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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俄罗斯文学史，很多作家从小视角切入，描写普通小人物的悲喜命运。赫尔岑在富有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作品《谁之罪》中塑造的主人公别里托夫的形象便是如此。本文通过分析别里托夫这一人物形象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脉络与主旨。
关键词： 别里科夫 《谁之罪》 小人物 时代悲剧 多余人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1]诚然，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万物面前，在永不止息的命运长河中，每个个体都像是微不足道的蜉蝣，在时代历史的裹挟中踽踽独行。赫尔岑在《谁之罪》中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为背景，讲述了贵族知识分子别里托夫、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采弗尔斯基及农奴出身的柳波尼加之间错综复杂又令人痛心惋惜的爱情悲剧。别里托夫这一人物形象自诞生以来便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别里托夫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希望有所裨益。
一、怀揣美好理想的新青年
符拉奇米尔·别里托夫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乡村地主，在他出生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撇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从此，母亲便将自己的全副精力倾注在对孩子的呵护与培养上，“自丈夫死后，对于孩子的教养便达到了溺爱的程度。她变成靠着孩子活，靠着孩子呼吸，她是乳母，是家庭教师，是摇篮，也是木马”[2]。随着时间的推移，别里托夫一天天逐渐长大，其母亲为他寻觅到一位良师——日内瓦人，也就是后来对别里托夫影响至深的“乔瑟夫老爹”。别里托夫在母亲和家庭教师为其营造的简单纯粹、甚至近乎隐居式的封闭生活环境中，成长为一个目光明亮、身材匀整又苗条的少年。在他生长的“白田”里没有上流社会的错综复杂，没有现实生活的乌烟瘴气，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谎言与欺骗，甚至连一丝忧愁都没有。有的只是“以些微的幸福为满足，轻视奢华，永远抱着一颗爱劳动的心”[2]。后来，少年的羽翼日渐丰满，他决定离开温馨的避风港出去闯荡天下，此时，小别里托夫的心中仿佛燃烧着熊熊的奋斗激情，他怀着无比的渴望想要前往彼得堡，他认为“只有彼得堡才是俄罗斯新生活的中心，是帝国的进步思想”[2]。于是，凭借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果敢，别里托夫带着母亲的叮嘱、同龄青年的鼓励、亲爱的老师的厚望、对未知的新生活的向往及对梦想的誓言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彼得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此时，他并不知道，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空想家
别里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拥有3000个农奴。但他与当时社会一般的贵族地主不同。他自幼受到的教育是，即使农奴家的孩子来看望他，他也要起身脱帽，以礼相迎。他的这种对待农奴孩子的彬彬有礼遭到周围人的排挤和嘲弄。别里托夫的第一份差事是在衙门的事务局供职。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莫斯科青年”，别里托夫虽然聪明热心，但仍然难以掩盖其身上“青年人的急躁情绪和梦想家的轻飘浮泛”[2]。由于不懂官场的潜规则，别理托夫与衙门似乎格格不入，他办公事好像在写小说。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之后，他对事务局的工作开始变得不再热心，而是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最终，其衙门工作生涯也在“世界运动大会的笑声中告终了”[2]。然而，初次工作的碰壁并没有令别里托夫颓靡不振，他忆起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研究医学。于是，他又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解剖学中，然而发现怎么也找不回当初那种对学问纯粹的热爱；加之上次衙门工作的失败，他认为“医学总不过是他的避难所，他是因为失败和无聊才到这里来的。因为没有可做的事才逃到这里来的”[2]。医学之路阻碍重重，难以为继，别里托夫不得不另谋出路，遂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绘画。然而不幸的是，绘画同样不能使别里托夫得到充分的满足，随之，他开始启程去欧洲，从巴黎到伦敦、从庇雷纳山到蒙彼利埃……就这样，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别里托夫拥有3000个农奴却无心经营，尝试过不少工作却都以失败告终，别里托夫之所以屡遭挫败，究其根源是因为“别里托夫是一个具有火一般热情的人。对于这种人，再没有比投身在时刻变化的工作和正在成长起来的历史进行过程中感到诱惑的事了”[2]。在别里托夫描绘的美好蓝图中，许多设想只不过是虚幻不实的空中楼阁。
三、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
小说的开头叙述了克鲁采夫斯基和柳波尼加的爱情故事。克鲁采夫斯基和柳波尼加婚后过着与世无争、在他人看来幸福、和睦的生活。然而，他们两人的结合对于克鲁采夫斯基来说是巨大的幸福和梦寐以求的愿望的满足，而对柳波尼加而言，却只是借此摆脱眼前恶劣不幸的环境罢了，克鲁采夫斯基并非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她真正需要的绝不是克鲁采夫斯基这种平庸的、维特式或者连斯基式的爱情，而是一种两人之间更高远、更深邃的心灵契合与感情共鸣。这一点为后来柳波尼加倾心于别里托夫做了铺垫，别里托夫遇到柳波尼加之后，两人心有灵犀、相见恨晚，由于精神与心灵上高度一致与默契，他们暗生情愫。然而，他们之间原本正当合理的情感因当时恶劣扭曲的现实最终不了了之，而且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别里托夫带着对柳波尼加的爱情无奈地远走他乡；克鲁采夫斯基则从此之后颓靡不振，终日酗酒；柳波尼加纠结于对两个男人的矛盾与痛苦的情感而一病不起。这是三个个体的悲剧，同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别里托夫看似是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但实际上他扮演这种“第三者”的角色是身不由己的，他本身也是这种畸形社会、畸形情感的受害者。“别里托夫绝不是罪人，他和柳波尼加之间那种含恨的悲剧中全部的恨，都是针对着那个迫使他们只能扮演悲剧角色和破坏者的社会”[3]。
