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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1601—1658年）是17世纪西班牙一位满怀入世热忱的耶稣会教士，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对人性、人格有着透彻淋漓的研究与理解。格拉西安的思想曾对包括伏尔泰及高乃依等在内的许多欧洲著名道德伦理学家以及德国17、18世纪的宫廷文学和19世纪的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叔本华认为他的哲理小说《漫评人生》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伟大、最为优美的寓言。尼采也曾多次提及这位西班牙思想家并断言：在剖析道德方面，整个欧洲没人能比格拉西安更为缜密、更为精细。格拉西安的代表作品有哲理小说《漫评人生》和论述人的操守和修养的《圣贤》、《政要》(即《政要天主教君主堂费尔南多》）、《智者》、《做人要义与修身之道》、《机敏与智巧》、《圣餐祷辞》等。其中《政要》是他对政治家施政哲学的阐述，告诫理想的政治家们如何以骄人的品格永垂青史。在这本书中体现出他的领导教育思想。
一、卓越的君王产生于卓越的教育
在先天所赋与后天习得的关系上，格拉西安把先天排在首位。他认为，开国之君无不齐聚超凡脱俗的品质。既然要做人中翘楚必得是人中俊杰；如果想成为王者之魁，必得是王者之最。他认为，罗马王朝的建设者罗慕路斯是兼具才智与勇武的奇迹。这种盖世的品性主要是苍天所授，其次才是自我修炼之功。他认为领导者的品质首先是天生的，然后才是后天习得的。在《圣贤》中他说：凡圣贤都有过人的灵性。先靠天赋，后在营谋。天赋决定着灵性，营谋则是或取人之长或以己之慧对这灵性加以滋养。可见，格拉西安是强调人的先天素质在人成长中的作用，其次才强调后天习得的重要性的。
虽然如此，他并不否认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卓越的君王产生于卓越的教育。一个王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应当永远面向光明、面向劭德与尊荣那耀眼的光芒。他举出许多人的成长经历来论证这些论点。法国亨利四世被人从摇篮抱入帐篷；阿拉贡的征服者哈伊梅平生得到的第一身华服是甲胄，未曾学会走路就已经习惯了铠甲的丁零声响；亚历山大在其父腓力建功沙场的呐喊中，学会了攀比，培养起了竞争意识；罗马的皇帝们在迟暮之年一般都会辅佐儿子继承皇位，等等。
二、父爱与父疑是储君教育的暗礁
格拉西安认为，父爱与父疑是储君教育的暗礁。他说：父爱和父疑是致命的暗礁，曾经葬送了许许多多王孙公子。他同样举例证明了这一点。在法国，无能查理被包裹于娇宠安逸之中，所以一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君。宠爱或疑惑为奥斯曼帝国的皇子们筑就了温柔的牢狱，没有一个能够从中逃离。为了不让迪奥尼西奥斯二世过早瞩目权力，人们给予他同许多别的储君王子一样的教育，其结果是，这些人后来也都没有具备行使权力的能力。
与伊拉斯谟一样，格拉西安也认识到做君王是一件最难的事情。所有的技艺都能学会，所有的行当，哪怕是最简单的，也都有个学徒期。只有当君王这项最为繁难的事情不在这一常规之例。没有什么能比当好君王更难的事情了。他认为，对于一个君王来说，经过适当的训练和具备一定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是在一无训练、二无经验的情况下登基理政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最大的风险是毫无经验。这会使君王产生执政的恐惧，进而失去信心。恐惧加上没有自信势必会影响到权力的行使并导致只剩下君王的自得与虚名，直至最后权力丧失。他认为年事决定着司职。年轻人血气方刚，年轻气盛，适宜于从军，但不适宜当政。当一个人有一定的经验、阅历后再从政则好得多。老人喜欢宁静，性格平和。只有平和才能立法、易俗、立业、治国。
三、圣明之君必兼具各种德才
格拉西安认为，要想培养出圣明之君，必得使之兼具各种德才。因为如果严格地从政治的角度来衡量，君王的职责不是统率三军，而是要比这广阔得多。帝王的责任是掌控全局，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干。有人人品颇佳却不能为君，有人可以为君而人品多有瑕疵。格拉西安强调帝王要具备才能。他认为，帝王的首要条件是才能：能干之君，有为之君。所谓的有头脑，并非指大脑的容积，而是指悟性。国君应有头脑，而后当是善于博采广纳。才能造就人杰，无能促成邪恶。所有名载史册、千古传诵的帝王全都具有不同一般的才能，非如此，难成大业。才能是行政的根基。行政乃为君之道，只适宜于大智大慧者。才能是做人的内核。离开了才能，职位、行业和年龄都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俊杰。有了才能，少年可以变得老成；没有才能，耆老也会显得稚嫩。才能与雄心比肩，是人的又一根脊梁。二者交汇，成为成功的保障。相比之下，才能更为重要。他认为，帝王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天资才能源自上帝的赐予，与生俱来，不是后天所能获得，尽管努力可以使之增益，历练能够令其致远。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教育只能是在有天资的人身上进行，领导教育只是使具备这种天资的人有所增益而已。
