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参加工作，教过语文，搞过语文教研，编写过小学语文教材。在几十年的语文教育生涯中，有许多朋友给予我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我对他们都心存感激与怀念。其中最难忘的是袁微子先生，他是我的恩师。
　　第一次见到袁老，是1980年听他介绍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国通用的小语教材。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理解这套教材的特点、要求方面，对报告人并未多作关注。
　　近距离地接触袁老，是1984年春：我有幸参加编写供中等师范学校使用的小学语文教學法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小学语文教师和语文教研员。袁老说，编写小学语文教学法，固然要听听大学教授们的意见，更要多向小学教师和小学教研员请教，他们接触实际，最了解情况。开过座谈会后，他还邀请我和杨惠棠、朱敬本等教研员参加这本教学法的编写。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袁老不图虚名的务实精神和对第一线工作者的尊重。
　　在座谈会期间，他多次跟我谈起，想多到学校听听课，具体了解教师使用教材的情况，看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好的做法和经验。他又说，到下面去听课，领导往往迎来送往地接待，给人家增添了麻烦，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要能去掉这些繁文缛节就好了。我坦率地说，人教社的专家面向全国指导教学，到一个地方听课不容易，时间也就那么几天，大家也希望你们多听听，多看看，多讲讲。只要你不介意，我们就不拘这些形式，直接到学校去。于是一言为定。袁老来南京，我只是向局领导汇报一下行程安排，就陪同他去学校了。也许是这样的安排比较合他的心意吧，接连有三、四年，袁老每年都来南京一次，四、五天时间，听课，指导教学。南京的六个城区、四个郊区、五个县，都听遍了，其中有知名度高的学校，也有一般学校，还有偏僻农村的复式教学班，听的大多是青年教师的课。听完课，袁老就即席开讲评议。他从实际课例出发，娓娓而谈，那么和蔼可亲，又那么引人入胜。在讲话中，他对青年教师勇于钻研，勇于创新，渴望发展的精神充分赞扬，他说：“正是由于受了这种可贵精神的感染，我也才敢于掏出心里话，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在讲话中，他多次讲到了青年教师的潜力，学生们的潜力，他说：“正因为看到了教师的潜力，又看到了学生的潜力，所以我提出了一些较高的要求。”
　　袁老的评课充满了感情。1985年4月2日下午，在夫子庙小学听了冯爱东老师教的《小蝌蚪找妈妈》，介绍了这篇课文的编写过程，详细评点了冯老师的教学得失和学生学习时的思维活动以后，袁老说：“冯老师对孩子很亲切，非常喜欢孩子。我想，不仅要对班上四十几个孩子亲切，还要对课文里的小蝌蚪亲切，这样你就成了小蝌蚪了，就能促进孩子思想的深化。”在讲话结束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自己还能多活几年的话，争取再来听你的课，那时冯老师一定会变成‘青蛙’了。”这番风趣的话，充分流露了这位七十二岁高龄的老先生对孩子们的喜爱，对青年教师的喜爱，对课文中小蝌蚪的喜爱。袁老的这番教导，以及在这番教导中流露的真情，都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只有充满感情的教学，才可能是成功的教学。
　　袁老听课非常专注，评课时也善于从教学中的细微之处引出发人深省的道理。1985年4月5日下午，听了姜淑兰老师教的《骄傲的孔雀》，有两个细节引起了袁老的注意：一个是当老师问“孔雀为什么气得不得了”时，一个学生举手站起来回答，却一下子又说不出来，别的孩子急着举手想帮他来说，姜老师耐心地等待那个孩子，叫他别着急，慢慢说。袁老对此充分肯定，他说：“等待分把钟，大有好处。这个时候不仅是那个孩子要想，其他孩子思维也很活跃，是语文教学中进行说话训练的极好机会，不要放过。”袁老提到的另一细节是：“姜老师在布置学生小声朗读的时候，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读得比较慢，别的孩子都读完了，他还有两句没读完，姜老师很耐心，听他把书读完了。这一点做得很好，不是像有的老师那样，不管你读完没有读完，一律停止。如果那样做，那个孩子憋着是很难受的。”袁老的这番话，使我们具体领悟到了什么叫面向全班学生，什么叫从学生的学出发。教学思想的转变正是体现在这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之中的。
