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张爱玲和林海音的女性小说，多以女性世界为主要表现内容，关注“家”中的女性，透视女性的心理与生存价值；而在具体题材选择和艺术表现上，二者又有着不同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本文以张爱玲《金锁记》和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为观照对象，通过对两部代表作中旧式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透视两岸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关键词：《金锁记》 《金鲤鱼的百裥裙》 女性形象 比较研究
瞩目海峡两岸的现当代文坛，张爱玲与林海音虽然身处的年代与地域不同，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生活在封建旧式家庭中的女性。如果说，张爱玲的《金锁记》集中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残余的社会生活形态和旧式女性千疮百孔的精神创伤；无独有偶，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则饱含悲悯之心，透过女性命运的悲剧揭示了旧式家族发生的封建罪恶。关注“家”中的女性，透视女性的生存价值与心态，是林海音、张爱玲笔下家族女性的共同特点。而在具体塑造旧式家族女性形象的切入点上，两位作家又有各自不同的路径。
一、从丫鬟到少奶奶：曲折的身份转变历程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金鲤鱼都出身于寒门，在封建的旧社会，贫寒家境的女子想要进入豪门只能给人做姨太太或者当丫鬟供人使唤，曹七巧和金鲤鱼便是从底层起步，步步为营，经历了曲折的身份转变历程。
少女时期的曹七巧可爱直率，“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衬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中的一个，往后的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以看出，少女时期的七巧对爱情尚存一丝纯真幻想，但这种幻想却被哥哥嫂嫂无情打破，兄嫂做主把七巧嫁给了姜府的二少爷：给一个患有软骨病的男人做姨太太。姜二爷因残疾娶不到门当户对的名门千金，为了能让七巧安心服侍二少爷，姜家干脆聘七巧做正室，完成了买卖式婚姻。七巧表面上是明媒正娶的，实际上她只是个服侍二爷、给二爷传宗接代的麻油店贫家女；姑嫂们对她嗤之以鼻，老太太对她不屑一顾，连佣人们也打心眼里看不起她。
身处婆家的尴尬、屈辱地位和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婚姻，让七巧备受压抑，她不断以牢骚、粗俗和不近人情的表现进行变相的发泄与报复。在姜家受到的精神折磨，让七巧无法原谅把她“出卖”的哥哥，对姜家更是从骨子里充满仇恨。生活在封建婚姻枷锁下的七巧，内心充满无奈和纠结：既对婚姻痛苦有无尽的哀怨委屈，也会在身为人妻的境遇中对患着病症的丈夫有恻隐之心。大家庭内部的倾轧，金钱力量的诱惑，使七巧最终认定拥有金钱就是拥有一切，于是，她疯狂地追逐金钱，苦熬多年，最终分得了家产；在甘心做金钱奴隶的同时，也用这黄金的枷角劈杀了好几个人。
《金鲤鱼的百裥裙》中，金鲤鱼同样出身贫寒，六岁被卖到大户人家当丫鬟，十六岁的她被太太相中收于老爷房中做姨太太，成了为许家生子的工具。金鲤鱼生了儿子，别人说：遇上大太太，是她的福气。可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她认为她有福气，并不是因为遇到了许大太太，而是因为她有一个争气的肚子，会生儿子。”从丫鬟到姨太太，虽然她生了儿子，身份改变了，但并没有带来她地位的提升，许家大大小小的人仍然喊她“金鲤鱼”，她不过是一个丫鬟，她这条“金鲤鱼”始终跳不过许家的龙门。
二、从毫不自知到苦心经营：曲折的心路历程
《金鲤鱼的百裥裙》展示了金鲤鱼微妙的心理活动历程。在许大太太眼中：“金鲤鱼是她自己的人，百依百顺，逃不出她的手掌心。”但金鲤鱼却并不这么看，她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她一直在想，怎么让这条金鲤鱼跳过龙门！”多年来，她苦心经营，下决心要在儿子结婚时穿一条只有正室夫人才能穿的红色百裥裙。然而这一天到来时，大太太一句“民国了，家里妇女一律穿旗袍”的命令，无情地打碎了金鲤鱼渴盼已久的梦想，郁郁寡欢的金鲤鱼最终抱憾而死。因为是偏室，金鲤鱼的棺材甚至不允许从正门抬出去。当儿子振丰哭着趴在母亲棺材上痛哭：“我可以走大门，那么就让我妈连着我走一回大门吧！就这么一回！”所有人都惊呆了，感到“太意外”。因为人们早已习惯金鲤鱼的受歧视和压迫的卑微地位，从来没有人听到她心灵的哀哭，看到她被践踏的自尊，无数底层女子的婚姻悲剧仿佛从来如此地发生和上演。