但这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对领导者进行教育了。对君王来说，不断进行后天修炼使自己成为一位合格的君王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格拉西安认为：君之才情能与国势相符谓之幸运，依国势之需或收或放乃是睿智。才情属于天赋，易于维系；睿智得于后天，殊堪嘉尚。然而，或出于天性，或基于权宜，以国家之利制约一己之好是君王的必行之道。作为君王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以国家之利制约一己之好。这需要君王能够自制、自律。
四、英明的帝王精于造臣之道
格拉西安认为，治国的重任不可能一个人独自完成，需要有一整套由王公组成的臣僚班底协同努力。臣僚对于君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臣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君王再卓越也是无益的。部属的对与错都记到为首者的头上。而本人无所长的领导者却可能会因部属的卓越而名声大噪。因此，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必定是慧眼识才。他说：有人将良臣辅佐视为君主的幸运，其实，更应该说是其谙于择臣之诀或精于造臣之道。英明的帝王不只是能够择善而用，而且还要能够造就、培养、调教出良才干将。从领导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官员的教育。在这里，帝王是教育者，而良才干将是被培养者。格拉西安的观点表明，君王有着教育培养良臣干将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应具备的能力。“善政之君令臣善政”、“勇武之君令臣善战”。这就把帝王能力与臣属教育结合在一起。帝王是培养臣属的重要师者。帝王作为臣属之师，不仅在于其个人行为的自然垂范，更在于其对臣属有意识的精心培养。
格拉西安写作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出类拔萃、超凡脱俗。他的办法是撷取历史上令人景仰的先师们和举世公认的奇才的特质加以描摹，为世人树立修身的标准、导航的罗盘，让世人通过自律而超凡脱俗。这种通过自律而超凡脱俗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的修齐治平有着相似之处。《政要》是一部君王教育的教材，它通过众多君王事迹的介绍，君王品德与行为的阐述，为君王立标，为帝王垂范。
参考文献：
[1] [西班牙]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著.圣贤·智者·政要[M].张广森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达名流
一、卓越的君王产生于卓越的教育
在先天所赋与后天习得的关系上，格拉西安把先天排在首位。他认为，开国之君无不齐聚超凡脱俗的品质。既然要做人中翘楚必得是人中俊杰；如果想成为王者之魁，必得是王者之最。他认为，罗马王朝的建设者罗慕路斯是兼具才智与勇武的奇迹。这种盖世的品性主要是苍天所授，其次才是自我修炼之功。他认为领导者的品质首先是天生的，然后才是后天习得的。在《圣贤》中他说：凡圣贤都有过人的灵性。先靠天赋，后在营谋。天赋决定着灵性，营谋则是或取人之长或以己之慧对这灵性加以滋养。可见，格拉西安是强调人的先天素质在人成长中的作用，其次才强调后天习得的重要性的。
虽然如此，他并不否认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卓越的君王产生于卓越的教育。一个王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应当永远面向光明、面向劭德与尊荣那耀眼的光芒。他举出许多人的成长经历来论证这些论点。法国亨利四世被人从摇篮抱入帐篷；阿拉贡的征服者哈伊梅平生得到的第一身华服是甲胄，未曾学会走路就已经习惯了铠甲的丁零声响；亚历山大在其父腓力建功沙场的呐喊中，学会了攀比，培养起了竞争意识；罗马的皇帝们在迟暮之年一般都会辅佐儿子继承皇位，等等。
二、父爱与父疑是储君教育的暗礁
格拉西安认为，父爱与父疑是储君教育的暗礁。他说：父爱和父疑是致命的暗礁，曾经葬送了许许多多王孙公子。他同样举例证明了这一点。在法国，无能查理被包裹于娇宠安逸之中，所以一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君。宠爱或疑惑为奥斯曼帝国的皇子们筑就了温柔的牢狱，没有一个能够从中逃离。为了不让迪奥尼西奥斯二世过早瞩目权力，人们给予他同许多别的储君王子一样的教育，其结果是，这些人后来也都没有具备行使权力的能力。
