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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人类当前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之一，生态危机的根源一直是引发学界广泛争议的热门话题。在这一问题上，社会生态学的主将默里·布克钦有着大异其趣的致思理路。他反对将生态危机归约为简单的人口、技术或伦理学问题，并指认社会“等级制”的存在，“不积累，就死亡”的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现代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深层诱因。布克钦对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人类的主体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以及未来生态社会的构想等问题亦有许多独到见解。他的生态理论开启了生态社会哲学的向度，实现了生态主题的现实转换，对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不无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布克钦生态危机等级制
〔中图分类号〕B031；B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14-07
生态危机作为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之一，关乎人类在地球上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学术界存在诸多界说：人口危机论、基督教原罪说、技术异化论、消费异化说、人类中心主义说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理论纷争中，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在环境伦理学界掀起的“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并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众所周知，环境伦理学中的一派，也即非人类中心主义热衷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观念和传统哲学伦理学的讨伐，且满足于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捍卫者们就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伦理道德关系展开激烈争论与交锋，从而将生态危机归约和还原成了一个单纯的伦理学问题。这样的致思路径已经或正在遭到一些具有社会学向度的学者们的质疑和批评。默里·布克钦（Murry Bookchin）即是首当其冲的一员。身为当代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绿色思想家之一，布克钦创立的社会生态学不仅跻身当代西方四大激进环境思潮之一，其生态学理论更是有着与其他学者大异其趣的致思理路。概言之，布克钦倾向于从社会层面的平台去透视和审查环境问题的根本动因，并反对将生态破坏的根源归罪于主流哲学伦理学或世界观。在布克钦的生态理论境域中，生态问题与其说是哲学伦理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和生存问题。生态破坏之产生是资本逻辑滥觞下的必然结果。保护环境是富人和有闲阶层的“梦中呓语”，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之下一个遥不可及的美丽梦想。所以，执著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进行批判，却忽略非常具体的造成环境破坏的人和社会因素的致思路向未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理论维度研究”（15BZX039）；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比较视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A08）
免过于笼统和简单化。也正是基于此思维视角，布克钦转换了考察环境问题的向度，实现了生态主题的现实转换，将思考的重心放在了对人类社会内部问题的追问和批判上，从而将环境问题从众多学者眼中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成功地转换成了一个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极富见地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具体而言，布克钦认为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对自然的支配源于人对人的支配”的思想。他指认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是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重要根源，并深刻揭批了以逐利为唯一目标的现代生产方式对生态造成的损害。对于在环境伦理学中被广泛热议的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人类的主体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以及对未来生态社会的构想等问题，布克钦亦有许多独到见解。对布克钦的生态理论进行梳理与解读，可以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促进对生态危机的再思考。
2015年第10期
生态主题的转换与生态社会哲学向度的开启
一、生态危机源于“等级制”
关于生态危机出现的缘由，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统一定论。人口爆炸说、技术原罪说、过度消费论、人类中心说等是比较流行的看法。布克钦对这些观点均不认同，在他看来，生态问题的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即是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的危机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无论你喜欢与否，几乎所有的生态议题都同时是一个社会议题……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渊源。”④⑤[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和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1991年版导言），第21、34、78页。布克钦认为，隔离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并对它们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进行贬抑或者象征性地承认，都将导致人们“完全曲解日益加重的环境危机的原因”。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循着这样的思路，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与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也即一些人凭借着某些社会特权对另一些人进行“控制和支配”这个社会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人必须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来自于人对人的统治。”Murray Bookchin， Post Scarcity Anarchism， [2009-02-22].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Murray_Bookchin.等级制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注定要支配自然的观念，绝非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普遍性特征。至少，对于所谓的原始或史前人类共同体来说，这一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一观念产生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过程：不断增加的人对人的支配。”④据布克钦考证，人与人之间在早期人类社会是平等的，尽管存在长幼、男女之分，但这些并不构成压制的充要条件。相反，每个人恰恰会因为其独特性而得到共同体的重视，并和他人处于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当中。但这一理想的生活状态伴随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长老制和父权制的出现后而发生了重大改变。“长老制”是指一个部落或家族由最年长的男性来进行统治或控制。它的出现源于老年人对自身逐渐丧失的生物学力量的一种补偿或应变。“老年人对社会权力，特别是等级制社会权力的需要，是对他们失去的生物学力量的一种应变。”⑤通过对年轻人有意施加的“残酷”和“压制”，老年人便实现了从自然带给自身的必然性（年老体弱）向社会必然性（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的成功蜕变。而男性则凭借在某些领域如耕种、狩猎以及战争等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勇气、力量而逐渐变得“高人一等”，并逐步确立了父权制，实现了对女性的统治。例如在牛拉犁的农业活动中，男性作为“牲畜的主人”获得的重要地位，使得他们开始入侵原本属于女性的领地（在田地进行食物耕种和采集活动）。加之为抵御外族入侵而掀起的战争活动为男性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些都大大巩固和强化了男性的优越地位。他们由此开始压制和贬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以获得对后者的控制和支配。到了阶级社会，随着“等级制”被确立下来，年老者对年幼者、男性对女性、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便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布克钦认为，等级制的观念一旦被映射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即“人对自然的支配”。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诚如他所言：“随着等级制和支配的兴起，一种观念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自然可以被人类所支配。”④⑤⑥⑦⑧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如猎人通过默念咒语向被追逐的猎物施以巫术，以使其自投罗网等，这也由此拉开了人类企图控制和统治自然的序幕，也诱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 二、现代生产方式对生态的致命威胁
