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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初，应韩国文化部的邀请，笔者赴韩考察韩医。
中医与韩医的关系，就像印度佛教與中国佛教的关系，彼此既有源与流的关系，又具“各有灵苗各自探”的趋势。韩剧《大长今》的热播，使得网络上掀起一番关于中医韩医的热议，至今余波不息，微博上只要稍稍言及韩医，立刻形成围观态势。“韩医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疑问，笔者来到了首尔。
非“中医附庸”
约3000年前，商纣的叔父箕子因避祸移居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半岛第一个王朝——箕子王朝，自此，中国文化与朝鲜半岛的交流成为一种宿命。
箕子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见《尚书大传》、《史记·宋微子世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医卜知识，事实上，中国医学文化传入朝鲜半岛，最早可推至公元前2世纪（汉刘向所著《列仙传》记载），正式的传入应在公元4世纪。公元372年，高句丽仿照中国设立“太学”，教授儒家及诸子百家经典，汉文百科书籍遂大量进入朝鲜半岛；梁武帝大同年间和陈文帝天嘉年间，均有成批的医生画工和医药典籍进入朝鲜（见金斗钟《韩国医学史》、孙永钟《朝鲜通史》），朝鲜的医学因此一下子臻于成熟，并且有自己的个性创造，有的医技方药还适时地返传到中国来。
访韩期间，笔者有幸观光了韩国一流大学之一的庆熙大学，采访了庆熙大学所属的“韩医科大学”的教授、韩方医院院长、“总统御医”柳逢夏博士。
柳院长风度儒雅，汉语修养颇佳，因为代表韩国医学界发言，他的话客观而谨慎。在他看来，韩医是否起源于中医，就像中国佛教是否起源于印度佛教，都是常识问题，根本没必要争论。“我们的理论研究，起源于中医（《内经》）；我们的临床基础，也起源于中医（《伤寒论》），中医学、印度医学与我们传统医学的结合，逐渐产生了‘东医’，东医的发展又产生三个成就：舍岩针法、《东医宝鉴》与四象医学。” 柳院长缓缓地说，中医（我们韩国人以前习称‘汉医’），是我们的根和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医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就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样。漫长的岁月中，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在朝鲜半岛因不同的气候、地理、物产、人群征候而发生嬗变是很正常的事，“千年不变”，才是不正常的。比如中国针灸传入朝鲜半岛，历经十多个世纪的运用和衍变后，于1644年前后诞生了“舍岩阴阳五行针刺法”——简称舍岩针法。这是一位名为“舍岩道人”的僧人创建的独特的朝鲜针法，舍岩道人本名可能叫“黄廷学”，因在岩石洞中得道，故法号为舍岩，《舍岩道人针灸要诀》是他唯一的著作。其特点是根据五输穴（井、荥、输、经、合）的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来取穴，即辨别脏腑虚实寒热，结合五行相生相克关系，实施“自经补泻”和“他经补泻”，近年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享有国际声誉。
针灸以外，朝鲜医师的汤药良方，同样收入了中国医籍，《外台秘要》卷十八记载：“吴茱萸（六升）、木瓜（二枚切），右二味，以水一斗三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或以吐汗便活。苏恭云……此方是为起死，是高丽老师方。”
再比如，中医的诊断学，传入朝鲜后，历经两千年的继承和发展，在19世纪末产生了“四象医学”。四象医学是在朝鲜民族固有文化及传统医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消化中医学理论，结合自己民族的防病治病实践，以“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的一支独特的医学体系。它的主要成就，是把体质论具体应用到临床实践，解决了不同体质病人的“施治”问题。这是从中国《内经》、外国“希波克拉底”时代起，许多体质论学者试图解决而悬而未解的课题。首先，四象医学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哲学思想应用于医学领域，创立了以“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四象医学体质论。其次，根据不同的体质,把人分成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人等四种不同的类型(象)，再按照不同的象“因象施治”，故称之为“四象医学派”。四象医学的方便之处是，一旦体质确定以后，就可以根据体质选择与之相符的药物组成处方，使治疗变得简明扼要。
