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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刘 辉
本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我度过一生的地方西西里，恰好对着我外婆独自一人生活了四十年的一幢三层楼房的对面法院，我将面临审判。我的罪行是“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公诉人将提出判我入狱三年。也许土耳其一亚美尼亚记者丁克曾在同一个法庭上，根据第301条同样的法令所受的审判，同样会落到我的身上。尽管有此担忧，但我还是保持乐观。就像我的律师一样，因为我相信对我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我不认为自己会锒铛入狱。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对我的审判的夸大，多少令人感到不安。但我十分清楚，我的不少伊斯坦布尔良师益友过去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曾经写下的东西，便受到过分的严酷拷问，在法庭上耗时多年、被判入狱。我所生活的国度是一个荣耀总是属于帕夏、圣徒和警察的国度，而这份荣耀，作家只有在法庭上、监狱里煎熬多年后才有可能赢得，因此把我投进监狱，我也不会表示惊讶。我明白为什么朋友们会笑着对我说，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但是，我并不是为了这份荣耀才说出那些会给我带来麻烦的话。
在一篇发表在瑞士报纸上的采访中，我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名库尔德人在土耳其被杀害了。”我又抱怨道，讨论这些事情在我的国家里是一个禁忌。在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家那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百万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因涉嫌反对奥斯曼帝国而遭到驱逐，其中许多人在路上被屠杀是一个常识。土耳其发言人，尤其是外交官继续声言死亡人数极低，不能把大屠杀归为种族灭绝，因为它不是有系统的，战争期间，亚美尼亚人也杀死了许多穆斯林。但不管怎么说，今年九月，尽管受到国家的反对，但还是有三家极受人尊敬的伊斯坦布尔大学，联合举行了一次公开针对不见容于官方土耳其阵线观点的学术研讨会。从那时候起，九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对这个主题的公开讨论——尽管萦绕着301条款的鬼魂。
如果国家执意要扩大不让土耳其人民了解奥斯曼亚美尼亚遭遇的范围，那么这就说明它是一个禁忌，而我的言词也引起了暴怒：各种报纸发起仇视我的活动，一些右翼(并非一定是伊斯兰教主义者)专栏作家竟然说我最好“住嘴”；一些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组织会议、游行抗议我的变节；公开焚烧我的著作。像我长篇小说《雪》中的卡一样，我一时感受到了由于政治观点而被迫离开自己心爱之城的感觉。因为我不想扩大论战，甚至不想听到它，起初我保持沉默，含垢包羞，远离公众，甚至对自己也默默无言。接着，有个省长下令焚烧我的作品，而等我一回到伊斯坦布尔后，西西里检查官便公开起诉我，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国际关注的对象。
诽谤我的人并非仅是仇视我个人，其恶意也并非只针对我一个人；我知道我的案子值得在土耳其境内外讨论。部分原因是我相信，玷污国家“荣誉”不在于讨论它的历史污点，而是根本不许讨论它。另外，还因为我相信在今天的土耳其，禁止讨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就是禁止言论自由，两者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人们对我的困境表示关注，给予慷慨的支持，这使我感到安慰，但也有一段时期，发现自己已陷入我的国家和外面世界之间，这使我感到不安。
最令人费解的是如何解释一个公然想进入欧盟的国家，竟会想到把一个在欧洲声名显赫的作家关进监狱，为什么它非得(康拉德也许会说)“在西方的注视下”演完这出戏剧呢。这种悖论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无知、嫉妒或者不宽容。它不仅仅是悖论。对一个坚持认为，土耳其人(不像他们的西方邻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民族、不可能搞种族灭绝的国家，我能做什么?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却正在对我进行死亡威胁。一个抱怨其敌人在全球范围内对奥斯曼遗产散布虚假报道，同时又接二连三地起诉、关押作家的国家，如此在世界上宣扬“可怕的土耳其人”意象，在这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当我想到国家要一个教授提出其对土耳其少数民族的观念，而教授所写的报道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时便遭到了起诉，或从我开始写这篇随笔起，到我着手写你现在正读到的句子期间，有新闻报道说超过五名作家和记者受到第301条款的指控，这时候，我想象福楼拜和内瓦尔这两位东方学教父会说这些事件是“奇异”的，当然是!
