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仃百年纪念”活动之际，张仃夫人理昭老师高兴地对我说，她看了《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这本书，很欣赏书中的视角、论点和研究方法，满意将张仃与学院紧扣展开的全面评价，认为该书将张仃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高度。我迫不急待找到了这本书，果然分享到一次节庆般的学术盛宴。
　　书的作者是现任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美术学博士卢新华教授。他与张仃先生，有40年以上的工作关系和学术缘分。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迄今一直浸润在张仃参与创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學风之中。卢新华留校以后，长期从事这所学院的行政管理和艺术学科教育研究工作，曾任副院长，协助继任的常莎娜院长，主理一院大务小事，洞悉且体认中央工艺美院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沿革走向和学术取向。他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精神守护人的角色，基于所占有的大量一手图片、档案资料，编著对张仃全面又全新评价的研究文论，本身就弥足珍贵。甚至可以说，他是建构张仃精神遗产最佳观景台的最佳人选。
　　进行或关注张仃研究的大批同道、学人，基本上属于中国高等工艺美术教育的成果之一，同时也是张仃、庞薰琹、常莎娜、袁运甫等为代表的工艺美院学风和价值观的受益者之一。《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这本书，经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赋予了作者卢新华新的身份——他是张仃精神遗产在新时代闪耀价值的擦拭者。
　　作为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的首任秘书长，我在尊敬的袁运甫主任换届时，也提出了卸任请求。原因是，虽然自己长期重点跟踪研究张仃，但在致力于推动张仃研究和宣传的工作中却没有足够尽职能力。一是张仃面对青年人的宣传；二是张仃面对非美术界人员及社会普通大众的宣传；三是张仃走向国际的宣传；还有，是张仃借助互联网的宣传，我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力有不逮。而在一个自媒体的世界，我无法让张仃贴近微信，走近网民。张仃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术家之一，主要作为集中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 。熟悉这段历史的美术家，几乎没有不知道张仃的。但另一方面，对于美术界以外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还有虽为美术人士，但不太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外国同行，“张仃”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说明，对张仃的宣传远远不够。《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的编著出版，起着接力递延有关研究，扩展张仃文化遗产宣传的战略意义，这在张仃去世多年以后，非常必要和迫切。
　　由于长期跟踪研究张仃，这位非凡的研究对象，就成了我眼前的一座大山，绑定了我的视角，有时让我忽视了张仃继续宣传的重要性，以为张仃无须宣传。他的形象、名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人皆知。但这几年，行走全球数十个国家，遍访300多个博物馆，从张仃这座大山，退开了一定距离，变成了远观，我才意识到以往研究和宣传的局限，才体会到在世界美术的参照系里观赏张仃的大美。如果说以前没有占到一个好的观景点的话，现在，这本书已让我们站在最佳的观景点。
　　对张仃的关注，我个人已历30多年。整个美术界对张仃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周期性的热络和密集。但唯有基于远景的回顾和反观，我们才发现，缺的正是对“张仃艺术研究”的研究，即对张仃艺术研究整体情况，欠缺一次系统的梳理、反省、整合、集束。这当然是一项很大的文化工程。分散的研究者们，往往侧重张仃某一方面的作为，从事着专题的深耕，分别专注研究张仃绘画、张仃的教育、张仃与民间美术、张仃与艺术设计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得见的张仃，多限某一方面的强调和侧重，当然也易于沉浸在近景的赏读中，而失去眺望远景的视阈。所以我觉得，对张仃的研究，先要找到一个最佳的观赏点，有助全方位多角度有效地读取张仃留下的艺术遗产。在这处最佳观景台，我们可以架设望远镜，基于以往的张仃研究，看清所有的细节。这个愿景变成了我的一种心结和自责。庆幸有这本书，让我感受到理昭老师同样的欣慰。
