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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有日但为乐，死后无春更著人。只可倡佯一生意，何须负持百年身？
良辰美景的唯一问题就是没法好好睡觉，因为每一次眨眼都是对眼前一切的浪费，对张这位生活在唐代的年轻文人来说，这个神奇的夜晚必然是个不眠之夜。有十娘、五嫂两位“倾国复倾城”的神仙佳丽慰劳缱绻、左拥右抱，恁是哪一个心智正常的男儿也不会辜负此等春宵。
但张毕竟是一位文士，所以必定要做足前戏，方不负自己风流才子的赫赫声名。于是，那晚游戏欢宴，便成了一次男女吟诗作对的炫技表演，双方不断抛出各种绣口辞章来试探对方的心意，尽管听起来都是温文尔雅，但内情却是不折不扣的挑逗之辞。
每一个以“春宵”为开头的句子后面都会跟着“苦短”两个字，就像所有滥情的小说结尾一样，第二天早上两人披衣对坐，泣泪相看，在一番温语嘱托后，执手话别，从此“去日一何短，来宵一何长”，再不相见。
在唐代，猎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戏比今天要慢得多，也浪漫得多，仅仅有金钱是远远不够的，诗词歌赋是必要的考验，只有通过了这一关，内闱之门才会对你打开。
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想一窥唐代的风雅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妓院中寻找，对唐代的文士来说，烟花柳巷才是灵感的神殿，而妓女则理所当然是他们集体膜拜的缪斯女神。获取灵感的最佳方式，当然是像张那样，和这些女神“共卧一宿”。
词人载笔至，仙妓出花迎。
“疑是两般心未决，雨中神女月中仙”，在一次大醉后，唐代最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在一首诗中如此称颂陪酒的两位妓女。
将妓女比作仙女，乃是唐代文人的惯例，蒋防《霍小玉传》里的才子李益初闻霍小玉，就是“有一仙人，谪在下界”，而与李益齐名的诗人钱起，则在《陪郭常侍令公东亭宴集》里称“词人载笔至，仙妓出花迎”。
唐人传奇故事中，绝大多数关于凡人与仙女交往的故事，实际上都是暗指一夜情或宿妓嫖娼。在这群文人眼中，妓女就像神话中的仙女一样，美艳无双，姿态动人，暖体温香，多才多艺。她们常常会现身于最具人间至乐的时刻，充当侑酒和娱乐的陪衬，甚至在情投意合且钱给得够多的情况下与之享受一夕云雨，过后两不相欠。
所以，后人不必太过奇怪为何唐人传奇中有如此多仙女下凡人间，忙不迭地对凡人自荐枕席。在享受了一夕或是几夕欢好之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一点特别能满足文士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需要：既得到了一位绝代佳人的温柔怀抱，又不必操心夫妻应有的柴米油盐这些俗事。
在唐人眼中，不仅妓女像仙女，就连仙女也都有些妓女的特性。张的孙子张荐颇有乃祖风貌，在他的《灵怪集》里不惜让织女也出了一次轨，背着牛郎去和凡间一个叫郭翰的年轻才子同枕共眠，只有在七夕的时候才满心不情不愿地回到天上。
而张荐的老亲家牛僧孺，更在一部名为《周秦行纪》的传奇里，和特意显灵的古代美女西施、绿珠、赵飞燕、杨贵妃等人玩了一把穿越艳遇。
在唐代文人心目中，一位才子能看上一个妓女，乃是这名妓女最大的幸事，而妓女也满心希望借文士之名抬高自己的身价。
白居易的故事最具典型性，他刚回长安不久，就听说一位妓女自夸“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在写给同为诗人的朋友元稹信中，白不无得意地提到，这名妓女仅仅因为会他的诗，就“由是增价”。
妓女在唐代文士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哪个诗人没写过一两首赠妓或是嫖妓的诗歌，都不配称为诗人。
但无论这些诗句如何美妙动人，一旦妓女不幸阻碍了这些文士的发迹之途，她们就应该像那些仙女那样，在一夜情后主动消失。
在《西厢记》的原版元稹的《莺莺传》里，崔莺莺最后和张生缱绻一番后两人各奔东西，再不相见，非常符合唐代文人好聚好散的豪迈性格。
而他的另一位诗坛同志杜牧，也是此道中人，在扬州时，杜牧常出没倡楼，“驰逐其间，无虚夕”，因为杜牧一向故作正人君子模样，自以为嫖娼之事做得相当隐匿。等到他升任侍御史时，他的上司牛僧孺，则微笑着命人取来一个小盒子，里面装满了杜牧在扬州宿妓嫖娼的记录，“凡数千百”，都写着：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
平康有女初长成。
文人世界里的妓女是可以用来同宿亵玩的仙女，给人带来无限欢愉，但对妓女来说，也许生活并不像文人诗作中那样轻松可人。每一个仙女的背后，都有着一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只是这身体，只有最体察入微之人才能窥见一斑。
