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逛书展，我对同行的朋友说，如今出版繁荣，真非昔日可比，假若一位家长去到一家较大的书店，譬如北京的三联、万圣，大约能挑选出适合自家孩子一生阅读的书。这话只说到一半，接下来该说我本人可没赶上这样的好事儿。并不是缺乏关爱，“文革”乍起，红卫兵抄走我家藏书，母亲还偷偷为我藏起几本，现在记得的有《十万个为什么》《洋葱头历险记》《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盖达尔选集》《古丽雅的道路》《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然而光这些不够我读的，再说后来想读点别的，母亲可就没办法了。
　　我的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处于对书的饥渴之中。只好找到什么读什么，而更多时候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人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适合他的读物，在我却前后颠倒。上初中时我已经看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和《演员创造角色》，可是直到19岁才读《鲁滨逊漂流记》，23岁才读《巨人传》。至于该读而不曾读的书就太多了。但又看了不知多少毫无价值的东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小说，还有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十之八九我都看过，不啻白白浪费时间。有朋友很重视“童年记忆”，对自己早先看过的书或电影念念不忘，一进碟店就找什么《地道战》《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对此我不以为然。
　　当年好书难得，偶尔到手，一读再读。譬如《水浒传》我就读过二十几遍。书中一百零八将的星宿、绰号，都能背诵；哪位好汉在哪一回登场，谁引出他，他又引出谁，也记得清楚。父亲赋闲在家，以教我们兄弟姐妹写作为娱，常常提及《水浒传》，讲的却是别的一些东西。他以误入白虎堂、火烧草料场和杀阎婆惜这几段为例，分析小说的情节；讲到手法和语言时，火烧草料场中“火盆”“絮被”“花枪”等关键细节，以及“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那雪下得正紧”之类的句子，都被一再提起。后来我读金圣叹批《水浒传》，处处都有心得，父亲当初所讲与此也是这样。父亲分析唐诗同样详尽，举凡炼字炼句之处，都要我们认真揣摩。此系承袭古人诗话、词话的传统，这类书父亲素所爱读，我自己以后也很喜欢。
　　我一生的阅读习惯，大概就此养成：总是认认真真地把一本书读完，不肯“匆匆一过”，或“未能终卷”。或者说哪儿有那么多工夫呢？岂不知“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且“在林”“在手”，事先原本有所属意，精心挑中的就是最好的那一只，其余无妨留在林子里，将来有空再说，有的压根儿不必捉在手上。我读书纯粹出于一己爱好，很多书我未曾寓目，特别是那些喧嚣一时，继而烟消云散的书，自忖不读它们并无什么损失。
　　伍尔夫说：“显而易见，书是分门别类的——小说、传记、诗歌等等——我们应该有所区别，从每一类别中选取该类别能够给予我们的好东西。然而很少有人问书到底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以一种模糊和零散的心绪拿起一本书进行阅读，想到的是小说的描写是否逼真，诗歌的情感是否真实，传记的内容是否一味摆好，历史记载是否强化了我们的偏见，等等。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摆脱这些先入之成见，那么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要去指使作者，而要进入作者的世界；尽量成为作者的伙伴和参谋。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一旁，你是你，我是我；或者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你肯定无法从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相反，如果你能尽量地敞开心扉，从最初部分开始，那些词语及其隐含之意就会把你带入人类的另一个奇异洞天。深入这个洞天，了解这个洞天，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作者正在给予或试图给予你的东西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实在的。”（《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在我看来，这与金批《水浒传》，诗话、词话，以及父亲当年讲的正是一致。可以说，金圣叹首先是个好读者，诗话、词话那些作者也是好读者，父亲也是好读者，而我自己同样想做这样一个好读者。
　　伍尔夫所说摆脱成见，实为读书的前提，否则看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一卷在手，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这本书，还有关于它的各种说法，诸如评价、解释之类，这些东西挡在眼前，可能使人难以得窥真相。有一回朋友聚会，聊起张爱玲的某篇小说，看法不同本不足奇，否定者却举某某名家称不能卒读为证，又说大家都觉得不好；另一位则讲张爱玲的问题在于是非观。我想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因此要以是非观来批评张爱玲，必须先确定是非观足以构成评价一个作家的标准，否则这一批评就不成立。此中即有读书之道。我曾说，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前提，也不轻易给别人规定前提。轻易接受前提的，往往认为别人也该接受这一前提；轻易规定前提的，他的前提原本就是从别处领来的，说来两者并无区别。读书多年，无非就是这点心得。
　　伍尔夫说：“我有时这样遐想：当世界审判日最终来临，那些伟大的征服者、律师、政治家此刻前来领取他们的奖赏：王冠、桂冠以及永久地镂刻在不会磨灭的大理石上的名字。而当万能的主看见我们夹着书向他走来时，他会转向圣·彼得，不无妒意地说：‘看啊，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可以给他们的奖赏。他们热爱读书。’”（《我们应该怎样读书？》）此语稍嫌夸张，但我还是觉得能够理解。回顾平生，读书未必使我高尚，但至少使我不堕落；未必使我广博，但至少使我不狭隘；未必使我更有力量，但至少使我不随波逐流。伍尔夫说：“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说，普通读者不同于批评家和学者，他受教育程度较低，也没有过人的天资。他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希望从他能够得到的零碎片断中，为自己创造出某种整体——一个人的肖像，一个时代的速写，一种写作艺术的理论。他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成一些潦草的结构，它们与真实的对象有几分相似，足以容许热爱、欢笑和争论，使他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匆忙、肤浅、不准确，时而抓一首诗，时而捡一块旧材料，不管在哪里找到，也不管它的性质，只要能满足他的意图，充实他的结构。他作为批评家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普通读者》）她将自己的评论集取名“普通读者”，实乃谦词；我却颇愿以此自居。虽然我曾讲，像《普通读者》两集里的文章，我要能写出一篇就心满意足了。
　　
　　【编者附记】
　　止庵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的诗人和诗评家沙鸥。但在他出生之前，沙鸥先生已经落难于“右派”陷阱，家境困难，“文革”中书籍也被查抄一空。止庵回忆少年觅书之难：“上初中时家中无书可读，每天下学都走近三站地去东城区阅览室看书，回家很晚。”（《读书漫谈》）因此，当有书可读时，一直处于对书的饥渴之中的止庵买书、读书之多之勤就可以理解了。他在《我与书房》中说，1997年迁入新居时，做了14个书柜放置书籍八九千册。这大约不到所买书的一半，可见藏书之丰。十几部著作，则是他读书的成果。
　　止庵在《一个读者的话》中谈了读书的经验。读书重在取舍。止庵曾说，自己读过好多毫无价值的书，浪费了时间。如果说有点收获，那就是练就一副眼光，得以辨别高下伪劣。读书不能跟着时尚与风向，喧嚣一时的书未必是好书。读书一定要摆脱先入之成见。他认为“别人的说法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据以立论；而立论的前提必须是公理。”
　　读书，首先要做一个好读者。止庵先生就是一个好读者。
　　（余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