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或许受儒家文化复兴思潮的影响，近几年《论语》译注、校注、别裁、新解、今读之类层出不穷，笔者翻阅过一些，总的感觉是对《论语》文句的解释或陈陈相因而缺乏新意，或新说很多而证据不足。当见到《论语新校释》时，扉页上赫然“本项目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字样，让人感觉严肃可信，虽然价格不菲，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该书在《论语》校释方面，打破常规，大胆创立新说，的确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人深受启发。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亦有一弊，该书的美中不足处也恰恰是与创新点太多联系，有些地方显得“校而更误，释而不慎”。出于关注，我想谈谈我个人的认识，向黄先生和读者请教。
《论语新校释》(以下简称《校释》)在校勘方面，对《论语》改动很多，有些改动缺乏充分的理由。鲁迅先生说：“清代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第188页)。明人妄改古书影响极坏，因而清代以来，研治古籍者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使发现古书中的错误，也只在校语中注出“误”、“衍”、“脱”、“倒”等字样，对于古籍原文，不轻易改动。这无疑是谨慎的、科学的。《校释》改动《论语》原文，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纯属文字歧异，不必改而改，以至使《论语》面目全非的。《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爱众而亲仁。”《校释》改“弟”作“悌”，改“ ”作“泛”，校语说：“出则悌，‘悌’旧作‘弟’，古字，今从皇本、正平本、邢本及敦煌诸唐写本改今字……泛爱众而亲仁，‘泛’旧作‘汎’，古字，今改通用字”(第7页)。两条改动大可不必，因为“弟”、“悌”属古今字，古代“弟”本来就有“顺从敬重兄长”义，后来为了和“兄弟、弟弟”义相区别，才另造“悌”(今读tì)；而“汎”与“泛”是异体字，改与不改并不影响意义。类似的还有，“与”改“欤”、“说”改“悦”、“知”改“智”、“取”改“娶”、“女”改“汝”、“道”改“导”等等。大家知道，校勘古书的目的，无疑为了恢复古籍原貌、准确理解古籍，以上改动，使古籍“走样”、“失真”，并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版本歧异。该书《例言》第一条说：“本编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可是，古字变了今字、异体字甲形成了乙形、通假字改为本字了，无疑与“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二是毫无可靠依据而改。《论语·学而》有“贤贤易色”，历来是训诂疑点，此类问题，前人每每存疑，今天利用出土材料，可以对这些问题尝试解决，但该书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改成“见贤易色”(第8页)。再如，《论语·子路》有“樊迟问仁”，《校释》改成“樊迟问行”，理由是“樊迟问行，‘行’旧讹‘仁’，形相似，今改正”(第321页)。还有：《论语·子罕》有“空空如也”，《校释》改成“我空空如也”，依据是“‘我’字旧在‘叩其两端’前，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第207页)。以上可见，该书要么不谈依据，要么凭“盖……误”之类的猜测之词，就改动古书，未免草率了些。
三是提出新说或取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證。“泛爱众而亲仁”一句，作者改“仁”为“人”，理由是“‘人’旧作‘仁’。按‘人’与‘众’不相对，当以音误。《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云：‘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正作‘亲人’，今据改”(第7页)。揣摩文意发现，不如不改。因为《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是说“爱人”(即关爱众人)是“仁”的体现，“泛爱众”是具体行为和表现，“而亲仁”是“泛爱众”的性质和目的，“泛爱众”和“而亲仁”之间意义上有递进、互补关系，全句是“广泛地关爱众人而接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就成了“广泛地爱人而亲近人”(第8页)，“泛爱众”和“而亲人”变得意义重复了，孔子说话不会这样罗嗦吧。所以《论语》众多传本都不作“亲人”。把“仁”改成“人”，依据《大戴礼记》，如果《大戴礼记》引用了该句而作“泛爱众而亲人”，也算是个证据，但《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与《论语》“泛爱众而亲仁”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凭借这类旁证，就改动《论语》原文，是缺乏说服力的。
还有，《论语·述而》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校释》作“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也。”作者按：“‘而示之’、‘吾’四字旧本无，据皇本、正平本及敦煌二唐写本补”(第154页)。其实，添补“而示之”三字殊为不经，因为“隅”是墙角，《论语》原意为“说一个墙角如果不能明白其他三个墙角，便不再教他了。”这是孔子在打比方，所谓“举一隅”，是“虚”的；但加上“而示之”(即“并且给他们看”)之后，整句话的内容变成“实”的了，让人感觉孔老夫子真的要“举起来一个墙角”了，不然怎么“而示之(给他们看)”呢?所以，如此添补，使人难安。
该书《前言》中说：“特别需要指出，只有异文对校，并不能确保校出好的本子，因为异文需要裁断，而裁断异文，必须结合训诂。只有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才能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第45页)。这话说得非常正确，足以让所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怎样才是“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则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因而“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时，是否应该把“异文”材料的时间、地域因素考虑在内?