四、被时代裹挟的“多余人”
从阶级属性来看，别里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的是理想主义式的封闭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弊端使别里托夫“缺乏一种实际理解力，这种理解力能教人分析许多纷繁复杂的来踪去迹”[2]。地主阶级的悠闲生活没能使他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别里托夫从小就是与社会脱节的，因此，他注定要陷入与社会完全无缘、孤独封闭的空想中。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别里托夫仍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地主、优秀的军人或者忠勤的官吏。而实际情况是，别里托夫从小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教育，加之后来游历欧洲，他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也变得更善于思索。正所谓：不知者不愠。他虽然看似外表闲散，且似乎不能从头到尾专注完整地做好一件事情，实际上他的内心却起伏着思潮，燃烧着热情。他身处上流社会，又难以忍受上流社会贵族绅士们的堕落与丑恶，他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中不懈求索。虽然如此，但仍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处。别里托夫虽心怀抱负又无力改变现实，一步步向生活妥协，最终成为大时代洪流中的一个“多余人”。在别里托夫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某些年轻人的影子。他们胸怀大智又无处施展，不甘现实又无力抗争和改变。“多余人”一词最早出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多余人日记》，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及我们本文探讨的别里托夫[4]。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写道：“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5]多余人的出现有其自身因素，更重要的是与社会历史大背景相关。19世界上半叶的俄国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席卷俄国，青年贵族军官接受了欧洲的民主思想，又在1813年和1814年俄军西征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发达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俄国贵族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秘密组织团体，试图探索新的发展道路。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时期，一大批具有先进意识的贵族知识分子由于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逐渐觉醒，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与社会主张，但此时的俄国沙皇封建统治制度及农奴制仍是社会主流，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同时又囿于贵族的身份地位及社会的舆论压力，束缚重重。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独到的见解，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却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是被时代裹挟之人。别里托夫的悲剧命运是谁之罪？多余人的出现又是谁之罪？
五、结语
别里托夫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别里托夫的形象成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赫尔岑通过刻画别里托夫这个“多余人”的形象，向我们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生活风貌，同时向读者暗示：是畸形的俄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罪恶的农奴制度造成了作品主人公们的悲剧。19世纪的“多余人”是当时俄国现实与贵族先进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当时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应，也是他们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生存状态。这一形象的刻画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对当时时代特征和人物特点的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
参考文献：
[1]狄更斯.罗稷南，译.双城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5.
[2]赫尔岑.楼适夷，译.谁之罪[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王智量.赫尔岑和他的《谁之罪？》[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4.
[4]赫尔岑.巴金，臧仲伦，译.往事与随想[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9.
