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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提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如何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在党政机关和社会舆论中引发热议。
举家贪腐 为家贪腐
今年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广东省纪委公布的两组数据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贪腐官员家风问题的关注。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央纪委共发布34份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其中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
广东省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广东查处的地厅级干部案件中，涉及利用权力和影响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的占16.7%。
记者梳理这些案件发现，大量贪腐案件当中都有“病态家风”的影子。“病态家风”导致的腐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家庭成员直接参与，与贪官合谋贪腐，如同经营“家族生意”；二是家庭成员并未直接参与，却加速了官员的腐败堕落。
“卖官鬻爵夫妻店、权钱交易父子兵、吃里爬外亲友团……”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说，“有的领导干部口头常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从政、管好家人，干的却是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封妻荫子那一套，把家庭当作利益输送的交换站。”
广东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一家正是如此。据纪检部门调查，黄柏青收受贿赂、礼金近2亿元，当中不少以“人情往来”为名送到他家人手上。在家族共同编织的腐败网络中，黄柏青负责权力运作，给人办事，妻子陈某接收赃款，儿子黄某以生意合作的名义，替父亲在境外开户洗钱、收钱。
黄柏青在接受组织调查时交代，他每次外出与老板吃饭，一有红包递过来，他便以一句“这是妇女的事儿”将收钱推给陈某。黄帮儿子运作当选第十二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区县政协委员，这些头衔成了他们借机牟利的“保护伞”。
记者调研发现，像这样全家结为腐败链条的案件并不少见，且模式大同小异。深圳市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涉嫌受贿犯罪，其妻子、妻妹、女儿、女婿、亲家悉数沦为“帮手”；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被立案调查时，近亲属齐齐出力，在纪检部门工作的危金峰妻子替他四处打听消息，但也没能挽回全家覆灭的结局。
一些家庭成员虽未直接参与贪腐，却起到了“坑爹”“坑妈”“坑全家”的副作用。据纪检部门调查，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因为儿子欠下巨额赌债而贪腐，他忏悔说“多少次夜不能眠，伤心流泪，气得心脏病发作”，可还是让社会老板偿还了债务；广州移动党委原书记梁春火的妻子涉足民间借贷、非法集资，亏空上千万，梁春火于是倒卖手机靓号，向承包商、供应商大肆收取回扣。
亲情异化 家风难正
记者多方调查发现，贪腐官员的家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亲情异常冷漠。大部分贪腐官员都很少关心自己的配偶、子女，有的连正常交流都没有。
纪检部门的剖析材料显示，因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的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李俊夫，一度被誉为“学者型官员”，在外风光无限，与他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性却多达两位数。但据办案人员透露，他在家里经常跟妻子一周不说话，除了吵架不知道怎样交流。
李俊夫在自我剖析中谈到，自己铸成大错，主要是“被情所害”，当中有初恋女友的旧情、情妇黄某的爱情，也有对妻子的亲情。但李俊夫向她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在项目工程上“关照”她们。
记者今年1月底在旁听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庭审时发现，一名女性在证词中承认，曹鉴燎多次带她到一栋商人赠送的别墅里“约会”，而这栋价值近千万元的别墅是曹鉴燎的妻弟曹博斌仅花50万元买下的，过户在曹鉴燎的岳母名下。
由此可见，在一些贪腐官员眼里，家人、情人是有区分的。家人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为其掌管钱财，情人不过是玩伴儿，可以寻欢作乐，却不能“当家做主”。
在处理亲子关系的问题上，官员对子女的“错爱”骄纵，往往使他们变成腐败链上的“寄生虫”，亲情关系异化为“依附关系”。不少贪腐官员事先谋划好，让配偶、子女移民海外，一来方便转移财产，洗白赃款；二来方便“后方”全身而退，哪怕东窗事发也可以“一人坐牢、幸福全家”。