四是对聚讼已久的《论语》校勘上的争论，不能做到择善而从。《论语·学而》有“未若贫而乐，富而知礼”，“贫而乐”有的版本作“贫而乐道”，有无“道”字争议已久，东汉郑玄所见版本为“贫而乐”，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号称“多存异本”，也没有“道”字，而陆氏是遍列唐以前各种传本的，他所见的版本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说明这些版本都没有“道”字；而主张当为“贫而乐道”的有清代学者阮元、武亿等，依据是传世本(即国内亡佚，又从日本引进的)皇侃《论语义疏》，但是敦煌发现的几种《论语义疏》的唐写本中都作“贫而乐”，没有“道”字。所以，关于传世本《论语义疏》有“道”字，有的学者指出其为“衍字”。(单承彬，《“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校正》，见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08页)综合各种情况看，宋代以前的各类版本中，都没有“道”字。近年发现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贫而乐”，据考古研究，这是西汉时期的文献，也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写本，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其可信度不言而喻，《校释》把“贫而乐”改成“贫而乐道”，实属可商。
五是“失校”问题。既然书名“新校”，毋庸置疑，应该对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参考，否则无法体现其“新”。可是，《校释》对近年《论语》文本校勘方面的新成果关注不够。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節戎”，(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 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62页)“筋”为“节”字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簖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節戎”，“即戎”是“参加战争”，“節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校释》对这些新结论可以不采纳，但在校语中列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则十分必要，何况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可信的汉墓竹简《论语》的信息?
以上显示，作者对《论语》原文的改动有不少是像上面指出的把“仁”改成“人”的可商之论。如果要“校出”一部“《论语》定本”的话，这些可商之论，要么需要慎重取舍，要么需要补充更加有说服力的论证。
至于该书的“新释”，同样有一些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因为《校释》在注释方面“新意”当然不少，但治学有个基本原则：即有理有据，不能主观臆断。《校释》没有很好贯彻这一原则，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
(一)强为之解。《论语·里仁》有“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作者说“‘得’字疑本作‘脱’或‘免’，涉前误”(第75页)。译为“贫和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离开它，不能离开。”通则通矣，但依据不足。《论语·泰伯》有“予有乱臣十人”，作者没有任何说明，直接指出：“‘乱’，古治字之误”(第197页)。这些解释都没有充分理由。
(二)增字解经。古书中一个词的解释，解释的词语和被解释的词语意义应该是基本相等的，如果平白增加了一些，就往往是“增字解经”了，如，“有教无类”的“类”，可以解释为“种类”，但是，解釋成“贵贱种类”、“贫富种类”、“善恶种类”、“阶级种类”都是“增字解经”了，因为“贵贱”、“贫富”、“善恶”等词语都是注解者个人加上去的意思。该书也有一些类似的现象：《论语·为政》有“父母唯其疾之忧”，该书解释：“‘父母’，谓使父母。”(第27页)名词“父母”，怎么就会是动宾结构“使父母”?同篇有“人焉瘦哉”，作者解释“人”：“指被察之人的本来面目”(第30页)。“人”居然指“人的面目”。同篇有“诲女知之乎”，该书作“诲汝，知乎?”并解释：“诲，教也，此指所教，省所字”(第36页)。《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该书说：“‘言’，谓言己”(第200页)。译文“先生很少谈自己的利益”(第200页)，原来“言”是“言己”，是“谈自己的”。此类例多，不赘举。这是不顾古汉语的语言习惯，任意增字解经。
(三)乱说通假。古籍中通假现象常见，指出某字与某字通，必须证明在文献发生时代两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随便说某字借为某字，就是训诂学上说的“乱说通假”。《论语·为政》有“温故而知新”，书中说“而，借为能”(第31页)。“而”本连词，于此文通字顺，不必说成通“能”。《论语·八佾》有“其如示诸斯乎”，该书说：“‘示’，借为‘视’”(第55页)。不知有何根据?