据说，这出我们所看到的正在上演的戏剧，我想不只是土耳其特有的古怪的、令人费解的一幕，毋宁说，它表达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现象，我们对它才刚开始认识，尽管缓慢，我们现在却必须开始去学会说它。近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些国家令人眩目的经济起飞，从这些国家中，我们也看到了中产阶级的急速膨胀，虽然我不认为在读到反映他们私生活的小说之前，我们能真正了解这些人的部分转换。不管你称这些新精英为什么——非西方的资产阶级或者富裕官僚——他们像我自己国家里西化的精英一样，为了使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合法化，不得不追随分离的、显然是矛盾的行动路线。首先，他们必须采取西方的方言和态度来证明他们在财富上的急速增长为正当；随着这种所需要的知识被创造出，随后他们会开始指导起他们的同胞来。当人民指责他们忽视传统时，这些人会挥舞起致命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来作出应答。福楼拜式的旁观者或许会把它叫做“奇异”的争论，也许仅仅是那些政治、经济项目和他们所创造出的文化热情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急剧地加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则是把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视为西方的发明的愤怒的民族主义。
V·S·奈保尔是首批描述后殖民地时代无情、残忍的非西方主流精英的作家之一。五月在韩国，我遇到了伟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我听说，在他表示其国家军队侵略韩国和中国时所犯下的丑恶罪行应该在东京公开讨论后，也受到了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攻击。
如同明天的小说家将会叙述新精英的私生活一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期待着西方对他们的国家限制表达自由提出批评。但是，这些天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谎言，以及对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的报道，极其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中的可信度，已经使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在我所属的世界里，越来越难以制造属于真正的西方民主的案件。
本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我度过一生的地方西西里，恰好对着我外婆独自一人生活了四十年的一幢三层楼房的对面法院，我将面临审判。我的罪行是“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公诉人将提出判我入狱三年。也许土耳其一亚美尼亚记者丁克曾在同一个法庭上，根据第301条同样的法令所受的审判，同样会落到我的身上。尽管有此担忧，但我还是保持乐观。就像我的律师一样，因为我相信对我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我不认为自己会锒铛入狱。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对我的审判的夸大，多少令人感到不安。但我十分清楚，我的不少伊斯坦布尔良师益友过去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曾经写下的东西，便受到过分的严酷拷问，在法庭上耗时多年、被判入狱。我所生活的国度是一个荣耀总是属于帕夏、圣徒和警察的国度，而这份荣耀，作家只有在法庭上、监狱里煎熬多年后才有可能赢得，因此把我投进监狱，我也不会表示惊讶。我明白为什么朋友们会笑着对我说，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但是，我并不是为了这份荣耀才说出那些会给我带来麻烦的话。
在一篇发表在瑞士报纸上的采访中，我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名库尔德人在土耳其被杀害了。”我又抱怨道，讨论这些事情在我的国家里是一个禁忌。在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家那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百万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因涉嫌反对奥斯曼帝国而遭到驱逐，其中许多人在路上被屠杀是一个常识。土耳其发言人，尤其是外交官继续声言死亡人数极低，不能把大屠杀归为种族灭绝，因为它不是有系统的，战争期间，亚美尼亚人也杀死了许多穆斯林。但不管怎么说，今年九月，尽管受到国家的反对，但还是有三家极受人尊敬的伊斯坦布尔大学，联合举行了一次公开针对不见容于官方土耳其阵线观点的学术研讨会。从那时候起，九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对这个主题的公开讨论——尽管萦绕着301条款的鬼魂。
