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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烧于清道光年间的建水紫陶，以“手工拉坯、名家书画、阴刻阳填、无釉磨光”的独特工艺享誉四海，是“全国四大名陶”之一。其中，抗战期间烧制的建水紫陶，记载着诸多抗战时期的历史信息。
建水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距离中越边境线200多公里，是雄镇滇南的军事重镇和关津要冲之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企图北上进犯昆明，兵指重庆。面对新的局势，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炸毁滇越铁路河口大桥，拆除河口至碧色寨共177公里的铁轨，并急调第60军的182、184两师回云南，组建第一集团军开赴滇南，沿中越边境河口、屏边、金平、个旧、建水一带严密布防。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滇南军民众志成城，团结抗战，从此揭开了滇南抗战的序幕。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烧制的紫陶，蕴含有丰富的滇南军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见证。
一、抗战陶是民族气节的见证
滇南抗战爆发后，建水紫陶艺人大量采用梅、兰、竹、菊以及“苏武牧羊”等反映坚贞不屈民族气节的题材，装饰于紫陶之上，借以表达中华民族坚贞不屈、英勇抗战的决心。
梅、兰、竹、菊“四君子”是人格品质的文化象征。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长青，菊花傲霜吐香，皆被画家赋予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抗战时期，更成为紫陶装饰的主流题材，借物抒情，鼓舞士气。如梅纹黑陶直口瓶（图1），长直颈，扁鼓腹，圈足，一面刻填梅纹和“辛已禄功画”款和“向氏”印，另一面刻填草书唐代李白《清平词》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诗句和“师尚泰座雅玩，萧希贤敬赠”款。此瓶造型典雅，书画俱佳，磨制光润，底款楷书阴文“建水向遇春出品”。为向遇春辛巳年（即1941年）的佳作。
又如梅纹美女瓶（图2），撇口，溜肩，平底，腹部刻填梅纹，曲茎虬枝，梅花怒放，有超凡脱俗，凌风傲雪之气韵。另一面隶书唐代裴度《溪居》诗句：“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红尘飘不到，时有水禽啼。”落“吉生”款，为抗战时期马吉生作品。
竹中空、劲节、挺拔伟岸，历来是谦虚、气节、刚直不阿等美德的象征，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竹被大量装饰于紫陶器表，以示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共抗外侮的精神。如紫陶竹纹汽锅（图3），通高18.5厘米，口径20.2厘米，底径13.4厘米。盖上刻填行书“寿考禄富贵”五字和“建水逢春写”款，锅身肩部饰双狮头耳，锅体饰草书王羲之《十七帖·旦夕帖》：“知足下情至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句，另一面用白泥刻填竹纹，如凌空出世，高风亮节，风骨峥嵘，是民族气节的象征。落“逢春写”“甲戍岁”款。底款“建水向逢春制造”，为民国甲戍年（1938年）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期向逢春的作品。作品通过描绘劲节清高的竹图，借竹子“直视苍天傲暑寒”“阳春破土身坚节”的品格，表达中华民族面对日寇入侵，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紫陶竹纹执壶（4），通高10.5厘米，口径6.7厘米，腹径9.6厘米，底径5.8厘米。腹部刻填竹纹，苍劲古朴，高风亮节，是文人特有的气节。另一面隶书“翰墨流香”，古意盎然。泥料腻若膏脂，壶身制作精巧，抛光精细，圆润光亮，古色古香。落“辛巳（1941年）仲春月”款。
菊花春生夏茂，在重阳节前后开花，故有“节花”之称。滇南抗战期间，菊花被大量运用于紫陶装饰之上，以表达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如残帖菊纹瓶（图5），通高23.1厘米，口径8.1厘米，腹径9.8厘米。长颈，斜肩，肩部分别贴有两狮头耳，深腹，平底。腹部饰草书《兰亭序》、隶书“福寿延吉”、行书“精诚团结，建水逢春书”，以及篆书、楷书、草书组成的“残帖”纹样，苍劲古拙，古意盎然。另一面刻填菊纹和“逢春写”款，菊花花形优美，色彩绚丽，恬淡脱俗，表现出了傲霜斗雪、独立寒秋、不畏严寒的性格。