孙棨就是这样一个心思细密之人，这位唐末的翰林学士和杜牧一样有着虚伪的一面，宣称自己对逛妓院这件事“固非兴致”。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就是这位自称对妓院兴致缺如之人，留下了迄今为止对唐代妓女生活最详尽的记录《北里志》。
在这本书里，孙细致入微地记述了生活在长安平康坊中的十二个妓女的传闻轶事，其中有位叫王福娘的妓女是最倾心孙棨的一个，而她的出身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唐代妓女的真实写照。
王福娘经历颇为悲惨，她原来也是良家女，邻居是个乐工，从小经常跟着乐工学针线、诵歌诗，可能是因为自幼聪慧，所以被人贩子看中，骗卖到长安的一所妓院里。妓院里的人开始对她很好，“以亲情接待甚至”，但累月后便开始逼她学歌令，让她接客。
她的兄长也曾经来找过她，想要把她夺回去。但她此时已经被达官显贵包养，“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只得告诉她的兄长“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最后从妓院要来数百金给兄长，“乃恸哭永诀而去”。
孙棨在《北里志》里记载了他所知道的妓女的来源，除了被拐骗的良家女子，更多的是因家贫被父母卖给妓院的。
这些幼女没有自己的姓名，只能冒妓院的主人假母的姓氏，而妓女的名字也常常是以行辈论，如“苏十三娘”等等。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比如一名叫张住住的妓女，就是“其母之腹女也”，而她亲生母亲之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妓女，完全是为了能钓取金龟，一夜暴富，甚至将女儿的初夜权以三千钱的高价卖给一个叫陈小风的富商，全然不顾女儿早已有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徐佛奴，逼得女儿指着井口威胁母兄：“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 张住住这样的亲生女儿成为妓女尚且要以死相逼，那么那些被收买来的幼女踏上妓女成长之路可谓一步一血。
在唐代，培养一个妓女可能比培养良家女子更加麻烦，如果要成为一名出众的妓女，从小就要勤学诗词歌赋，而且她们也被终身禁锢在妓院中，除非有恩客来接，抑或赎身从良，不然很难出门。只有在每个月的初八这天，长安保唐寺有讲席时，才能假借有人邀请同行出游的名义，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为这次仅仅半天的短暂自由，还要向她们的假母缴纳一缗钱才能放行。
这群“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妓女，一待长成，便很快要应酬于豪门文士之间，成为像杜牧、白居易这些文士股掌之中的玩物。而对妓院来说，恩客的需要就是妓院的一切，所以面对如此庞大的文人消费群体，妓女必须要使尽浑身解数，成为那些文人心目中知书达礼、色艺双绝的理想女性。
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
唐代妓院除了是文人雅士和达官显贵的泄欲之地外，也是成批制造大唐才女的工厂。《全唐诗》里一共收录了21名妓女的130首诗歌，占唐代女诗人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唐代四大女诗人中，有两位是不折不扣的才女，刘采春是歌妓，尽管卖艺不卖身，但却与当时声名炽盛的大诗人元稹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后者盛赞其“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
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蜀中名妓薛涛，她的风流圈子涵盖了中晚唐的半个诗坛，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全是她的石榴裙下客。剑南节度使韦皋对她喜爱得不得了，甚至打算奏请朝廷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尽管没有成功，但薛涛“女校书”的名声却传扬开来，甚至“泽披后世”，直到民国时期，成都等地仍然习惯称妓女为“女校书”。
另外两大女诗人鱼玄机和李季兰尽管名义上不是妓女而是女道士，但做的却是“私窠子”的营生。李季兰从小便被其父预言“必为失行妇”，长大以后果然成为一代风流女冠，在一次与著名诗人刘长卿会面时，当面嘲讽刘长卿私处隐疾为“众鸟欣有托”。
