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９93年5月，央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开播，开宗明义要构建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影像历史，来展示改革开放对小人物的影响。小人物题材的栏目纪录片自此成为电视传播特殊的节目形态，记录当代社会变革下在诸多矛盾和冲突中生存的人群。从昔日创造收视奇迹到如今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小人物题材栏目纪录片创作内容、题材日趋稳定，创作手法日益丰富，优秀作品频现，成为电视艺术节的一个重量级奖项，创作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栏目创作观念反映的是栏目生存周期内，制作人员对于栏目的主旨、功能、特点的认识和表现。栏目创作观念既体现出栏目类型的时段性特征，又能够反映该时段内栏目生存的媒体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创作观念的转变是社会环境在创作者身上的折射或投影。小人物题材栏目纪录片从最初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的“民主热情”，逐步丰富、发展到更为深刻、更为客观和理性的“社会守望”角色，这一创作理念的转变，带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迪。
　　
　　现实观念——“小人物、大社会”的民主热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阐释是这类题材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现代小人物的形象塑造有了更为直接的表现空间，摒除虚构，目击现实，电视栏目纪录片是当前展现“小人物”人生百态的主要平台，众多小人物题材的电视栏目纪录片勾画出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小人物系列影像史。
　　1993年上海进入改革后超速发展时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涌向这座城市，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播出大量优秀的纪录片如《德兴坊》、《毛毛告状》等，它在90年代以来创作了一批以变动时代中的城市底层人物为题材的作品，曾创下了36％的高收视率，压倒电视剧，成为上海电视台的名牌栏目，它有过这样的广告语：“聚焦时代大变革，记录人物小故事。”
　　社会转型期往往是纪录片的高产期，小人物成为我国电视栏目纪录片创作的主要题材是社会转型期变革的反映，转型期的社会本身就蕴含着极大可供挖掘的题材空间，小人物的社会关注先后有过几次高潮，改革的大潮下，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小人物的归属问题一度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纪录片以此为切入点，拍摄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涉及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示了新闻改革后全国兴起的“民主热情”。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创作，民主热情是推动创作者前进的主要动力，选取小人物作为题材表现的主要内容，本身就证明了其“民主视线”。
　　丰富的小人物系列纪录片不仅以中央电视台为主要展示阵地，省台的纪录片栏目也积极参与，故事性是这类纪录片创作的共同特征和追求。叙述的结构大体相当，目标预置、突起波澜、协调处理、结局有明确的交代，新闻性和故事性十足。
　　百姓品牌的传奇故事，平民视角下的社会变革是小人物题材纪录片创作初期的一般特征。栏目化纪录片的小人物题材独具的新闻纪实性，以直白的方式记录社会百态；电视化叙事的特有结构和视角，比经典纪录片的制作更易捕捉变化中的社会的关键词，通过对小人物的行动进行诠释、表现，引领观众理解社会问题的性质和关键所在，它是影像化了的社会现实画卷。
　　
　　栏目观念——“小人物、大转折”，小人物题材栏目纪录片的转型实质与价值追补
　　自从《探索·发现》打出“娱乐化纪录片”的口号之后，娱乐风也影响到小人物题材的栏目纪录片创作，栏目化生存的现状使得栏目观念成为主导小人物题材纪录片的主导观念。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唯一的纪录片类栏目《纪事》，还有标明“讲故事”的《社会记录》在创作观念、创作体制和创作模式方面都有明显的转变。
　　考虑收视率的问题，栏目往往选取过于边缘化的选材，偏离了大社会，从记录本体来说，失去了纪录片最核心的价值“社会性”，真实的震撼效果不能依靠猎奇心理维系，小人物题材创作的选材还应抓住具有社会性征的小人物活动，而不是依靠小人物生活空间来划分。小人物题材的栏目纪录片在题材选择上做出了革新。尤其是《社会记录》栏目，吸纳了新闻性与专题性栏目的某些合理因素，通过一个个感人、有趣、引人深思的小故事来验证这种转型的实质，体现出记录社会的价值所在。
　　“转折”反映在小人物身上，不仅有单个人物行动，还要有行动取向的类型，并且进一步对行动意向做出解释。选取具有社会性征的小人物的活动，行动取向的类型，对行动意向上的解释曾一度是小人物题材努力的目标。表现过程与动机的把握，并主动使之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