又如菊石纹花瓶（图6），直口长颈，鼓腹，平底。通高42厘米，口径8.3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15.2厘米。腹部饰草书“故曰：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可不儆惧乎？临争座位帖”，为颜真卿《争座位帖》节录和菊石图，落“吉生临伯年法”“子钰主任雅玩，田子膏敬赠”款，另一面饰菊石图，菊花坚贞傲雪，顽石挺拔坚韧，为抗战时期马吉生作品。
荷花花朵艳丽，清香远溢，十分高雅，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节，是坚贞、高洁的象征。因而，滇南抗战时期广泛被用于紫陶装饰。如向逢春荷纹博古瓶（图7），一面行书明代王士祯《送胡专孩赴长江》“青草湖边秋水长，黄陵庙口暮烟苍，布帆安稳西风里，一路看花到岳阳”和“乙酉年逢春书”款，另一面用白泥刻填荷花图案，落款“逢春写”，底部钤楷书阴文“云南建水向逢春制造”印，为民国乙酉年（1945年）向逢春作品。
面对日寇入侵，外侮当前，历史上坚贞不屈、抵抗外侮的爱国故事，便成为紫陶的装饰主题。如丁吉三制三角形笔筒（图8），笔筒呈三角形，高14.5厘米，各边长直径11厘米，底面阴刻“丁氏”印款。胎体呈灰白色，温润如玉，一面采用“淡、艳”装饰手法，蓝、黑、深灰、浅灰，淡灰、白等不同泥料的变化，刻填出“苏武牧羊图”。画中苏武身着汉服，手抱节杖，思念故国，虽身躯老朽，须发苍苍，悲怆凄然，然目光炯炯，透着坚韧、进取、希望。那南归的大雁、相依的羊羔、残缺的使节、不屈的老人，给人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幅画作构图细腻，层次分明，线条流畅，着墨淡雅，人物形象饱满，自然和谐。苏武牧羊是中国典型的爱国故事。《史记》记载，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凶奴，被扣留19年，期间面对匈奴单于的威逼诱劝，坚贞不屈，被流放到贝尔加湖边放羊。其民族气节，千古传颂。此笔筒为抗战时期丁吉三作品，作者通过苏武牧羊不辱使节的故事，表达了在国难当头，中华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情怀。
二、抗战陶是滇南抗战的历史见证
滇南是抗战时期的主要战场之一，建水窑工不尽积极投入到抗日运动高潮中，他们也在陶坯上留下了滇南抗战的许多重要历史信息。 1.记录滇南抗战的时间、部队等信息
由于紫陶以传统手工作坊为主，定烧成为其主要销售渠道，因而，在抗战期间定烧的紫陶上，往往留下如“……年军次建水……赠……雅玩”等历史信息和人物信息。如向遇春人物纹瓶（图9），通高51.1厘米，口径19.1厘米，腹径23.7厘米，底径14.6厘米。腹部一面饰人物图，一高士坐于古树下几案之旁，神情欢愉，面带笑容地观看两童子斗蟋蟀，落款“壬午夏月禄功涂书”和“向氏”印。另一面饰行书苏轼《后赤壁赋》“是岁十月之望，步白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草木尽脱，人影在地，仰望明月，雇而弃之”句，落“义方旅次于建水之纪念，一九四二·七”款。为滇南抗日时期驻防建水将士定制的纪念品。
另一件抗战将士定制的礼物是紫陶刻填诗竹笔筒（图10）。该笔筒高11.3厘米，口径7.4厘米，底径6.9厘米。筒身用白泥刻填竹纹，落“辛巳春军次建水，表兄驯斋赠”行书款。为民国辛巳年（1941年），驻防建水的抗日将士定制的礼物。
2.记载着滇南抗战将士的信息
抗战陶也留下许多抗日将士的名字，是研究滇南抗战的重要资料。如山水诗文直颈瓶（图11），腹部用白泥刻填山水画和诗文，落“壬午禄功写，廖开玉制于建水抗日军次”款，为民国壬午年（1942年），驻防建水的滇军抗日将领廖开玉定制，向禄功制作的礼品。
黑陶填泥花鸟纹博古瓶（图12），高19.5厘米，口径7.4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10.1厘米。腹部饰花鸟纹和隶书“花好月圆”，题“岳父大人清玩，婿甘一平敬赠于滇南建阳军次，甲申孟春”款，为民国甲申年（1944年）抗日将士甘一平送给岳父的礼品。
“满腹经纶”笔筒（图13），为六方形，通高12.5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7.2厘米。依次用白泥刻填有行书“满腹经纶”“梦笔生花照眼明”“辛巳之年七月朔望，逢春写”“邱开基于建阳军次制赠”，荷花图案下有署“逢春”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超凡脱俗的气韵与苍健有力、气势非凡的行书珠联璧合。从“邱开基于建阳军次制赠”和“辛己之年七月朔望”说明，该笔筒是辛巳年（1941年）驻防建水的滇军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第5旅旅长邱开基委托向逢春制作的用于赠送的礼品。邱开基，云南景东人，1941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下属第5旅旅长，驻防建水，肩负阻击日军由越南进犯云南的重任，是滇南抗战的重要将领之一。