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封建婚姻的逼迫下，情感世界一片荒芜。七巧甚至想到“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可这正常的欲求也难迫寻，她像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她失去了青春、幸福和爱的权利。富有青春活力的她与没有半点人气的丈夫恰成鲜明的对照，在丈夫面前，她多年如一日“衣不解带的服侍他”，得到的却是姜家人幸灾乐祸的嘲笑和挖苦。长期以来，肉体折磨与精神苦闷导致七巧由一个正常人逐步走向畸形和变态。
不愿做姜公馆“鲜艳而凄怆的标本”，渴望过有情有爱的生活，七巧也曾热烈地追求小叔子季泽，给自己死寂的心灵增添一丝光亮。七巧心中的情感冲动和幻想本身就是对不公命运的反叛，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她在经历了漫长的心理压抑和煎熬终获得财产后，却造成了精神扭曲的悲剧。与《金鲤鱼的百裥裙》所不同的是，同样是女性婚姻命运的挣扎，金鲤鱼是哀婉、无助、低沉的自证式抗争；曹七巧则以一个被封建时代深深戕害的畸形典型，显示出歇斯底里式的挣扎。
三、时代的困局：男权话语下的女性悲哀
在封建伦理专制的笼罩下，金鲤鱼、曹七巧乃至千千万万的女子都是社会旧观念的受害者，这是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封建旧时代将女性的主体意识完全剥夺，造成了诸多令人心痛的悲剧。
金鲤鱼从六岁来到许家，到十六岁被老爷收房，即使她生了传宗接代的儿子，别人还是叫她金鲤鱼；即使她最后拥有了百裥裙，但她永远也不能穿上它。作品写道：“到了大喜的日子，果然没有任何一条大红百裥裙出现。不穿大红百裥裙，固然没有身份的区别了，但是，穿了呢？不就有区别了吗？她就是要这一点点的区别呀！一条绣花大红百裥裙的分量，可比旗袍重多了，旗袍人人可以穿，大红百裥裙可不是的呀！”由于旧时代的纳妾制度，金鲤鱼在别人眼里永远只是卑微的丫鬟和姨太太。作者林海音笔下的金鲤鱼虽然步步为营，但当许家收紧高门望族压迫下的最后一道网，金鲤鱼还是无从挣脱。而金鲤鱼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许家行为的残酷性，她仅仅想用一条大红百裥裙摆脱自己的卑微身份，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民国到来，时代迁移，服饰变换，旧时代的纳妾制度却依然存留，小妾的悲剧继续上演。
《金锁记》中，曹七巧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封建伦理、金钱枷锁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性满足性欲的权利，同时，她也是封建时代的施害者，因为她最终亲手毁了自己和儿女们的人生。作为一个母亲，她纵容儿子，冷落虐待儿媳，亲手拆散女儿的姻缘，这一切变态行为都使读者感到“毛骨悚然”。在七巧身上，体现了人性彻底扭曲的恶和丑。曹七巧生活在封建伦理盛行的男权时代，女性处于被摆布的状态，无法真正独立。即使女人有幸取得了家庭的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的代言人。七巧正是这样发生了由被食、自食到食人的异化。
四、结语
张爱玲和林海音所经历过的时代，她们对传统旧式家庭种种矛盾的切身感受，都成为日后创作的源泉。林海音塑造的金鲤鱼形象，就是她自幼年以来所见到的许多“姨太太”型人物中的一个。如果说张爱玲重在以旁观的姿态展示高门望族女性的生存图景，而林海音则倾向带着同情“讲述”大家庭里的不幸婚姻和女性故事，二者都采取了悲悯的态度观照她们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前者冷酷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扭曲性格，后者则在温暖有情的笔触里灌注了对主人公的深深关爱。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关注受传统家族文化直接影响的女性，以或锋利或柔和的笔触讲述着种种故事，也影响着一代代读者思考如何摆脱女性生存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林海音.林海音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2] 樊洛平.男权话语遮蔽下的婚姻真相揭示——试论林海音对台湾女性文学的开拓[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3] 张晓云.人格分裂的悲剧——论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形象[J].浙江社会科学学报，2009（5）.
