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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是全球重要的水果，也是我国重要的瓜类作物。我国西瓜的起源问题备受国人关注，西瓜是本土原产还是外来物种，如属外来又是何时、从何地引种，至今仍有不少模糊之处。一些看似明确而流行的说法也有明显的错误，有必要深加探讨，以期获得比较全面、明确、可靠的认识。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州水田坂良渚文化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等考古报道称发现有西瓜种子。经学者认真复验和鉴定，这些所谓西瓜子多是冬瓜子，无一可以确认属于西瓜。
我国先秦没有瓜的品种意识，多只笼统称之。秦汉以来始有品种之分，《齐民要术》 所辑 《广雅》《广志》就有龙肝、虎掌、羊骹、兔头、狸头、缣瓜、蜜筒、瓜州大瓜、青登等20多种。其中既没有近似“西瓜”的名称，相关记载也未见有明确可辨的西瓜性状。
西瓜有别名“寒瓜”一说。南朝陶弘景《本草集注》：“永嘉有寒瓜甚大，今每取藏，经年食之。”永嘉即今浙江温州，东临大海。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陶弘景所说的“寒瓜”即西瓜。此说影响很大，此后多视寒瓜为西瓜别名，今人也承其说，并认为西瓜可能由海上传入。
但中古人所说寒瓜是冬瓜。《神异经》：“东南荒中有椰木……子形如寒瓜（原注：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日本人《和名本草》是采辑唐人本草著述而成，著录“寒瓜：色青白、皮厚、肉强”。“青白”指青皮上有霜粉，“肉强”指肉质较硬，都是冬瓜的典型特征。当时南北语言不同，北方人叫冬瓜，南方人称寒瓜。
为了上推我国西瓜的时间，当今论者引古人诗赋为证。引用最多的是刘桢《瓜赋》“蓝皮蜜理，素肌丹瓤”，陆机《瓜赋》“或摅文以抱绿，或披素而怀丹”。绿皮红瓤，正是西瓜的典型特征。但刘桢这两句前面称“厥初作苦，终然允甘”，是说未熟时苦，成熟就甜，这是甜瓜的特征。陆机所说是两种不同的瓜品，总结称“体犹握虚”，是说成熟了剖开中空，而西瓜无论生熟都是实心的，甜瓜成熟后才有空腔。他们说的都是甜瓜而不是西瓜。另外，先秦有食瓜削皮的饮食礼节，汉以来有“甘瓜苦蒂”“浮瓜沉李”的流行说法，西瓜剖开食用而不需削皮，西瓜之蒂不苦，西瓜无论生熟也不会浮于水面。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唐朝以前，果用瓜都是甜瓜，没有任何西瓜的迹象，我国西瓜必由外来。
关于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欧阳修《新五代史》附录的五代晋人胡峤《陷北记》。胡氏称其流落契丹时在辽（契丹）上京见到西瓜：“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时间在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至周广顺三年（953）间。契丹（辽）上京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我国西瓜最初是由回纥传到这里的。这是史家公认西瓜传入我国最确切的记载，但对由回纥传入的具体地点和途径，迄今有关理解和说法却不尽恰当。
辽太祖“破回纥”获得西瓜的地点，史家多据《辽史》太祖本纪所载辽太祖西征之事，认为是西域新疆浮图城，故址在今新疆昌吉州奇台縣西北。太祖本纪记载，天赞三年（924），辽太祖阿保机“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浮图城是当时高昌回鹘的夏都。但根据我们的考察，辽太祖西征不可能长驱数千里到达浮图城。辽太祖时契丹新兴，势力有限，东邻渤海国是其心腹之患，西征的目的主要是为扫清后方，以避免腹背受敌，因而当时诏书只称“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这些部落都在今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的西部，甘肃、青海的东北部一线。辽太祖当时一路北上，征至“古回鹘城”，即唐时的漠北回纥故都，故址在今蒙古杭爱山脉东、前杭爱省哈拉和林西北七十里、鄂尔浑河上游西北岸。稍作驻留，然后挥师南下，征至流沙。但所至流沙并非安西流沙，而是古居延海，又称弱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这里也是后来辽鼎盛时的西陲边境。辽太祖西征最远只是到了这里，后续或派兵进逼，但决不会长驱深入，更不会远抵新疆浮图城。为什么会冒出“拔浮图城”一语？当时辽兵曾攻下一甘州回鹘边城，俘其都督，《辽史》编者粗疏，将弱水流沙误作安西流沙，遂有“拔浮图城”之说。辽太祖九月初至回纥故都，正是蒙古高原西瓜成熟的季节，辽太祖在此刻石纪功，所谓“契丹破回纥”，所说不是新疆高昌回鹘夏都浮图城，而是漠北回纥故都。