黑陶菊纹直颈瓶（图14）则记录着抗战时期一位特殊人物的特殊历程，该瓶通高40.4厘米，口径8.2厘米，腹径25.3厘米，底径17厘米。腹部饰隶书唐代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句：“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书“汉公密书留念，徐子成敬赠，癸未仲”款。另一面饰菊纹和“逢春书”款。底款“云南建水向逢春制造”。器体丰盈饱满，打磨油黑光亮。汉公即少帅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此瓶是癸未（1943年）秋月向逢春为汉公（张学良）秘书制作的器物。
3.记载着抗战口号
在滇南抗战中，建水陶工喊出了“精诚团结”“振兴民族”、“抗战到底”“抗战胜利”“抗战建国”等口号，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如“抗战建国”白陶汽锅（图15），通高17厘米。盖面用黑泥刻填行书“抗战建国”四字，是抗战时期流传最广泛的口号。其来源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救国纲领》：“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句，表达了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建美好家园的愿望。锅腹部饰菊纹，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民族气节的反映;另一面题行书“饮和食德”4字，落“志兴实业社卅一年出品”款。为志兴实业社民国卅一年（1942年），也是抗战最艰难时期的产品。
又如“精诚团结”博古瓶，通高15.4厘米，口径5.7厘米，腹径11.1厘米，底径9.7厘米。腹部用白泥刻填山水人物图案，题行书“精诚团结”4字，肩部落“时癸未仲秋月制于建阳军次”款，癸未即1943年，为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作品。“精诚团结”出自《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精诚团结”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多见于当时文集，如《茅盾选集·杂感二题之二》：“唯有盟国的精诚团结，才能赢得和平。”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复兴民族”博古瓶，高15.2厘米，口径5.8厘米，腹径11.1厘米，底径9.2厘米。腹部用白泥刻填花鸟纹和“子湘写于苓莲轩”款，另一面题行书“振兴民族”4字，肩部落“时癸未仲秋月制于建阳军次”款，为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1943年）叶子湘的作品。
“保为（卫）国家”直口瓶，直口，鼓腹，平底，通高16.7厘米，底部直径6厘米。腹部刻填梅纹和楷书“保为（卫）国家”四个大字，落“理元兄纪念，弟绍元赠”款。底部钤“建水向遇春出品”印。
“还我河山”直口瓶，直口、鼓腹，平底，高21.7厘米，底径8厘米。腹部刻填花鸟纹和隶书“还我河山”四大字，题“勉旃写”款。“还我河山”是抗战时期最流行的口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爱国志士便从相传为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碑拓：“河水荥带，群山纠纷”句中取“河”、“山”两字，在“秦汉而还，多事之夷”句中取“还”字，在“奇兵有异于仁义（繁体）”句中取“义（繁体）”的下半载“我”字，组合成“还我河山”四字。加上岳飞的落款和图章，临摹成为一幅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题词。后在《东方杂志》上刊出，自此，充满气魄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成为抗战时期流传最为广泛的口号，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共赴国难。
“抗战到底”紫陶笔筒，通高10.5厘米，直径7.5厘米。外壁一面用白泥刻填兰纹，落“得兴”款。象征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气节;另一面篆书“抗战到底”4字。“抗战到底”口号与坚贞不屈、生生不息的兰花相响应，表达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争的决心和勇气。落“癸未仲冬月”年款，底款“建水戴得兴制造”。为癸未年（1943年）戴得兴作品。
三、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
