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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本细读，重点评析毕飞宇长篇小说《推拿》中关于盲人群体书写叙事艺术的得失，认为作者对盲人世界的勘探和展示存在作家主观介入意识过强带来的三大艺术缺陷：其一，人物个性“盲目”地求同存异造成盲人身份界限的模糊化；其二，“人的立场”产生的文本裂隙导致小说思想意涵的概念化；其三，全知视角的“失效”导致小说语言转向一种边缘化的叙述。
关键词：《推拿》；叙事艺术；介入意识；艺术缺陷
作者简介：张伟（1993-），男，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2
《推拿》被认为是当代文坛首部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家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将目光聚焦到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社会边缘群体——盲人身上。小说主要讲述了沙宗琪推拿中心九位盲人推拿师在现代商业社会下的人情世态和心灵诉求。首次涉足盲人题材，毕飞宇坚守一贯的现实主义立场，采取“始于零度海拔”的还原式叙事艺术。这一概念是他在谈及《平原》的乡村叙事提出的，即从源头开始写，以一个孩子的目光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总的来看，毕飞宇对盲人世界的勘探与展示，采取的还原式叙事策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以细腻绵密的笔触书写盲人日常生活的常轨常态，呈现盲人纷繁复杂的生命景观。
小说中的王大夫是着墨甚浓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有情有义、能伸能屈、有责任、有担当。和小孔恋爱后，人生目标变得单纯而明确：“好好工作，凑足钱，回家开个店，早一点让心爱的小孔当上老板娘。” [1]然而他的内心又潜伏着跋扈恣睢的一面。弟弟赌博欠债，他以自戕的残忍手段赶走三个收债人，成功“化解”家庭债务危机。同为盲人，张一光是“硬生生地插进来的，他是闯入者”。[1]他是瓦斯爆炸的幸存者，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双眼。告别了健全人的世界，又无法融入盲人的生活，张一光陷入孤立绝缘的生存困境。极端残酷的人生经历滋生极端变态的人生哲学。他将在推拿中心的工资作为嫖资频繁出入于洗头房，把小姐称作“爱妃”，把嫖看作“翻牌子”，在放纵性欲的温床中做着“皇帝”梦。
小说将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盲人推拿师汇聚到沙宗琪推拿中心这一狭小逼仄却又容纳百态的日常生活舞台，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梦想与野心、尊严与隐疾交织碰撞，奏响了盲人的生命之歌。
第二，以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凸显盲人群体自尊自强自爱自立的人格，获得尊严确证的安抚。
《推拿》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尊严， [2]毕飞宇以越轨而犀利的眼光深入盲人微妙敏感的人性世界，揭示盲人内心的隐疾以及与健全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彰显盲人对于尊严的坚决捍卫。小说中的盲人尽管出身不同，阅历不同，文化参差，性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颗坚硬而柔软的自尊心。都红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演出中，她发挥失常，幼小的心灵遭受重创。观众的掌声以及主持人编造的苦情故事让她看清了演出的虚伪。这次演出成了都红内心挥之不去的耻辱，她无法容忍尊严被冷漠伤害，毅然放弃音乐之路，转而选择中医推拿。后天失明的小马眼睛看上去和一般的健全人并没有任何区别，在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时引起司机误会，要求自覺补票，小马丢不起那个脸被迫下车。从此拒绝了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小心翼翼又十分固执地维护着盲人的尊严。
在一次访谈中，毕飞宇说“我从盲人身上充分感受到了人的尊严感，这和当下的中国呈现出极大的反差。” [2]《推拿》对于盲人尊严的书写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形成关于小说主题至今最被普遍认可的接受视野。
第三，以抵抗和接纳健全人的价值秩序缓解身份认同的焦虑，展示盲人群体心灵搏斗的过程。
弗洛姆指出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即人面对生死、实现生命潜能的要求与实际上不可能全部实现的深刻矛盾。[3]毕飞宇敏锐而深刻地察觉了盲人面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在主流价值下徘徊不定，既无奈的排斥和反抗，又不自觉的妥协和认同。