　　作者卢新华教授在履职新一届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工作后，提升了自己对张仃及其所主持工作的学院的学理把握，更长期研究了袁运甫、杜大恺、水天中、郎绍君、刘骁纯、刘曦林等权威学者对张仃的发现与立论，与王鲁湘、邵建武等张仃的跟踪研究者，过从密切，具备了全局而系统地整合张仃研究的资质。一切尽在他的视域，40多年的积累，有了厚积薄发，一朝喷薄的机会。“张仃百年纪念”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使然。
　　卢新华主编整理完成的这本书，首先对以往张仃研究，做了宏观的评估、梳理、集成，甚至是校订，避免了一些盲人摸象般的偏颇。但这并不意味变成走马观花的浏览，他仍然重视一处一处驻足于以往的各类专题研究，避免了全景研究容易造成的粗略和横扫，或是像无人机拍摄那样匆匆而过，而牺牲细节和深度。它内含的专业精神，吸收了各个专题、各位专家研究的精华与详实，运用中国画散点透视的原理，把各种研究成果归位到最佳位置。于是，建构了“最佳 最佳”串联起来的散点集合，使全书构成了精华荟萃，精彩纷呈，一种“全局 全景”，展开在我们的眼前。
　　无疑，这本书将以往张仃的研究，作了最大化的扩展和升华，却并不止于大而概，而依然重视追寻真相，探究深层学术问题。例如，以往对张仃的研究，容易脱离张仃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但毕竟张仃并非是一个体制外的人，绝非无业游民聚落的“自由艺术家”。他的第一身份，还是由取得工资的岗位决定的。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他的学术，代表了这所学院的主张和选择，自身也受到了学院的氛围、学院其他师生创作的反哺。学院所置身的社会和历史，所关联的时政背景或舆情，也会影响张仃。其教学、创作、设计和思想观念的养成，都是他与学院相互依存关系的反映。张仃的遗产重重烙上了学院体制的印痕。把张仃和学院的命运紧紧关联，是张仃全貌的最写实的表达。这正是这本书的最特色之品质。
　　张仃，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延安时期积极投身进步事业，他认同现代观念，挺身于现代艺术，总是走在前沿探索和先锋追求的路上。他作为一个革命者成长为一个时代巨匠的事实无法淡化。这本书，公正和客观地把张仃的这种革命者身份加以复原，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面对的是那些想把一切大师都局限或鼓励成所谓纯粹艺术家的旧观念。在晚年潜心从事焦墨画探索的过程中，张仃对王鲁湘等最为激赏、亲近的研究者，都更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存在，不愿意提及其他的设计、教育、外交、研究、行政、管理、工艺美术或进步活动方面的行为，不吝一笔勾销这些方面的丰功伟绩。当然，张仃本人这种一厢情愿的自我定位，也并不利于对张仃真实的了解。华盛顿晚年只愿意别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农民，但并不影响历史公正地把他奉为美国的开国之父；卢梭曾一度把自己当成邮局职工，但现代美术史，仍然给了他一个大师的位置。有时候，画家的自谦，并不能作为真相的入口，这需要研究者回到离开画家本人的距离，去代表历史作理性而真实的评判。张仃生前在接受我一对一的采访时，曾经明确表达了他对美术同行们的评价。如他认为，李可染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他是中国的骄傲；而张光宇是一个更了不起的艺术家，他是亚洲的骄傲。言下之意，他渴望中国艺术产生像毕加索那样令世界骄傲的艺术家。这本书，引张仃的原话用于书名，算是表达了一种中国艺术的迫切和艺术界对张仃本人的准确定位。仔细琢磨语重心长的张仃观点，会体悟到一种别具深意的学术立场和学术精神。
　　张仃百年纪念活动基本结束了，卢新华编著的这本书，启示我们珍惜张仃留下来的艺术遗产，召唤我们善加利用，再行拓展。
　　（作者系艺术学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杂志社常务副社长；首都规划委专家顾问；中国美协第六届理事、中国美协雕塑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全国城市雕塑艺委会秘书长、副主任，北京评论家协会理事、美术书法摄影部副主任，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秘书长、副主任，2008奥运景观方案征集大赛暨国际巡展组委会秘书长；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委，奥林匹克宣言纪念广场及景观雕塑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