“抗战胜利”汽锅（图21），通高17厘米，直径20厘米。盖面行书“西湖映月”，落款“癸未重阳节式稷书”。锅体一面行书“抗战胜利”4个大字，潇洒飘逸，骨力洞达;另一面绘兰花图，题“清品”，落“癸未”“得兴”款，即民国癸未年（1943年），戴得兴作品。1943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建水人民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铭刻于陶器之上，并配以兰花，书画合璧，相得益彰，鼓舞斗志，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
滇南抗战取得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由滇南进攻昆明进逼重庆的企图。与此同时，滇西反攻战已全面展开，收复了部分滇西失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已经出现。在这关头，建水陶工也将“收复失地”、“最后胜利”等口号，铭刻于陶坯之上。如“收复失地”直颈瓶（图22），长直颈，鼓腹，高14.7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10.1厘米，底径7.1厘米。腹部饰竹纹，隶书“收复失地”4字，表达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气节和收复失地、重建美好家园的决心与愿望。落“甲申年孟夏月作”款，为1944年作品。
“最后胜利”兰纹紫陶直口瓶（图23），通高14.7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10.1厘米，底径7.1厘米。长直颈，鼓垂腹，矮圈足。腹部刻填兰石纹，潇洒飘逸，清新脱尘，坚贞不屈，落“荣春制”款。隶书“最后胜利”4字，表达的是对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充满信心和企盼。
“抗战建国“残帖直口瓶（图24），高20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0.5厘米。长颈鼓腹，饼足底，腹部饰五体残帖，中间行书“抗战建国”四个大字，落款“一九五四冬月，建水逢春书”。另一面饰竹纹，苍劲挺拔，疏密有致，落“逢春”款。底部钤阴文楷书“滇南建水向逢春制”印。书画结合，表达了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当家作主，重建美好家园的愿望。
建水抗战紫陶以陶坯为载体，记载了70年前中华民族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气节，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责编：雨岚）
建水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距离中越边境线200多公里，是雄镇滇南的军事重镇和关津要冲之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企图北上进犯昆明，兵指重庆。面对新的局势，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政府，炸毁滇越铁路河口大桥，拆除河口至碧色寨共177公里的铁轨，并急调第60军的182、184两师回云南，组建第一集团军开赴滇南，沿中越边境河口、屏边、金平、个旧、建水一带严密布防。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滇南军民众志成城，团结抗战，从此揭开了滇南抗战的序幕。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烧制的紫陶，蕴含有丰富的滇南军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见证。
一、抗战陶是民族气节的见证
滇南抗战爆发后，建水紫陶艺人大量采用梅、兰、竹、菊以及“苏武牧羊”等反映坚贞不屈民族气节的题材，装饰于紫陶之上，借以表达中华民族坚贞不屈、英勇抗战的决心。
梅、兰、竹、菊“四君子”是人格品质的文化象征。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长青，菊花傲霜吐香，皆被画家赋予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抗战时期，更成为紫陶装饰的主流题材，借物抒情，鼓舞士气。如梅纹黑陶直口瓶（图1），长直颈，扁鼓腹，圈足，一面刻填梅纹和“辛已禄功画”款和“向氏”印，另一面刻填草书唐代李白《清平词》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诗句和“师尚泰座雅玩，萧希贤敬赠”款。此瓶造型典雅，书画俱佳，磨制光润，底款楷书阴文“建水向遇春出品”。为向遇春辛巳年（即1941年）的佳作。