心高气傲、精明能干的沙复明一方面对于主流社会和商业都市有着强烈的批判性认识，一方面又对社会的规则、价值采取默认和接纳态度。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他要求苛刻，“一定要得到一份长眼睛的爱情。” [1]他借助于健全人的眼光沉溺于都红的“美”，“与其说是都红的‘美’吸引了沙复明，不如说是导演对‘美’的赞叹吸引了他。” [1]都红不幸遭遇断指事故，推拿中心的兄弟姐妹出于同情和怜悯伸出援手募捐。她不愿让感恩报答变成一生的重负，于是就像当初放弃钢琴演出一样离开推拿中心。与其说是都红重蹈命运的覆辙，不如说推拿中心的其他盲人推拿师不自觉地陷入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漩涡。“因此，盲人在自强不息反抗命运时，似乎注定没有办法摆脱健全人主导的俗世力量的牵扯，他们只能艰难地跋涉在反驳正常人与皈依正常人之间。” [4]
毕飞宇宣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将现实主义理解为还原式的写作，即 “始于零度海拔”的写作。毕式的写实主义是介入式的。他说，“我了解我自己，我的介入的欲望非常强，我渴望介入生活，既然是这样，我在写作上必然会出现调整，那就是放弃原先的小说模式。” [5]同时，他在访谈中经常表达由于强烈的介入意识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和矛盾心态。他说，“让作者退位，我的小说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我不愿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一直在自说自话，说自己如何写实，其实，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现实主义作家。” [5]细读《推拿》，小说对于盲人世界的勘探与呈现，由于介入意识过强存在某些艺术缺陷值得深思。
第一，人物个性“盲目”地求同存异造成盲人身份界限的模糊化。
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毕飞宇坦言“《推拿》是我一拍脑袋就决定要写了”，[6] “我太熟悉盲人了，以至于我忘记了盲人与常人的异。我是‘求同存异’的。” [2]在作者强烈的主体介入意识下，这种还原式叙事艺术更多地关注盲人作为“人”的共性而较少涉及盲人基于“盲”这一生理缺陷所形成的个性特征。 毕飞宇把尊严问题作为小说的一个宏大主题予以展示。遗憾的是，除此之外，读者很难从盲人身上看到更多的个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盲人成为了作家展示尊严的一种道具，难以避免地抽离了盲人本身具有的外在特征和精神内核，造成盲人与健全人身份界限的模糊暧昧。
作为一名追求艺术突破与创新的作家，毕飞宇显然意识到文学形象的典型塑造与个性呈现带给作家的挑战，“在个性与共性之间，作家如何去选择，去呈现，这是小说的难点之一。没有特殊性，小说里的人物将毫无意义，可是，没有普遍性，小说里的人物同样没有意义，起码没有大的意义。老实说，在这个分寸之间，我也是个小学生。” [7]小说中的盲人塑造个性与共性的把握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质感。
第二，“人的立场”带来的文本裂隙导致小说思想意涵的概念化。
文学作品中“人的立场”蕴含着作家的人文关怀。现实社会中对于盲人这一弱势群体，社会理应伸出援手，让他们步入生活正轨。毕飞宇也强调过这一点。另一方面，毕飞宇又不无悲观地认为“社会大众对于盲人的同情，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6]这暴露出小说中“人的立场”的可疑和悖论所在——强调“人的立场”的同时造成“盲人立场”的缺席。“人的立场”不应只有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抽离特定的写作对象盲人。
不难发现，“人的立场”视域下的主题思想隐伏着矛盾冲突。这种矛盾是作家注重以“经验真实”和人文关怀的介入意识参与小说文本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毕飞宇在小说叙事上将正常人与盲人世界二元对立，形成矛盾冲突的张力，以此消解 “人的立场”的可疑性。人物对立与情节冲突设置既使小说主题——书写盲人尊严流于概念化，又造成小说出现文本裂隙：故事情节松散、主次情节混乱、人物长度和思想深度受到制约。有学者指出，《推拿》未能完成由中短篇向长篇小说的圆融转换。[4]这或多或少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意涵和艺术深度。
第三，全知视角的“失效”导致小说语言转向一种边缘化的叙述。
自《玉米》推出开始毕飞宇宣称作出叙事视角的新尝试，形成所谓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这里所说的“第二”人称，并非传统叙事学中的“第二人稱”，它带有作家强烈的个人色彩。“简单得说，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的平均值。” [8]纵观小说文本，毕飞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仍是全知视角，或者说，小说未能完全摆脱传统 “全知全能”视角的“权力诱惑”。试看下面一例：
怎么会这样的？怎么就这样了？王大夫本来已经决定了，把弟弟的赌债还给人家。可是，也就是一念之差，他没有。这个荒谬的举动是他王大夫做的么？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他今天的举动和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没有。 [1]
可以看出，小说语言确实隐含着小说人物的心理独白或意识流，但更为明显的是叙述者的臧否之声，甚至干预和压抑了前者。叙述者可以任意进入人物内心发表议论，作出评价。有学者亦持此看法，认为“它的叙述角度和语言却是偏向抽离的上帝式全知，即第三人称，有许多判断式的叙述。” [2]因此，所谓的“第二”人称或许是毕飞宇巧妙且暧昧的说辞，新人耳目的背后是理论实践的乏力与脱节。
