广泛、深邃的文化属性，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注意吸收学术界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注入了个人新的见解，撰著了这部札记、随笔。
作者着眼于读解数与数术的深层结构与内涵，力图从新的视角探索“东方神秘主义”的玄机，为广大热心于“中国数”的研究者，给出一些堪资研索与论说的话题，提供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也许，《札记》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正规的学术著作和最后完成的文本；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这少有问津者的广漠硕野，勇敢地驰骋其思想的轻骑，展示出一个学人不趋时、不浮躁的精神境界和治学风格。而对于一般的读者，特别是人文科学范畴的读者，当有助于增长自然哲学智慧，通过涉猎灵虚、神秘的数的王国，开阔视野，匡正宿见，体会以哲学分析精神，认识数与数术这一陌生事物的文化价值；同时，对于疗救知识结构的残缺和想像力的贫乏，改变某种“单面人”状态，也会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