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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新论》一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中央党校的演讲录。后经整理，于1981年9月由求实出版社出版，后分别收录于各种文集之中。
《〈史记〉新论》（以下称《新论》）是作者白寿彝先生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具有视野恢宏、议论深入、通俗易懂的鲜明特点，是《史记》研究的一个新的标志，对近几十年来的《史记》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1〕。
一、恢宏的器识
《新论》是一本部帙不大的书，但无论是对《史记》成书背景的揭示，还是对司马迁历史思想的分析，抑或对《史记》的总体评价，处处彰显着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恢宏器识。
《新论》第一部分，以大约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阐述“《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可以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说起”，“因为这几百年中，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里所说的“历史背景”，是司马迁著《史记》以前七百余年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面貌。作者高屋建瓴从这一大变动时期历史形势的变化、历史思想的演变、历史记载和历史著作的积累，以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等几个方面，陈述分析，论议风生，使读者在细读品味之中震撼于作者通识的魅力。
第一，关于历史形势的变化。作者指出，“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统治的七百多年间，历史的变化很大”，“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作者从西周的封侯建国，说到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从战国七雄的相互兼并，说到秦汉之际的社会矛盾。而“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形成了，各种制度基本都建立起来了”，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西周末年以来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总结。这是指出了司马迁作史的历史前提。
第二，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思想的演变，作者认为：“司马迁继承了秦统一以前历史观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作者指出，在司马迁著《史记》以前，历史思想上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作者从周人灭商，将殷商时期的至上神与祖先神分离，说到两周之际社会矛盾加深，周人的“天命”观也开始动摇，出现了“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本质就是“要把天束之高阁，转而注意人道的问题了”，作者认为这是进步的“新思想”。又从战国时期的变法思想，说到汉武帝时期专制主义制度最终巩固下来，出现了对立的两种历史思想：一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宗思想”；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更为进步的思想。作者对司马迁著《史记》以前的历史观概括为“天人”、“古今”的问题，正与《史记》的撰述旨趣相符，书中第二、三部分分别详细论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关于“究天人之际”，作者深刻地指出司马迁“论天的自然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着重阐述了司马迁“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结论是司马迁“对‘天’、‘人’两方面的研究都是有贡献的”。关于“通古今之变”，作者十分重视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精辟地论述了《史记》的纪、表、书、世家、列传对古今关系的处理，指出《史记》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所具有的历史发展观点，同时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在作者看来，司马迁是一个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
第三，作者在指陈历史形势、阐述历史思想演变这一历史背景的同时，还纵论司马迁著《史记》的史学背景。首先，关于司马迁以前史学发展的面貌，作者指出，“司马迁以前，没有一部具有完整规模的历史记载”。关于这一认识，作者一方面对《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大戴礼记》、《论语》、《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经传的价值及局限作了分析，指出它们首先被司马迁采用，是司马迁写历史的主要根据。一方面强调司马迁同时利用了大量的汉初档案资料，对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排比，认真校证，“以来历明确的材料去反驳来历不明的材料”〔2〕，同时附以司马迁亲身考察所得，力图以历史原貌呈现于《史记》之中。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认识的见解，指出：“在司马迁以前，《春秋》、《左传》、《国语》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过总结”，而“司马迁的《史记》发扬了《春秋》、《国语》的传统，综合了他所见到的历史记载”，对“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从此以后，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历史著作出现，为前代作总结。这一论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史料的优良传统有深刻的启示。唐有杜佑《通典》，北宋有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一步从历史编纂学的源流及其发展这一视角，高度评价《史记》在这方面的史学价值，创造性地指出：“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史记》应该是综合体。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但经过综合提炼，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却又是新的东西。司马迁搞出这种体裁很不简单，不是单凭他的能力就能办到的，这同长期以来的历史渊源有关。”长期以来，人们研究《史记》均重视它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开创纪传体史书之举，作者于《新论》中指明《史记》实质上是综合体史书及其渊源，彰显出作者的博识与创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寿彝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今天我们要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3〕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总主编而享誉中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体裁的由来。