对布克钦而言，等级制对于厘清生态危机的根源固然重要，但仅停留于此还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考察和批判等级制框架下的现代工业社会对生态的致命威胁。在布克钦眼中，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反生态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成问题、内在地反生态的社会中。”Murry Bookchin， Death of a Small Planet， http：//social-ecology.org/wp/1989/08/death-of-a-small-planet-its-growth-thats-killing-us/.他认为这句话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适用，因为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并不在意物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看重其交换价值，也即物品能带来多大的利润。这和古代中世纪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人们生产什么，尤其是为何生产某种东西必须经过审慎思考，而且要受到“协会或者道德与宗教”的限制。“古代和中世纪的企业家只是获得正常的利润，而且对从贸易中获取非法所得这种行径嗤之以鼻”，④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将伦理、宗教、心理、感情等诸多制约因素抛之脑后，并一心满足于无止境的“生产、利润和增长”。“现代企业家生活在一个残酷的竞争市场中，它将企业扩张和商业权力置于优先地位，资本积累的增长成为目的本身。”⑤
布克钦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最可质疑的特征就是其不受控制的增长。增长是市场经济的同义词，遵循的是资本“不积累，就死亡”的逻辑。它被看成是反映人类进步的标尺和社会发展的最好证明。对于企业来讲，不管是谁坐在一把手的交椅上，他或她的最大使命就是不断谋求生产的扩张和资本利润的增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竞争对手，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生存席位。“如果承认可以用野兽般的竞争来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的话，那么它最强有力的规则就是寻求增长，避免被无情的竞争对手挤垮和兼并。……对于生命的法则——生存，它的关键是进行扩张和攫取更多的利润，而利润又被用于投资以推动下一轮的扩张。”⑥在这里，“进步”的内涵已不再是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友爱，而是残酷的竞争和永无休止的市场扩张。如果哪位企业家想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中二者兼得，那他一定会被对手击垮。因为，“保持行为的生态合理性，会使一个讲道德的企业家在与对手的竞争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甚至可能被置于死地，特别是当对手缺乏生态意识，因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高利润以用于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时更是如此。”⑦在市场扩张成为企业唯一圭臬的态势下，道德和伦理劝说对其毫无作用。而一个把“不增长，就死亡”的法则视为其压倒一切的必需之物的社会，“注定会对第一自然产生致命的威胁”，⑧其导致的后果必定是一个被严重“吞食和毁灭的自然界”。Murray Bookchin， 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http：//nomadicartsfestival.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towards-social-ecology.pdf.
三、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人的主体性
在现代环境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人的“主体性”有着相互关联的范畴。对它们的不同看法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两大阵营，也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野与理论交锋。非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中的流派，如动物权利/解放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为使自然免受伤害，刻意下放和贬抑人的主体地位，声称非人类生物拥有内在价值，认为人类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之相反，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派则大多拒绝将内在价值赋予非人类生物，认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不应被罢黜，并坚决主张人类应“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作为社会生态学的主将，布克钦对上述纷争也多有关注，但他看问题的视角又显得别具一格。具体而言，布克钦坚持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但并不赞成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他也反对将内在价值赋予非人类的做法。布克钦尤其反对对自然的静态化和简约化理解。他创造性地将自然分为了两个层面，即“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按照他的说法：“非人自然可以认定为‘第一自然’。作为对应，人类创造的社会的自然被称为‘第二自然’”。②③④⑤⑥[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和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1991年版导言），第10、57、28、26～27、26、23页。布克钦认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并非对立关系。他们作为大自然整体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了自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第二自然也就是人类社会，因着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能够也应该恰如其分地改造第一自然，使其变得对自身更有意义。基于此，布克钦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贬低人类主体地位的思想倾向并不赞同。在他看来，人类最不寻常的特征就是其思维能力，它可以使人类更好地理解自然演化发展的过程，并按照生态和理性的方式去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人类最重要的潜能就是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为所有生命提供一个更加富足的世界。”②布克钦认为贬低人的主体地位，将人视为与非人类生物毫无差别的物种，是对人类创造性与潜能的公然藐视，属于典型的反人类主义。“通过声称盖娅可以没有人类而照常繁荣而严重贬低人类的、新的反人类主义逆流，即愚蠢又卑鄙。”③