又如梅纹美女瓶（图2），撇口，溜肩，平底，腹部刻填梅纹，曲茎虬枝，梅花怒放，有超凡脱俗，凌风傲雪之气韵。另一面隶书唐代裴度《溪居》诗句：“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红尘飘不到，时有水禽啼。”落“吉生”款，为抗战时期马吉生作品。
竹中空、劲节、挺拔伟岸，历来是谦虚、气节、刚直不阿等美德的象征，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竹被大量装饰于紫陶器表，以示中华民族临危不惧，共抗外侮的精神。如紫陶竹纹汽锅（图3），通高18.5厘米，口径20.2厘米，底径13.4厘米。盖上刻填行书“寿考禄富贵”五字和“建水逢春写”款，锅身肩部饰双狮头耳，锅体饰草书王羲之《十七帖·旦夕帖》：“知足下情至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句，另一面用白泥刻填竹纹，如凌空出世，高风亮节，风骨峥嵘，是民族气节的象征。落“逢春写”“甲戍岁”款。底款“建水向逢春制造”，为民国甲戍年（1938年）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期向逢春的作品。作品通过描绘劲节清高的竹图，借竹子“直视苍天傲暑寒”“阳春破土身坚节”的品格，表达中华民族面对日寇入侵，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紫陶竹纹执壶（4），通高10.5厘米，口径6.7厘米，腹径9.6厘米，底径5.8厘米。腹部刻填竹纹，苍劲古朴，高风亮节，是文人特有的气节。另一面隶书“翰墨流香”，古意盎然。泥料腻若膏脂，壶身制作精巧，抛光精细，圆润光亮，古色古香。落“辛巳（1941年）仲春月”款。
菊花春生夏茂，在重阳节前后开花，故有“节花”之称。滇南抗战期间，菊花被大量运用于紫陶装饰之上，以表达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如残帖菊纹瓶（图5），通高23.1厘米，口径8.1厘米，腹径9.8厘米。长颈，斜肩，肩部分别贴有两狮头耳，深腹，平底。腹部饰草书《兰亭序》、隶书“福寿延吉”、行书“精诚团结，建水逢春书”，以及篆书、楷书、草书组成的“残帖”纹样，苍劲古拙，古意盎然。另一面刻填菊纹和“逢春写”款，菊花花形优美，色彩绚丽，恬淡脱俗，表现出了傲霜斗雪、独立寒秋、不畏严寒的性格。
又如菊石纹花瓶（图6），直口长颈，鼓腹，平底。通高42厘米，口径8.3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15.2厘米。腹部饰草书“故曰：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可不儆惧乎？临争座位帖”，为颜真卿《争座位帖》节录和菊石图，落“吉生临伯年法”“子钰主任雅玩，田子膏敬赠”款，另一面饰菊石图，菊花坚贞傲雪，顽石挺拔坚韧，为抗战时期马吉生作品。
荷花花朵艳丽，清香远溢，十分高雅，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节，是坚贞、高洁的象征。因而，滇南抗战时期广泛被用于紫陶装饰。如向逢春荷纹博古瓶（图7），一面行书明代王士祯《送胡专孩赴长江》“青草湖边秋水长，黄陵庙口暮烟苍，布帆安稳西风里，一路看花到岳阳”和“乙酉年逢春书”款，另一面用白泥刻填荷花图案，落款“逢春写”，底部钤楷书阴文“云南建水向逢春制造”印，为民国乙酉年（1945年）向逢春作品。
面对日寇入侵，外侮当前，历史上坚贞不屈、抵抗外侮的爱国故事，便成为紫陶的装饰主题。如丁吉三制三角形笔筒（图8），笔筒呈三角形，高14.5厘米，各边长直径11厘米，底面阴刻“丁氏”印款。胎体呈灰白色，温润如玉，一面采用“淡、艳”装饰手法，蓝、黑、深灰、浅灰，淡灰、白等不同泥料的变化，刻填出“苏武牧羊图”。画中苏武身着汉服，手抱节杖，思念故国，虽身躯老朽，须发苍苍，悲怆凄然，然目光炯炯，透着坚韧、进取、希望。那南归的大雁、相依的羊羔、残缺的使节、不屈的老人，给人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幅画作构图细腻，层次分明，线条流畅，着墨淡雅，人物形象饱满，自然和谐。苏武牧羊是中国典型的爱国故事。《史记》记载，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凶奴，被扣留19年，期间面对匈奴单于的威逼诱劝，坚贞不屈，被流放到贝尔加湖边放羊。其民族气节，千古传颂。此笔筒为抗战时期丁吉三作品，作者通过苏武牧羊不辱使节的故事，表达了在国难当头，中华英勇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情怀。
二、抗战陶是滇南抗战的历史见证
滇南是抗战时期的主要战场之一，建水窑工不尽积极投入到抗日运动高潮中，他们也在陶坯上留下了滇南抗战的许多重要历史信息。 1.记录滇南抗战的时间、部队等信息