小说中全知视角反映出作家采用一种以己度人的情感介入方式，试图以自己的叙述推翻盲人与常人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围墙，代盲人张目，为社会解蔽。而在全知视角的操控下小说语言难免转向一种边缘化的叙述，即盲人之外的盲人叙述。毕飞宇说，“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反顾地和常识站在一起。” [9]这种艺术困境，在《推拿》中无疑呈现得十分明显。有意思的是，盲人推拿师江建军曾发文指责小说过于以偏概全，或引起读者对盲人推拿、盲人推拿师、盲人群体三方面的误读，并对此深表忧虑。
结语：作为国内首部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说《推拿》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小说确立了盲人群体书写的新范式，为当代文学的盲人题材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固然在于写什么、怎样写以及为什么这样写，但更在于写得怎样，即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情感取向反映什么样的人物生活，表达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就《推拿》而言，作家在典型塑造上个性与共性的把握失衡，应该克服；小说意蕴上过于强调“人的立场”导致主题表达的概念化，应予以反思；叙述视角上采用全知叙事无法立体的透视盲人，应得到提升。总之，小说叙事艺术上基于介入意识的强度问题留下了颇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文本之外，它带给人们对盲人命运的思考是深远而沉重的。
注释：
[1]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黄念欣，毕飞宇.简单、丰盈，清澈、深邃[J].中国作家，2001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5： 220.
[4]华金余.〈推拿〉的“推拿”与对〈推拿〉的推拿[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
[5]沈杏培，毕飞宇. “介入的愿望会伴随我的一生”——与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访谈[J].文艺争鸣， 2014 （2）.
[6]岳巍.毕飞宇说〈推拿〉：我们一起走进没有光的世界[N].《华夏时报》，2008-11-1.
[7]王雪瑛.〈推拿〉：以明亮穿越黑暗[N].新闻晚报，2008-12-03.
[8]毕飞宇.玉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9]张均，毕飞宇. 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6（2）.
关键词：《推拿》；叙事艺术；介入意识；艺术缺陷
作者简介：张伟（1993-），男，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02
《推拿》被认为是当代文坛首部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家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将目光聚焦到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社会边缘群体——盲人身上。小说主要讲述了沙宗琪推拿中心九位盲人推拿师在现代商业社会下的人情世态和心灵诉求。首次涉足盲人题材，毕飞宇坚守一贯的现实主义立场，采取“始于零度海拔”的还原式叙事艺术。这一概念是他在谈及《平原》的乡村叙事提出的，即从源头开始写，以一个孩子的目光从最基本的生活写起。总的来看，毕飞宇对盲人世界的勘探与展示，采取的还原式叙事策略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以细腻绵密的笔触书写盲人日常生活的常轨常态，呈现盲人纷繁复杂的生命景观。
小说中的王大夫是着墨甚浓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有情有义、能伸能屈、有责任、有担当。和小孔恋爱后，人生目标变得单纯而明确：“好好工作，凑足钱，回家开个店，早一点让心爱的小孔当上老板娘。” [1]然而他的内心又潜伏着跋扈恣睢的一面。弟弟赌博欠债，他以自戕的残忍手段赶走三个收债人，成功“化解”家庭债务危机。同为盲人，张一光是“硬生生地插进来的，他是闯入者”。[1]他是瓦斯爆炸的幸存者，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双眼。告别了健全人的世界，又无法融入盲人的生活，张一光陷入孤立绝缘的生存困境。极端残酷的人生经历滋生极端变态的人生哲学。他将在推拿中心的工资作为嫖资频繁出入于洗头房，把小姐称作“爱妃”，把嫖看作“翻牌子”，在放纵性欲的温床中做着“皇帝”梦。
小说将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盲人推拿师汇聚到沙宗琪推拿中心这一狭小逼仄却又容纳百态的日常生活舞台，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梦想与野心、尊严与隐疾交织碰撞，奏响了盲人的生命之歌。
第二，以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凸显盲人群体自尊自强自爱自立的人格，获得尊严确证的安抚。