如果国家执意要扩大不让土耳其人民了解奥斯曼亚美尼亚遭遇的范围，那么这就说明它是一个禁忌，而我的言词也引起了暴怒：各种报纸发起仇视我的活动，一些右翼(并非一定是伊斯兰教主义者)专栏作家竟然说我最好“住嘴”；一些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组织会议、游行抗议我的变节；公开焚烧我的著作。像我长篇小说《雪》中的卡一样，我一时感受到了由于政治观点而被迫离开自己心爱之城的感觉。因为我不想扩大论战，甚至不想听到它，起初我保持沉默，含垢包羞，远离公众，甚至对自己也默默无言。接着，有个省长下令焚烧我的作品，而等我一回到伊斯坦布尔后，西西里检查官便公开起诉我，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国际关注的对象。
诽谤我的人并非仅是仇视我个人，其恶意也并非只针对我一个人；我知道我的案子值得在土耳其境内外讨论。部分原因是我相信，玷污国家“荣誉”不在于讨论它的历史污点，而是根本不许讨论它。另外，还因为我相信在今天的土耳其，禁止讨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就是禁止言论自由，两者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人们对我的困境表示关注，给予慷慨的支持，这使我感到安慰，但也有一段时期，发现自己已陷入我的国家和外面世界之间，这使我感到不安。
最令人费解的是如何解释一个公然想进入欧盟的国家，竟会想到把一个在欧洲声名显赫的作家关进监狱，为什么它非得(康拉德也许会说)“在西方的注视下”演完这出戏剧呢。这种悖论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无知、嫉妒或者不宽容。它不仅仅是悖论。对一个坚持认为，土耳其人(不像他们的西方邻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民族、不可能搞种族灭绝的国家，我能做什么?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却正在对我进行死亡威胁。一个抱怨其敌人在全球范围内对奥斯曼遗产散布虚假报道，同时又接二连三地起诉、关押作家的国家，如此在世界上宣扬“可怕的土耳其人”意象，在这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当我想到国家要一个教授提出其对土耳其少数民族的观念，而教授所写的报道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时便遭到了起诉，或从我开始写这篇随笔起，到我着手写你现在正读到的句子期间，有新闻报道说超过五名作家和记者受到第301条款的指控，这时候，我想象福楼拜和内瓦尔这两位东方学教父会说这些事件是“奇异”的，当然是!
据说，这出我们所看到的正在上演的戏剧，我想不只是土耳其特有的古怪的、令人费解的一幕，毋宁说，它表达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现象，我们对它才刚开始认识，尽管缓慢，我们现在却必须开始去学会说它。近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些国家令人眩目的经济起飞，从这些国家中，我们也看到了中产阶级的急速膨胀，虽然我不认为在读到反映他们私生活的小说之前，我们能真正了解这些人的部分转换。不管你称这些新精英为什么——非西方的资产阶级或者富裕官僚——他们像我自己国家里西化的精英一样，为了使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合法化，不得不追随分离的、显然是矛盾的行动路线。首先，他们必须采取西方的方言和态度来证明他们在财富上的急速增长为正当；随着这种所需要的知识被创造出，随后他们会开始指导起他们的同胞来。当人民指责他们忽视传统时，这些人会挥舞起致命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来作出应答。福楼拜式的旁观者或许会把它叫做“奇异”的争论，也许仅仅是那些政治、经济项目和他们所创造出的文化热情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急剧地加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则是把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视为西方的发明的愤怒的民族主义。
V·S·奈保尔是首批描述后殖民地时代无情、残忍的非西方主流精英的作家之一。五月在韩国，我遇到了伟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我听说，在他表示其国家军队侵略韩国和中国时所犯下的丑恶罪行应该在东京公开讨论后，也受到了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攻击。
如同明天的小说家将会叙述新精英的私生活一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期待着西方对他们的国家限制表达自由提出批评。但是，这些天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谎言，以及对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的报道，极其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中的可信度，已经使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在我所属的世界里，越来越难以制造属于真正的西方民主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