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相传在远古时期，天降大雨，下了七七四十九天。川江一片汪洋，黎民溺死无数，幸存者苦不堪言。大禹率众“平洪水，定九州”，因夔门高山阻挡，虽历时8年，仍完不成治水任务。天上的土星为大禹治水所感，变成一头勇猛的黄牛，冲开夔门，并向前犁出700里峡道，使得治水顺利完成。此后，神牛眷恋三峡，便隐入江边的悬崖，靠在岩壁上，留下一幅黄牛图像。这就是三峡黄牛岩的来历。
神牛为民 炎黄崇拜
我国是农业古国，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水多了，会带来水灾，所以，如何控制水患，兴修水利乃是农耕民族的头等大事。
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往往把降服水患的希望寄托于“钲水神物——铁牛”身上。
古人根据五行相克的说法，以牛为土性，土能克水；又有蛟龙畏铁之说；加之，牛的勤劳奉献、倔强勇敢的形象，遂铸铁牛镇永。如今，在长江、黄河等江河沿岸，在岳阳楼、海宁海塘边、苏北里下河大堤上等处，都有铸牛遗存，雄姿威武，傲视江水。
古人铸铁牛，先是沉于水中，后是立于江岸边，祈求以铁牛的伟力来镇住水患。
他们把牛视为神，在治水等许多方面，表现出对神牛的崇拜心理。于是，在治理水患之后，古人修庙建祠，铸铁牛、石犀，来祭拜牛神。每年在农历四月初八牛王生日的这一天，要过“牛王节”，设台祭祀牛王。
治水英雄 万世流芳
最开始治水时，每治理一处水患，大禹便铸铁牛沉入水中；到唐代时，改为将铁牛或石犀等设置在水岸边，这其中就有了纪念治水的意义。
“舜耕余草木，禹凿旧山川。”(唐·杜审言)“禹凿”出自《孟子·滕文公上》：相传大禹治水疏导江河，曾“凿山川，通河汉”，“凿龙门，辟伊阙”。诗人便以“禹凿”作为歌颂那些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的英雄。所以，在大禹治水的许多地方，便铸铁牛、立石犀，建禹王殿，立禹碑，缅怀治水英雄，激励后人治理水灾，为民造福。
古人在铸造铁牛时，牛身必铸铭文，详细记载治水朝代、经过、治水人业绩等内容。在河南省开封市东北2.5千米铁牛村北就有一座铁牛。该铁牛是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河南、山西巡抚于谦所铸。铁犀背上有于谦撰写的《镇河铁犀铭》：“百炼玄金，溶为真溶。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御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北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
颐和园东堤有一头铜牛，铸于1755年，铜牛背上用篆文铸《金牛铭》，全文80字：“夏禹治河，铁牛传颂。义重安澜，后人景从……”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大堤附近也曾有许多镇水铁牛。这些铁牛建于清代，是当时的统治者为镇守江堤、减轻荆江水患而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下旨铸造镇江铁牛9尊，置于观音矶等重要荆堤险段。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又于荆州区李埠镇荆江大堤上置铁牛一尊。清咸丰九年(1859年)再于江陵县郝穴镇江边置铁牛一尊。11尊铁牛同守荆江大堤，可谓天下奇观!