“总之，韩医起源于中医，但已获独立地位。”结束介绍前，柳逢夏特别强调说：“在现代医学的挑战下，中医和韩医应该进一步联手，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提升自己的未来。为此，我们已经和多家中国的中医药大学以及中医院结成了‘兄弟大学’与‘姐妹医院’。顺便说一下，我们很羡慕中医的地位。”
他说，继60年来一贯的扶持政策，中国政府最近颁布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再次显示了政府扶持中医发展的决心。而韩医，除了少数韩医和韩医院隶属公立医院和公立大学外，大多数属于私营性质。“你们那里，中西医可以结合，患者从中医转西医，没有任何障碍，但我们这里，韩医和西医相当对立，比如我的‘韩医院’算是全国最好的了，但常常有这样的窘境——遇到无能为力的疾病，我们不能马上转西医，必须先和西医商量、‘恳求’，得到他们的允许后，才可以送过去，这在我们这里有个特殊的叫法：‘协诊’。可见，若要比较中医与韩医，你们还得多看看，走走。”
真实的地位
韩医不可菲薄。笔者当年曾听国医大师裘沛然老先生介绍过“高丽医生”的绝技——高句丽人学得中国针灸术后，有卓越针师返华行医的记载：《酉阳杂俎》卷七“医”门下云，“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在显微镜未发明前，就知道毛发中空，而且能以毫针贯刺串接，则无论制针技术还是针法，都令人赞叹。
至于药材，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称：人参，百济（朝鲜古国）不如上党（今山西长治），高丽不及百济。待到上党人参采完以后，反哺中国的朝鲜参，就是最佳人参，其余产于朝鲜的道地药材——海松子、延胡索、新罗白附子、芜夷、海石榴、海红花、蓝藤根等都进入了中医典籍，13世纪的朝鲜医生还发明了一种“脑原茶”，传到中国也颇得好评。可见，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与互补，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访韩期间，在“海外文化弘报院”的安排下，笔者参观了“首尔市药令市场”、“春园堂韩方博物馆”、“自生韩方医院”以及国立“韩国韩医学研究院”，随便看，随便问，似乎为了消除社会积重已久的误解，接待方并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 比如韩医的真实的地位。韩国东西医学研究所所长曹基湖介绍，韩国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的唯一一个在法律上确定西医与传统医并重的国家。
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朝鲜，朝鲜政府采取东、西医并存的政策，两种医学各自独立发展，两大体系并立。二战后，朝鲜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1951年韩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东医和西医在韩国地位相等，享受同等地位。20世纪80年代，韩国将东医改称为“韩医”。但有一个概念必须厘清：那就是二战以后，韩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西医也罢，韩医也罢，一切靠疗效和服务而生存，而且泾渭分明，“各司其技”。
换句话说，法令规定：在西医院，西医师可用现代医药为民众治病；韩医院，韩医师运用韩医方药为病人服务，但二者不能兼容，即西医师不能使用韩医药方或针灸治病，韩医师也不能用西医及西医诊疗手段为病人检查治療，诸如CT、B超、血常规等都不允许使用——必须靠“望闻问切”的硬功夫治病。
当然，无论西医还是韩医，临床医师只有取得西医与韩医的双学位，或医院兼具西医与韩医的“运营资质”并通过国家卫生部门的考察认证，才可以不受此类限制。笔者在私立的、以善治“椎间盘突出症”著称的“自生韩方医院”见到诸多的现代医疗器械，当属此列。
再则，韩医虽为韩国法律所承认，但其实际活动及地位仍受限制，韩国保健福祉部（卫生部）对韩医仍采取“允许型”而非“扶持型”的政策。如在公立医疗机构中的临床任职主要是西医，韩医近年来虽有进入公立医院者，但多数仍在非政府医疗机构或私人诊所供职。
最令人奇怪的是，韩医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才能担任卫生管理工作，而西医则只需经“协商”即可担任中级卫生官员。我们采访过的韩医权威柳逢夏博士，名片上冠以“大统领主治医”，足够说明他“学贯韩西”，被李明博总统府认可，这在韩国是极大的荣誉。
近年来，由于韩国保健福祉部（卫生部）及各级卫生行政机构的高层均由西医药人员担任，韩医，有向“限制型”转化的可能。以1996年至2003年公布的资料为例，8年间西医医疗机构的年平均递增速度为5．0％，而传统医学韩医却为1．2％。
