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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教我们的时候，不过20来岁，或者更年轻。无论在当时我的眼中，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杨老师长得都不算漂亮。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心中，杨老师的形象一直是那么亲切而鲜活。
我写过我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却一直没有写早就想写的杨老师。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在我的记忆中，关于杨老师的故事实在有限。不过，有一些片断，虽然朦朦胧胧，却一直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记得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小猫钓鱼》，说的是小猫钓鱼时总想去捉蝴蝶所以老钓不上鱼的故事。课文的中心思想是教育小朋友做事要专心。课文很有趣，更有趣的是，杨老师讲的时候不但模仿老猫、小猫和蝴蝶的语气，而且还手舞足蹈地模仿它们的动作。课文讲完后，杨老师还把课文编成童话剧，找几个同学扮演课文中的角色。我就有幸被杨老师指定为“演员”。记不清我扮演的是小猫还是蝴蝶了，记得清的是，有一次杨老师给我戴小猫或蝴蝶造型的道具帽时说：“哎呀，李镇西的头这么大，都戴不稳了！”我還记得正式演出时，杨老师在我脸上擦红油彩，她那温暖的手掌抚过我的脸……
上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次，杨老师正给我们上课，突然教室的门一下子被推开了，门反碰在墙上的声音很大，我们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到了进来的几个人身上—其实，只是一群高年级的学生，不过十一二岁，但当时在我眼中都已经是大人了，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下都夹着大字报，表情庄严，可以说是气宇轩昂。杨老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便和蔼而平静地对我们说：“同学们，进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是给杨老师提意见来了。让我们欢迎大哥哥大姐姐给杨老师提意见！”听杨老师这么一说，天真的我们当然都使劲鼓掌，我的手都拍痛了。于是，在掌声中，大哥哥大姐姐们把大字报贴在教室的四壁上，然后扬长而去。
杨老师受过轻微的批斗。说“轻微”，因为学校开批判大会时，杨老师并没有像有的被批斗者一样被押上去站着，而是坐在主席台上，听批斗者的发言。主持人要求杨老师做检查，于是杨老师站到发言席上，她的声音很小，好像有点难为情，她说的那些，我们也听不懂。我们很不理解，我们的杨老师那么好，为什么会“犯错误”呢？至于她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但我当时不明白，直到现在，也不
明白。
杨老师教我时，我的父亲已经重病缠身，常常要在母亲的陪伴下去省城看医生。每当这时，我便被寄养在杨老师家里—所谓的“家”，不过是杨老师的单身宿舍。杨老师的宿舍很狭窄，除了一张桌子—既是餐桌又是书桌、一个书柜、一张单人床，屋子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了。我住在杨老师家里，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杨老师真是把我当作她的孩子了，照顾我的一日三餐，还给我洗澡、洗衣服。那时候，杨老师照顾我的生活可不是为了“创收”，当时，学生因为种种困难住在老师家里从来没有“交费”一说。最大的报酬，就是每次我父母来接我时送给杨老师的糖果点心。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电子游戏，晚上在杨老师家里，我和杨老师面对面地共用一张桌子，杨老师备课或批改作业，我做作业。做完作业后，便翻看杨老师书柜里我读得懂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画就是在杨老师家里看的。每天晚上，我都和杨老师睡在一起，她那母亲般的气息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后来，父亲还是去世了，当时，我刚满九岁。那天，我去学校上学时手臂上戴着青纱，杨老师看到后，走到我的面前，站了很久，一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轻轻叹息一声，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和脸—写到这里，我的鼻子已经发酸，不知是为父亲，还是为杨老师。
不久后，听说杨老师要调走，全班同学都很舍不得离开杨老师，不少同学都哭了。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杨老师的宿舍，看着杨老师收拾行李。我们天真地问：“杨老师，你真的要走吗？”杨老师转过身，一一抚摸我们的头，然后点了点头。我又问：“杨老师，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以后去看你。”杨老师笑了：“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说了你们也不知道的。”可是，我们都缠着杨老师，非要她说出她要去的地方不可。于是，杨老师很认真地回答我们：“宝鸡。”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宝鸡”这个地名，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宝鸡”在什么地方，但是，从此以后，我便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宝鸡”，因为宝鸡有我的杨老师！
十几年后的1984年，我乘火车去北京，那是我第一次乘坐宝成线的火车。火车奔驰了十几小时后，我听到列车员在广播里通知：“宝鸡站快要到了！请到宝鸡的旅客做好下车准备！”我的心被“宝鸡”二字揪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往窗外望去，看着那陌生而亲切的城市，心想，哦，原来当年杨老师是调到这里了！她现在还在这座城市吗？她的身体还好吗？
几年来，我在给老师们作报告时，讲到“师爱”总要讲到杨老师。有一次在西安作报告，结束后，有一位老师对我说：“李老师，我就是宝鸡人。你能不能再给我提供些杨老师的情况，我想办法给你找到杨
