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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8）0320129－02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探讨企业的起源问题，而是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起来，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基本前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
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没有私有制，社会分工不发展，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谈不上企业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商品生产的组织如作坊和店铺，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互动，促进了商品生产组织的变迁。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但“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这一时期，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加大了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不适应性，产生了变革旧式生产组织的需要，后面我们将谈到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和一定的资本积累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如果说替代关系的话，企业不是如很多资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市场的替代，而是对历史上其他商品生产组织的替代。有关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经验研究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早期的工业是从小规模的，并且是以家庭为组织形式的家庭工业开始成长起来的，在欧洲工业化的早期有一个以家庭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在17－18世纪，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利兹等地，其工业生产仍然是以家庭工业为主的。“制造商（Manufacturer）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工业界巨头，相反地，他就是工匠，亦即以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西德尔也曾写道：“18世纪期间的兰开夏地区，处处都是从事棉花加工的家庭工业”。只是随着工业过程的深入，家庭工业才逐渐为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并集中或重新集中在城市。
二、历史起点和概念起点：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简单协作
协作是一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尽管这种劳动形式古已有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一方面大规模的协作比较少；另一方面，这些协作是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与之不同，它一开始就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这种以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协作是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历史和概念的起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是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种协作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起点，因为这样的协作至少具有以下功能：一是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二是节约生产资料；三是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四是提高劳动的机械力；五是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的产生并不像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恰恰主要是因为生产费用的节约。
三、现实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马克思认为，上述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形成，依赖于以下两大现实条件：一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是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必须具有双重的“自由”：一方面他是自由人，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支配。劳动力作为一个“经济的、历史的范畴，在每个历史时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才成为“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自由的所有者”。只有这样，劳动者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出售”。另一方面他自由得一无所有，不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也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至于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马克思认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潜在的资本家要变成真正的资本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货币和商品占有者都可以成为资本家，这里有个最低限额的问题。他指出：“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只有超过了这一数值，雇主本身才能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蛹化为资本家，才能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因此，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当然这个最低限额不是静止不变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正是由于这一点，资本主义单个的资本家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成了结合的资本家。
四、起源的历史轨迹：从行会手工作坊到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
上述这两个现实条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具体地说，在封建社会后期，至少由以下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两个条件的形成：
（一）行会的瓦解
限制入会的师傅人数、对产品价格和生产数量进行严格管制是产生于中世纪的行会组织维持垄断、限制竞争的主要手段和赖以生存的基础。15世纪航海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运输成本，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市场骤然扩大了、世界贸易急剧增加了，以前封建的或者行会的工业组织已经不能再满足随着新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的需求了，商品生产由城市向农村扩散，成为了行会瓦解的导火索；同时协作使得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需要更多的货币投入，以及劳动操作的专业化使操作变得相对简单，这种技术变化改变了行会师傅与商人的实力对比。在这样的情势下，激烈的竞争使的行会师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生产条件好、劳动生产率高的作坊主和行会师傅在竞争中获胜，积累了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限额”的货币额而成为资本家；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作坊主和大量的行会师傅，最后沦为了雇佣工人。
（二）封建庄园的解体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力市场。
（三）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推动作用
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要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对资本主义方式的确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像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在商业资本的发展进程中，包买商制度值得一提。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农村中，农业活动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活动主要包括纺织、成衣、制鞋、酿酒、编制和木工等。这些手工业活动的产品本来是供农民家庭自身消费需要的，农民的生活消费需要和地租向货币形式的转换，使农民需要货币来缴纳地租或购买自身不能生产的商品；农民逐渐把为交换而生产手工业品作为获得货币的重要来源，集市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交换导向。与城市不同的是，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行会的限制，制约农民家庭手工业发展的主要是原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需求。一方面，与农业活动难以分离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显然不具有开拓更大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城市行会对商品生产的严格限制、商人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专业化优势以及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促使了作为农民家庭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商人即包买商的产生。从13世纪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包买商制度曾经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很多行业广泛存在，例如在西欧的意大利、法国、佛兰德、德国、英国等地的绸缎生产、花边加工、织造哗叽、剪刀生产、制帽、钢铁加工、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造船业等都流行过包买商制度。由于纺织品市场的扩大，使纺织业成为盛行包买商制度最典型的行业。在包买商制度下，商人买进原材料，自己负责找人分配或发给农村手工业者完成各种工序，由他们在各自家里将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商人成了工业家，或者不如说，他让那些手工业性质的小工业，特别是农村小工业为他劳动”；然后商人将这些诸如鞋子或绵羊毛布料的制成品收集起来，贩运到外地销售。农村手工业者的收入是以成品按件出售给包买商的价值总额减去原料价值来计算的。在包买商制度下农村家庭手工业者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减少了，对包买商的依赖性产生了。在包买商仅仅提供原料和收购制成品的条件下，“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也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尽管农村手工业者受到了包买商的支配，但是他们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还没有完全丧失。手工业活动对农民来说，还只是副业，农民手工业者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加工订货任务，可以不接受这一包买商的计件报酬，而接受另一包买商的计件报酬，因此“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间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包买商制度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封闭特性，使维持生计的动机越来越服从于盈利的动机，促使家庭手工业加快演变为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目的家庭作坊。西欧各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分工逐步发展起来，进一步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扩展了制成品市场规模，有力地冲击了行会的限制，加速了行会师傅的分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不少商人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大大推动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
（四）超经济的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有：①野蛮的所谓“圈地运动”。“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②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③所谓的“制度创新”。“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此时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方式上与行会师傅的手工作坊相比，“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作者简介：