然而11尊铁牛经年累月厮守江流，大多在与洪水的搏杀中折戟沉沙。如今幸存者只剩两尊，即李埠铁牛和郝穴铁牛。李埠铁牛虽“年长”于郝穴铁牛，但在历史上也曾遭重创，1982年才得以修复。唯郝穴铁牛遗存最为完好，这座铁牛体形壮硕，重约2吨，昂首蹲伏，直视江面。铁牛通高180厘米，长300厘米，宽90厘米，较李埠铁牛更为壮实丰满。其肩胛和臀背部均饰有花纹，尾巴栩栩如生地盘曲于右臀之上。牛背上铸有铭文126字，篆、隶体文各63字。篆文为：“嶙嶙峋峋，与德贞纯，吐秘孕宝，守捍江滨，骇浪不作，怪族胥驯，系千秋万世兮，福我下民。”隶文则记录了监铸官员、铭文书写及金火工姓名等。
这些铁牛犹如一座座纪念碑，镌刻着中华儿女世代治水的英雄业绩，是一部中国人认识水、利用水的历史。
九牛伟力 擒缚水怪
“独鹤初冲太虚日，九牛新落一毛时。”(唐·杜牧)诗人用“九牛”与“一毛”相比，说明“九牛”之伟力。人们往往用“九牛二虎”来形容非常大的力量。所以，古人借铁牛的伟力来镇水。
传说大禹治水来到水患频发的荆江段，在荆州南门外，发现长江江水穿堤而过，涌入城内，大禹以镇水石投入，止住水涌。
古人以铁牛、石犀镇水，他们既看到了牛的伟力，又认识到了石头的巨大力量。
钱塘江潮来时势头极猛。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不断驯服钱江怒潮这条水怪。古代兴修水利，没有钢筋水泥，最好的材料就是石头。公元910年，钱江入以竹笼装石护岸；1037年始建石塘，石塘至今仍雄踞北岸。巨大的石堤是抗御洪水、海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重要屏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治水防洪的伟大创举。当今人瞻仰大堤上1500千克重的“镇海铁牛”时，会对铁牛、石犀及治水古人发出由衷赞美。
唐朝在修建蒲津铁索舟桥时，用来固定舟桥的是4尊铁牛。这些铁牛，一半深埋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全呈站立武，建于唐开元十二年。铁牛为黄牛(牡牛)，每头牛体长3米以上，体魄伟健，气势雄浑，其中最大的一尊重达74吨。在这4尊铁牛旁边，铸有4个铁人，每尊铁人重达2000千克。从衣着装饰看，分别是蒙、藏、汉和维吾尔族人，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了四大民族紧密团结、共同治理水患的历史。1988年，在山西蒲津桥遗址附近，4尊大铁牛和4尊大铁人重见天日。
由于4尊铁牛(地牛)实际是用来拉桥的地锚。可以推想，铁牛能承受多大的拉力；我们也从镇水石犀、铁牛身上，看到了它们在治水防洪中的巨大作用。
掌握水性 科学治理
纵观历史，一部镇水铁牛铸造史，就是一部科学治水防洪的发展史。从镇水铁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古人逐步将许多科学技术运用到治水防洪中来。
“龙门非禹凿，诡怪乃无功。”(唐·沈佺期)4000多年前，鲧治永失败。大禹接受前人失败的教训，经过深入考察，采用疏导法治理水患，终于成功。正因为大禹“凿龙门”、“疏九河”，所以，就有了“禹凿”的典故。
《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能知天文地理”，他采用“分洪以减灾，引水以灌田”的科学治水方针，成功地把“水害”变成“水利”，建成了一座集防洪、灌溉、航运于一身的大型综合水利工程——都江堰。李冰作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每年维修都江堰时，淘泥沙的深度标准。岁修的原则是：“深淘滩，低作堰。”石犀就是科学治水的标准。
民间传说，都江堰动工之前，李冰与江神进行过殊死搏斗。江神逃入水中，李冰化为一头巨牛，与江神展开搏斗，经过几十个回合，终于把凶恶的水怪杀死。为了纪念李冰治水，后人置五石犀，立于都江堰。
明代曾置办“九年二虎一只鸡”(即九头铁牛、两只石壁虎、一只刻在闸壁上的鸡)，分置于水势要冲之处，名谓镇水，实际是测水标志。从我国地理著作《吴江考》得知，在公元1564年，我国就已经有了关于水位的记载，掌握水位变化的规律，就可以更为科学地治水防洪。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堤的这座铜牛。铜牛铸造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采用黄铜铸造，也被称为“金牛”。在此设置铜牛是为了防洪，记录水位。紫禁城的地基与昆明湖东堤相比，要低10米。也就是说，颐和园铜牛的水平线高于皇宫围墙。乾隆年间，海淀附近每到雨季，常大雨成灾。为了皇宫安全，人们会根据昆明湖与铜牛的水位差，及时加高皇宫围墙，万一昆明湖决口，皇宫仍可安然无恙。颐和园的铜牛就是测量水程的标尺。当我们今天在观赏这件铜牛艺术品时，如果能知道它们的科学治水价值，一定会对古人的创造发明赞不绝口。