西瓜原产于非洲，埃及、中东等地首先引种，然后分南北两路向亚洲大陆传播。中亚花剌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是亚洲最著名的西瓜产地，可视作亚洲西瓜的发祥地，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史家记载花剌子模西瓜盛产的最早时间，相当于我国中唐时期，实际兴盛的时间应该更早些。基于辽太祖西征至新疆浮图城的错误说法，从中亚花剌子模到我国新疆，再到我国东北辽上京，三个纬度基本相同的地方，在九世纪早期到辽太祖西征至十世纪早期的一个世纪内，完成了西瓜的接力东传，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
但这一说法远不可靠。笔者发现，许多关于当时新疆地区盛产西瓜的论说都是值得怀疑的。《突厥语大词典》有甜瓜、黄瓜的词条，虽然提到西瓜，却没有西瓜的专门词条。所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西瓜种子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新疆地区出现西瓜的明确记载是元人《长春真人西游记》，时间已是十三世纪早期，此后新疆境内的西瓜一直乏善可陈。不仅是新疆，乃至西北甘肃、青海、宁夏诸省区，并未有盛产西瓜的任何记载，甚至有“陇以西无西瓜”的说法。揣度其情理，应是西瓜生长对土壤的水分要求较高，并不像哈密瓜之类硬皮甜瓜耐旱。西瓜又是鲜食水果，水分含量大，不耐贮存和运输，大面积种植需要相对集中的消费人群。而西域地广人稀，消费人群分散，很难大面积种植和持续发展。所谓唐五代我国新疆地区已经盛产西瓜的说法于史无征，不足取信。
而越过新疆，西瓜从中亚直接东传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回纥故都一带，应该是一种很特殊的情景，需要异常的机缘和方式。我们认为最合理的可能应是中亚摩尼传教士直接将西瓜种子从中亚带到漠北回纥牙帐所在的鄂尔浑河流域，在那里生根传种。 摩尼教因其崇尚明月光明，又称明教，大约公元六至七世纪进入东亚。唐武后延载元年（694）正式传入中国，最初在唐朝的传播并不顺利，开元二十年（732）朝廷曾明令禁断。而漠北回纥却对其情有独钟，如获至宝。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从唐引入，尊为国教，前后持续近80年。这是摩尼教传入东亚以来最受宠遇，也是漠北回纥最为兴盛的时期。
摩尼教主张食素，崇尚瓜类食物，认为“瓜当中的光明分子特别多”，“特别是西瓜和黄瓜，认为光明分子集中在这些瓜当中”。西瓜是当时中亚地区新兴的瓜果品种，应该受到摩尼传教士的重视，而盛产西瓜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又正是当时摩尼教会中亚教团所在地。这种地缘上的巧合，使中亚盛产的西瓜与摩尼教信仰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恰巧此时漠北回纥汗国尊摩尼为国教，无疑是西瓜东传蒙古高原的天赐良机。摩尼教戒肉、奶酪，这些饮食方面的严格要求对回纥这样以牛羊肉、乳制品为主食的游牧狩猎民族来说，无疑极难遵守。不难想象，为了报答回纥汗王的宠遇，吸引更多的游牧信徒，摩尼教团定会卖力地将中亚地区盛产的西瓜引送回纥核心地区。史载当时教职人员频繁往还于两地之间，应是西瓜种子东传最为切实、可靠的机会。
漠北回纥鄂尔浑河谷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有农耕生产的基础，此时人口稠密，工商业云集。这样的情景与中亚花剌子模和布哈拉、撒马尔罕所在的阿姆、锡尔两河间河谷沃地十分接近，纬度也不过高，正是西瓜这类不耐干旱、不耐贮运之鲜食水果得以种植传播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土壤。