统计资料中还显示, 目前国家计划培养的韩医师仅占在校学生的6．42％，而且均为私立大学培养。2003年抽样调查得知，在两周就诊患者的统计数字中，西医问诊者占76％，而韩医就诊者只占7．6％。
很显然，西医的优势强于韩医。自二战以来，国家对韩医没有“中国式”的大投入，“适者生存”的高压，促使韩医完全靠自身的疗效和民众的信任而生存发展至今，很多在我们看来，都属于“边缘”和“打压”的种种措施，反而刺激和推动了韩医“励精图治”，庄敬自强。因此，与中国的中医院校明显不同的是，韩国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难度极大，招生条件非常严格。韩医学的大学学制分为本科6年、硕士2年、博士3年，学生大学毕业的同时，必须参加考试拿到政府签发的“韩医师资格许可证”后，方允许其进入医院或独自开设诊所。据统计目前领取执照的韩医师已发展到 5000余人，经教育部门注册的正规全日制韩医大学11所，以首尔庆熙大学的韩医学院最为著名。
同样著名的科研机构，是位于大田市的“韩国韩医学研究院”。院长崔升勋的介绍可谓雄心勃勃：自从1994年成立以来，韩国韩医学研究院一直为韩医学的科学化、标准化及世界化而不懈努力，现已成为韩国韩医学领域顶级的研究机构，2011年2月24日被指定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
最近，研究院将使命定位于“创造性地继承韩医学，开创崭新价值，贡献健康生活”，其主要研究项目和成果，对我们倒也不保密，主要为“开发针灸经络标准治疗技术”、“标准韩方处方EBM”、“应用生物转换技术的韩方处方药效能强加研究”以及“实体论基础上的韩医学智能型信息体系研究”，令人瞩目的是“糖尿病综合征预防制剂及治疗制剂的特许生产”， 为构筑350 多种天然物质银行和韩药材萃取物银行，研究院显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其厚朴的指标(有效)物质magnolol的大量分离技术已获得美国专利。
但是，与中医一样，韩医也面临药材的安全性和副作用问题，为立证标准韩方处方的安全性，研究院按照 KGLP基准，对56种国民健康保险给予处方中的第一位“五积散”、韩方医疗机关处方第一位“六味地黄汤”、代表性的补药之一“十全大补汤”等实施一次性及13周反复投药毒性试验。试验结果，充分立证对处方投药的安全性，消除了对韩方处方服用安全性的担心。
对常用标准韩方处方，研究人员还开展了煎汤前后残留农药、重金属、残留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分析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韩药材本身及煎汤液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均低于限制标准，进而确认了煎汤后韩药的安全性。
“虽然面临挑战，但韩医的未来在地上，在地上奋斗！”临别，研究院负责接待的邱南平先生一笑而递上热忱的手。
中医与韩医的关系，就像印度佛教與中国佛教的关系，彼此既有源与流的关系，又具“各有灵苗各自探”的趋势。韩剧《大长今》的热播，使得网络上掀起一番关于中医韩医的热议，至今余波不息，微博上只要稍稍言及韩医，立刻形成围观态势。“韩医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疑问，笔者来到了首尔。
非“中医附庸”
约3000年前，商纣的叔父箕子因避祸移居朝鲜半岛，建立了朝鲜半岛第一个王朝——箕子王朝，自此，中国文化与朝鲜半岛的交流成为一种宿命。
箕子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见《尚书大传》、《史记·宋微子世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医卜知识，事实上，中国医学文化传入朝鲜半岛，最早可推至公元前2世纪（汉刘向所著《列仙传》记载），正式的传入应在公元4世纪。公元372年，高句丽仿照中国设立“太学”，教授儒家及诸子百家经典，汉文百科书籍遂大量进入朝鲜半岛；梁武帝大同年间和陈文帝天嘉年间，均有成批的医生画工和医药典籍进入朝鲜（见金斗钟《韩国医学史》、孙永钟《朝鲜通史》），朝鲜的医学因此一下子臻于成熟，并且有自己的个性创造，有的医技方药还适时地返传到中国来。
访韩期间，笔者有幸观光了韩国一流大学之一的庆熙大学，采访了庆熙大学所属的“韩医科大学”的教授、韩方医院院长、“总统御医”柳逢夏博士。
柳院长风度儒雅，汉语修养颇佳，因为代表韩国医学界发言，他的话客观而谨慎。在他看来，韩医是否起源于中医，就像中国佛教是否起源于印度佛教，都是常识问题，根本没必要争论。“我们的理论研究，起源于中医（《内经》）；我们的临床基础，也起源于中医（《伤寒论》），中医学、印度医学与我们传统医学的结合，逐渐产生了‘东医’，东医的发展又产生三个成就：舍岩针法、《东医宝鉴》与四象医学。” 柳院长缓缓地说，中医（我们韩国人以前习称‘汉医’），是我们的根和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医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就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样。