(四)以今释古。即用今天的意思解释古书。《论语·公冶长》有“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该书释曰：“‘粪土之墙’，污秽肮脏之墙”(第102页)。说“污秽肮脏之墙”不可涂抹，从生活常识方面看也不通，因为，“污秽肮脏之墙”才正需要涂抹。其实，“粪”有“粪便、粪肥”义是秦汉以后的事，上古“粪”多是动词，《说文·卷四下》：“粪，弃除也。”看来“粪土”是动宾结构，意为“弃除泥土”，即“剥落泥土”，这样的墙才不能涂抹了，粘不住了。如此理解，正和“朽木不可雕”近义互补。又如：《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中“勤”字，《校释》说：“‘勤’，劳也”(第458页)。这样解释不错，但译文作：“(你们这些人)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第459页)显然，作者把“劳”解释成“劳动”，就不准确了，因为，“勤”和“劳”在上古都是形容词，“勤”是“勤苦、辛劳”，“劳”是“辛苦、劳累”，如成语“以逸待劳”就是“用清闲的对待劳累的”，“四体不勤”是指“四肢不辛劳”，解释成“四肢不劳动”也通，但却是以今释古。
以上所列可知，作者在注释《论语》时有些随意性。就笔者阅读的古籍整理类著作看，一类是严谨而有发明、有创新的，为上乘作品；稍次一点是那些严谨而缺少发明、创造的，“纂辑之劳多、发明之功少”是这类著作的特点，但由于搜集资料丰富，仍不失为中乘；如果一本学术著作，论“纂辑”则资料不全，谈“发明”则证据不足，其质量是需要改进的。另外，遗憾的是，这本“超越前人的、更加接近原本的《论语》定本”中也没有避免文字错误，仅举一例：《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校释》作“君子有三个变化”(第471页)。也希望下一步修订时尽量避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近几年的出土文献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汉语词汇、语法史的研究成果，重新校勘、训释《论语》，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具体操作方面，不同的学者采用的方法、程序以及侧重点难免会有差异，但基本的方面应该是大体一致的：首先是穷尽性地占有材料，不仅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材料，更应对近几年的新成果有充分掌握；其次是传统“小学”中“无征不信”的求实作风，必须发扬；再就是要有耐心，想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就搞出一个《论语》校释定本，恐怕是操之过急的。
该书作者黄怀信先生是我一向尊崇和敬仰的学者，他的《小尔雅汇校集释》《逸周书汇校集释》和最近出版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等著作，都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惟其如此，我们对《论语新校释》才有更高的期望值。笔者不揆梼昧，对该书妄加评述如上，盼望得到黄先生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论语新校释(附通检)》，黄怀信著，庞素芹通检，三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8.00元)
《论语新校释》(以下简称《校释》)在校勘方面，对《论语》改动很多，有些改动缺乏充分的理由。鲁迅先生说：“清代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第188页)。明人妄改古书影响极坏，因而清代以来，研治古籍者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使发现古书中的错误，也只在校语中注出“误”、“衍”、“脱”、“倒”等字样，对于古籍原文，不轻易改动。这无疑是谨慎的、科学的。《校释》改动《论语》原文，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纯属文字歧异，不必改而改，以至使《论语》面目全非的。《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爱众而亲仁。”《校释》改“弟”作“悌”，改“ ”作“泛”，校语说：“出则悌，‘悌’旧作‘弟’，古字，今从皇本、正平本、邢本及敦煌诸唐写本改今字……泛爱众而亲仁，‘泛’旧作‘汎’，古字，今改通用字”(第7页)。两条改动大可不必，因为“弟”、“悌”属古今字，古代“弟”本来就有“顺从敬重兄长”义，后来为了和“兄弟、弟弟”义相区别，才另造“悌”(今读tì)；而“汎”与“泛”是异体字，改与不改并不影响意义。类似的还有，“与”改“欤”、“说”改“悦”、“知”改“智”、“取”改“娶”、“女”改“汝”、“道”改“导”等等。大家知道，校勘古书的目的，无疑为了恢复古籍原貌、准确理解古籍，以上改动，使古籍“走样”、“失真”，并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版本歧异。该书《例言》第一条说：“本编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可是，古字变了今字、异体字甲形成了乙形、通假字改为本字了，无疑与“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二是毫无可靠依据而改。《论语·学而》有“贤贤易色”，历来是训诂疑点，此类问题，前人每每存疑，今天利用出土材料，可以对这些问题尝试解决，但该书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改成“见贤易色”(第8页)。再如，《论语·子路》有“樊迟问仁”，《校释》改成“樊迟问行”，理由是“樊迟问行，‘行’旧讹‘仁’，形相似，今改正”(第321页)。还有：《论语·子罕》有“空空如也”，《校释》改成“我空空如也”，依据是“‘我’字旧在‘叩其两端’前，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第207页)。以上可见，该书要么不谈依据，要么凭“盖……误”之类的猜测之词，就改动古书，未免草率了些。