《推拿》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尊严， [2]毕飞宇以越轨而犀利的眼光深入盲人微妙敏感的人性世界，揭示盲人内心的隐疾以及与健全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彰显盲人对于尊严的坚决捍卫。小说中的盲人尽管出身不同，阅历不同，文化参差，性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颗坚硬而柔软的自尊心。都红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演出中，她发挥失常，幼小的心灵遭受重创。观众的掌声以及主持人编造的苦情故事让她看清了演出的虚伪。这次演出成了都红内心挥之不去的耻辱，她无法容忍尊严被冷漠伤害，毅然放弃音乐之路，转而选择中医推拿。后天失明的小马眼睛看上去和一般的健全人并没有任何区别，在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时引起司机误会，要求自覺补票，小马丢不起那个脸被迫下车。从此拒绝了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小心翼翼又十分固执地维护着盲人的尊严。
在一次访谈中，毕飞宇说“我从盲人身上充分感受到了人的尊严感，这和当下的中国呈现出极大的反差。” [2]《推拿》对于盲人尊严的书写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形成关于小说主题至今最被普遍认可的接受视野。
第三，以抵抗和接纳健全人的价值秩序缓解身份认同的焦虑，展示盲人群体心灵搏斗的过程。
弗洛姆指出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即人面对生死、实现生命潜能的要求与实际上不可能全部实现的深刻矛盾。[3]毕飞宇敏锐而深刻地察觉了盲人面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在主流价值下徘徊不定，既无奈的排斥和反抗，又不自觉的妥协和认同。
心高气傲、精明能干的沙复明一方面对于主流社会和商业都市有着强烈的批判性认识，一方面又对社会的规则、价值采取默认和接纳态度。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他要求苛刻，“一定要得到一份长眼睛的爱情。” [1]他借助于健全人的眼光沉溺于都红的“美”，“与其说是都红的‘美’吸引了沙复明，不如说是导演对‘美’的赞叹吸引了他。” [1]都红不幸遭遇断指事故，推拿中心的兄弟姐妹出于同情和怜悯伸出援手募捐。她不愿让感恩报答变成一生的重负，于是就像当初放弃钢琴演出一样离开推拿中心。与其说是都红重蹈命运的覆辙，不如说推拿中心的其他盲人推拿师不自觉地陷入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漩涡。“因此，盲人在自强不息反抗命运时，似乎注定没有办法摆脱健全人主导的俗世力量的牵扯，他们只能艰难地跋涉在反驳正常人与皈依正常人之间。” [4]
毕飞宇宣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将现实主义理解为还原式的写作，即 “始于零度海拔”的写作。毕式的写实主义是介入式的。他说，“我了解我自己，我的介入的欲望非常强，我渴望介入生活，既然是这样，我在写作上必然会出现调整，那就是放弃原先的小说模式。” [5]同时，他在访谈中经常表达由于强烈的介入意识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和矛盾心态。他说，“让作者退位，我的小说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我不愿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一直在自说自话，说自己如何写实，其实，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现实主义作家。” [5]细读《推拿》，小说对于盲人世界的勘探与呈现，由于介入意识过强存在某些艺术缺陷值得深思。
第一，人物个性“盲目”地求同存异造成盲人身份界限的模糊化。
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毕飞宇坦言“《推拿》是我一拍脑袋就决定要写了”，[6] “我太熟悉盲人了，以至于我忘记了盲人与常人的异。我是‘求同存异’的。” [2]在作者强烈的主体介入意识下，这种还原式叙事艺术更多地关注盲人作为“人”的共性而较少涉及盲人基于“盲”这一生理缺陷所形成的个性特征。 毕飞宇把尊严问题作为小说的一个宏大主题予以展示。遗憾的是，除此之外，读者很难从盲人身上看到更多的个性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盲人成为了作家展示尊严的一种道具，难以避免地抽离了盲人本身具有的外在特征和精神内核，造成盲人与健全人身份界限的模糊暧昧。
作为一名追求艺术突破与创新的作家，毕飞宇显然意识到文学形象的典型塑造与个性呈现带给作家的挑战，“在个性与共性之间，作家如何去选择，去呈现，这是小说的难点之一。没有特殊性，小说里的人物将毫无意义，可是，没有普遍性，小说里的人物同样没有意义，起码没有大的意义。老实说，在这个分寸之间，我也是个小学生。” [7]小说中的盲人塑造个性与共性的把握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艺术质感。
第二，“人的立场”带来的文本裂隙导致小说思想意涵的概念化。