我们认为，正是上述外来传入与本土接受的巧合对应，使西瓜直接从中亚传到蒙古草原持续种植成为可能，时间应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摩尼教正式引入漠北回纥，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黠戛斯汗国军队攻灭回鹘都城的70多年间。
湖北恩施发现一宋末西瓜碑，碑文提到当地所种四种西瓜，三种来自淮南，一种名“回回瓜”，从域外传来。当时“回回”一般指西域伊斯兰化之各族，是各族穆斯林的通称，以中亚核心地区伊斯兰教盛行的国家为主，是比高昌回鹘更西的地区，南宋人没有直接到达这里的可能。
西瓜碑原文称“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游带过种来”，特别指明是理宗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非同寻常。这年蒙古使者王楫前来议索岁币，这是宋蒙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五月，王楫卒于宋，谈判中止，和议未成，南宋派使者护送其灵柩归蒙古。所谓“嘉熙北游”当隐指此事，所谓回回种，当是蒙古大军西征，从中亚引入的新品种。
总之，我国唐以前没有任何西瓜的迹象。我国西瓜由西域传入，但始传新疆的说法于史无征。传入我国的西瓜最初应由摩尼传教士从中亚花剌子模与撒马尔罕、布哈拉等西瓜盛产地带到漠北回纥故都，即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西北一带，时间在公元763～840年间。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至此，“得此种”，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一带传种，后为南宋与金人引种南下江南、河南、淮南等地。湖北恩施南宋西瓜碑稱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回回瓜，有可能是南宋人出使蒙古所为，也应得自回纥故都一带。
也就是说，传入我国的西瓜是由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盛产地，经过草原丝绸之路东传，首先落脚蒙古草原的鄂尔河上游农耕区，以此为中转，于五代和宋元之交陆续传入我国东北和南方的。
摘自《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杭州水田坂良渚文化遗址、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等考古报道称发现有西瓜种子。经学者认真复验和鉴定，这些所谓西瓜子多是冬瓜子，无一可以确认属于西瓜。
我国先秦没有瓜的品种意识，多只笼统称之。秦汉以来始有品种之分，《齐民要术》 所辑 《广雅》《广志》就有龙肝、虎掌、羊骹、兔头、狸头、缣瓜、蜜筒、瓜州大瓜、青登等20多种。其中既没有近似“西瓜”的名称，相关记载也未见有明确可辨的西瓜性状。
西瓜有别名“寒瓜”一说。南朝陶弘景《本草集注》：“永嘉有寒瓜甚大，今每取藏，经年食之。”永嘉即今浙江温州，东临大海。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陶弘景所说的“寒瓜”即西瓜。此说影响很大，此后多视寒瓜为西瓜别名，今人也承其说，并认为西瓜可能由海上传入。
但中古人所说寒瓜是冬瓜。《神异经》：“东南荒中有椰木……子形如寒瓜（原注：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日本人《和名本草》是采辑唐人本草著述而成，著录“寒瓜：色青白、皮厚、肉强”。“青白”指青皮上有霜粉，“肉强”指肉质较硬，都是冬瓜的典型特征。当时南北语言不同，北方人叫冬瓜，南方人称寒瓜。
为了上推我国西瓜的时间，当今论者引古人诗赋为证。引用最多的是刘桢《瓜赋》“蓝皮蜜理，素肌丹瓤”，陆机《瓜赋》“或摅文以抱绿，或披素而怀丹”。绿皮红瓤，正是西瓜的典型特征。但刘桢这两句前面称“厥初作苦，终然允甘”，是说未熟时苦，成熟就甜，这是甜瓜的特征。陆机所说是两种不同的瓜品，总结称“体犹握虚”，是说成熟了剖开中空，而西瓜无论生熟都是实心的，甜瓜成熟后才有空腔。他们说的都是甜瓜而不是西瓜。另外，先秦有食瓜削皮的饮食礼节，汉以来有“甘瓜苦蒂”“浮瓜沉李”的流行说法，西瓜剖开食用而不需削皮，西瓜之蒂不苦，西瓜无论生熟也不会浮于水面。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唐朝以前，果用瓜都是甜瓜，没有任何西瓜的迹象，我国西瓜必由外来。