老师。”
我摇了摇头：“没有。在一个七八岁孩子的心中，只有这些琐碎的记忆。不过，我知道杨老师的名字叫‘杨显英’，如果健在，她现在的年龄应该是70岁
左右。”
（作者系原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我写过我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却一直没有写早就想写的杨老师。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在我的记忆中，关于杨老师的故事实在有限。不过，有一些片断，虽然朦朦胧胧，却一直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记得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小猫钓鱼》，说的是小猫钓鱼时总想去捉蝴蝶所以老钓不上鱼的故事。课文的中心思想是教育小朋友做事要专心。课文很有趣，更有趣的是，杨老师讲的时候不但模仿老猫、小猫和蝴蝶的语气，而且还手舞足蹈地模仿它们的动作。课文讲完后，杨老师还把课文编成童话剧，找几个同学扮演课文中的角色。我就有幸被杨老师指定为“演员”。记不清我扮演的是小猫还是蝴蝶了，记得清的是，有一次杨老师给我戴小猫或蝴蝶造型的道具帽时说：“哎呀，李镇西的头这么大，都戴不稳了！”我還记得正式演出时，杨老师在我脸上擦红油彩，她那温暖的手掌抚过我的脸……
上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次，杨老师正给我们上课，突然教室的门一下子被推开了，门反碰在墙上的声音很大，我们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到了进来的几个人身上—其实，只是一群高年级的学生，不过十一二岁，但当时在我眼中都已经是大人了，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下都夹着大字报，表情庄严，可以说是气宇轩昂。杨老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便和蔼而平静地对我们说：“同学们，进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是给杨老师提意见来了。让我们欢迎大哥哥大姐姐给杨老师提意见！”听杨老师这么一说，天真的我们当然都使劲鼓掌，我的手都拍痛了。于是，在掌声中，大哥哥大姐姐们把大字报贴在教室的四壁上，然后扬长而去。
杨老师受过轻微的批斗。说“轻微”，因为学校开批判大会时，杨老师并没有像有的被批斗者一样被押上去站着，而是坐在主席台上，听批斗者的发言。主持人要求杨老师做检查，于是杨老师站到发言席上，她的声音很小，好像有点难为情，她说的那些，我们也听不懂。我们很不理解，我们的杨老师那么好，为什么会“犯错误”呢？至于她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但我当时不明白，直到现在，也不
明白。
杨老师教我时，我的父亲已经重病缠身，常常要在母亲的陪伴下去省城看医生。每当这时，我便被寄养在杨老师家里—所谓的“家”，不过是杨老师的单身宿舍。杨老师的宿舍很狭窄，除了一张桌子—既是餐桌又是书桌、一个书柜、一张单人床，屋子里几乎没有其他空间了。我住在杨老师家里，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杨老师真是把我当作她的孩子了，照顾我的一日三餐，还给我洗澡、洗衣服。那时候，杨老师照顾我的生活可不是为了“创收”，当时，学生因为种种困难住在老师家里从来没有“交费”一说。最大的报酬，就是每次我父母来接我时送给杨老师的糖果点心。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电子游戏，晚上在杨老师家里，我和杨老师面对面地共用一张桌子，杨老师备课或批改作业，我做作业。做完作业后，便翻看杨老师书柜里我读得懂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画就是在杨老师家里看的。每天晚上，我都和杨老师睡在一起，她那母亲般的气息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后来，父亲还是去世了，当时，我刚满九岁。那天，我去学校上学时手臂上戴着青纱，杨老师看到后，走到我的面前，站了很久，一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轻轻叹息一声，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和脸—写到这里，我的鼻子已经发酸，不知是为父亲，还是为杨老师。
不久后，听说杨老师要调走，全班同学都很舍不得离开杨老师，不少同学都哭了。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杨老师的宿舍，看着杨老师收拾行李。我们天真地问：“杨老师，你真的要走吗？”杨老师转过身，一一抚摸我们的头，然后点了点头。我又问：“杨老师，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以后去看你。”杨老师笑了：“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说了你们也不知道的。”可是，我们都缠着杨老师，非要她说出她要去的地方不可。于是，杨老师很认真地回答我们：“宝鸡。”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宝鸡”这个地名，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宝鸡”在什么地方，但是，从此以后，我便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宝鸡”，因为宝鸡有我的杨老师！
十几年后的1984年，我乘火车去北京，那是我第一次乘坐宝成线的火车。火车奔驰了十几小时后，我听到列车员在广播里通知：“宝鸡站快要到了！请到宝鸡的旅客做好下车准备！”我的心被“宝鸡”二字揪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往窗外望去，看着那陌生而亲切的城市，心想，哦，原来当年杨老师是调到这里了！她现在还在这座城市吗？她的身体还好吗？
几年来，我在给老师们作报告时，讲到“师爱”总要讲到杨老师。有一次在西安作报告，结束后，有一位老师对我说：“李老师，我就是宝鸡人。你能不能再给我提供些杨老师的情况，我想办法给你找到杨
老师。”
我摇了摇头：“没有。在一个七八岁孩子的心中，只有这些琐碎的记忆。不过，我知道杨老师的名字叫‘杨显英’，如果健在，她现在的年龄应该是70岁
左右。”
（作者系原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