布克钦不仅反对贬低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反对将内在价值和道德主体资格赋予非人类生物，也即第一自然的做法。在他眼中，只有人类才是大自然中唯一有道德的物种，道德、内在价值与非人类生物无关。“人类仍然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称为道德主体的物种……第一自然根本谈不上‘残酷的’或‘友好的’，‘无情的’或‘关心的’，‘好的’或‘坏的’……‘内在价值’或我们赋予动物的其他任何什么价值，都是人类在一个没有内在的价值世界中的人为制造物。”④布克钦坚持第一自然是一个道德虚无的领域，这种虚无只能通过人类有意识提供的权利与责任来填充。因此，将任何道德原则视为第一自然固有的东西，“就像中世纪试图以司法方式惩罚捕获狼的犯罪性行为的做法一样”，⑤是十分幼稚的。 对于把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罪魁祸首的做法，布克钦予以坚决反对。他认为用“人类”这个模糊的指称去指代现实中有差异的不同群体，会使落后国家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承受不该有的道德谴责，同时也会使发达国家与富裕阶层逃避本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在他看来，那种认为任何人，不论他是最贫穷国家的平民还是最富裕国家的政要，都应该为生态破坏承担相同的责任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从最好的方面说，“它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惑人心，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则是一种彻底的反动。”⑥因为将“人类”这一概念染上普适主义色彩，用笼统和模糊的“人类语言”去指称现实中处于不同地位和角色的群体，只会掩盖白人和有色人种、富豪和乞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尖锐对立，模糊他们从和自然打交道过程中所得之差别，也势必会遮蔽环境问题本应具有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维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布克钦虽反感对人类中心主义横加指责，但这并不表示他就偏爱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的理论视域中，人固然是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超常存在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和支配生物圈，更不能任意奴役非人类生物。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切实履行好照看第一自然的主体职责，丰富其生命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以更好地促进大自然的进化。而他所创立的社会生态学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努力追求一个既不是以生态为中心，也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而是一个建基于整体、差异、互补的“无中心”的社会。它反对和排斥任何意义上的“中心主义”。Murray Bookchin， Social Ecology versus Deep Ecology： A Challenge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ookchin/socecovdeepeco.html.
四、生态危机解决之道与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在如何化解生态危机这一难题上，存在诸多不同看法。如减少人口、采用绿色技术、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等。布克钦对这些主张一一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无论是削减人口还是采用绿色技术，抑或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一个以资本积累和增长为唯一目标的社会。“假定我们将世界人口减少一半，增长和对地球的抢劫和掠夺就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吗？不会。因为资本依然会蛊惑人们去拥有更多的东西。”⑥⑦⑨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对于借助绿色技术减少污染的想法，布克钦对其可行性也表示怀疑。他认为，除非从根本上扭转不增长就死亡的资本积累的趋势，否则任何绿色技术都只是一种无效努力。因为在资本统治的逻辑下，任何技术都会受制并屈服于利润增长的目的。
布克钦对通过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以缓解生态危机的主张尤其不赞同。强调道德伦理的转变和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是环境哲学中一些流派所热衷的主要理想。他们认为，通过个人德性的自觉重构来敬畏生命是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唯一出路。如生物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史怀泽就曾指出：“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性。”[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9页。在史怀泽看来，只有约束自身种种不合理的欲望和行为，并时刻注意不去伤害无辜生命，才是一个至善的和“真正有道德的人”。[美]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刘莘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因提出“大地伦理学”而闻名的利奥波德主张“有产阶级的道德义务是改变现状的惟一显著药方”。Aldo Lel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也指出：“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一个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53页。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则主张用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生态大我”来代替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小我”，并认为个体的“自我实现”是引导人们自觉维护生态环境，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不难看出，这些学者对人们做一个高尚的有道德之人充满了热切期盼，也开启了人性的新层面。但布克钦对这一把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过多寄希望于“人性”的改善和个体道德“自我实现”的思维路向在现实中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表示高度怀疑。在他看来，这些好心肠的生态学家的道德和精神劝说并非毫无意义，它们的确有必要，也有教育意义。但问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上是不道德的，这决定了它对道德劝说只会无动于衷。由此，将生态危机还原为一场文化危机而非社会危机的做法，是“极易误导人和使人迷惑不解的”。⑥而将未来的生态社会寄希望于个人生活方式和道德意识的转变则会使生态斗争偏离正确的航向。因为，“现代市场是由它自身的命令所驱使的。它所遵循的方向不是伦理的药方和个人的道德倾向，而是某些铁律：盈利还是亏本、增长还是死亡，吞食还是被吞等等。”⑦正因如此，布克钦批评以追求一种生态“大我”境界的做法“在实践中是寂静主义的”，[美]詹妮特·比尔、默雷·布克钦：《美国环境哲学的两种对立思潮———社会生态学与深生态学的六个重要议题》，李亮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因为其过多沉浸于浪漫的幻想而逃避了对社会结构的理性审视和有效干预。“对一种建立在盲目的市场力量和无情竞争基础上的权力进行伦理诉求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诉求以为迈向生态社会似乎只是一件改变个体态度、心灵更新或者准宗教救赎的事情，从而遮蔽了实际的权力关系”，⑨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与从个体道德提升入手来寻求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致思理路不同，布克钦更看重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参与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重要性，并认为这远胜于单纯的道德重建。在他看来，既然生态失衡源于社会的失衡，那么生态重建与社会重建就必然不可分割。因此，“彻底且显著的社会变革是极其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就是放任我们的生态问题不断加重，以至于失去解决它们的任何契机。”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布克钦认为只有超越传统等级制下的权力结构，建立生态意义上的民主和政治，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理想的生态社会。在他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等级制的整个系统，包括经济制度、官僚体制、对技术的误用、对政治生活的贬抑、对城市作为文化发展中心的破坏、伪善的道德、对人精神的亵渎等等，这一切都会受到质疑、挑战并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不增长就死亡”的资本法则将退出历史舞台；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质量高且经久耐用，能被几代人循环使用；人们也将摆脱异化劳动并从事有创造性的劳动和活动；只注重对消费品的攫取和占有，为了消费而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将让位于使用有限的物品但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现代工业社会中被官僚和资本控制的大规模技术将被大众控制的小规模技术所取代。各种生态技术，如太阳能、风能、沼气能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也将大显身手。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关系也会得到重新界定。在未来的生态社会，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是互补而非简单等同或对抗的关系，它既不会陷入生物中心主义，又不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充分肯定人在自然进化过程中作为一个有道德、有责任的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和潜能，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非人类世界的福利，丰富其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的整个大自然可被称为“自由自然”。生态社会中的民主和现代社会的民主也将大不相同，它是能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心声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Murray Bookchin， 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http：//nomadicartsfestival.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towards-social-ecology.pdf.这种民主能充分保障社会中的成年个体主动和真正参与和管理集体和社会事务。总之，未来的生态社会是“去中心化的”、完全自由的社会。它能使人们过上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并实现与大自然的友好相处。