作者在书中第四部分论述“成一家之言”时，分别从“综合古今典籍及其它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以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等几个方面，对《史记》在历史编撰的内容与形式上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而对“述往事，思来者”尤为关注，指出：“这里‘往事’是历史，‘来者’是理想，就是说，要通过叙述往事来表达他的理想。”又进而指出《史记》在“述往事，思来者”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注意的，司马迁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作者强调史学家应有积极的理想，这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 求“通”，是中国史学自古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从司马迁到刘知几、杜佑，再从司马光、郑樵、马端临到章学诚，无论记述历史、研究历史，还是评论历史和史学，都强调史家的“会通”。《新论》中作者论《史记》撰述背景，从《史记》以前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出发，纵论历史形势、历史思想、历史文献以及历史编纂学等方面的演变趋势和基本面貌，反映了作者学识上的通达渊博，读来使人有“回放”历史、重温史学的收获与启迪。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在《史记》研究上，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作者撰述、主编的其他著作，如《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论集》等，也都贯穿着求通的思想。
二、突出的时代意义
《史记》是一部极赋时代价值的著作，《新论》作为白寿彝先生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也是一本赋有时代价值的论著。在此书面世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细读《新论》，仍深感于其突出的时代意义。《新论》的时代意义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史记》写出了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局面。作者指出：“《史记》对长期的历史记载，从编纂学上、历史学上作了总结，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历史领域里面来了。”可以说，这是《史记》的一个创举，在此以前的史官修史，由于处于诸侯割据的时代，因而“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4〕。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所以《史记》将大一统的局面反映出来有其必然性。更值得重视的，此举所反映的司马迁的著述思想，为后代研究历史和历史撰述树立了榜样，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今天，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同样肩负着维护祖国统一事业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当今历史研究的时代任务。
第二，指出《史记》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者在《新论》中指出，《史记》不仅写汉族的历史，还写少数民族的历史，“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作者非常重视《史记》在这方面的创造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不断加以阐发，如作者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
《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5〕
《史记》的此种做法，记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作者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积极和推崇。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借鉴，《新论》强调《史记》关于多民族历史的记载，在今天看来，极具时代意义。首先，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史家著史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对民族认同感、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对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的推行，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建设和巩固，进而对于推动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重视《史记》关于学术史的撰述。《新论》中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时，指出司马迁“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开创了撰述学术史的先河。《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司马谈将先秦以来的学术综合为六家，把“学术的发展分成几种流派来评短论长”。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思想，为后代学术史的撰述和发展开辟了路径。《史记》以前的著作，也有论述学术发展的专篇，但不成体系。《荀子·非十二子》篇、《吕氏春秋·不二》篇、《韩非子·显学》篇，以及《庄子·天下》篇均有论述〔6〕。《史记》吸收了前人对各家学术源流的记述，并予以发展，他明确地“提出学派的观念”，这是学术史上的创举。上世纪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新论》作者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及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突出强调学科建设、和从事历史教育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新论》作者重视《史记》关于学术史的撰述，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7〕也有历史启示的重要意义。
总起来看，《新论》指明《史记》写出了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局面、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写出了学术史的系列篇章等方面的特点，对当前的历史运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都有突出的时代意义。
三、表述上的造诣
白寿彝先生历来注重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重视历史著作在表述上的要求，这与他的《史记》研究密不可分。白寿彝先生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反映在《新论》一书中，特点十分鲜明：一是深入浅出，侃侃而谈；二是举重明轻，重点突出；三是史论结合的方法和总揽全局的气度。
首先，《新论》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讲述深刻的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将《史记》的撰述背景、宗旨、特点娓娓道来。作者并未采用古奥难懂的语言，而是多以口头语言讲述，并时常采用反问的语气使所要讲述的道理更加深入，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例如作者在阐释“《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揭露”时，提出：“试想：朝廷里当权用事的都是这样恭谨自保的人，政治上能有什么朝气？”作者以此来肯定司马迁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尖锐的揭露和讽刺。作者以反问句式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也是对世人的警醒。