鱼玄机最出名的除了她那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之外，还有以夜叉闻名的才子情郎温庭筠。鱼显然是社交场上的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总而言之，有唐一代的才女，不是妓女，便是走在通往妓女的星光大道上。
有唐一代，妓女和文士之间的搭配是如此的浑然天成，也演绎出不少风流韵事供后世遐思品味，譬如元稹之于薛涛、白居易之于苏小小、杜牧之于张好好。问题是，尽管其中颇多委婉曲折的故事，但对这些文人雅士而言，妓女只是他们寻找灵感和满足虚荣心的灵丹妙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夕的欢乐而已，绝不会真的关心这些妓女的出身和末路。
写《北里志》的孙棨就是这样的才子之一，他那位被逼为娼的红颜知己王福娘最大的心愿就是孙能够为她赎身从良。所以她将那封写满自己心意的红笺“泣且拜”地交给孙棨，满怀期望地指望孙能“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救她脱离妓院，永久地成为孙的枕边人。但孙棨的考虑却是自己身为一名举子，和妓女在一起“非举子所宜”，所以冷漠地拒绝了她。在回复的诗中，孙棨将福娘比作“泥中莲子”，换言之，她本身已经不清不白，是不配与他这样的清白士人在一起的，告诉她不必在他身上再费幻想：“移入家园未得无”。
第二年春天，孙从洛阳再回到长安时，福娘已经被一个叫张言的彩缬铺豪商买下，并且留了一首诗给孙，告诉他“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友尽。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妓女徐月英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唐代妓女们的“大唐梦”。尽管生平整日混迹名利场中，但内心中，却大都有着一个“荆钗与布裙”的平民女子之梦。就像王福娘想要赎身从良，与心上人孙棨共度余生一样，像徐月英、王福娘这样怀抱一份良民愿望的妓女在唐代比比皆是。
但真正像唐代传奇《李娃传》那样，最后李娃被登第为官的郑生迎娶，封为“汧国夫人”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像《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那样，为了情郎信誓旦旦的一句“来接汝”，就痴傻地苦待余生，最后郁郁而死。
所以，妓女最好的三种下场不过就是年老色衰后自己当假母，继续这份营生；或者是像白居易《琵琶行》里所说的“老大嫁作商人妇”，成为某个商人或小官的妾媵；或者是看破红尘，出家为女冠僧尼，青灯黄卷，了此残生。
最后能全身而退，对妓女来说已经是极大的幸运，有些即使侥幸赎身从良，也未必就从此踏上康庄大道，因为妓女被赎身之原因，不过才色两端而已，一旦色衰，爱弛也就随之而来，流落街头或是重操旧业的命运也会重演。
平康坊三曲的头牌名妓楚儿，年老迟暮时从良嫁给了万年捕贼官郭锻，但婚后的生活不过是从妓院的桎梏中移到了另外一个幽闭的居所，每当楚儿昔日的老相好在她窗外路过，跟她打招呼被郭锻发现后，一顿暴打便不期而至。
在这些妓女末路的故事中，最令人齿冷的当属自诩为民喉舌的白居易了，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不客气地评价：“（白居易）贫儒骤富，露出措大本色”。赵翼历数白居易发达后留恋花丛的事，颇为鄙夷。
如果白居易仅仅是“老翁入娼家——大不称”也就罢了，但老翁白居易却是始乱终弃的主。白本来有一名很心仪的家妓樊素，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而这位樊素，对白居易更是情深意长，整整跟了白氏长达十年，甚至在白居易最失意的江州司马任上，樊素仍然不离不弃。
但等到白居易68岁时，却决定把樊素卖掉，尽管后世爱惜白居易声名的文人一股脑地声称白居易是“放妓”，即解放妓女从良，但他的诗里一句“籍在经费中”露了破绽，确确实实是转卖，而非从良。尽管在该诗的结尾，白居易自称禁不住樊素苦苦哀求，最终又“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但其实不过是扭捏作态，因为最后还是把樊素卖了。对白居易来说，这只不过又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而已，而对樊素来说，则是从此下落杳然、不知所终了。
而白居易不仅亏待自家妓女，还用诗杀死别人的家妓。当他听说好友张愔的侍妾关盼盼在张去世后独居燕子楼十年的感人事迹，特意写了一首诗，感慨张愔身后诸妓“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讽刺关盼盼既然对张愔如此一往情深，却不能追随先夫于地下。关盼盼读到这首诗后，“旬日不食而卒”。在白居易的大力帮助下，关盼盼一代义妓的名声终于垂范千古了。