据纪检部门调查，蒋尊玉的女儿蒋某某出国留学、香港购物、外出旅游的费用均由私企老板“买单”，结婚时大肆收受私企老板的礼金及保时捷跑车、金条、钻石首饰等贵重物品。而蒋的女婿更是大胆到伙同他人一次性收受私企老板72套房產的地步。蒋尊玉被查后忏悔说：“作为父亲，本应该好好教育女儿，言传身教地帮助女儿走向社会，但由于整天出入朋友圈，与女儿很少沟通，使她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了些不该犯的错误。”
官员道德败坏、其身不正，势必影响家风。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罗欧忏悔，正是自己贪图享受、追求名牌，把家人也惯坏了。为儿炒股大肆索贿的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悔恨地说：“对照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修身失败、教子失败、治家失败。”
建章立制 倡“好家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如今，不少官员贪腐演变成家族犯罪、集团犯罪，具有警示意义。家风是一种综合教育的力量，不仅关系到个人作风，也关系到党风政风。倡导好家风，管好“身边人”，才能形成共同抵御腐败的防线，净化社会风气。
一是把家风教育纳入党校培训的主体班。广东省纪委委员、省妇联主席闫静萍认为，抓好家风建设，官员的配偶、子女才不会利用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配偶、子女有了这根弦又会去影响领导干部端正自己的作风，建议把家风教育纳入党校主体班，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处理家庭关系的困惑，甚至可尝试让领导干部的配偶走进课堂，接受家风教育。
二是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个人作风的组成部分，形成示范效应。珠三角某市一名纪检干部说，家庭是精神的支柱、心灵的港湾。“病态家风”会导致干部的心理逐渐发生变化，丧失自我的道德约束，内心的廉洁防线“功亏一篑”。消除“病态家风”，需要干部消除特权思想，加强个人作风建设、道德修养，建立良好家规，让家庭成为稳固后方。
广东省阳江市预防腐败局副局长陈国贞认为，要把中国传统家教家风中的美好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领导干部在忙于公务之余，也要多挤出时间创造条件，与子女亲属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种家庭教育并非立竿见影，而是和风细雨、潜移默化。
三是通过强化监督、抽查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防止利益冲突。任建明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身边人”的行为有约束。纪检部门应结合条例，抽查、运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等，发挥好监督作用，遏制通过“身边人”进行的利益输送腐败。
（摘自《瞭望》）
举家贪腐 为家贪腐
今年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广东省纪委公布的两组数据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贪腐官员家风问题的关注。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央纪委共发布34份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其中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
广东省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广东查处的地厅级干部案件中，涉及利用权力和影响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的占16.7%。
记者梳理这些案件发现，大量贪腐案件当中都有“病态家风”的影子。“病态家风”导致的腐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家庭成员直接参与，与贪官合谋贪腐，如同经营“家族生意”；二是家庭成员并未直接参与，却加速了官员的腐败堕落。
“卖官鬻爵夫妻店、权钱交易父子兵、吃里爬外亲友团……”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说，“有的领导干部口头常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从政、管好家人，干的却是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封妻荫子那一套，把家庭当作利益输送的交换站。”
广东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一家正是如此。据纪检部门调查，黄柏青收受贿赂、礼金近2亿元，当中不少以“人情往来”为名送到他家人手上。在家族共同编织的腐败网络中，黄柏青负责权力运作，给人办事，妻子陈某接收赃款，儿子黄某以生意合作的名义，替父亲在境外开户洗钱、收钱。
黄柏青在接受组织调查时交代，他每次外出与老板吃饭，一有红包递过来，他便以一句“这是妇女的事儿”将收钱推给陈某。黄帮儿子运作当选第十二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区县政协委员，这些头衔成了他们借机牟利的“保护伞”。
记者调研发现，像这样全家结为腐败链条的案件并不少见，且模式大同小异。深圳市政法委原书记蒋尊玉涉嫌受贿犯罪，其妻子、妻妹、女儿、女婿、亲家悉数沦为“帮手”；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被立案调查时，近亲属齐齐出力，在纪检部门工作的危金峰妻子替他四处打听消息，但也没能挽回全家覆灭的结局。