其次，《新论》全文贯穿着作者举重明轻、突出重点的表述方法。例如作者在论述《史记》“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时，就重点论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的创立，又同时阐明“世家”、“列传”的设立特点〔8〕。又如《新论》讲《史记》“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时，对《史记》记载《论六家要诣》，同时提及《史记》对六家之外兵家、数术家、方技家的论述。可以说，正因《史记》书写历史有略古详今、举重明轻、突出重点的特点，《新论》作者在研究它的同时，也深受其影响，对主要问题重点讨论，但不忽略其他方面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历史价值，这正是唐代史家刘知几所总结的“略小存大，举重明轻”的“用晦之道”的传统〔9〕。 再次，《新论》的撰述特点鲜明地反映在作者总揽全局的气度和许多极其精辟的结论。本文在论述《新论》作者通识的魅力时，已指出他通过论述《史记》的撰述背景，将司马迁以前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作了概括和总结，这一特点在《新论》对《史记》作总体评价时也表现得更为突出。作者采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式，将《史记》的特点及成就呈现给读者，指出司马迁“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不仅写男子，还记载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的国外情况”〔10〕。这样，作者使用五个排比句式，将《史记》的特点和成就描绘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读起来既顺畅又有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表述上的造诣，还突出反映在史论结合方法的运用。作者强调司马迁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作者鼓励史家将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结合起来，他自己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践行着这一思想。《新论》以《史记》写叔孙通为例，举其正面、侧面的四次论断，结合具体的史料，论证了顾炎武提出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述方法。《新论》作者提倡的史论结合及其表述形式，具有示范和借鉴的作用。对此，《新论》附录《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可视为对《新论》第五部分“寓论断于序事”最详细、最深入的解说。
注释：
〔1〕参见邹贤俊：《司马迁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史记新论〉读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文中指出《〈史记〉新论》“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史学史研究，特别是司马迁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张大可主编：《史记研究集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卷第208页指出《〈史记〉新论》是“一部有关《史记》的确有分量、确有见地的权威著作。在书中作者从六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评析”等。
〔2〕〔4〕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原载《学步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2、130页。
〔3〕参见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
〔5〕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6〕参见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8〕〔10〕参见白寿彝：《〈史论〉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74—75页。
〔9〕刘知几：《史通·叙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3页。
《〈史记〉新论》（以下称《新论》）是作者白寿彝先生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具有视野恢宏、议论深入、通俗易懂的鲜明特点，是《史记》研究的一个新的标志，对近几十年来的《史记》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1〕。
一、恢宏的器识
《新论》是一本部帙不大的书，但无论是对《史记》成书背景的揭示，还是对司马迁历史思想的分析，抑或对《史记》的总体评价，处处彰显着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恢宏器识。
《新论》第一部分，以大约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阐述“《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可以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说起”，“因为这几百年中，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里所说的“历史背景”，是司马迁著《史记》以前七百余年这一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面貌。作者高屋建瓴从这一大变动时期历史形势的变化、历史思想的演变、历史记载和历史著作的积累，以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等几个方面，陈述分析，论议风生，使读者在细读品味之中震撼于作者通识的魅力。
第一，关于历史形势的变化。作者指出，“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统治的七百多年间，历史的变化很大”，“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作者从西周的封侯建国，说到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从战国七雄的相互兼并，说到秦汉之际的社会矛盾。而“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形成了，各种制度基本都建立起来了”，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西周末年以来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总结。这是指出了司马迁作史的历史前提。
第二，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思想的演变，作者认为：“司马迁继承了秦统一以前历史观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作者指出，在司马迁著《史记》以前，历史思想上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作者从周人灭商，将殷商时期的至上神与祖先神分离，说到两周之际社会矛盾加深，周人的“天命”观也开始动摇，出现了“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本质就是“要把天束之高阁，转而注意人道的问题了”，作者认为这是进步的“新思想”。又从战国时期的变法思想，说到汉武帝时期专制主义制度最终巩固下来，出现了对立的两种历史思想：一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宗思想”；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更为进步的思想。作者对司马迁著《史记》以前的历史观概括为“天人”、“古今”的问题，正与《史记》的撰述旨趣相符，书中第二、三部分分别详细论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关于“究天人之际”，作者深刻地指出司马迁“论天的自然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着重阐述了司马迁“注重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结论是司马迁“对‘天’、‘人’两方面的研究都是有贡献的”。关于“通古今之变”，作者十分重视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精辟地论述了《史记》的纪、表、书、世家、列传对古今关系的处理，指出《史记》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所具有的历史发展观点，同时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在作者看来，司马迁是一个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
