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田野调查贯穿了民俗学学科始终，而“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则是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史上重要的一次调查。本文通过概述“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及其实施，从田野调查的角度总结“计划”的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田野调查；评价
【中图分类号】J617.5 【文献标识码】A
引论
田野调查在民俗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早在古代时就已经有采风了。例如：周朝时会有专人采集民间歌谣并修正、加工，演奏给天子听。而春秋战国时的文献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关于殷周时期和稍后一段时间的社会信仰、习俗惯制、生产生活以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相关的采风活动。
20世纪初，民俗学被引进中国。经过长期探索，学者们除了借鉴西方的理论外，更注重中国本土的田野调查实践。例如：我国的民俗学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顾颉刚先生1925年与4位学者共同对妙峰山进行考察，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田野调查的先河。1928年，辛树帜、杨成志以严肃科学的实践精神对西南少数民族开展了调查活动，并对“采风问俗式”的搜集工作提出了强烈质疑，通过自己对田野工作的学习、思考、实验以及亲身经历，提出了保证材料科学性和可信度的问题，还给予了后世田野调查工作者科学的指导方法和经验，为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田野考察提供了一种具有示范作用的工作模式，成为了中国民俗学者规范的田野调查开端。1937年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但是田野调查仍然一直在持续着。
80年代以后，宗教仪式受到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傩文化。在此情况下，1991年，王秋桂教授提出了“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是中国田野调查史的学术延续，对民俗学田野调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民俗学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叙述“计划”实施的时代背景与成果概况，对其田野调查理论方法进行总结与评价。
一、学术语境：“计划”实施的时代背景
在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以及东北和西北地区，都有傩戏、傩文化的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不同。20世纪50年代，舞协盛捷副会长率领傩舞调查组在江西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中国第一篇傩学专文《江西省“傩舞”调查介绍》。之后，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刘伯恩、孙景琛先生组成调查组前往广西桂林市及桂北县调查，虽然因“反右”活动终止，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87年11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贵州民族学院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主办了“贵州民族民间傩戏面具展览”，引起了国内外艺术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进入80年代以后，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大陆傩戏、傩文化的不断发掘，引起了极具敏锐学术眼光的王秋桂教授的关注。于是，他与兰州大学的叶开沅教授在1988年前后计划合编《中国戏曲史丛书》。王教授认为，“祭祀研究在中国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中国仪式与仪式剧，其历史的悠久、地域的广阔或内容的丰富，都值得国内外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研究中国民间仪式也有助于对世界民间文化的了解或人类学的研究。”因此1989年王教授接掌《民俗曲艺》编务后，更加积极搜集大陆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与内地的地方学者联系，进行约稿。由于后来叶教授转至多伦多大学任教，并且约稿只有少数能够使用，于是计划就停止了。
1990年，王教授向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申报“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指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民间文化，则为其厚实的基础。民间文化的研究固然可以涉及许多方面，但传统信仰以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经常成为民间文化中具有阐释力的社会表征。在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地方戏，以其特有的地域性历史社会背景，经常呈现民间文化独具特色的传统。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民间中撷取地方戏及其相关的信仰仪式作为探讨物件，并以仪式剧为中心主题，期望揭开探讨中国文化的广大论题。”
二、“计划”成果的基本概况
（一）研究成果
1991年7月，王教授开始接受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辅助，主持以文化人类学为侧重点的多学科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有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英、法、美等国共30余名学者参与，是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田野调查。
王教授组织训练大陆各地的研究者，对当地特定的仪式进行考察，做深入了解，然后依据他所拟定的体例撰述调查报告。通过各研究人员的努力，“计划”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北方，研究人员较少，因此成果也比较少，主要以山西的黄竹山、王福才，东北的任光伟为代表，成果有《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东北汉军旗香的考察与研究》等。南方成果相对较多，例如：上海朱建明的《上海县圣堂道院及其太平公醮考察纪实》、江苏曹琳的《江苏省通州市横港乡北店村胡氏上童子仪式》等。除此之外，还有广西的蒙国荣、浙江的徐宏图、江西省的毛礼镁等各省研究人员编纂的调查研究报告。