与伊拉斯谟一样，格拉西安也认识到做君王是一件最难的事情。所有的技艺都能学会，所有的行当，哪怕是最简单的，也都有个学徒期。只有当君王这项最为繁难的事情不在这一常规之例。没有什么能比当好君王更难的事情了。他认为，对于一个君王来说，经过适当的训练和具备一定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是在一无训练、二无经验的情况下登基理政的。这是非常危险的。最大的风险是毫无经验。这会使君王产生执政的恐惧，进而失去信心。恐惧加上没有自信势必会影响到权力的行使并导致只剩下君王的自得与虚名，直至最后权力丧失。他认为年事决定着司职。年轻人血气方刚，年轻气盛，适宜于从军，但不适宜当政。当一个人有一定的经验、阅历后再从政则好得多。老人喜欢宁静，性格平和。只有平和才能立法、易俗、立业、治国。
三、圣明之君必兼具各种德才
格拉西安认为，要想培养出圣明之君，必得使之兼具各种德才。因为如果严格地从政治的角度来衡量，君王的职责不是统率三军，而是要比这广阔得多。帝王的责任是掌控全局，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干。有人人品颇佳却不能为君，有人可以为君而人品多有瑕疵。格拉西安强调帝王要具备才能。他认为，帝王的首要条件是才能：能干之君，有为之君。所谓的有头脑，并非指大脑的容积，而是指悟性。国君应有头脑，而后当是善于博采广纳。才能造就人杰，无能促成邪恶。所有名载史册、千古传诵的帝王全都具有不同一般的才能，非如此，难成大业。才能是行政的根基。行政乃为君之道，只适宜于大智大慧者。才能是做人的内核。离开了才能，职位、行业和年龄都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俊杰。有了才能，少年可以变得老成；没有才能，耆老也会显得稚嫩。才能与雄心比肩，是人的又一根脊梁。二者交汇，成为成功的保障。相比之下，才能更为重要。他认为，帝王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天资才能源自上帝的赐予，与生俱来，不是后天所能获得，尽管努力可以使之增益，历练能够令其致远。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教育只能是在有天资的人身上进行，领导教育只是使具备这种天资的人有所增益而已。
但这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对领导者进行教育了。对君王来说，不断进行后天修炼使自己成为一位合格的君王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格拉西安认为：君之才情能与国势相符谓之幸运，依国势之需或收或放乃是睿智。才情属于天赋，易于维系；睿智得于后天，殊堪嘉尚。然而，或出于天性，或基于权宜，以国家之利制约一己之好是君王的必行之道。作为君王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以国家之利制约一己之好。这需要君王能够自制、自律。
四、英明的帝王精于造臣之道
格拉西安认为，治国的重任不可能一个人独自完成，需要有一整套由王公组成的臣僚班底协同努力。臣僚对于君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臣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君王再卓越也是无益的。部属的对与错都记到为首者的头上。而本人无所长的领导者却可能会因部属的卓越而名声大噪。因此，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必定是慧眼识才。他说：有人将良臣辅佐视为君主的幸运，其实，更应该说是其谙于择臣之诀或精于造臣之道。英明的帝王不只是能够择善而用，而且还要能够造就、培养、调教出良才干将。从领导教育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官员的教育。在这里，帝王是教育者，而良才干将是被培养者。格拉西安的观点表明，君王有着教育培养良臣干将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应具备的能力。“善政之君令臣善政”、“勇武之君令臣善战”。这就把帝王能力与臣属教育结合在一起。帝王是培养臣属的重要师者。帝王作为臣属之师，不仅在于其个人行为的自然垂范，更在于其对臣属有意识的精心培养。
格拉西安写作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出类拔萃、超凡脱俗。他的办法是撷取历史上令人景仰的先师们和举世公认的奇才的特质加以描摹，为世人树立修身的标准、导航的罗盘，让世人通过自律而超凡脱俗。这种通过自律而超凡脱俗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的修齐治平有着相似之处。《政要》是一部君王教育的教材，它通过众多君王事迹的介绍，君王品德与行为的阐述，为君王立标，为帝王垂范。
参考文献：
[1] [西班牙]巴尔塔萨尔·格拉西安著.圣贤·智者·政要[M].张广森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达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