第三，作者在指陈历史形势、阐述历史思想演变这一历史背景的同时，还纵论司马迁著《史记》的史学背景。首先，关于司马迁以前史学发展的面貌，作者指出，“司马迁以前，没有一部具有完整规模的历史记载”。关于这一认识，作者一方面对《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大戴礼记》、《论语》、《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经传的价值及局限作了分析，指出它们首先被司马迁采用，是司马迁写历史的主要根据。一方面强调司马迁同时利用了大量的汉初档案资料，对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排比，认真校证，“以来历明确的材料去反驳来历不明的材料”〔2〕，同时附以司马迁亲身考察所得，力图以历史原貌呈现于《史记》之中。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认识的见解，指出：“在司马迁以前，《春秋》、《左传》、《国语》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过总结”，而“司马迁的《史记》发扬了《春秋》、《国语》的传统，综合了他所见到的历史记载”，对“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从此以后，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历史著作出现，为前代作总结。这一论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史料的优良传统有深刻的启示。唐有杜佑《通典》，北宋有司马光《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一步从历史编纂学的源流及其发展这一视角，高度评价《史记》在这方面的史学价值，创造性地指出：“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史记》应该是综合体。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但经过综合提炼，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却又是新的东西。司马迁搞出这种体裁很不简单，不是单凭他的能力就能办到的，这同长期以来的历史渊源有关。”长期以来，人们研究《史记》均重视它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开创纪传体史书之举，作者于《新论》中指明《史记》实质上是综合体史书及其渊源，彰显出作者的博识与创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寿彝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今天我们要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3〕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总主编而享誉中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体裁的由来。
作者在书中第四部分论述“成一家之言”时，分别从“综合古今典籍及其它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以及“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等几个方面，对《史记》在历史编撰的内容与形式上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而对“述往事，思来者”尤为关注，指出：“这里‘往事’是历史，‘来者’是理想，就是说，要通过叙述往事来表达他的理想。”又进而指出《史记》在“述往事，思来者”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注意的，司马迁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作者强调史学家应有积极的理想，这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 求“通”，是中国史学自古形成的优良传统之一，从司马迁到刘知几、杜佑，再从司马光、郑樵、马端临到章学诚，无论记述历史、研究历史，还是评论历史和史学，都强调史家的“会通”。《新论》中作者论《史记》撰述背景，从《史记》以前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出发，纵论历史形势、历史思想、历史文献以及历史编纂学等方面的演变趋势和基本面貌，反映了作者学识上的通达渊博，读来使人有“回放”历史、重温史学的收获与启迪。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在《史记》研究上，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作者撰述、主编的其他著作，如《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论集》等，也都贯穿着求通的思想。
二、突出的时代意义
《史记》是一部极赋时代价值的著作，《新论》作为白寿彝先生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也是一本赋有时代价值的论著。在此书面世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细读《新论》，仍深感于其突出的时代意义。《新论》的时代意义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史记》写出了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局面。作者指出：“《史记》对长期的历史记载，从编纂学上、历史学上作了总结，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历史领域里面来了。”可以说，这是《史记》的一个创举，在此以前的史官修史，由于处于诸侯割据的时代，因而“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4〕。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所以《史记》将大一统的局面反映出来有其必然性。更值得重视的，此举所反映的司马迁的著述思想，为后代研究历史和历史撰述树立了榜样，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今天，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同样肩负着维护祖国统一事业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当今历史研究的时代任务。
第二，指出《史记》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者在《新论》中指出，《史记》不仅写汉族的历史，还写少数民族的历史，“写了南越、东越、西南夷、匈奴等列传，并且不是把少数民族放在末尾，而是和别的列传穿插起来，按历史顺序编排”。作者非常重视《史记》在这方面的创造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不断加以阐发，如作者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
《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5〕