漫长的岁月中，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在朝鲜半岛因不同的气候、地理、物产、人群征候而发生嬗变是很正常的事，“千年不变”，才是不正常的。比如中国针灸传入朝鲜半岛，历经十多个世纪的运用和衍变后，于1644年前后诞生了“舍岩阴阳五行针刺法”——简称舍岩针法。这是一位名为“舍岩道人”的僧人创建的独特的朝鲜针法，舍岩道人本名可能叫“黄廷学”，因在岩石洞中得道，故法号为舍岩，《舍岩道人针灸要诀》是他唯一的著作。其特点是根据五输穴（井、荥、输、经、合）的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来取穴，即辨别脏腑虚实寒热，结合五行相生相克关系，实施“自经补泻”和“他经补泻”，近年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享有国际声誉。
针灸以外，朝鲜医师的汤药良方，同样收入了中国医籍，《外台秘要》卷十八记载：“吴茱萸（六升）、木瓜（二枚切），右二味，以水一斗三升，煮取三升，分三服，或以吐汗便活。苏恭云……此方是为起死，是高丽老师方。”
再比如，中医的诊断学，传入朝鲜后，历经两千年的继承和发展，在19世纪末产生了“四象医学”。四象医学是在朝鲜民族固有文化及传统医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消化中医学理论，结合自己民族的防病治病实践，以“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的一支独特的医学体系。它的主要成就，是把体质论具体应用到临床实践，解决了不同体质病人的“施治”问题。这是从中国《内经》、外国“希波克拉底”时代起，许多体质论学者试图解决而悬而未解的课题。首先，四象医学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哲学思想应用于医学领域，创立了以“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四象医学体质论。其次，根据不同的体质,把人分成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人等四种不同的类型(象)，再按照不同的象“因象施治”，故称之为“四象医学派”。四象医学的方便之处是，一旦体质确定以后，就可以根据体质选择与之相符的药物组成处方，使治疗变得简明扼要。
“总之，韩医起源于中医，但已获独立地位。”结束介绍前，柳逢夏特别强调说：“在现代医学的挑战下，中医和韩医应该进一步联手，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提升自己的未来。为此，我们已经和多家中国的中医药大学以及中医院结成了‘兄弟大学’与‘姐妹医院’。顺便说一下，我们很羡慕中医的地位。”
他说，继60年来一贯的扶持政策，中国政府最近颁布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再次显示了政府扶持中医发展的决心。而韩医，除了少数韩医和韩医院隶属公立医院和公立大学外，大多数属于私营性质。“你们那里，中西医可以结合，患者从中医转西医，没有任何障碍，但我们这里，韩医和西医相当对立，比如我的‘韩医院’算是全国最好的了，但常常有这样的窘境——遇到无能为力的疾病，我们不能马上转西医，必须先和西医商量、‘恳求’，得到他们的允许后，才可以送过去，这在我们这里有个特殊的叫法：‘协诊’。可见，若要比较中医与韩医，你们还得多看看，走走。”
真实的地位
韩医不可菲薄。笔者当年曾听国医大师裘沛然老先生介绍过“高丽医生”的绝技——高句丽人学得中国针灸术后，有卓越针师返华行医的记载：《酉阳杂俎》卷七“医”门下云，“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在显微镜未发明前，就知道毛发中空，而且能以毫针贯刺串接，则无论制针技术还是针法，都令人赞叹。
至于药材，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称：人参，百济（朝鲜古国）不如上党（今山西长治），高丽不及百济。待到上党人参采完以后，反哺中国的朝鲜参，就是最佳人参，其余产于朝鲜的道地药材——海松子、延胡索、新罗白附子、芜夷、海石榴、海红花、蓝藤根等都进入了中医典籍，13世纪的朝鲜医生还发明了一种“脑原茶”，传到中国也颇得好评。可见，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与互补，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访韩期间，在“海外文化弘报院”的安排下，笔者参观了“首尔市药令市场”、“春园堂韩方博物馆”、“自生韩方医院”以及国立“韩国韩医学研究院”，随便看，随便问，似乎为了消除社会积重已久的误解，接待方并不回避一些敏感问题。 比如韩医的真实的地位。韩国东西医学研究所所长曹基湖介绍，韩国是世界上除中国之外的唯一一个在法律上确定西医与传统医并重的国家。