陈旺，男，山西朔州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理论教研室讲师。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探讨企业的起源问题，而是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起来，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基本前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
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没有私有制，社会分工不发展，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谈不上企业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商品生产的组织如作坊和店铺，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互动，促进了商品生产组织的变迁。马克思指出，“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但“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这一时期，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市场需求急剧扩大，加大了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不适应性，产生了变革旧式生产组织的需要，后面我们将谈到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和一定的资本积累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如果说替代关系的话，企业不是如很多资产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市场的替代，而是对历史上其他商品生产组织的替代。有关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经验研究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早期的工业是从小规模的，并且是以家庭为组织形式的家庭工业开始成长起来的，在欧洲工业化的早期有一个以家庭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指出，在17－18世纪，作为英国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曼彻斯特、利兹等地，其工业生产仍然是以家庭工业为主的。“制造商（Manufacturer）在这一时期并不是工业界巨头，相反地，他就是工匠，亦即以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西德尔也曾写道：“18世纪期间的兰开夏地区，处处都是从事棉花加工的家庭工业”。只是随着工业过程的深入，家庭工业才逐渐为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并集中或重新集中在城市。
二、历史起点和概念起点：以雇佣工人为主体的简单协作
协作是一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尽管这种劳动形式古已有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一方面大规模的协作比较少；另一方面，这些协作是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与之不同，它一开始就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这种以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协作是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历史和概念的起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是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种协作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起点，因为这样的协作至少具有以下功能：一是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二是节约生产资料；三是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四是提高劳动的机械力；五是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的产生并不像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恰恰主要是因为生产费用的节约。
三、现实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马克思认为，上述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形成，依赖于以下两大现实条件：一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是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必须具有双重的“自由”：一方面他是自由人，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支配。劳动力作为一个“经济的、历史的范畴，在每个历史时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才成为“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自由的所有者”。只有这样，劳动者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出售”。另一方面他自由得一无所有，不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一个除了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也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至于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马克思认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潜在的资本家要变成真正的资本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货币和商品占有者都可以成为资本家，这里有个最低限额的问题。他指出：“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只有超过了这一数值，雇主本身才能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蛹化为资本家，才能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因此，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当然这个最低限额不是静止不变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正是由于这一点，资本主义单个的资本家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成了结合的资本家。
四、起源的历史轨迹：从行会手工作坊到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
上述这两个现实条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具体地说，在封建社会后期，至少由以下因素共同推动了这两个条件的形成：
（一）行会的瓦解
限制入会的师傅人数、对产品价格和生产数量进行严格管制是产生于中世纪的行会组织维持垄断、限制竞争的主要手段和赖以生存的基础。15世纪航海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运输成本，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市场骤然扩大了、世界贸易急剧增加了，以前封建的或者行会的工业组织已经不能再满足随着新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的需求了，商品生产由城市向农村扩散，成为了行会瓦解的导火索；同时协作使得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需要更多的货币投入，以及劳动操作的专业化使操作变得相对简单，这种技术变化改变了行会师傅与商人的实力对比。在这样的情势下，激烈的竞争使的行会师傅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生产条件好、劳动生产率高的作坊主和行会师傅在竞争中获胜，积累了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限额”的货币额而成为资本家；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作坊主和大量的行会师傅，最后沦为了雇佣工人。
（二）封建庄园的解体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力市场。
（三）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推动作用
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发展要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并对资本主义方式的确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像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在商业资本的发展进程中，包买商制度值得一提。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农村中，农业活动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活动主要包括纺织、成衣、制鞋、酿酒、编制和木工等。这些手工业活动的产品本来是供农民家庭自身消费需要的，农民的生活消费需要和地租向货币形式的转换，使农民需要货币来缴纳地租或购买自身不能生产的商品；农民逐渐把为交换而生产手工业品作为获得货币的重要来源，集市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交换导向。与城市不同的是，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行会的限制，制约农民家庭手工业发展的主要是原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需求。一方面，与农业活动难以分离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显然不具有开拓更大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城市行会对商品生产的严格限制、商人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专业化优势以及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促使了作为农民家庭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商人即包买商的产生。从13世纪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包买商制度曾经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很多行业广泛存在，例如在西欧的意大利、法国、佛兰德、德国、英国等地的绸缎生产、花边加工、织造哗叽、剪刀生产、制帽、钢铁加工、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造船业等都流行过包买商制度。由于纺织品市场的扩大，使纺织业成为盛行包买商制度最典型的行业。在包买商制度下，商人买进原材料，自己负责找人分配或发给农村手工业者完成各种工序，由他们在各自家里将原材料加工成制成品，“商人成了工业家，或者不如说，他让那些手工业性质的小工业，特别是农村小工业为他劳动”；然后商人将这些诸如鞋子或绵羊毛布料的制成品收集起来，贩运到外地销售。农村手工业者的收入是以成品按件出售给包买商的价值总额减去原料价值来计算的。在包买商制度下农村家庭手工业者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减少了，对包买商的依赖性产生了。在包买商仅仅提供原料和收购制成品的条件下，“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也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尽管农村手工业者受到了包买商的支配，但是他们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还没有完全丧失。手工业活动对农民来说，还只是副业，农民手工业者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加工订货任务，可以不接受这一包买商的计件报酬，而接受另一包买商的计件报酬，因此“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间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包买商制度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封闭特性，使维持生计的动机越来越服从于盈利的动机，促使家庭手工业加快演变为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目的家庭作坊。西欧各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分工逐步发展起来，进一步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扩展了制成品市场规模，有力地冲击了行会的限制，加速了行会师傅的分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不少商人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大大推动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
（四）超经济的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有：①野蛮的所谓“圈地运动”。“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②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③所谓的“制度创新”。“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此时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方式上与行会师傅的手工作坊相比，“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作者简介：
陈旺，男，山西朔州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理论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