关于西瓜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欧阳修《新五代史》附录的五代晋人胡峤《陷北记》。胡氏称其流落契丹时在辽（契丹）上京见到西瓜：“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时间在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至周广顺三年（953）间。契丹（辽）上京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我国西瓜最初是由回纥传到这里的。这是史家公认西瓜传入我国最确切的记载，但对由回纥传入的具体地点和途径，迄今有关理解和说法却不尽恰当。
辽太祖“破回纥”获得西瓜的地点，史家多据《辽史》太祖本纪所载辽太祖西征之事，认为是西域新疆浮图城，故址在今新疆昌吉州奇台縣西北。太祖本纪记载，天赞三年（924），辽太祖阿保机“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浮图城是当时高昌回鹘的夏都。但根据我们的考察，辽太祖西征不可能长驱数千里到达浮图城。辽太祖时契丹新兴，势力有限，东邻渤海国是其心腹之患，西征的目的主要是为扫清后方，以避免腹背受敌，因而当时诏书只称“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这些部落都在今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的西部，甘肃、青海的东北部一线。辽太祖当时一路北上，征至“古回鹘城”，即唐时的漠北回纥故都，故址在今蒙古杭爱山脉东、前杭爱省哈拉和林西北七十里、鄂尔浑河上游西北岸。稍作驻留，然后挥师南下，征至流沙。但所至流沙并非安西流沙，而是古居延海，又称弱水，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这里也是后来辽鼎盛时的西陲边境。辽太祖西征最远只是到了这里，后续或派兵进逼，但决不会长驱深入，更不会远抵新疆浮图城。为什么会冒出“拔浮图城”一语？当时辽兵曾攻下一甘州回鹘边城，俘其都督，《辽史》编者粗疏，将弱水流沙误作安西流沙，遂有“拔浮图城”之说。辽太祖九月初至回纥故都，正是蒙古高原西瓜成熟的季节，辽太祖在此刻石纪功，所谓“契丹破回纥”，所说不是新疆高昌回鹘夏都浮图城，而是漠北回纥故都。
西瓜原产于非洲，埃及、中东等地首先引种，然后分南北两路向亚洲大陆传播。中亚花剌子模、布哈拉、撒马尔罕是亚洲最著名的西瓜产地，可视作亚洲西瓜的发祥地，今属乌兹别克斯坦。史家记载花剌子模西瓜盛产的最早时间，相当于我国中唐时期，实际兴盛的时间应该更早些。基于辽太祖西征至新疆浮图城的错误说法，从中亚花剌子模到我国新疆，再到我国东北辽上京，三个纬度基本相同的地方，在九世纪早期到辽太祖西征至十世纪早期的一个世纪内，完成了西瓜的接力东传，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
但这一说法远不可靠。笔者发现，许多关于当时新疆地区盛产西瓜的论说都是值得怀疑的。《突厥语大词典》有甜瓜、黄瓜的词条，虽然提到西瓜，却没有西瓜的专门词条。所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西瓜种子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新疆地区出现西瓜的明确记载是元人《长春真人西游记》，时间已是十三世纪早期，此后新疆境内的西瓜一直乏善可陈。不仅是新疆，乃至西北甘肃、青海、宁夏诸省区，并未有盛产西瓜的任何记载，甚至有“陇以西无西瓜”的说法。揣度其情理，应是西瓜生长对土壤的水分要求较高，并不像哈密瓜之类硬皮甜瓜耐旱。西瓜又是鲜食水果，水分含量大，不耐贮存和运输，大面积种植需要相对集中的消费人群。而西域地广人稀，消费人群分散，很难大面积种植和持续发展。所谓唐五代我国新疆地区已经盛产西瓜的说法于史无征，不足取信。