三是提出新说或取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證。“泛爱众而亲仁”一句，作者改“仁”为“人”，理由是“‘人’旧作‘仁’。按‘人’与‘众’不相对，当以音误。《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云：‘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正作‘亲人’，今据改”(第7页)。揣摩文意发现，不如不改。因为《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是说“爱人”(即关爱众人)是“仁”的体现，“泛爱众”是具体行为和表现，“而亲仁”是“泛爱众”的性质和目的，“泛爱众”和“而亲仁”之间意义上有递进、互补关系，全句是“广泛地关爱众人而接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就成了“广泛地爱人而亲近人”(第8页)，“泛爱众”和“而亲人”变得意义重复了，孔子说话不会这样罗嗦吧。所以《论语》众多传本都不作“亲人”。把“仁”改成“人”，依据《大戴礼记》，如果《大戴礼记》引用了该句而作“泛爱众而亲人”，也算是个证据，但《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与《论语》“泛爱众而亲仁”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凭借这类旁证，就改动《论语》原文，是缺乏说服力的。
还有，《论语·述而》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校释》作“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也。”作者按：“‘而示之’、‘吾’四字旧本无，据皇本、正平本及敦煌二唐写本补”(第154页)。其实，添补“而示之”三字殊为不经，因为“隅”是墙角，《论语》原意为“说一个墙角如果不能明白其他三个墙角，便不再教他了。”这是孔子在打比方，所谓“举一隅”，是“虚”的；但加上“而示之”(即“并且给他们看”)之后，整句话的内容变成“实”的了，让人感觉孔老夫子真的要“举起来一个墙角”了，不然怎么“而示之(给他们看)”呢?所以，如此添补，使人难安。
该书《前言》中说：“特别需要指出，只有异文对校，并不能确保校出好的本子，因为异文需要裁断，而裁断异文，必须结合训诂。只有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才能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第45页)。这话说得非常正确，足以让所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怎样才是“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则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因而“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时，是否应该把“异文”材料的时间、地域因素考虑在内?
四是对聚讼已久的《论语》校勘上的争论，不能做到择善而从。《论语·学而》有“未若贫而乐，富而知礼”，“贫而乐”有的版本作“贫而乐道”，有无“道”字争议已久，东汉郑玄所见版本为“贫而乐”，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号称“多存异本”，也没有“道”字，而陆氏是遍列唐以前各种传本的，他所见的版本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说明这些版本都没有“道”字；而主张当为“贫而乐道”的有清代学者阮元、武亿等，依据是传世本(即国内亡佚，又从日本引进的)皇侃《论语义疏》，但是敦煌发现的几种《论语义疏》的唐写本中都作“贫而乐”，没有“道”字。所以，关于传世本《论语义疏》有“道”字，有的学者指出其为“衍字”。(单承彬，《“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校正》，见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08页)综合各种情况看，宋代以前的各类版本中，都没有“道”字。近年发现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贫而乐”，据考古研究，这是西汉时期的文献，也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写本，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其可信度不言而喻，《校释》把“贫而乐”改成“贫而乐道”，实属可商。
五是“失校”问题。既然书名“新校”，毋庸置疑，应该对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参考，否则无法体现其“新”。可是，《校释》对近年《论语》文本校勘方面的新成果关注不够。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節戎”，(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 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62页)“筋”为“节”字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簖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節戎”，“即戎”是“参加战争”，“節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校释》对这些新结论可以不采纳，但在校语中列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则十分必要，何况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可信的汉墓竹简《论语》的信息?