良辰美景的唯一问题就是没法好好睡觉，因为每一次眨眼都是对眼前一切的浪费，对张这位生活在唐代的年轻文人来说，这个神奇的夜晚必然是个不眠之夜。有十娘、五嫂两位“倾国复倾城”的神仙佳丽慰劳缱绻、左拥右抱，恁是哪一个心智正常的男儿也不会辜负此等春宵。
但张毕竟是一位文士，所以必定要做足前戏，方不负自己风流才子的赫赫声名。于是，那晚游戏欢宴，便成了一次男女吟诗作对的炫技表演，双方不断抛出各种绣口辞章来试探对方的心意，尽管听起来都是温文尔雅，但内情却是不折不扣的挑逗之辞。
每一个以“春宵”为开头的句子后面都会跟着“苦短”两个字，就像所有滥情的小说结尾一样，第二天早上两人披衣对坐，泣泪相看，在一番温语嘱托后，执手话别，从此“去日一何短，来宵一何长”，再不相见。
在唐代，猎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戏比今天要慢得多，也浪漫得多，仅仅有金钱是远远不够的，诗词歌赋是必要的考验，只有通过了这一关，内闱之门才会对你打开。
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想一窥唐代的风雅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妓院中寻找，对唐代的文士来说，烟花柳巷才是灵感的神殿，而妓女则理所当然是他们集体膜拜的缪斯女神。获取灵感的最佳方式，当然是像张那样，和这些女神“共卧一宿”。
词人载笔至，仙妓出花迎。
“疑是两般心未决，雨中神女月中仙”，在一次大醉后，唐代最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在一首诗中如此称颂陪酒的两位妓女。
将妓女比作仙女，乃是唐代文人的惯例，蒋防《霍小玉传》里的才子李益初闻霍小玉，就是“有一仙人，谪在下界”，而与李益齐名的诗人钱起，则在《陪郭常侍令公东亭宴集》里称“词人载笔至，仙妓出花迎”。
唐人传奇故事中，绝大多数关于凡人与仙女交往的故事，实际上都是暗指一夜情或宿妓嫖娼。在这群文人眼中，妓女就像神话中的仙女一样，美艳无双，姿态动人，暖体温香，多才多艺。她们常常会现身于最具人间至乐的时刻，充当侑酒和娱乐的陪衬，甚至在情投意合且钱给得够多的情况下与之享受一夕云雨，过后两不相欠。
所以，后人不必太过奇怪为何唐人传奇中有如此多仙女下凡人间，忙不迭地对凡人自荐枕席。在享受了一夕或是几夕欢好之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一点特别能满足文士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需要：既得到了一位绝代佳人的温柔怀抱，又不必操心夫妻应有的柴米油盐这些俗事。
在唐人眼中，不仅妓女像仙女，就连仙女也都有些妓女的特性。张的孙子张荐颇有乃祖风貌，在他的《灵怪集》里不惜让织女也出了一次轨，背着牛郎去和凡间一个叫郭翰的年轻才子同枕共眠，只有在七夕的时候才满心不情不愿地回到天上。
而张荐的老亲家牛僧孺，更在一部名为《周秦行纪》的传奇里，和特意显灵的古代美女西施、绿珠、赵飞燕、杨贵妃等人玩了一把穿越艳遇。
在唐代文人心目中，一位才子能看上一个妓女，乃是这名妓女最大的幸事，而妓女也满心希望借文士之名抬高自己的身价。
白居易的故事最具典型性，他刚回长安不久，就听说一位妓女自夸“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在写给同为诗人的朋友元稹信中，白不无得意地提到，这名妓女仅仅因为会他的诗，就“由是增价”。
妓女在唐代文士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哪个诗人没写过一两首赠妓或是嫖妓的诗歌，都不配称为诗人。
但无论这些诗句如何美妙动人，一旦妓女不幸阻碍了这些文士的发迹之途，她们就应该像那些仙女那样，在一夜情后主动消失。
在《西厢记》的原版元稹的《莺莺传》里，崔莺莺最后和张生缱绻一番后两人各奔东西，再不相见，非常符合唐代文人好聚好散的豪迈性格。
而他的另一位诗坛同志杜牧，也是此道中人，在扬州时，杜牧常出没倡楼，“驰逐其间，无虚夕”，因为杜牧一向故作正人君子模样，自以为嫖娼之事做得相当隐匿。等到他升任侍御史时，他的上司牛僧孺，则微笑着命人取来一个小盒子，里面装满了杜牧在扬州宿妓嫖娼的记录，“凡数千百”，都写着：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
平康有女初长成。
文人世界里的妓女是可以用来同宿亵玩的仙女，给人带来无限欢愉，但对妓女来说，也许生活并不像文人诗作中那样轻松可人。每一个仙女的背后，都有着一具伤痕累累的身体，只是这身体，只有最体察入微之人才能窥见一斑。