而越过新疆，西瓜从中亚直接东传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回纥故都一带，应该是一种很特殊的情景，需要异常的机缘和方式。我们认为最合理的可能应是中亚摩尼传教士直接将西瓜种子从中亚带到漠北回纥牙帐所在的鄂尔浑河流域，在那里生根传种。 摩尼教因其崇尚明月光明，又称明教，大约公元六至七世纪进入东亚。唐武后延载元年（694）正式传入中国，最初在唐朝的传播并不顺利，开元二十年（732）朝廷曾明令禁断。而漠北回纥却对其情有独钟，如获至宝。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从唐引入，尊为国教，前后持续近80年。这是摩尼教传入东亚以来最受宠遇，也是漠北回纥最为兴盛的时期。
摩尼教主张食素，崇尚瓜类食物，认为“瓜当中的光明分子特别多”，“特别是西瓜和黄瓜，认为光明分子集中在这些瓜当中”。西瓜是当时中亚地区新兴的瓜果品种，应该受到摩尼传教士的重视，而盛产西瓜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又正是当时摩尼教会中亚教团所在地。这种地缘上的巧合，使中亚盛产的西瓜与摩尼教信仰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恰巧此时漠北回纥汗国尊摩尼为国教，无疑是西瓜东传蒙古高原的天赐良机。摩尼教戒肉、奶酪，这些饮食方面的严格要求对回纥这样以牛羊肉、乳制品为主食的游牧狩猎民族来说，无疑极难遵守。不难想象，为了报答回纥汗王的宠遇，吸引更多的游牧信徒，摩尼教团定会卖力地将中亚地区盛产的西瓜引送回纥核心地区。史载当时教职人员频繁往还于两地之间，应是西瓜种子东传最为切实、可靠的机会。
漠北回纥鄂尔浑河谷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有农耕生产的基础，此时人口稠密，工商业云集。这样的情景与中亚花剌子模和布哈拉、撒马尔罕所在的阿姆、锡尔两河间河谷沃地十分接近，纬度也不过高，正是西瓜这类不耐干旱、不耐贮运之鲜食水果得以种植传播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土壤。
我们认为，正是上述外来传入与本土接受的巧合对应，使西瓜直接从中亚传到蒙古草原持续种植成为可能，时间应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摩尼教正式引入漠北回纥，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黠戛斯汗国军队攻灭回鹘都城的70多年间。
湖北恩施发现一宋末西瓜碑，碑文提到当地所种四种西瓜，三种来自淮南，一种名“回回瓜”，从域外传来。当时“回回”一般指西域伊斯兰化之各族，是各族穆斯林的通称，以中亚核心地区伊斯兰教盛行的国家为主，是比高昌回鹘更西的地区，南宋人没有直接到达这里的可能。
西瓜碑原文称“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游带过种来”，特别指明是理宗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非同寻常。这年蒙古使者王楫前来议索岁币，这是宋蒙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五月，王楫卒于宋，谈判中止，和议未成，南宋派使者护送其灵柩归蒙古。所谓“嘉熙北游”当隐指此事，所谓回回种，当是蒙古大军西征，从中亚引入的新品种。
总之，我国唐以前没有任何西瓜的迹象。我国西瓜由西域传入，但始传新疆的说法于史无征。传入我国的西瓜最初应由摩尼传教士从中亚花剌子模与撒马尔罕、布哈拉等西瓜盛产地带到漠北回纥故都，即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西北一带，时间在公元763～840年间。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西征至此，“得此种”，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一带传种，后为南宋与金人引种南下江南、河南、淮南等地。湖北恩施南宋西瓜碑稱嘉熙四年（1240）“北游”带来回回瓜，有可能是南宋人出使蒙古所为，也应得自回纥故都一带。
也就是说，传入我国的西瓜是由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盛产地，经过草原丝绸之路东传，首先落脚蒙古草原的鄂尔河上游农耕区，以此为中转，于五代和宋元之交陆续传入我国东北和南方的。
摘自《南京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