随着时代的前进，镇水铁牛已不再是神的力量和化身，而是一种坚韧不拔的象征，一种治水的标志，它以其特有的人文景观、迷人的传说为各地区增添了风采。人们再也不把治水的希望寄托于神牛了。(文章代码：1929)
[责任编辑]赵菲
神牛为民 炎黄崇拜
我国是农业古国，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水多了，会带来水灾，所以，如何控制水患，兴修水利乃是农耕民族的头等大事。
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往往把降服水患的希望寄托于“钲水神物——铁牛”身上。
古人根据五行相克的说法，以牛为土性，土能克水；又有蛟龙畏铁之说；加之，牛的勤劳奉献、倔强勇敢的形象，遂铸铁牛镇永。如今，在长江、黄河等江河沿岸，在岳阳楼、海宁海塘边、苏北里下河大堤上等处，都有铸牛遗存，雄姿威武，傲视江水。
古人铸铁牛，先是沉于水中，后是立于江岸边，祈求以铁牛的伟力来镇住水患。
他们把牛视为神，在治水等许多方面，表现出对神牛的崇拜心理。于是，在治理水患之后，古人修庙建祠，铸铁牛、石犀，来祭拜牛神。每年在农历四月初八牛王生日的这一天，要过“牛王节”，设台祭祀牛王。
治水英雄 万世流芳
最开始治水时，每治理一处水患，大禹便铸铁牛沉入水中；到唐代时，改为将铁牛或石犀等设置在水岸边，这其中就有了纪念治水的意义。
“舜耕余草木，禹凿旧山川。”(唐·杜审言)“禹凿”出自《孟子·滕文公上》：相传大禹治水疏导江河，曾“凿山川，通河汉”，“凿龙门，辟伊阙”。诗人便以“禹凿”作为歌颂那些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的英雄。所以，在大禹治水的许多地方，便铸铁牛、立石犀，建禹王殿，立禹碑，缅怀治水英雄，激励后人治理水灾，为民造福。
古人在铸造铁牛时，牛身必铸铭文，详细记载治水朝代、经过、治水人业绩等内容。在河南省开封市东北2.5千米铁牛村北就有一座铁牛。该铁牛是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河南、山西巡抚于谦所铸。铁犀背上有于谦撰写的《镇河铁犀铭》：“百炼玄金，溶为真溶。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御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北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
颐和园东堤有一头铜牛，铸于1755年，铜牛背上用篆文铸《金牛铭》，全文80字：“夏禹治河，铁牛传颂。义重安澜，后人景从……”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大堤附近也曾有许多镇水铁牛。这些铁牛建于清代，是当时的统治者为镇守江堤、减轻荆江水患而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下旨铸造镇江铁牛9尊，置于观音矶等重要荆堤险段。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又于荆州区李埠镇荆江大堤上置铁牛一尊。清咸丰九年(1859年)再于江陵县郝穴镇江边置铁牛一尊。11尊铁牛同守荆江大堤，可谓天下奇观!
然而11尊铁牛经年累月厮守江流，大多在与洪水的搏杀中折戟沉沙。如今幸存者只剩两尊，即李埠铁牛和郝穴铁牛。李埠铁牛虽“年长”于郝穴铁牛，但在历史上也曾遭重创，1982年才得以修复。唯郝穴铁牛遗存最为完好，这座铁牛体形壮硕，重约2吨，昂首蹲伏，直视江面。铁牛通高180厘米，长300厘米，宽90厘米，较李埠铁牛更为壮实丰满。其肩胛和臀背部均饰有花纹，尾巴栩栩如生地盘曲于右臀之上。牛背上铸有铭文126字，篆、隶体文各63字。篆文为：“嶙嶙峋峋，与德贞纯，吐秘孕宝，守捍江滨，骇浪不作，怪族胥驯，系千秋万世兮，福我下民。”隶文则记录了监铸官员、铭文书写及金火工姓名等。