以上显示，作者对《论语》原文的改动有不少是像上面指出的把“仁”改成“人”的可商之论。如果要“校出”一部“《论语》定本”的话，这些可商之论，要么需要慎重取舍，要么需要补充更加有说服力的论证。
至于该书的“新释”，同样有一些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因为《校释》在注释方面“新意”当然不少，但治学有个基本原则：即有理有据，不能主观臆断。《校释》没有很好贯彻这一原则，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
(一)强为之解。《论语·里仁》有“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作者说“‘得’字疑本作‘脱’或‘免’，涉前误”(第75页)。译为“贫和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不通过正当的途径离开它，不能离开。”通则通矣，但依据不足。《论语·泰伯》有“予有乱臣十人”，作者没有任何说明，直接指出：“‘乱’，古治字之误”(第197页)。这些解释都没有充分理由。
(二)增字解经。古书中一个词的解释，解释的词语和被解释的词语意义应该是基本相等的，如果平白增加了一些，就往往是“增字解经”了，如，“有教无类”的“类”，可以解释为“种类”，但是，解釋成“贵贱种类”、“贫富种类”、“善恶种类”、“阶级种类”都是“增字解经”了，因为“贵贱”、“贫富”、“善恶”等词语都是注解者个人加上去的意思。该书也有一些类似的现象：《论语·为政》有“父母唯其疾之忧”，该书解释：“‘父母’，谓使父母。”(第27页)名词“父母”，怎么就会是动宾结构“使父母”?同篇有“人焉瘦哉”，作者解释“人”：“指被察之人的本来面目”(第30页)。“人”居然指“人的面目”。同篇有“诲女知之乎”，该书作“诲汝，知乎?”并解释：“诲，教也，此指所教，省所字”(第36页)。《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该书说：“‘言’，谓言己”(第200页)。译文“先生很少谈自己的利益”(第200页)，原来“言”是“言己”，是“谈自己的”。此类例多，不赘举。这是不顾古汉语的语言习惯，任意增字解经。
(三)乱说通假。古籍中通假现象常见，指出某字与某字通，必须证明在文献发生时代两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随便说某字借为某字，就是训诂学上说的“乱说通假”。《论语·为政》有“温故而知新”，书中说“而，借为能”(第31页)。“而”本连词，于此文通字顺，不必说成通“能”。《论语·八佾》有“其如示诸斯乎”，该书说：“‘示’，借为‘视’”(第55页)。不知有何根据?
(四)以今释古。即用今天的意思解释古书。《论语·公冶长》有“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该书释曰：“‘粪土之墙’，污秽肮脏之墙”(第102页)。说“污秽肮脏之墙”不可涂抹，从生活常识方面看也不通，因为，“污秽肮脏之墙”才正需要涂抹。其实，“粪”有“粪便、粪肥”义是秦汉以后的事，上古“粪”多是动词，《说文·卷四下》：“粪，弃除也。”看来“粪土”是动宾结构，意为“弃除泥土”，即“剥落泥土”，这样的墙才不能涂抹了，粘不住了。如此理解，正和“朽木不可雕”近义互补。又如：《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中“勤”字，《校释》说：“‘勤’，劳也”(第458页)。这样解释不错，但译文作：“(你们这些人)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第459页)显然，作者把“劳”解释成“劳动”，就不准确了，因为，“勤”和“劳”在上古都是形容词，“勤”是“勤苦、辛劳”，“劳”是“辛苦、劳累”，如成语“以逸待劳”就是“用清闲的对待劳累的”，“四体不勤”是指“四肢不辛劳”，解释成“四肢不劳动”也通，但却是以今释古。
以上所列可知，作者在注释《论语》时有些随意性。就笔者阅读的古籍整理类著作看，一类是严谨而有发明、有创新的，为上乘作品；稍次一点是那些严谨而缺少发明、创造的，“纂辑之劳多、发明之功少”是这类著作的特点，但由于搜集资料丰富，仍不失为中乘；如果一本学术著作，论“纂辑”则资料不全，谈“发明”则证据不足，其质量是需要改进的。另外，遗憾的是，这本“超越前人的、更加接近原本的《论语》定本”中也没有避免文字错误，仅举一例：《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校释》作“君子有三个变化”(第471页)。也希望下一步修订时尽量避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近几年的出土文献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汉语词汇、语法史的研究成果，重新校勘、训释《论语》，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具体操作方面，不同的学者采用的方法、程序以及侧重点难免会有差异，但基本的方面应该是大体一致的：首先是穷尽性地占有材料，不仅是历代流传下来的材料，更应对近几年的新成果有充分掌握；其次是传统“小学”中“无征不信”的求实作风，必须发扬；再就是要有耐心，想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就搞出一个《论语》校释定本，恐怕是操之过急的。
该书作者黄怀信先生是我一向尊崇和敬仰的学者，他的《小尔雅汇校集释》《逸周书汇校集释》和最近出版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等著作，都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惟其如此，我们对《论语新校释》才有更高的期望值。笔者不揆梼昧，对该书妄加评述如上，盼望得到黄先生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论语新校释(附通检)》，黄怀信著，庞素芹通检，三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