在全国范围内，南方的成果比北方多，而在南方各大省中，又属四川、福建和贵州成果多。其中，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傩戏傩文化非常丰富的省份，王秋桂教授更是将贵州作为“中国地方戏与仪式”研究的“实验地”，多次到达贵州，对傩文化调查加以扶持。由于贵州的地势险要，地貌复杂，高原山地居多，交通不便，因此有许多民族文化积淀与传承下来。在王秋桂教授的指导下，贵州本地的学者，譬如庹修明、杨启孝等人经常翻山越岭，通过惊险的山路，到达演出的场所。并且由于有的仪式一年只举行一次，因此他们通常要等一年后才能再看到实际演出。经过艰辛的、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庹修明等人不仅取得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洞苗族庆坛调查报告》等，还得到了学术界、艺术界的肯定。 随着各地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加，王秋桂教授与《民俗曲艺》发行人商量，决定将计划的一系列成果列于一直构想中的《民俗曲艺丛书》，由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民俗曲艺丛书》内容分五大类：调查报告，基于田野资料撰述的报告，附有丰富的图片及仪式表演中所用的文字资料，如科仪本、剧本或唱本、表、文、符、隶、疏、牒等；资料汇编，特定的专题如《贵州傩戏》汇集史料中相关的记载加以整理编排以利学者参考；剧本或科仪本，即校订各地目连戏、安徽贵池傩戏、贵州安顺地戏等仪式剧的剧本并附前言说明各剧本的来源、传抄过程及演出情形等相关资料，或者就一特定法事所用的经书依仪式场次编排，并附总论交代道（傩）坛源流、坛班成员、道（傩）坛布置及法器、法服等资料；专书；研究论文集。专书及论文集即就特定主题来做深入或广泛的探讨。
“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持续5年，以80册的宏大规模，洋洋2000余万字的成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调查报告有43册，资料汇编有12册，剧本或科仪本有20册，专书3册，研究论文集2册。而这项“计划”最大和最突出的成果则是训练和培养了各地的研究人员，使其在学术认知上有了质的飞跃，在实践中获得了有益的经验。
（二）“计划”的影响
“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成果丰富，影响巨大，荷兰著名学者施博尔教授称誉这个计划“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而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和柯大卫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欧大年教授等则联合具名去函李亦园，建议蒋经国基金会补助基于这些成果所从事的进一步研究。台湾中正大学陈益源教授更是在《抢救文化遗产的成功典范——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民俗曲艺丛书>初评》中充分肯定“计划”及其成果。
在“计划”的影响下，1993年1月，“中国傩戏、傩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将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新方法引进了傩学调查研究。1994年5月，台北举行了“中国祭祀仪式与仪式戏剧国际研讨会”，不仅为国内跨学科的仪式与戏剧研究建立起了初步的基础，还引起了外国学界对中国祭祀仪式与仪式戏剧的注意。而1998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人类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则是傩学、民间文化海内外学者合作研究阶段性的总结，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这3次会议对中国傩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大陆和港台傩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更是将傩学研究推向了世界。
虽然现在“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已经画上了句号，但其“计划”与成果，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扩展。
三、学术反思：对“计划”田野调查理论方法的总结
（一）规范田野调查撰写体例
在“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中，为了提高计划参与人员的专业素质，增强田野调查方法的科学性，规范田野作业行为和撰稿规格，王秋桂教授组织有丰富经验的学者，撰写了《田野调查备忘录》《科仪本汇编撰述体例》》等资料，供调查研究人员参考。
同时，王秋桂教授非常注重对历史知识的处理与利用和对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感知，他要求研究人员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对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相关历史知识做描述，描绘出仪式或地方戏存在的文化空间。
（二）丰富田野调查理论
在调查方法上，“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对历史上的田野调查方法有继承有开拓，突破了以往的局限，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采用多合作主体的新的田野调查模式，与两岸的学者以及国外的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共同调查中国的地方戏与仪式。并且打破了以往走进“他者的世界”，体验异文化，调查研究异文化的常规方法，利用本地学者在本地进行调查，不仅对本地文化背景进行了更深入的描述，还有利于后续的跟踪调查和回访。
傩戏作为傩文化的载体，是伴生于宗教与民俗活动之中的，它涉及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具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王秋桂教授在与考察学者合作时，曾多次强调这个计划“是一个以文化人类学为重点的多学科研究计划”，在召开会议研讨时，不仅邀请国内外的人类学家、史学家、戏剧学家、民族音乐学家及文学研究者进行讨论切磋，还邀请各个学科的师生参加讨论，进行多学科交流。
（三）实践方法进步
这次“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的调查是跨地区进行，研究区域非常广阔，不仅遍及四川、福建、江西等近三分之一的省市，还扩展到了台湾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因此调查时不但采用了搜集剧本、科仪本等方式，还运用了采访和录制音响、影像等方式，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搜集记录资料，留存人类的文化财富。
四、小结
“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具有跨学科、跨地区、国际性、持续性的特点。参与者以务实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发掘、整理出大批第一手的田野资料，是一个抢救文化遗产的成功典范。而产生的学术成果具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不仅为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层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今后其他领域的考察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还直接、间接地促进了民俗学本土化的进程。同时“计划”还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帮助台湾同胞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共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81.
[2]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82.
[3]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83.
[4]陈益源.抢救文化遗产的成功范例——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民俗曲艺从书》初评[J].中国文化，1996（2）.