五、评析与启示
布克钦有关生态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彰显了其看待和思考环境问题的独特视角。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的根源追溯至“等级制”，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压迫和人对人的统治与压迫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一强调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共振关系的思维路径不乏深刻之处。马克思早已指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这即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不和谐，实质投射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不和谐。为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孤立地谈论人与自然的矛盾或和解，而是要重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共振。因为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常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正常化。正因如此，我们说布克钦从生态社会哲学向度出发解析生态困境根源的思路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究竟如何延伸到了人对自然的关系上，进而让人产生统治自然的观念，布克钦似乎并未给出让人足够信服的论证。而避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分析，笼统地将人对自然的奴役泛化为等级制积累下的必然产物，导致布克钦的生态理论缺少了具体的社会历史之维，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布克钦有关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主体性和内在价值的看法也颇具匠心。他拒绝将内在价值和道德主体资格赋予除人之外的生物，并高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能动性，而且创造性地将自然区分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认为属于“第二自然”的人类在自然所有物种中，由于其拥有独一无二的思维能动性和实践能力，应该、也能够担负起一个有道德物种的责任，去最大限度地参与自然的进化，使其变得生机勃勃和对人类更有意义。这一主张不仅和一些绿色思潮极力贬抑人类主体地位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毕竟，与罢黜人的主体地位相比，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更为现实，也更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而强行将内在价值、道德主体资格赋予非人类生物，只能使人类在实践中无所适从，也无益于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克钦认为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所以他既反对以生态为中心，也反对以人类为中心，并由此构想出了一个无中心的未来生态社会。但从布克钦对第二自然，也即人类社会所寄予的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责任来看，他的无中心的生态社会实则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仍留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子。
在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上，布克钦的主张亦不乏深刻洞见。诚如前文所述，布克钦严厉批评了一些生态理论家片面追求从个体道德修养提升的思路。在他看来，与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相比，进行社会层面的变革更显迫切和具有现实性。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布克钦不乏同道者。美国著名生态政治学家科尔曼曾指出：“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固然有助于建设一个生态社会，但它的贡献只有在融入一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运动之后才能最为有效地发挥出来。”[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09页。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也曾针对利奥波德提倡生态道德的做法提出过批评：“像许多生态道德倡导者一样，利奥波德由于没有搞清什么是当今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后来所称的‘更高的不道德’，于是只好停步不前了。”[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2页。福斯特的意思是说，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意识有了明显改善，但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它对解决生态危机究竟会带来多大意义。正因如此，这些学者和布克钦一道，更看重社会结构层面的变革，而非个体的转变。应该说这样的思路是极富见地的，因为在一个制度非正义的社会中，无论个体作出了怎样的生态努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这个社会非正义的根基。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布克钦把改变社会的结构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路径所在，这样的运思路径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布克钦变革社会的思路并未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他所构想的未来生态社会终究不过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的生态乌托邦幻想。
布克钦的生态理论尽管也存在缺陷和可商榷之处，但对促进环境哲学的深化和当下环境问题的思考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概言之，布克钦对“等级制”的考察与分析，对现代工业社会以资本逐利为唯一目标的经济制度的批判，对一些学者囿于探讨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个体道德的提升等思维路向的批评，以及对未来生态社会的构想等，都充分显示出其思想的独特性和独创性，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生态危机的实质开启了新的探求方向：作为一个社会的而非单纯的伦理意义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建基于社会问题的优先解决之上。这样一种视角的转换或许会使环境哲学减少些浪漫的激情，但会使其理论品格发生变化，从而拉近与社会现实的距离。而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克钦生态理论的现实品格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环境哲学由理想蜕化为空想，并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无语
关键词布克钦生态危机等级制
〔中图分类号〕B031；B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14-07