文学作品中“人的立场”蕴含着作家的人文关怀。现实社会中对于盲人这一弱势群体，社会理应伸出援手，让他们步入生活正轨。毕飞宇也强调过这一点。另一方面，毕飞宇又不无悲观地认为“社会大众对于盲人的同情，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6]这暴露出小说中“人的立场”的可疑和悖论所在——强调“人的立场”的同时造成“盲人立场”的缺席。“人的立场”不应只有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抽离特定的写作对象盲人。
不难发现，“人的立场”视域下的主题思想隐伏着矛盾冲突。这种矛盾是作家注重以“经验真实”和人文关怀的介入意识参与小说文本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毕飞宇在小说叙事上将正常人与盲人世界二元对立，形成矛盾冲突的张力，以此消解 “人的立场”的可疑性。人物对立与情节冲突设置既使小说主题——书写盲人尊严流于概念化，又造成小说出现文本裂隙：故事情节松散、主次情节混乱、人物长度和思想深度受到制约。有学者指出，《推拿》未能完成由中短篇向长篇小说的圆融转换。[4]这或多或少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意涵和艺术深度。
第三，全知视角的“失效”导致小说语言转向一种边缘化的叙述。
自《玉米》推出开始毕飞宇宣称作出叙事视角的新尝试，形成所谓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这里所说的“第二”人称，并非传统叙事学中的“第二人稱”，它带有作家强烈的个人色彩。“简单得说，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的平均值。” [8]纵观小说文本，毕飞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的仍是全知视角，或者说，小说未能完全摆脱传统 “全知全能”视角的“权力诱惑”。试看下面一例：
怎么会这样的？怎么就这样了？王大夫本来已经决定了，把弟弟的赌债还给人家。可是，也就是一念之差，他没有。这个荒谬的举动是他王大夫做的么？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的？他今天的举动和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没有。 [1]
可以看出，小说语言确实隐含着小说人物的心理独白或意识流，但更为明显的是叙述者的臧否之声，甚至干预和压抑了前者。叙述者可以任意进入人物内心发表议论，作出评价。有学者亦持此看法，认为“它的叙述角度和语言却是偏向抽离的上帝式全知，即第三人称，有许多判断式的叙述。” [2]因此，所谓的“第二”人称或许是毕飞宇巧妙且暧昧的说辞，新人耳目的背后是理论实践的乏力与脱节。
小说中全知视角反映出作家采用一种以己度人的情感介入方式，试图以自己的叙述推翻盲人与常人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围墙，代盲人张目，为社会解蔽。而在全知视角的操控下小说语言难免转向一种边缘化的叙述，即盲人之外的盲人叙述。毕飞宇说，“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反顾地和常识站在一起。” [9]这种艺术困境，在《推拿》中无疑呈现得十分明显。有意思的是，盲人推拿师江建军曾发文指责小说过于以偏概全，或引起读者对盲人推拿、盲人推拿师、盲人群体三方面的误读，并对此深表忧虑。
结语：作为国内首部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说《推拿》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小说确立了盲人群体书写的新范式，为当代文学的盲人题材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固然在于写什么、怎样写以及为什么这样写，但更在于写得怎样，即用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情感取向反映什么样的人物生活，表达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就《推拿》而言，作家在典型塑造上个性与共性的把握失衡，应该克服；小说意蕴上过于强调“人的立场”导致主题表达的概念化，应予以反思；叙述视角上采用全知叙事无法立体的透视盲人，应得到提升。总之，小说叙事艺术上基于介入意识的强度问题留下了颇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文本之外，它带给人们对盲人命运的思考是深远而沉重的。
注释：
[1]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黄念欣，毕飞宇.简单、丰盈，清澈、深邃[J].中国作家，2001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5： 220.
[4]华金余.〈推拿〉的“推拿”与对〈推拿〉的推拿[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
[5]沈杏培，毕飞宇. “介入的愿望会伴随我的一生”——与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访谈[J].文艺争鸣， 2014 （2）.
[6]岳巍.毕飞宇说〈推拿〉：我们一起走进没有光的世界[N].《华夏时报》，2008-11-1.
[7]王雪瑛.〈推拿〉：以明亮穿越黑暗[N].新闻晚报，2008-12-03.
[8]毕飞宇.玉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9]张均，毕飞宇. 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