[5]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
[6]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中卷：现、当代篇）[M].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
【关键词】“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田野调查；评价
【中图分类号】J617.5 【文献标识码】A
引论
田野调查在民俗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早在古代时就已经有采风了。例如：周朝时会有专人采集民间歌谣并修正、加工，演奏给天子听。而春秋战国时的文献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关于殷周时期和稍后一段时间的社会信仰、习俗惯制、生产生活以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相关的采风活动。
20世纪初，民俗学被引进中国。经过长期探索，学者们除了借鉴西方的理论外，更注重中国本土的田野调查实践。例如：我国的民俗学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顾颉刚先生1925年与4位学者共同对妙峰山进行考察，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田野调查的先河。1928年，辛树帜、杨成志以严肃科学的实践精神对西南少数民族开展了调查活动，并对“采风问俗式”的搜集工作提出了强烈质疑，通过自己对田野工作的学习、思考、实验以及亲身经历，提出了保证材料科学性和可信度的问题，还给予了后世田野调查工作者科学的指导方法和经验，为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田野考察提供了一种具有示范作用的工作模式，成为了中国民俗学者规范的田野调查开端。1937年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我国民俗学的发展，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但是田野调查仍然一直在持续着。
80年代以后，宗教仪式受到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傩文化。在此情况下，1991年，王秋桂教授提出了“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是中国田野调查史的学术延续，对民俗学田野调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民俗学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叙述“计划”实施的时代背景与成果概况，对其田野调查理论方法进行总结与评价。
一、学术语境：“计划”实施的时代背景
在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以及东北和西北地区，都有傩戏、傩文化的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不同。20世纪50年代，舞协盛捷副会长率领傩舞调查组在江西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中国第一篇傩学专文《江西省“傩舞”调查介绍》。之后，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刘伯恩、孙景琛先生组成调查组前往广西桂林市及桂北县调查，虽然因“反右”活动终止，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87年11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贵州民族学院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主办了“贵州民族民间傩戏面具展览”，引起了国内外艺术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进入80年代以后，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大陆傩戏、傩文化的不断发掘，引起了极具敏锐学术眼光的王秋桂教授的关注。于是，他与兰州大学的叶开沅教授在1988年前后计划合编《中国戏曲史丛书》。王教授认为，“祭祀研究在中国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中国仪式与仪式剧，其历史的悠久、地域的广阔或内容的丰富，都值得国内外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研究中国民间仪式也有助于对世界民间文化的了解或人类学的研究。”因此1989年王教授接掌《民俗曲艺》编务后，更加积极搜集大陆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与内地的地方学者联系，进行约稿。由于后来叶教授转至多伦多大学任教，并且约稿只有少数能够使用，于是计划就停止了。
1990年，王教授向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申报“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指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民间文化，则为其厚实的基础。民间文化的研究固然可以涉及许多方面，但传统信仰以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经常成为民间文化中具有阐释力的社会表征。在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地方戏，以其特有的地域性历史社会背景，经常呈现民间文化独具特色的传统。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民间中撷取地方戏及其相关的信仰仪式作为探讨物件，并以仪式剧为中心主题，期望揭开探讨中国文化的广大论题。”
二、“计划”成果的基本概况
（一）研究成果
1991年7月，王教授开始接受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辅助，主持以文化人类学为侧重点的多学科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有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英、法、美等国共30余名学者参与，是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田野调查。
王教授组织训练大陆各地的研究者，对当地特定的仪式进行考察，做深入了解，然后依据他所拟定的体例撰述调查报告。通过各研究人员的努力，“计划”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北方，研究人员较少，因此成果也比较少，主要以山西的黄竹山、王福才，东北的任光伟为代表，成果有《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东北汉军旗香的考察与研究》等。南方成果相对较多，例如：上海朱建明的《上海县圣堂道院及其太平公醮考察纪实》、江苏曹琳的《江苏省通州市横港乡北店村胡氏上童子仪式》等。除此之外，还有广西的蒙国荣、浙江的徐宏图、江西省的毛礼镁等各省研究人员编纂的调查研究报告。