生态危机作为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巨大生存挑战之一，关乎人类在地球上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学术界存在诸多界说：人口危机论、基督教原罪说、技术异化论、消费异化说、人类中心主义说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理论纷争中，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在环境伦理学界掀起的“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并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众所周知，环境伦理学中的一派，也即非人类中心主义热衷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观念和传统哲学伦理学的讨伐，且满足于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捍卫者们就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伦理道德关系展开激烈争论与交锋，从而将生态危机归约和还原成了一个单纯的伦理学问题。这样的致思路径已经或正在遭到一些具有社会学向度的学者们的质疑和批评。默里·布克钦（Murry Bookchin）即是首当其冲的一员。身为当代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绿色思想家之一，布克钦创立的社会生态学不仅跻身当代西方四大激进环境思潮之一，其生态学理论更是有着与其他学者大异其趣的致思理路。概言之，布克钦倾向于从社会层面的平台去透视和审查环境问题的根本动因，并反对将生态破坏的根源归罪于主流哲学伦理学或世界观。在布克钦的生态理论境域中，生态问题与其说是哲学伦理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和生存问题。生态破坏之产生是资本逻辑滥觞下的必然结果。保护环境是富人和有闲阶层的“梦中呓语”，是穷人在生存压力之下一个遥不可及的美丽梦想。所以，执著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进行批判，却忽略非常具体的造成环境破坏的人和社会因素的致思路向未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理论维度研究”（15BZX039）；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比较视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A08）
免过于笼统和简单化。也正是基于此思维视角，布克钦转换了考察环境问题的向度，实现了生态主题的现实转换，将思考的重心放在了对人类社会内部问题的追问和批判上，从而将环境问题从众多学者眼中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成功地转换成了一个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极富见地的思想和理论主张。具体而言，布克钦认为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对自然的支配源于人对人的支配”的思想。他指认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是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重要根源，并深刻揭批了以逐利为唯一目标的现代生产方式对生态造成的损害。对于在环境伦理学中被广泛热议的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人类的主体性、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以及对未来生态社会的构想等问题，布克钦亦有许多独到见解。对布克钦的生态理论进行梳理与解读，可以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促进对生态危机的再思考。
2015年第10期
生态主题的转换与生态社会哲学向度的开启
一、生态危机源于“等级制”
关于生态危机出现的缘由，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统一定论。人口爆炸说、技术原罪说、过度消费论、人类中心说等是比较流行的看法。布克钦对这些观点均不认同，在他看来，生态问题的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即是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的危机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无论你喜欢与否，几乎所有的生态议题都同时是一个社会议题……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渊源。”④⑤[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和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1991年版导言），第21、34、78页。布克钦认为，隔离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并对它们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进行贬抑或者象征性地承认，都将导致人们“完全曲解日益加重的环境危机的原因”。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循着这样的思路，他进一步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与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也即一些人凭借着某些社会特权对另一些人进行“控制和支配”这个社会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人必须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来自于人对人的统治。”Murray Bookchin， Post Scarcity Anarchism， [2009-02-22].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Murray_Bookchin.等级制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注定要支配自然的观念，绝非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普遍性特征。至少，对于所谓的原始或史前人类共同体来说，这一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一观念产生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过程：不断增加的人对人的支配。”④据布克钦考证，人与人之间在早期人类社会是平等的，尽管存在长幼、男女之分，但这些并不构成压制的充要条件。相反，每个人恰恰会因为其独特性而得到共同体的重视，并和他人处于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当中。但这一理想的生活状态伴随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长老制和父权制的出现后而发生了重大改变。“长老制”是指一个部落或家族由最年长的男性来进行统治或控制。它的出现源于老年人对自身逐渐丧失的生物学力量的一种补偿或应变。“老年人对社会权力，特别是等级制社会权力的需要，是对他们失去的生物学力量的一种应变。”⑤通过对年轻人有意施加的“残酷”和“压制”，老年人便实现了从自然带给自身的必然性（年老体弱）向社会必然性（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的成功蜕变。而男性则凭借在某些领域如耕种、狩猎以及战争等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勇气、力量而逐渐变得“高人一等”，并逐步确立了父权制，实现了对女性的统治。例如在牛拉犁的农业活动中，男性作为“牲畜的主人”获得的重要地位，使得他们开始入侵原本属于女性的领地（在田地进行食物耕种和采集活动）。加之为抵御外族入侵而掀起的战争活动为男性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些都大大巩固和强化了男性的优越地位。他们由此开始压制和贬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以获得对后者的控制和支配。到了阶级社会，随着“等级制”被确立下来，年老者对年幼者、男性对女性、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便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布克钦认为，等级制的观念一旦被映射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一种思想，即“人对自然的支配”。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诚如他所言：“随着等级制和支配的兴起，一种观念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自然可以被人类所支配。”④⑤⑥⑦⑧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如猎人通过默念咒语向被追逐的猎物施以巫术，以使其自投罗网等，这也由此拉开了人类企图控制和统治自然的序幕，也诱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 二、现代生产方式对生态的致命威胁
对布克钦而言，等级制对于厘清生态危机的根源固然重要，但仅停留于此还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考察和批判等级制框架下的现代工业社会对生态的致命威胁。在布克钦眼中，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反生态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成问题、内在地反生态的社会中。”Murry Bookchin， Death of a Small Planet， http：//social-ecology.org/wp/1989/08/death-of-a-small-planet-its-growth-thats-killing-us/.他认为这句话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适用，因为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并不在意物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看重其交换价值，也即物品能带来多大的利润。这和古代中世纪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人们生产什么，尤其是为何生产某种东西必须经过审慎思考，而且要受到“协会或者道德与宗教”的限制。“古代和中世纪的企业家只是获得正常的利润，而且对从贸易中获取非法所得这种行径嗤之以鼻”，④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将伦理、宗教、心理、感情等诸多制约因素抛之脑后，并一心满足于无止境的“生产、利润和增长”。“现代企业家生活在一个残酷的竞争市场中，它将企业扩张和商业权力置于优先地位，资本积累的增长成为目的本身。”⑤