孙棨就是这样一个心思细密之人，这位唐末的翰林学士和杜牧一样有着虚伪的一面，宣称自己对逛妓院这件事“固非兴致”。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就是这位自称对妓院兴致缺如之人，留下了迄今为止对唐代妓女生活最详尽的记录《北里志》。
在这本书里，孙细致入微地记述了生活在长安平康坊中的十二个妓女的传闻轶事，其中有位叫王福娘的妓女是最倾心孙棨的一个，而她的出身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唐代妓女的真实写照。
王福娘经历颇为悲惨，她原来也是良家女，邻居是个乐工，从小经常跟着乐工学针线、诵歌诗，可能是因为自幼聪慧，所以被人贩子看中，骗卖到长安的一所妓院里。妓院里的人开始对她很好，“以亲情接待甚至”，但累月后便开始逼她学歌令，让她接客。
她的兄长也曾经来找过她，想要把她夺回去。但她此时已经被达官显贵包养，“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只得告诉她的兄长“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最后从妓院要来数百金给兄长，“乃恸哭永诀而去”。
孙棨在《北里志》里记载了他所知道的妓女的来源，除了被拐骗的良家女子，更多的是因家贫被父母卖给妓院的。
这些幼女没有自己的姓名，只能冒妓院的主人假母的姓氏，而妓女的名字也常常是以行辈论，如“苏十三娘”等等。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比如一名叫张住住的妓女，就是“其母之腹女也”，而她亲生母亲之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妓女，完全是为了能钓取金龟，一夜暴富，甚至将女儿的初夜权以三千钱的高价卖给一个叫陈小风的富商，全然不顾女儿早已有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徐佛奴，逼得女儿指着井口威胁母兄：“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 张住住这样的亲生女儿成为妓女尚且要以死相逼，那么那些被收买来的幼女踏上妓女成长之路可谓一步一血。
在唐代，培养一个妓女可能比培养良家女子更加麻烦，如果要成为一名出众的妓女，从小就要勤学诗词歌赋，而且她们也被终身禁锢在妓院中，除非有恩客来接，抑或赎身从良，不然很难出门。只有在每个月的初八这天，长安保唐寺有讲席时，才能假借有人邀请同行出游的名义，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为这次仅仅半天的短暂自由，还要向她们的假母缴纳一缗钱才能放行。
这群“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妓女，一待长成，便很快要应酬于豪门文士之间，成为像杜牧、白居易这些文士股掌之中的玩物。而对妓院来说，恩客的需要就是妓院的一切，所以面对如此庞大的文人消费群体，妓女必须要使尽浑身解数，成为那些文人心目中知书达礼、色艺双绝的理想女性。
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
唐代妓院除了是文人雅士和达官显贵的泄欲之地外，也是成批制造大唐才女的工厂。《全唐诗》里一共收录了21名妓女的130首诗歌，占唐代女诗人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唐代四大女诗人中，有两位是不折不扣的才女，刘采春是歌妓，尽管卖艺不卖身，但却与当时声名炽盛的大诗人元稹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后者盛赞其“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
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蜀中名妓薛涛，她的风流圈子涵盖了中晚唐的半个诗坛，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全是她的石榴裙下客。剑南节度使韦皋对她喜爱得不得了，甚至打算奏请朝廷授以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尽管没有成功，但薛涛“女校书”的名声却传扬开来，甚至“泽披后世”，直到民国时期，成都等地仍然习惯称妓女为“女校书”。
另外两大女诗人鱼玄机和李季兰尽管名义上不是妓女而是女道士，但做的却是“私窠子”的营生。李季兰从小便被其父预言“必为失行妇”，长大以后果然成为一代风流女冠，在一次与著名诗人刘长卿会面时，当面嘲讽刘长卿私处隐疾为“众鸟欣有托”。