《史记》的此种做法，记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作者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积极和推崇。历史从来都是现实的借鉴，《新论》强调《史记》关于多民族历史的记载，在今天看来，极具时代意义。首先，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史家著史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对民族认同感、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对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的推行，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建设和巩固，进而对于推动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重视《史记》关于学术史的撰述。《新论》中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时，指出司马迁“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开创了撰述学术史的先河。《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司马谈将先秦以来的学术综合为六家，把“学术的发展分成几种流派来评短论长”。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思想，为后代学术史的撰述和发展开辟了路径。《史记》以前的著作，也有论述学术发展的专篇，但不成体系。《荀子·非十二子》篇、《吕氏春秋·不二》篇、《韩非子·显学》篇，以及《庄子·天下》篇均有论述〔6〕。《史记》吸收了前人对各家学术源流的记述，并予以发展，他明确地“提出学派的观念”，这是学术史上的创举。上世纪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新论》作者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及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突出强调学科建设、和从事历史教育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新论》作者重视《史记》关于学术史的撰述，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7〕也有历史启示的重要意义。
总起来看，《新论》指明《史记》写出了秦汉大一统的历史局面、写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写出了学术史的系列篇章等方面的特点，对当前的历史运动、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都有突出的时代意义。
三、表述上的造诣
白寿彝先生历来注重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重视历史著作在表述上的要求，这与他的《史记》研究密不可分。白寿彝先生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反映在《新论》一书中，特点十分鲜明：一是深入浅出，侃侃而谈；二是举重明轻，重点突出；三是史论结合的方法和总揽全局的气度。
首先，《新论》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讲述深刻的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将《史记》的撰述背景、宗旨、特点娓娓道来。作者并未采用古奥难懂的语言，而是多以口头语言讲述，并时常采用反问的语气使所要讲述的道理更加深入，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例如作者在阐释“《史记》对当代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的揭露”时，提出：“试想：朝廷里当权用事的都是这样恭谨自保的人，政治上能有什么朝气？”作者以此来肯定司马迁对当时官场的腐朽风气进行尖锐的揭露和讽刺。作者以反问句式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也是对世人的警醒。
其次，《新论》全文贯穿着作者举重明轻、突出重点的表述方法。例如作者在论述《史记》“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时，就重点论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的创立，又同时阐明“世家”、“列传”的设立特点〔8〕。又如《新论》讲《史记》“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时，对《史记》记载《论六家要诣》，同时提及《史记》对六家之外兵家、数术家、方技家的论述。可以说，正因《史记》书写历史有略古详今、举重明轻、突出重点的特点，《新论》作者在研究它的同时，也深受其影响，对主要问题重点讨论，但不忽略其他方面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历史价值，这正是唐代史家刘知几所总结的“略小存大，举重明轻”的“用晦之道”的传统〔9〕。 再次，《新论》的撰述特点鲜明地反映在作者总揽全局的气度和许多极其精辟的结论。本文在论述《新论》作者通识的魅力时，已指出他通过论述《史记》的撰述背景，将司马迁以前的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作了概括和总结，这一特点在《新论》对《史记》作总体评价时也表现得更为突出。作者采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式，将《史记》的特点及成就呈现给读者，指出司马迁“不仅记载上层，而且也记载下层人物”；“不仅记载统治集团的人物，而且也记载被统治阶级的人物”；“不仅写男子，还记载妇女当中比较出色的人物”；“不仅写汉族，还写少数民族”；“不仅写中国，还写当时接触到的国外情况”〔10〕。这样，作者使用五个排比句式，将《史记》的特点和成就描绘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读起来既顺畅又有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表述上的造诣，还突出反映在史论结合方法的运用。作者强调司马迁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作者鼓励史家将历史事实、自己的理想、评论结合起来，他自己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践行着这一思想。《新论》以《史记》写叔孙通为例，举其正面、侧面的四次论断，结合具体的史料，论证了顾炎武提出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表述方法。《新论》作者提倡的史论结合及其表述形式，具有示范和借鉴的作用。对此，《新论》附录《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可视为对《新论》第五部分“寓论断于序事”最详细、最深入的解说。
注释：
〔1〕参见邹贤俊：《司马迁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史记新论〉读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文中指出《〈史记〉新论》“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史学史研究，特别是司马迁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张大可主编：《史记研究集成》，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卷第208页指出《〈史记〉新论》是“一部有关《史记》的确有分量、确有见地的权威著作。在书中作者从六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评析”等。
〔2〕〔4〕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原载《学步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2、130页。
〔3〕参见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
〔5〕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6〕参见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8〕〔10〕参见白寿彝：《〈史论〉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74—75页。
〔9〕刘知几：《史通·叙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