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朝鲜，朝鲜政府采取东、西医并存的政策，两种医学各自独立发展，两大体系并立。二战后，朝鲜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1951年韩国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东医和西医在韩国地位相等，享受同等地位。20世纪80年代，韩国将东医改称为“韩医”。但有一个概念必须厘清：那就是二战以后，韩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西医也罢，韩医也罢，一切靠疗效和服务而生存，而且泾渭分明，“各司其技”。
换句话说，法令规定：在西医院，西医师可用现代医药为民众治病；韩医院，韩医师运用韩医方药为病人服务，但二者不能兼容，即西医师不能使用韩医药方或针灸治病，韩医师也不能用西医及西医诊疗手段为病人检查治療，诸如CT、B超、血常规等都不允许使用——必须靠“望闻问切”的硬功夫治病。
当然，无论西医还是韩医，临床医师只有取得西医与韩医的双学位，或医院兼具西医与韩医的“运营资质”并通过国家卫生部门的考察认证，才可以不受此类限制。笔者在私立的、以善治“椎间盘突出症”著称的“自生韩方医院”见到诸多的现代医疗器械，当属此列。
再则，韩医虽为韩国法律所承认，但其实际活动及地位仍受限制，韩国保健福祉部（卫生部）对韩医仍采取“允许型”而非“扶持型”的政策。如在公立医疗机构中的临床任职主要是西医，韩医近年来虽有进入公立医院者，但多数仍在非政府医疗机构或私人诊所供职。
最令人奇怪的是，韩医必须经过国家考试才能担任卫生管理工作，而西医则只需经“协商”即可担任中级卫生官员。我们采访过的韩医权威柳逢夏博士，名片上冠以“大统领主治医”，足够说明他“学贯韩西”，被李明博总统府认可，这在韩国是极大的荣誉。
近年来，由于韩国保健福祉部（卫生部）及各级卫生行政机构的高层均由西医药人员担任，韩医，有向“限制型”转化的可能。以1996年至2003年公布的资料为例，8年间西医医疗机构的年平均递增速度为5．0％，而传统医学韩医却为1．2％。
统计资料中还显示, 目前国家计划培养的韩医师仅占在校学生的6．42％，而且均为私立大学培养。2003年抽样调查得知，在两周就诊患者的统计数字中，西医问诊者占76％，而韩医就诊者只占7．6％。
很显然，西医的优势强于韩医。自二战以来，国家对韩医没有“中国式”的大投入，“适者生存”的高压，促使韩医完全靠自身的疗效和民众的信任而生存发展至今，很多在我们看来，都属于“边缘”和“打压”的种种措施，反而刺激和推动了韩医“励精图治”，庄敬自强。因此，与中国的中医院校明显不同的是，韩国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难度极大，招生条件非常严格。韩医学的大学学制分为本科6年、硕士2年、博士3年，学生大学毕业的同时，必须参加考试拿到政府签发的“韩医师资格许可证”后，方允许其进入医院或独自开设诊所。据统计目前领取执照的韩医师已发展到 5000余人，经教育部门注册的正规全日制韩医大学11所，以首尔庆熙大学的韩医学院最为著名。
同样著名的科研机构，是位于大田市的“韩国韩医学研究院”。院长崔升勋的介绍可谓雄心勃勃：自从1994年成立以来，韩国韩医学研究院一直为韩医学的科学化、标准化及世界化而不懈努力，现已成为韩国韩医学领域顶级的研究机构，2011年2月24日被指定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
最近，研究院将使命定位于“创造性地继承韩医学，开创崭新价值，贡献健康生活”，其主要研究项目和成果，对我们倒也不保密，主要为“开发针灸经络标准治疗技术”、“标准韩方处方EBM”、“应用生物转换技术的韩方处方药效能强加研究”以及“实体论基础上的韩医学智能型信息体系研究”，令人瞩目的是“糖尿病综合征预防制剂及治疗制剂的特许生产”， 为构筑350 多种天然物质银行和韩药材萃取物银行，研究院显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其厚朴的指标(有效)物质magnolol的大量分离技术已获得美国专利。
但是，与中医一样，韩医也面临药材的安全性和副作用问题，为立证标准韩方处方的安全性，研究院按照 KGLP基准，对56种国民健康保险给予处方中的第一位“五积散”、韩方医疗机关处方第一位“六味地黄汤”、代表性的补药之一“十全大补汤”等实施一次性及13周反复投药毒性试验。试验结果，充分立证对处方投药的安全性，消除了对韩方处方服用安全性的担心。
对常用标准韩方处方，研究人员还开展了煎汤前后残留农药、重金属、残留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分析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韩药材本身及煎汤液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均低于限制标准，进而确认了煎汤后韩药的安全性。
“虽然面临挑战，但韩医的未来在地上，在地上奋斗！”临别，研究院负责接待的邱南平先生一笑而递上热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