一些家庭成员虽未直接参与贪腐，却起到了“坑爹”“坑妈”“坑全家”的副作用。据纪检部门调查，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因为儿子欠下巨额赌债而贪腐，他忏悔说“多少次夜不能眠，伤心流泪，气得心脏病发作”，可还是让社会老板偿还了债务；广州移动党委原书记梁春火的妻子涉足民间借贷、非法集资，亏空上千万，梁春火于是倒卖手机靓号，向承包商、供应商大肆收取回扣。
亲情异化 家风难正
记者多方调查发现，贪腐官员的家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亲情异常冷漠。大部分贪腐官员都很少关心自己的配偶、子女，有的连正常交流都没有。
纪检部门的剖析材料显示，因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的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李俊夫，一度被誉为“学者型官员”，在外风光无限，与他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性却多达两位数。但据办案人员透露，他在家里经常跟妻子一周不说话，除了吵架不知道怎样交流。
李俊夫在自我剖析中谈到，自己铸成大错，主要是“被情所害”，当中有初恋女友的旧情、情妇黄某的爱情，也有对妻子的亲情。但李俊夫向她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在项目工程上“关照”她们。
记者今年1月底在旁听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庭审时发现，一名女性在证词中承认，曹鉴燎多次带她到一栋商人赠送的别墅里“约会”，而这栋价值近千万元的别墅是曹鉴燎的妻弟曹博斌仅花50万元买下的，过户在曹鉴燎的岳母名下。
由此可见，在一些贪腐官员眼里，家人、情人是有区分的。家人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为其掌管钱财，情人不过是玩伴儿，可以寻欢作乐，却不能“当家做主”。
在处理亲子关系的问题上，官员对子女的“错爱”骄纵，往往使他们变成腐败链上的“寄生虫”，亲情关系异化为“依附关系”。不少贪腐官员事先谋划好，让配偶、子女移民海外，一来方便转移财产，洗白赃款；二来方便“后方”全身而退，哪怕东窗事发也可以“一人坐牢、幸福全家”。
据纪检部门调查，蒋尊玉的女儿蒋某某出国留学、香港购物、外出旅游的费用均由私企老板“买单”，结婚时大肆收受私企老板的礼金及保时捷跑车、金条、钻石首饰等贵重物品。而蒋的女婿更是大胆到伙同他人一次性收受私企老板72套房產的地步。蒋尊玉被查后忏悔说：“作为父亲，本应该好好教育女儿，言传身教地帮助女儿走向社会，但由于整天出入朋友圈，与女儿很少沟通，使她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了些不该犯的错误。”
官员道德败坏、其身不正，势必影响家风。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罗欧忏悔，正是自己贪图享受、追求名牌，把家人也惯坏了。为儿炒股大肆索贿的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悔恨地说：“对照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修身失败、教子失败、治家失败。”
建章立制 倡“好家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如今，不少官员贪腐演变成家族犯罪、集团犯罪，具有警示意义。家风是一种综合教育的力量，不仅关系到个人作风，也关系到党风政风。倡导好家风，管好“身边人”，才能形成共同抵御腐败的防线，净化社会风气。
一是把家风教育纳入党校培训的主体班。广东省纪委委员、省妇联主席闫静萍认为，抓好家风建设，官员的配偶、子女才不会利用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配偶、子女有了这根弦又会去影响领导干部端正自己的作风，建议把家风教育纳入党校主体班，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处理家庭关系的困惑，甚至可尝试让领导干部的配偶走进课堂，接受家风教育。
二是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个人作风的组成部分，形成示范效应。珠三角某市一名纪检干部说，家庭是精神的支柱、心灵的港湾。“病态家风”会导致干部的心理逐渐发生变化，丧失自我的道德约束，内心的廉洁防线“功亏一篑”。消除“病态家风”，需要干部消除特权思想，加强个人作风建设、道德修养，建立良好家规，让家庭成为稳固后方。
广东省阳江市预防腐败局副局长陈国贞认为，要把中国传统家教家风中的美好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领导干部在忙于公务之余，也要多挤出时间创造条件，与子女亲属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种家庭教育并非立竿见影，而是和风细雨、潜移默化。
三是通过强化监督、抽查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防止利益冲突。任建明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身边人”的行为有约束。纪检部门应结合条例，抽查、运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等，发挥好监督作用，遏制通过“身边人”进行的利益输送腐败。
（摘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