布克钦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最可质疑的特征就是其不受控制的增长。增长是市场经济的同义词，遵循的是资本“不积累，就死亡”的逻辑。它被看成是反映人类进步的标尺和社会发展的最好证明。对于企业来讲，不管是谁坐在一把手的交椅上，他或她的最大使命就是不断谋求生产的扩张和资本利润的增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竞争对手，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生存席位。“如果承认可以用野兽般的竞争来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的话，那么它最强有力的规则就是寻求增长，避免被无情的竞争对手挤垮和兼并。……对于生命的法则——生存，它的关键是进行扩张和攫取更多的利润，而利润又被用于投资以推动下一轮的扩张。”⑥在这里，“进步”的内涵已不再是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友爱，而是残酷的竞争和永无休止的市场扩张。如果哪位企业家想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中二者兼得，那他一定会被对手击垮。因为，“保持行为的生态合理性，会使一个讲道德的企业家在与对手的竞争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甚至可能被置于死地，特别是当对手缺乏生态意识，因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高利润以用于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时更是如此。”⑦在市场扩张成为企业唯一圭臬的态势下，道德和伦理劝说对其毫无作用。而一个把“不增长，就死亡”的法则视为其压倒一切的必需之物的社会，“注定会对第一自然产生致命的威胁”，⑧其导致的后果必定是一个被严重“吞食和毁灭的自然界”。Murray Bookchin， 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http：//nomadicartsfestival.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towards-social-ecology.pdf.
三、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人的主体性
在现代环境哲学的话语体系中，“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人的“主体性”有着相互关联的范畴。对它们的不同看法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两大阵营，也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野与理论交锋。非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中的流派，如动物权利/解放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为使自然免受伤害，刻意下放和贬抑人的主体地位，声称非人类生物拥有内在价值，认为人类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之相反，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派则大多拒绝将内在价值赋予非人类生物，认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不应被罢黜，并坚决主张人类应“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作为社会生态学的主将，布克钦对上述纷争也多有关注，但他看问题的视角又显得别具一格。具体而言，布克钦坚持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但并不赞成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他也反对将内在价值赋予非人类的做法。布克钦尤其反对对自然的静态化和简约化理解。他创造性地将自然分为了两个层面，即“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按照他的说法：“非人自然可以认定为‘第一自然’。作为对应，人类创造的社会的自然被称为‘第二自然’”。②③④⑤⑥[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和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1991年版导言），第10、57、28、26～27、26、23页。布克钦认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并非对立关系。他们作为大自然整体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了自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第二自然也就是人类社会，因着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能够也应该恰如其分地改造第一自然，使其变得对自身更有意义。基于此，布克钦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贬低人类主体地位的思想倾向并不赞同。在他看来，人类最不寻常的特征就是其思维能力，它可以使人类更好地理解自然演化发展的过程，并按照生态和理性的方式去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人类最重要的潜能就是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为所有生命提供一个更加富足的世界。”②布克钦认为贬低人的主体地位，将人视为与非人类生物毫无差别的物种，是对人类创造性与潜能的公然藐视，属于典型的反人类主义。“通过声称盖娅可以没有人类而照常繁荣而严重贬低人类的、新的反人类主义逆流，即愚蠢又卑鄙。”③
布克钦不仅反对贬低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反对将内在价值和道德主体资格赋予非人类生物，也即第一自然的做法。在他眼中，只有人类才是大自然中唯一有道德的物种，道德、内在价值与非人类生物无关。“人类仍然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称为道德主体的物种……第一自然根本谈不上‘残酷的’或‘友好的’，‘无情的’或‘关心的’，‘好的’或‘坏的’……‘内在价值’或我们赋予动物的其他任何什么价值，都是人类在一个没有内在的价值世界中的人为制造物。”④布克钦坚持第一自然是一个道德虚无的领域，这种虚无只能通过人类有意识提供的权利与责任来填充。因此，将任何道德原则视为第一自然固有的东西，“就像中世纪试图以司法方式惩罚捕获狼的犯罪性行为的做法一样”，⑤是十分幼稚的。 对于把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罪魁祸首的做法，布克钦予以坚决反对。他认为用“人类”这个模糊的指称去指代现实中有差异的不同群体，会使落后国家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承受不该有的道德谴责，同时也会使发达国家与富裕阶层逃避本应承担的环境责任。在他看来，那种认为任何人，不论他是最贫穷国家的平民还是最富裕国家的政要，都应该为生态破坏承担相同的责任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从最好的方面说，“它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惑人心，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则是一种彻底的反动。”⑥因为将“人类”这一概念染上普适主义色彩，用笼统和模糊的“人类语言”去指称现实中处于不同地位和角色的群体，只会掩盖白人和有色人种、富豪和乞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尖锐对立，模糊他们从和自然打交道过程中所得之差别，也势必会遮蔽环境问题本应具有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维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布克钦虽反感对人类中心主义横加指责，但这并不表示他就偏爱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的理论视域中，人固然是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超常存在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和支配生物圈，更不能任意奴役非人类生物。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切实履行好照看第一自然的主体职责，丰富其生命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以更好地促进大自然的进化。而他所创立的社会生态学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努力追求一个既不是以生态为中心，也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而是一个建基于整体、差异、互补的“无中心”的社会。它反对和排斥任何意义上的“中心主义”。Murray Bookchin， Social Ecology versus Deep Ecology： A Challenge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 http：//dwardmac.pitzer.edu/Anarchist_Archives/bookchin/socecovdeepeco.html.