在全国范围内，南方的成果比北方多，而在南方各大省中，又属四川、福建和贵州成果多。其中，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傩戏傩文化非常丰富的省份，王秋桂教授更是将贵州作为“中国地方戏与仪式”研究的“实验地”，多次到达贵州，对傩文化调查加以扶持。由于贵州的地势险要，地貌复杂，高原山地居多，交通不便，因此有许多民族文化积淀与传承下来。在王秋桂教授的指导下，贵州本地的学者，譬如庹修明、杨启孝等人经常翻山越岭，通过惊险的山路，到达演出的场所。并且由于有的仪式一年只举行一次，因此他们通常要等一年后才能再看到实际演出。经过艰辛的、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庹修明等人不仅取得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洞苗族庆坛调查报告》等，还得到了学术界、艺术界的肯定。 随着各地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加，王秋桂教授与《民俗曲艺》发行人商量，决定将计划的一系列成果列于一直构想中的《民俗曲艺丛书》，由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民俗曲艺丛书》内容分五大类：调查报告，基于田野资料撰述的报告，附有丰富的图片及仪式表演中所用的文字资料，如科仪本、剧本或唱本、表、文、符、隶、疏、牒等；资料汇编，特定的专题如《贵州傩戏》汇集史料中相关的记载加以整理编排以利学者参考；剧本或科仪本，即校订各地目连戏、安徽贵池傩戏、贵州安顺地戏等仪式剧的剧本并附前言说明各剧本的来源、传抄过程及演出情形等相关资料，或者就一特定法事所用的经书依仪式场次编排，并附总论交代道（傩）坛源流、坛班成员、道（傩）坛布置及法器、法服等资料；专书；研究论文集。专书及论文集即就特定主题来做深入或广泛的探讨。
“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持续5年，以80册的宏大规模，洋洋2000余万字的成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调查报告有43册，资料汇编有12册，剧本或科仪本有20册，专书3册，研究论文集2册。而这项“计划”最大和最突出的成果则是训练和培养了各地的研究人员，使其在学术认知上有了质的飞跃，在实践中获得了有益的经验。
（二）“计划”的影响
“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成果丰富，影响巨大，荷兰著名学者施博尔教授称誉这个计划“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而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和柯大卫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欧大年教授等则联合具名去函李亦园，建议蒋经国基金会补助基于这些成果所从事的进一步研究。台湾中正大学陈益源教授更是在《抢救文化遗产的成功典范——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民俗曲艺丛书>初评》中充分肯定“计划”及其成果。
在“计划”的影响下，1993年1月，“中国傩戏、傩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将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新方法引进了傩学调查研究。1994年5月，台北举行了“中国祭祀仪式与仪式戏剧国际研讨会”，不仅为国内跨学科的仪式与戏剧研究建立起了初步的基础，还引起了外国学界对中国祭祀仪式与仪式戏剧的注意。而1998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学系、人类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则是傩学、民间文化海内外学者合作研究阶段性的总结，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这3次会议对中国傩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大陆和港台傩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更是将傩学研究推向了世界。
虽然现在“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已经画上了句号，但其“计划”与成果，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扩展。
三、学术反思：对“计划”田野调查理论方法的总结
（一）规范田野调查撰写体例
在“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中，为了提高计划参与人员的专业素质，增强田野调查方法的科学性，规范田野作业行为和撰稿规格，王秋桂教授组织有丰富经验的学者，撰写了《田野调查备忘录》《科仪本汇编撰述体例》》等资料，供调查研究人员参考。
同时，王秋桂教授非常注重对历史知识的处理与利用和对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感知，他要求研究人员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对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相关历史知识做描述，描绘出仪式或地方戏存在的文化空间。
（二）丰富田野调查理论
在调查方法上，“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对历史上的田野调查方法有继承有开拓，突破了以往的局限，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采用多合作主体的新的田野调查模式，与两岸的学者以及国外的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共同调查中国的地方戏与仪式。并且打破了以往走进“他者的世界”，体验异文化，调查研究异文化的常规方法，利用本地学者在本地进行调查，不仅对本地文化背景进行了更深入的描述，还有利于后续的跟踪调查和回访。
傩戏作为傩文化的载体，是伴生于宗教与民俗活动之中的，它涉及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具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王秋桂教授在与考察学者合作时，曾多次强调这个计划“是一个以文化人类学为重点的多学科研究计划”，在召开会议研讨时，不仅邀请国内外的人类学家、史学家、戏剧学家、民族音乐学家及文学研究者进行讨论切磋，还邀请各个学科的师生参加讨论，进行多学科交流。
（三）实践方法进步
这次“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的调查是跨地区进行，研究区域非常广阔，不仅遍及四川、福建、江西等近三分之一的省市，还扩展到了台湾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因此调查时不但采用了搜集剧本、科仪本等方式，还运用了采访和录制音响、影像等方式，利用现代化的手段搜集记录资料，留存人类的文化财富。
四、小结
“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具有跨学科、跨地区、国际性、持续性的特点。参与者以务实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发掘、整理出大批第一手的田野资料，是一个抢救文化遗产的成功典范。而产生的学术成果具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不仅为中国民间文化的深层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今后其他领域的考察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还直接、间接地促进了民俗学本土化的进程。同时“计划”还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帮助台湾同胞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共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81.
[2]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82.
[3]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83.
[4]陈益源.抢救文化遗产的成功范例——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民俗曲艺从书》初评[J].中国文化，1996（2）.
[5]庹修明.巫傩文化与仪式戏剧研究—中国傩戏傩文化[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
[6]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中卷：现、当代篇）[M].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