由于紫陶以传统手工作坊为主，定烧成为其主要销售渠道，因而，在抗战期间定烧的紫陶上，往往留下如“……年军次建水……赠……雅玩”等历史信息和人物信息。如向遇春人物纹瓶（图9），通高51.1厘米，口径19.1厘米，腹径23.7厘米，底径14.6厘米。腹部一面饰人物图，一高士坐于古树下几案之旁，神情欢愉，面带笑容地观看两童子斗蟋蟀，落款“壬午夏月禄功涂书”和“向氏”印。另一面饰行书苏轼《后赤壁赋》“是岁十月之望，步白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草木尽脱，人影在地，仰望明月，雇而弃之”句，落“义方旅次于建水之纪念，一九四二·七”款。为滇南抗日时期驻防建水将士定制的纪念品。
另一件抗战将士定制的礼物是紫陶刻填诗竹笔筒（图10）。该笔筒高11.3厘米，口径7.4厘米，底径6.9厘米。筒身用白泥刻填竹纹，落“辛巳春军次建水，表兄驯斋赠”行书款。为民国辛巳年（1941年），驻防建水的抗日将士定制的礼物。
2.记载着滇南抗战将士的信息
抗战陶也留下许多抗日将士的名字，是研究滇南抗战的重要资料。如山水诗文直颈瓶（图11），腹部用白泥刻填山水画和诗文，落“壬午禄功写，廖开玉制于建水抗日军次”款，为民国壬午年（1942年），驻防建水的滇军抗日将领廖开玉定制，向禄功制作的礼品。
黑陶填泥花鸟纹博古瓶（图12），高19.5厘米，口径7.4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10.1厘米。腹部饰花鸟纹和隶书“花好月圆”，题“岳父大人清玩，婿甘一平敬赠于滇南建阳军次，甲申孟春”款，为民国甲申年（1944年）抗日将士甘一平送给岳父的礼品。
“满腹经纶”笔筒（图13），为六方形，通高12.5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7.2厘米。依次用白泥刻填有行书“满腹经纶”“梦笔生花照眼明”“辛巳之年七月朔望，逢春写”“邱开基于建阳军次制赠”，荷花图案下有署“逢春”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超凡脱俗的气韵与苍健有力、气势非凡的行书珠联璧合。从“邱开基于建阳军次制赠”和“辛己之年七月朔望”说明，该笔筒是辛巳年（1941年）驻防建水的滇军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第5旅旅长邱开基委托向逢春制作的用于赠送的礼品。邱开基，云南景东人，1941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下属第5旅旅长，驻防建水，肩负阻击日军由越南进犯云南的重任，是滇南抗战的重要将领之一。
黑陶菊纹直颈瓶（图14）则记录着抗战时期一位特殊人物的特殊历程，该瓶通高40.4厘米，口径8.2厘米，腹径25.3厘米，底径17厘米。腹部饰隶书唐代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句：“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书“汉公密书留念，徐子成敬赠，癸未仲”款。另一面饰菊纹和“逢春书”款。底款“云南建水向逢春制造”。器体丰盈饱满，打磨油黑光亮。汉公即少帅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此瓶是癸未（1943年）秋月向逢春为汉公（张学良）秘书制作的器物。
3.记载着抗战口号
在滇南抗战中，建水陶工喊出了“精诚团结”“振兴民族”、“抗战到底”“抗战胜利”“抗战建国”等口号，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如“抗战建国”白陶汽锅（图15），通高17厘米。盖面用黑泥刻填行书“抗战建国”四字，是抗战时期流传最广泛的口号。其来源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救国纲领》：“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句，表达了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建美好家园的愿望。锅腹部饰菊纹，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民族气节的反映;另一面题行书“饮和食德”4字，落“志兴实业社卅一年出品”款。为志兴实业社民国卅一年（1942年），也是抗战最艰难时期的产品。
又如“精诚团结”博古瓶，通高15.4厘米，口径5.7厘米，腹径11.1厘米，底径9.7厘米。腹部用白泥刻填山水人物图案，题行书“精诚团结”4字，肩部落“时癸未仲秋月制于建阳军次”款，癸未即1943年，为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作品。“精诚团结”出自《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精诚团结”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多见于当时文集，如《茅盾选集·杂感二题之二》：“唯有盟国的精诚团结，才能赢得和平。”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复兴民族”博古瓶，高15.2厘米，口径5.8厘米，腹径11.1厘米，底径9.2厘米。腹部用白泥刻填花鸟纹和“子湘写于苓莲轩”款，另一面题行书“振兴民族”4字，肩部落“时癸未仲秋月制于建阳军次”款，为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1943年）叶子湘的作品。