四、生态危机解决之道与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在如何化解生态危机这一难题上，存在诸多不同看法。如减少人口、采用绿色技术、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等。布克钦对这些主张一一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无论是削减人口还是采用绿色技术，抑或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一个以资本积累和增长为唯一目标的社会。“假定我们将世界人口减少一半，增长和对地球的抢劫和掠夺就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吗？不会。因为资本依然会蛊惑人们去拥有更多的东西。”⑥⑦⑨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对于借助绿色技术减少污染的想法，布克钦对其可行性也表示怀疑。他认为，除非从根本上扭转不增长就死亡的资本积累的趋势，否则任何绿色技术都只是一种无效努力。因为在资本统治的逻辑下，任何技术都会受制并屈服于利润增长的目的。
布克钦对通过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以缓解生态危机的主张尤其不赞同。强调道德伦理的转变和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是环境哲学中一些流派所热衷的主要理想。他们认为，通过个人德性的自觉重构来敬畏生命是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唯一出路。如生物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史怀泽就曾指出：“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性。”[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9页。在史怀泽看来，只有约束自身种种不合理的欲望和行为，并时刻注意不去伤害无辜生命，才是一个至善的和“真正有道德的人”。[美]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刘莘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因提出“大地伦理学”而闻名的利奥波德主张“有产阶级的道德义务是改变现状的惟一显著药方”。Aldo Lel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也指出：“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一个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53页。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则主张用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生态大我”来代替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小我”，并认为个体的“自我实现”是引导人们自觉维护生态环境，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不难看出，这些学者对人们做一个高尚的有道德之人充满了热切期盼，也开启了人性的新层面。但布克钦对这一把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过多寄希望于“人性”的改善和个体道德“自我实现”的思维路向在现实中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表示高度怀疑。在他看来，这些好心肠的生态学家的道德和精神劝说并非毫无意义，它们的确有必要，也有教育意义。但问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上是不道德的，这决定了它对道德劝说只会无动于衷。由此，将生态危机还原为一场文化危机而非社会危机的做法，是“极易误导人和使人迷惑不解的”。⑥而将未来的生态社会寄希望于个人生活方式和道德意识的转变则会使生态斗争偏离正确的航向。因为，“现代市场是由它自身的命令所驱使的。它所遵循的方向不是伦理的药方和个人的道德倾向，而是某些铁律：盈利还是亏本、增长还是死亡，吞食还是被吞等等。”⑦正因如此，布克钦批评以追求一种生态“大我”境界的做法“在实践中是寂静主义的”，[美]詹妮特·比尔、默雷·布克钦：《美国环境哲学的两种对立思潮———社会生态学与深生态学的六个重要议题》，李亮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因为其过多沉浸于浪漫的幻想而逃避了对社会结构的理性审视和有效干预。“对一种建立在盲目的市场力量和无情竞争基础上的权力进行伦理诉求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诉求以为迈向生态社会似乎只是一件改变个体态度、心灵更新或者准宗教救赎的事情，从而遮蔽了实际的权力关系”，⑨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与从个体道德提升入手来寻求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致思理路不同，布克钦更看重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参与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重要性，并认为这远胜于单纯的道德重建。在他看来，既然生态失衡源于社会的失衡，那么生态重建与社会重建就必然不可分割。因此，“彻底且显著的社会变革是极其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就是放任我们的生态问题不断加重，以至于失去解决它们的任何契机。”Murry Bookchin， What is Social Ecology， http：//www.psichenatura.it/fileadmin/img/M._Bookchin_What_is_Social_Ecology.pdf.布克钦认为只有超越传统等级制下的权力结构，建立生态意义上的民主和政治，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理想的生态社会。在他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等级制的整个系统，包括经济制度、官僚体制、对技术的误用、对政治生活的贬抑、对城市作为文化发展中心的破坏、伪善的道德、对人精神的亵渎等等，这一切都会受到质疑、挑战并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不增长就死亡”的资本法则将退出历史舞台；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质量高且经久耐用，能被几代人循环使用；人们也将摆脱异化劳动并从事有创造性的劳动和活动；只注重对消费品的攫取和占有，为了消费而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将让位于使用有限的物品但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现代工业社会中被官僚和资本控制的大规模技术将被大众控制的小规模技术所取代。各种生态技术，如太阳能、风能、沼气能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也将大显身手。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关系也会得到重新界定。在未来的生态社会，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是互补而非简单等同或对抗的关系，它既不会陷入生物中心主义，又不会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充分肯定人在自然进化过程中作为一个有道德、有责任的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和潜能，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非人类世界的福利，丰富其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的整个大自然可被称为“自由自然”。生态社会中的民主和现代社会的民主也将大不相同，它是能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和心声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Murray Bookchin， 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http：//nomadicartsfestival.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towards-social-ecology.pdf.这种民主能充分保障社会中的成年个体主动和真正参与和管理集体和社会事务。总之，未来的生态社会是“去中心化的”、完全自由的社会。它能使人们过上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并实现与大自然的友好相处。