[5]赫尔岑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关键词： 别里科夫 《谁之罪》 小人物 时代悲剧 多余人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1]诚然，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万物面前，在永不止息的命运长河中，每个个体都像是微不足道的蜉蝣，在时代历史的裹挟中踽踽独行。赫尔岑在《谁之罪》中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俄国为背景，讲述了贵族知识分子别里托夫、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采弗尔斯基及农奴出身的柳波尼加之间错综复杂又令人痛心惋惜的爱情悲剧。别里托夫这一人物形象自诞生以来便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别里托夫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希望有所裨益。
一、怀揣美好理想的新青年
符拉奇米尔·别里托夫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乡村地主，在他出生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撇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从此，母亲便将自己的全副精力倾注在对孩子的呵护与培养上，“自丈夫死后，对于孩子的教养便达到了溺爱的程度。她变成靠着孩子活，靠着孩子呼吸，她是乳母，是家庭教师，是摇篮，也是木马”[2]。随着时间的推移，别里托夫一天天逐渐长大，其母亲为他寻觅到一位良师——日内瓦人，也就是后来对别里托夫影响至深的“乔瑟夫老爹”。别里托夫在母亲和家庭教师为其营造的简单纯粹、甚至近乎隐居式的封闭生活环境中，成长为一个目光明亮、身材匀整又苗条的少年。在他生长的“白田”里没有上流社会的错综复杂，没有现实生活的乌烟瘴气，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谎言与欺骗，甚至连一丝忧愁都没有。有的只是“以些微的幸福为满足，轻视奢华，永远抱着一颗爱劳动的心”[2]。后来，少年的羽翼日渐丰满，他决定离开温馨的避风港出去闯荡天下，此时，小别里托夫的心中仿佛燃烧着熊熊的奋斗激情，他怀着无比的渴望想要前往彼得堡，他认为“只有彼得堡才是俄罗斯新生活的中心，是帝国的进步思想”[2]。于是，凭借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果敢，别里托夫带着母亲的叮嘱、同龄青年的鼓励、亲爱的老师的厚望、对未知的新生活的向往及对梦想的誓言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彼得堡，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此时，他并不知道，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空想家
别里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拥有3000个农奴。但他与当时社会一般的贵族地主不同。他自幼受到的教育是，即使农奴家的孩子来看望他，他也要起身脱帽，以礼相迎。他的这种对待农奴孩子的彬彬有礼遭到周围人的排挤和嘲弄。别里托夫的第一份差事是在衙门的事务局供职。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莫斯科青年”，别里托夫虽然聪明热心，但仍然难以掩盖其身上“青年人的急躁情绪和梦想家的轻飘浮泛”[2]。由于不懂官场的潜规则，别理托夫与衙门似乎格格不入，他办公事好像在写小说。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之后，他对事务局的工作开始变得不再热心，而是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最终，其衙门工作生涯也在“世界运动大会的笑声中告终了”[2]。然而，初次工作的碰壁并没有令别里托夫颓靡不振，他忆起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研究医学。于是，他又满怀热忱地投入到解剖学中，然而发现怎么也找不回当初那种对学问纯粹的热爱；加之上次衙门工作的失败，他认为“医学总不过是他的避难所，他是因为失败和无聊才到这里来的。因为没有可做的事才逃到这里来的”[2]。医学之路阻碍重重，难以为继，别里托夫不得不另谋出路，遂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绘画。然而不幸的是，绘画同样不能使别里托夫得到充分的满足，随之，他开始启程去欧洲，从巴黎到伦敦、从庇雷纳山到蒙彼利埃……就这样，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别里托夫拥有3000个农奴却无心经营，尝试过不少工作却都以失败告终，别里托夫之所以屡遭挫败，究其根源是因为“别里托夫是一个具有火一般热情的人。对于这种人，再没有比投身在时刻变化的工作和正在成长起来的历史进行过程中感到诱惑的事了”[2]。在别里托夫描绘的美好蓝图中，许多设想只不过是虚幻不实的空中楼阁。
三、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
小说的开头叙述了克鲁采夫斯基和柳波尼加的爱情故事。克鲁采夫斯基和柳波尼加婚后过着与世无争、在他人看来幸福、和睦的生活。然而，他们两人的结合对于克鲁采夫斯基来说是巨大的幸福和梦寐以求的愿望的满足，而对柳波尼加而言，却只是借此摆脱眼前恶劣不幸的环境罢了，克鲁采夫斯基并非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她真正需要的绝不是克鲁采夫斯基这种平庸的、维特式或者连斯基式的爱情，而是一种两人之间更高远、更深邃的心灵契合与感情共鸣。这一点为后来柳波尼加倾心于别里托夫做了铺垫，别里托夫遇到柳波尼加之后，两人心有灵犀、相见恨晚，由于精神与心灵上高度一致与默契，他们暗生情愫。然而，他们之间原本正当合理的情感因当时恶劣扭曲的现实最终不了了之，而且导致不可挽回的局面：别里托夫带着对柳波尼加的爱情无奈地远走他乡；克鲁采夫斯基则从此之后颓靡不振，终日酗酒；柳波尼加纠结于对两个男人的矛盾与痛苦的情感而一病不起。这是三个个体的悲剧，同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别里托夫看似是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但实际上他扮演这种“第三者”的角色是身不由己的，他本身也是这种畸形社会、畸形情感的受害者。“别里托夫绝不是罪人，他和柳波尼加之间那种含恨的悲剧中全部的恨，都是针对着那个迫使他们只能扮演悲剧角色和破坏者的社会”[3]。