鱼玄机最出名的除了她那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之外，还有以夜叉闻名的才子情郎温庭筠。鱼显然是社交场上的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总而言之，有唐一代的才女，不是妓女，便是走在通往妓女的星光大道上。
有唐一代，妓女和文士之间的搭配是如此的浑然天成，也演绎出不少风流韵事供后世遐思品味，譬如元稹之于薛涛、白居易之于苏小小、杜牧之于张好好。问题是，尽管其中颇多委婉曲折的故事，但对这些文人雅士而言，妓女只是他们寻找灵感和满足虚荣心的灵丹妙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夕的欢乐而已，绝不会真的关心这些妓女的出身和末路。
写《北里志》的孙棨就是这样的才子之一，他那位被逼为娼的红颜知己王福娘最大的心愿就是孙能够为她赎身从良。所以她将那封写满自己心意的红笺“泣且拜”地交给孙棨，满怀期望地指望孙能“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救她脱离妓院，永久地成为孙的枕边人。但孙棨的考虑却是自己身为一名举子，和妓女在一起“非举子所宜”，所以冷漠地拒绝了她。在回复的诗中，孙棨将福娘比作“泥中莲子”，换言之，她本身已经不清不白，是不配与他这样的清白士人在一起的，告诉她不必在他身上再费幻想：“移入家园未得无”。
第二年春天，孙从洛阳再回到长安时，福娘已经被一个叫张言的彩缬铺豪商买下，并且留了一首诗给孙，告诉他“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友尽。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
妓女徐月英的这首诗可以说是唐代妓女们的“大唐梦”。尽管生平整日混迹名利场中，但内心中，却大都有着一个“荆钗与布裙”的平民女子之梦。就像王福娘想要赎身从良，与心上人孙棨共度余生一样，像徐月英、王福娘这样怀抱一份良民愿望的妓女在唐代比比皆是。
但真正像唐代传奇《李娃传》那样，最后李娃被登第为官的郑生迎娶，封为“汧国夫人”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像《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那样，为了情郎信誓旦旦的一句“来接汝”，就痴傻地苦待余生，最后郁郁而死。
所以，妓女最好的三种下场不过就是年老色衰后自己当假母，继续这份营生；或者是像白居易《琵琶行》里所说的“老大嫁作商人妇”，成为某个商人或小官的妾媵；或者是看破红尘，出家为女冠僧尼，青灯黄卷，了此残生。
最后能全身而退，对妓女来说已经是极大的幸运，有些即使侥幸赎身从良，也未必就从此踏上康庄大道，因为妓女被赎身之原因，不过才色两端而已，一旦色衰，爱弛也就随之而来，流落街头或是重操旧业的命运也会重演。
平康坊三曲的头牌名妓楚儿，年老迟暮时从良嫁给了万年捕贼官郭锻，但婚后的生活不过是从妓院的桎梏中移到了另外一个幽闭的居所，每当楚儿昔日的老相好在她窗外路过，跟她打招呼被郭锻发现后，一顿暴打便不期而至。
在这些妓女末路的故事中，最令人齿冷的当属自诩为民喉舌的白居易了，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不客气地评价：“（白居易）贫儒骤富，露出措大本色”。赵翼历数白居易发达后留恋花丛的事，颇为鄙夷。
如果白居易仅仅是“老翁入娼家——大不称”也就罢了，但老翁白居易却是始乱终弃的主。白本来有一名很心仪的家妓樊素，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而这位樊素，对白居易更是情深意长，整整跟了白氏长达十年，甚至在白居易最失意的江州司马任上，樊素仍然不离不弃。
但等到白居易68岁时，却决定把樊素卖掉，尽管后世爱惜白居易声名的文人一股脑地声称白居易是“放妓”，即解放妓女从良，但他的诗里一句“籍在经费中”露了破绽，确确实实是转卖，而非从良。尽管在该诗的结尾，白居易自称禁不住樊素苦苦哀求，最终又“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但其实不过是扭捏作态，因为最后还是把樊素卖了。对白居易来说，这只不过又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而已，而对樊素来说，则是从此下落杳然、不知所终了。
而白居易不仅亏待自家妓女，还用诗杀死别人的家妓。当他听说好友张愔的侍妾关盼盼在张去世后独居燕子楼十年的感人事迹，特意写了一首诗，感慨张愔身后诸妓“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讽刺关盼盼既然对张愔如此一往情深，却不能追随先夫于地下。关盼盼读到这首诗后，“旬日不食而卒”。在白居易的大力帮助下，关盼盼一代义妓的名声终于垂范千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