“保为（卫）国家”直口瓶，直口，鼓腹，平底，通高16.7厘米，底部直径6厘米。腹部刻填梅纹和楷书“保为（卫）国家”四个大字，落“理元兄纪念，弟绍元赠”款。底部钤“建水向遇春出品”印。
“还我河山”直口瓶，直口、鼓腹，平底，高21.7厘米，底径8厘米。腹部刻填花鸟纹和隶书“还我河山”四大字，题“勉旃写”款。“还我河山”是抗战时期最流行的口号。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爱国志士便从相传为岳飞手书的《吊古战场文》碑拓：“河水荥带，群山纠纷”句中取“河”、“山”两字，在“秦汉而还，多事之夷”句中取“还”字，在“奇兵有异于仁义（繁体）”句中取“义（繁体）”的下半载“我”字，组合成“还我河山”四字。加上岳飞的落款和图章，临摹成为一幅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题词。后在《东方杂志》上刊出，自此，充满气魄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成为抗战时期流传最为广泛的口号，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共赴国难。
“抗战到底”紫陶笔筒，通高10.5厘米，直径7.5厘米。外壁一面用白泥刻填兰纹，落“得兴”款。象征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气节;另一面篆书“抗战到底”4字。“抗战到底”口号与坚贞不屈、生生不息的兰花相响应，表达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争的决心和勇气。落“癸未仲冬月”年款，底款“建水戴得兴制造”。为癸未年（1943年）戴得兴作品。
三、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
“抗战胜利”汽锅（图21），通高17厘米，直径20厘米。盖面行书“西湖映月”，落款“癸未重阳节式稷书”。锅体一面行书“抗战胜利”4个大字，潇洒飘逸，骨力洞达;另一面绘兰花图，题“清品”，落“癸未”“得兴”款，即民国癸未年（1943年），戴得兴作品。1943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建水人民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铭刻于陶器之上，并配以兰花，书画合璧，相得益彰，鼓舞斗志，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
滇南抗战取得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由滇南进攻昆明进逼重庆的企图。与此同时，滇西反攻战已全面展开，收复了部分滇西失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已经出现。在这关头，建水陶工也将“收复失地”、“最后胜利”等口号，铭刻于陶坯之上。如“收复失地”直颈瓶（图22），长直颈，鼓腹，高14.7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10.1厘米，底径7.1厘米。腹部饰竹纹，隶书“收复失地”4字，表达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气节和收复失地、重建美好家园的决心与愿望。落“甲申年孟夏月作”款，为1944年作品。
“最后胜利”兰纹紫陶直口瓶（图23），通高14.7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10.1厘米，底径7.1厘米。长直颈，鼓垂腹，矮圈足。腹部刻填兰石纹，潇洒飘逸，清新脱尘，坚贞不屈，落“荣春制”款。隶书“最后胜利”4字，表达的是对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充满信心和企盼。
“抗战建国“残帖直口瓶（图24），高20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0.5厘米。长颈鼓腹，饼足底，腹部饰五体残帖，中间行书“抗战建国”四个大字，落款“一九五四冬月，建水逢春书”。另一面饰竹纹，苍劲挺拔，疏密有致，落“逢春”款。底部钤阴文楷书“滇南建水向逢春制”印。书画结合，表达了抗战胜利后，人民渴望当家作主，重建美好家园的愿望。
建水抗战紫陶以陶坯为载体，记载了70年前中华民族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气节，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