[4] 张淑云.月影残烛下的挽歌——张爱玲与林海音小说中的家族女性[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2）.
[5] 代晓冬.试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关键词：《金锁记》 《金鲤鱼的百裥裙》 女性形象 比较研究
瞩目海峡两岸的现当代文坛，张爱玲与林海音虽然身处的年代与地域不同，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生活在封建旧式家庭中的女性。如果说，张爱玲的《金锁记》集中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残余的社会生活形态和旧式女性千疮百孔的精神创伤；无独有偶，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则饱含悲悯之心，透过女性命运的悲剧揭示了旧式家族发生的封建罪恶。关注“家”中的女性，透视女性的生存价值与心态，是林海音、张爱玲笔下家族女性的共同特点。而在具体塑造旧式家族女性形象的切入点上，两位作家又有各自不同的路径。
一、从丫鬟到少奶奶：曲折的身份转变历程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金鲤鱼都出身于寒门，在封建的旧社会，贫寒家境的女子想要进入豪门只能给人做姨太太或者当丫鬟供人使唤，曹七巧和金鲤鱼便是从底层起步，步步为营，经历了曲折的身份转变历程。
少女时期的曹七巧可爱直率，“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衬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中的一个，往后的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以看出，少女时期的七巧对爱情尚存一丝纯真幻想，但这种幻想却被哥哥嫂嫂无情打破，兄嫂做主把七巧嫁给了姜府的二少爷：给一个患有软骨病的男人做姨太太。姜二爷因残疾娶不到门当户对的名门千金，为了能让七巧安心服侍二少爷，姜家干脆聘七巧做正室，完成了买卖式婚姻。七巧表面上是明媒正娶的，实际上她只是个服侍二爷、给二爷传宗接代的麻油店贫家女；姑嫂们对她嗤之以鼻，老太太对她不屑一顾，连佣人们也打心眼里看不起她。
身处婆家的尴尬、屈辱地位和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婚姻，让七巧备受压抑，她不断以牢骚、粗俗和不近人情的表现进行变相的发泄与报复。在姜家受到的精神折磨，让七巧无法原谅把她“出卖”的哥哥，对姜家更是从骨子里充满仇恨。生活在封建婚姻枷锁下的七巧，内心充满无奈和纠结：既对婚姻痛苦有无尽的哀怨委屈，也会在身为人妻的境遇中对患着病症的丈夫有恻隐之心。大家庭内部的倾轧，金钱力量的诱惑，使七巧最终认定拥有金钱就是拥有一切，于是，她疯狂地追逐金钱，苦熬多年，最终分得了家产；在甘心做金钱奴隶的同时，也用这黄金的枷角劈杀了好几个人。
《金鲤鱼的百裥裙》中，金鲤鱼同样出身贫寒，六岁被卖到大户人家当丫鬟，十六岁的她被太太相中收于老爷房中做姨太太，成了为许家生子的工具。金鲤鱼生了儿子，别人说：遇上大太太，是她的福气。可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她认为她有福气，并不是因为遇到了许大太太，而是因为她有一个争气的肚子，会生儿子。”从丫鬟到姨太太，虽然她生了儿子，身份改变了，但并没有带来她地位的提升，许家大大小小的人仍然喊她“金鲤鱼”，她不过是一个丫鬟，她这条“金鲤鱼”始终跳不过许家的龙门。
二、从毫不自知到苦心经营：曲折的心路历程
《金鲤鱼的百裥裙》展示了金鲤鱼微妙的心理活动历程。在许大太太眼中：“金鲤鱼是她自己的人，百依百顺，逃不出她的手掌心。”但金鲤鱼却并不这么看，她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她一直在想，怎么让这条金鲤鱼跳过龙门！”多年来，她苦心经营，下决心要在儿子结婚时穿一条只有正室夫人才能穿的红色百裥裙。然而这一天到来时，大太太一句“民国了，家里妇女一律穿旗袍”的命令，无情地打碎了金鲤鱼渴盼已久的梦想，郁郁寡欢的金鲤鱼最终抱憾而死。因为是偏室，金鲤鱼的棺材甚至不允许从正门抬出去。当儿子振丰哭着趴在母亲棺材上痛哭：“我可以走大门，那么就让我妈连着我走一回大门吧！就这么一回！”所有人都惊呆了，感到“太意外”。因为人们早已习惯金鲤鱼的受歧视和压迫的卑微地位，从来没有人听到她心灵的哀哭，看到她被践踏的自尊，无数底层女子的婚姻悲剧仿佛从来如此地发生和上演。
《金锁记》中曹七巧在封建婚姻的逼迫下，情感世界一片荒芜。七巧甚至想到“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可这正常的欲求也难迫寻，她像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她失去了青春、幸福和爱的权利。富有青春活力的她与没有半点人气的丈夫恰成鲜明的对照，在丈夫面前，她多年如一日“衣不解带的服侍他”，得到的却是姜家人幸灾乐祸的嘲笑和挖苦。长期以来，肉体折磨与精神苦闷导致七巧由一个正常人逐步走向畸形和变态。