　　栏目纪录片比起经典纪录片更容易确定转型的方向，调头极为方便，以整齐的作品方阵证实了非边缘化选材也能产生很好的传播效果，避开与经典纪录片创作在题材上的同质化竞争。深刻的主题不会每天都有，栏目纪录片照顾到观众心理也需要调节，否则换来的是麻木，效果会更糟。在价值的追求上双方应彼此明确。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纪录片应有的特征不能丢失。“我们现在镜头是记录了，但是我看到太多是一个片段的结果，没有过程与流变。在这个过程中主角永远是人，而不是事，也就是人的命运是纪录片的终点，命运的流变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非常细微的变化。”①
　　经典纪录片创作周期长，主题挖掘深，往往采用“回访”，用“进行时”弥补“已完成”的价值追补，这是栏目化创作的优势。例如2003年上海电视台拍摄了《毛毛十岁》，作为1９93年《毛毛告状》的续集。限定选材内容是一方面，事件的长度通过肥皂剧的形式得以丰富。从价值判断的角度上讲，加入了时间因素，动态的价值追加，拓宽了记录的涵义，对社会和观众也有一个交代。
　　
　　媒体发展观念——“小人物、大情怀”，小人物题材纪录片创作需要显示媒体的社会职能，展现人文情怀
　　小人物题材纪录片创作有关爱、有悲悯，可是人文情怀的表露少之又少，使得节目的深度挖掘力度不够。栏目化的传播平台能更详尽地描绘小人物的存在，但在价值取向的处理上过于单一、简单、直白。作为纪录片，仅反映存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引导观众做出评判，若引导的方式和深度仍停留在旧有层面上，节目的存在价值将会降低，不能只靠情节和冲突吸引人。这是和经典纪录片不同的地方，经典纪录片可以只提出问题，或者表达对一种现象的关注，而栏目纪录片的现实性却要求它尝试给出解决的方法。纪录片并不是为了证明有这样一群人存在，而是要对我们的民族有一个交代。纪录片应该是一种精神，小人物纪录片缺少的不是现实关注度，而是缺少社会力量的关注，缺少凝聚人性的美德的关注。
　　目前在我国的媒体环境下，栏目存在和发展要面临一个共同的背景问题：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电视媒体应该怎样显示自身的社会职能？阐释政策、解释现状、做好沟通应该是电视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电视台应该怎样将栏目做专、做精、做强？前几年是“内容为王”，现在的呼声是“渠道为王”，从内容到渠道，这预示着媒体发展观念对电视栏目内容的影响将会更强。回望小人物栏目纪录片，媒体在发展定位这方面相对薄弱，但是像《船工》这样的好节目还是让我们既看到了显示电视媒体的社会职能，又展现出了人文情怀。实现节目的“社会观望”可以做得很好，路径的发掘也很灵活，但是要善于思考和发现，否则再好的题材也会擦身而过。
　　
　　社会守望观念——“小人物、大考验”，小人物的现代形象，是对社会的考验、对媒体的考验，也是对纪录片创作者的考验
　　社会性是百姓题材纪录片创作的起点，也是目标和归属。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小人物是社会变革下的具体行动主体，小人物是变革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的承受者和解释者。小人物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在我国有特殊的意义。小人物的命运多舛，对公允社会的渴望、对善举、人伦纲常的肯定和颂扬，这样的要求往往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塑造的小人物的一般模式。主体人文性的发掘不足，削足适履追求情节的完整性，生活的断点处理的方式过于草率。守望社会的关键是知道要守望什么，守望社会是媒体的主要职责，守望的是民族生存的真实状态，从而推动和促进社会各个机制的协调发展。
　　小人物群像无论是对世情百态的记录，还是深掘其背后的故事的宏大主题，都是随着新闻报道的深入发展起来的。然而不能否认小人物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往往反映的是大主题，以极强的现实关注性回应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是观众喜爱这类题材的原因，也是这一题材的魅力所在。例如《纪事》栏目包括事件、人物、故事、命运，深度挖掘与新闻报道共同体现出作为时代档案的价值。
　　小人物的现代形象存在的诸多问题，除了创作模式上的问题之外，有些是超越了节目本身的问题，我们期待屏幕上小人物具备更多现代社会的特质，不仅能够让我们看到小人物生活的现在，还能够看到美好的明天。这是对纪录片创作者的考验，也是对媒体发挥其社会功能的考验，更是对我们社会的考验。
　　
　　注释：
　　①刘效礼主编：《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15页。
　　②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ｔｖ．ｃｏ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ｈｏｎｇｆａｎｇ／20051228／101237．ｓｈｔｍ1．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新闻系）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