四、被时代裹挟的“多余人”
从阶级属性来看，别里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的是理想主义式的封闭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弊端使别里托夫“缺乏一种实际理解力，这种理解力能教人分析许多纷繁复杂的来踪去迹”[2]。地主阶级的悠闲生活没能使他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别里托夫从小就是与社会脱节的，因此，他注定要陷入与社会完全无缘、孤独封闭的空想中。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别里托夫仍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地主、优秀的军人或者忠勤的官吏。而实际情况是，别里托夫从小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教育，加之后来游历欧洲，他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也变得更善于思索。正所谓：不知者不愠。他虽然看似外表闲散，且似乎不能从头到尾专注完整地做好一件事情，实际上他的内心却起伏着思潮，燃烧着热情。他身处上流社会，又难以忍受上流社会贵族绅士们的堕落与丑恶，他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中不懈求索。虽然如此，但仍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处。别里托夫虽心怀抱负又无力改变现实，一步步向生活妥协，最终成为大时代洪流中的一个“多余人”。在别里托夫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某些年轻人的影子。他们胸怀大智又无处施展，不甘现实又无力抗争和改变。“多余人”一词最早出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多余人日记》，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及我们本文探讨的别里托夫[4]。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写道：“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5]多余人的出现有其自身因素，更重要的是与社会历史大背景相关。19世界上半叶的俄国正处在一场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席卷俄国，青年贵族军官接受了欧洲的民主思想，又在1813年和1814年俄军西征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发达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俄国贵族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秘密组织团体，试图探索新的发展道路。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时期，一大批具有先进意识的贵族知识分子由于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逐渐觉醒，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见解与社会主张，但此时的俄国沙皇封建统治制度及农奴制仍是社会主流，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同时又囿于贵族的身份地位及社会的舆论压力，束缚重重。他们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善于独立思考，对社会、生活都有独到的见解，试图发现生活的真理和寻找内心的和谐与自由，却屡屡受挫，以至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而被现实生活拒之门外，是被时代裹挟之人。别里托夫的悲剧命运是谁之罪？多余人的出现又是谁之罪？
五、结语
别里托夫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别里托夫的形象成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赫尔岑通过刻画别里托夫这个“多余人”的形象，向我们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生活风貌，同时向读者暗示：是畸形的俄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罪恶的农奴制度造成了作品主人公们的悲剧。19世纪的“多余人”是当时俄国现实与贵族先进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是当时俄国贵族先进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应，也是他们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生存状态。这一形象的刻画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对当时时代特征和人物特点的准确把握与深刻理解。
参考文献：
[1]狄更斯.罗稷南，译.双城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5.
[2]赫尔岑.楼适夷，译.谁之罪[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王智量.赫尔岑和他的《谁之罪？》[J].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4.
[4]赫尔岑.巴金，臧仲伦，译.往事与随想[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9.
[5]赫尔岑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