不愿做姜公馆“鲜艳而凄怆的标本”，渴望过有情有爱的生活，七巧也曾热烈地追求小叔子季泽，给自己死寂的心灵增添一丝光亮。七巧心中的情感冲动和幻想本身就是对不公命运的反叛，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她在经历了漫长的心理压抑和煎熬终获得财产后，却造成了精神扭曲的悲剧。与《金鲤鱼的百裥裙》所不同的是，同样是女性婚姻命运的挣扎，金鲤鱼是哀婉、无助、低沉的自证式抗争；曹七巧则以一个被封建时代深深戕害的畸形典型，显示出歇斯底里式的挣扎。
三、时代的困局：男权话语下的女性悲哀
在封建伦理专制的笼罩下，金鲤鱼、曹七巧乃至千千万万的女子都是社会旧观念的受害者，这是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封建旧时代将女性的主体意识完全剥夺，造成了诸多令人心痛的悲剧。
金鲤鱼从六岁来到许家，到十六岁被老爷收房，即使她生了传宗接代的儿子，别人还是叫她金鲤鱼；即使她最后拥有了百裥裙，但她永远也不能穿上它。作品写道：“到了大喜的日子，果然没有任何一条大红百裥裙出现。不穿大红百裥裙，固然没有身份的区别了，但是，穿了呢？不就有区别了吗？她就是要这一点点的区别呀！一条绣花大红百裥裙的分量，可比旗袍重多了，旗袍人人可以穿，大红百裥裙可不是的呀！”由于旧时代的纳妾制度，金鲤鱼在别人眼里永远只是卑微的丫鬟和姨太太。作者林海音笔下的金鲤鱼虽然步步为营，但当许家收紧高门望族压迫下的最后一道网，金鲤鱼还是无从挣脱。而金鲤鱼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许家行为的残酷性，她仅仅想用一条大红百裥裙摆脱自己的卑微身份，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民国到来，时代迁移，服饰变换，旧时代的纳妾制度却依然存留，小妾的悲剧继续上演。
《金锁记》中，曹七巧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封建伦理、金钱枷锁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性满足性欲的权利，同时，她也是封建时代的施害者，因为她最终亲手毁了自己和儿女们的人生。作为一个母亲，她纵容儿子，冷落虐待儿媳，亲手拆散女儿的姻缘，这一切变态行为都使读者感到“毛骨悚然”。在七巧身上，体现了人性彻底扭曲的恶和丑。曹七巧生活在封建伦理盛行的男权时代，女性处于被摆布的状态，无法真正独立。即使女人有幸取得了家庭的经济大权，她们也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成为“父”的代言人。七巧正是这样发生了由被食、自食到食人的异化。
四、结语
张爱玲和林海音所经历过的时代，她们对传统旧式家庭种种矛盾的切身感受，都成为日后创作的源泉。林海音塑造的金鲤鱼形象，就是她自幼年以来所见到的许多“姨太太”型人物中的一个。如果说张爱玲重在以旁观的姿态展示高门望族女性的生存图景，而林海音则倾向带着同情“讲述”大家庭里的不幸婚姻和女性故事，二者都采取了悲悯的态度观照她们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前者冷酷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扭曲性格，后者则在温暖有情的笔触里灌注了对主人公的深深关爱。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关注受传统家族文化直接影响的女性，以或锋利或柔和的笔触讲述着种种故事，也影响着一代代读者思考如何摆脱女性生存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林海音.林海音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2] 樊洛平.男权话语遮蔽下的婚姻真相揭示——试论林海音对台湾女性文学的开拓[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3] 张晓云.人格分裂的悲剧——论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形象[J].浙江社会科学学报，2009（5）.
[4] 张淑云.月影残烛下的挽歌——张爱玲与林海音小说中的家族女性[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2）.
[5] 代晓冬.试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