五、评析与启示
布克钦有关生态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彰显了其看待和思考环境问题的独特视角。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的根源追溯至“等级制”，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压迫和人对人的统治与压迫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一强调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共振关系的思维路径不乏深刻之处。马克思早已指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这即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不和谐，实质投射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不和谐。为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孤立地谈论人与自然的矛盾或和解，而是要重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共振。因为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常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正常化。正因如此，我们说布克钦从生态社会哲学向度出发解析生态困境根源的思路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究竟如何延伸到了人对自然的关系上，进而让人产生统治自然的观念，布克钦似乎并未给出让人足够信服的论证。而避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分析，笼统地将人对自然的奴役泛化为等级制积累下的必然产物，导致布克钦的生态理论缺少了具体的社会历史之维，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布克钦有关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主体性和内在价值的看法也颇具匠心。他拒绝将内在价值和道德主体资格赋予除人之外的生物，并高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能动性，而且创造性地将自然区分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认为属于“第二自然”的人类在自然所有物种中，由于其拥有独一无二的思维能动性和实践能力，应该、也能够担负起一个有道德物种的责任，去最大限度地参与自然的进化，使其变得生机勃勃和对人类更有意义。这一主张不仅和一些绿色思潮极力贬抑人类主体地位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更具现实指导意义。毕竟，与罢黜人的主体地位相比，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更为现实，也更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而强行将内在价值、道德主体资格赋予非人类生物，只能使人类在实践中无所适从，也无益于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克钦认为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所以他既反对以生态为中心，也反对以人类为中心，并由此构想出了一个无中心的未来生态社会。但从布克钦对第二自然，也即人类社会所寄予的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责任来看，他的无中心的生态社会实则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仍留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子。
在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上，布克钦的主张亦不乏深刻洞见。诚如前文所述，布克钦严厉批评了一些生态理论家片面追求从个体道德修养提升的思路。在他看来，与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相比，进行社会层面的变革更显迫切和具有现实性。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布克钦不乏同道者。美国著名生态政治学家科尔曼曾指出：“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固然有助于建设一个生态社会，但它的贡献只有在融入一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运动之后才能最为有效地发挥出来。”[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09页。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也曾针对利奥波德提倡生态道德的做法提出过批评：“像许多生态道德倡导者一样，利奥波德由于没有搞清什么是当今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后来所称的‘更高的不道德’，于是只好停步不前了。”[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2页。福斯特的意思是说，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意识有了明显改善，但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它对解决生态危机究竟会带来多大意义。正因如此，这些学者和布克钦一道，更看重社会结构层面的变革，而非个体的转变。应该说这样的思路是极富见地的，因为在一个制度非正义的社会中，无论个体作出了怎样的生态努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这个社会非正义的根基。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布克钦把改变社会的结构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路径所在，这样的运思路径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布克钦变革社会的思路并未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他所构想的未来生态社会终究不过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的生态乌托邦幻想。
布克钦的生态理论尽管也存在缺陷和可商榷之处，但对促进环境哲学的深化和当下环境问题的思考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概言之，布克钦对“等级制”的考察与分析，对现代工业社会以资本逐利为唯一目标的经济制度的批判，对一些学者囿于探讨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个体道德的提升等思维路向的批评，以及对未来生态社会的构想等，都充分显示出其思想的独特性和独创性，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生态危机的实质开启了新的探求方向：作为一个社会的而非单纯的伦理意义问题，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建基于社会问题的优先解决之上。这样一种视角的转换或许会使环境哲学减少些浪漫的激情，但会使其理论品格发生变化，从而拉近与社会现实的距离。而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克钦生态理论的现实品格可在某种程度上防止环境哲学由理想蜕化为空想，并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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