　　袁老的评课有热情的赞扬，也有严肃的批评。他结合实例进行的批评剖析透彻，发人深省。1985年4月10日，他在溧水县听一位年轻教师教《沙漠里的船》，发现学生在预习时抄了一些词语解释，就严肃地批评说：“我们看了学生的那个预习的笔记。‘鼻孔’这个词，学生也预习了，查了字典，什么叫鼻孔？学生把解释抄了下来：‘是嗅觉器官，也是呼吸的孔道。’这个注释的东西比原来的那个词还难懂。‘鼻孔’，谁不知道就是鼻孔！”“还有个叫‘胼胝’，这个‘胼胝’就是脚上、手上那个老茧嘛，很容易懂的。学生抄了个注释是：‘手掌和脚掌上因磨擦而生成的硬皮。’这样做有客观原因，就是那个《词语手册》。学生查了，抄了，懂不懂？似懂非懂。”举了一些例子之后，袁老动情地说：“我们的孩子很用功啊，真是一批好孩子，字写得规规矩矩，密密麻麻。用功是用功，可是我们盼望将来的人才不是书呆子，我们要求的是有创造精神的人才啊！那个《词语手册》不行，是个害孩子的东西。词语怎么解释，它只告诉学生一个现成的结论，中间不必经过孩子们思考的过程。一个词的学习如果不经过自己思考的过程，那这个词的学习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这番话今天听来仍然是那样振聋发聩，令人深长思之。
　　袁老来学校听课，所在区、县教育局的领导都很重视，组织教师参加听课，听讲评，并且立即根据录音将袁老的讲话整理出来，印发至各校供老师学习参考。江苏教育出版社也及时将这些讲话结集出版了《袁微子和青年教师谈小学语文教学》一书。这对推进南京市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袁老待人真诚，有问题向他请教，他都坦率直言。1985年，江苏电视台找我商量，准备联合举办一次小学生电视作文竞赛。当时袁老正在南京听课，我就向他咨询。他说，现在许多地方都搞作文竞赛，其实小学语文教学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还应该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如果有可能，不妨搞一次听说读写电视竞赛。我向电视台反映了人教社老专家的建议，他们认为很有道理，值得一试。首届小学生听说读写电视竞赛分初赛、复赛、决赛，十五个区县均派学生参加。竞赛实况由省电视台播出后，受到普遍好评，中央电视台转播了决赛的实况。1987年举办了第二届，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进，体现了听说读写能力在各科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更广泛的运用。实况也由江苏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1988年举办的第三届，又进一步拓宽了思路，把参赛者带到玻璃厂、牛奶厂、大商场、个体户的小商店以及公安部门的驯犬队等，让学生在社会大课堂里展示和锻炼听说读写能力。这三次竞赛，可以说是我们学习袁老语文教育思想的一次具体实践。
　　袁老也是一位严师。他对我有夸奖也有批评。他说，一个好的教研员，既要深入实际，还要善于从老师们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既要动腿，动嘴，还要勤动笔。在他的督促下，我把学习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体会，结合听课的感受写了一篇《“潜心会本文”是阅读教学的根本》，交给他看了，他说写得不错，就推荐给《福建教育》发表。我知道这是为了鼓励我。后来我又向他交了一篇《对事物的新认识是这样产生的——对〈观潮〉教学过程的分析》。这篇文章竟然和袁老写的《思维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同时发表在《湖北教育》上，还加了编者按：“袁微子同志在给本刊编辑部的信中说：‘读了蒯福棣同志的文章，觉得很有启发，因而写了一篇读后感，也算是对教法、学法讨论的补充发言。’现将袁老和蒯福棣同志的文章刊载出来，以飨本刊读者。”袁老这样处理，既是为了激励我多动笔，也是为了借用我举出的实例，通过评点我的文章来指导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这番良苦用心，我是能够体会的。但我生性笔头较懒，就喜欢听听课，和老师聊聊，而且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心静不下来，所以写得不多，让袁老失望了。至今想来，我还深感愧疚。
　　1992年，我调至人教社参与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我时时以袁老为榜样，力求像他那样精益求精地编写教材，像他那样心贴心地与教师交流研讨。值此纪念袁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热切期盼袁微子语文教育思想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期盼经过一代代有志者的努力，小学语文教学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