这些铁牛犹如一座座纪念碑，镌刻着中华儿女世代治水的英雄业绩，是一部中国人认识水、利用水的历史。
九牛伟力 擒缚水怪
“独鹤初冲太虚日，九牛新落一毛时。”(唐·杜牧)诗人用“九牛”与“一毛”相比，说明“九牛”之伟力。人们往往用“九牛二虎”来形容非常大的力量。所以，古人借铁牛的伟力来镇水。
传说大禹治水来到水患频发的荆江段，在荆州南门外，发现长江江水穿堤而过，涌入城内，大禹以镇水石投入，止住水涌。
古人以铁牛、石犀镇水，他们既看到了牛的伟力，又认识到了石头的巨大力量。
钱塘江潮来时势头极猛。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不断驯服钱江怒潮这条水怪。古代兴修水利，没有钢筋水泥，最好的材料就是石头。公元910年，钱江入以竹笼装石护岸；1037年始建石塘，石塘至今仍雄踞北岸。巨大的石堤是抗御洪水、海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重要屏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治水防洪的伟大创举。当今人瞻仰大堤上1500千克重的“镇海铁牛”时，会对铁牛、石犀及治水古人发出由衷赞美。
唐朝在修建蒲津铁索舟桥时，用来固定舟桥的是4尊铁牛。这些铁牛，一半深埋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全呈站立武，建于唐开元十二年。铁牛为黄牛(牡牛)，每头牛体长3米以上，体魄伟健，气势雄浑，其中最大的一尊重达74吨。在这4尊铁牛旁边，铸有4个铁人，每尊铁人重达2000千克。从衣着装饰看，分别是蒙、藏、汉和维吾尔族人，这一切真实地记录了四大民族紧密团结、共同治理水患的历史。1988年，在山西蒲津桥遗址附近，4尊大铁牛和4尊大铁人重见天日。
由于4尊铁牛(地牛)实际是用来拉桥的地锚。可以推想，铁牛能承受多大的拉力；我们也从镇水石犀、铁牛身上，看到了它们在治水防洪中的巨大作用。
掌握水性 科学治理
纵观历史，一部镇水铁牛铸造史，就是一部科学治水防洪的发展史。从镇水铁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古人逐步将许多科学技术运用到治水防洪中来。
“龙门非禹凿，诡怪乃无功。”(唐·沈佺期)4000多年前，鲧治永失败。大禹接受前人失败的教训，经过深入考察，采用疏导法治理水患，终于成功。正因为大禹“凿龙门”、“疏九河”，所以，就有了“禹凿”的典故。
《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能知天文地理”，他采用“分洪以减灾，引水以灌田”的科学治水方针，成功地把“水害”变成“水利”，建成了一座集防洪、灌溉、航运于一身的大型综合水利工程——都江堰。李冰作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每年维修都江堰时，淘泥沙的深度标准。岁修的原则是：“深淘滩，低作堰。”石犀就是科学治水的标准。
民间传说，都江堰动工之前，李冰与江神进行过殊死搏斗。江神逃入水中，李冰化为一头巨牛，与江神展开搏斗，经过几十个回合，终于把凶恶的水怪杀死。为了纪念李冰治水，后人置五石犀，立于都江堰。
明代曾置办“九年二虎一只鸡”(即九头铁牛、两只石壁虎、一只刻在闸壁上的鸡)，分置于水势要冲之处，名谓镇水，实际是测水标志。从我国地理著作《吴江考》得知，在公元1564年，我国就已经有了关于水位的记载，掌握水位变化的规律，就可以更为科学地治水防洪。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堤的这座铜牛。铜牛铸造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采用黄铜铸造，也被称为“金牛”。在此设置铜牛是为了防洪，记录水位。紫禁城的地基与昆明湖东堤相比，要低10米。也就是说，颐和园铜牛的水平线高于皇宫围墙。乾隆年间，海淀附近每到雨季，常大雨成灾。为了皇宫安全，人们会根据昆明湖与铜牛的水位差，及时加高皇宫围墙，万一昆明湖决口，皇宫仍可安然无恙。颐和园的铜牛就是测量水程的标尺。当我们今天在观赏这件铜牛艺术品时，如果能知道它们的科学治水价值，一定会对古人的创造发明赞不绝口。
随着时代的前进，镇水铁牛已不再是神的力量和化身，而是一种坚韧不拔的象征，一种治水的标志，它以其特有的人文景观、迷人的传说为各地区增添了风采。人们再也不把治水的希望寄托于神牛了。(文章代码：1929)
[责任编辑]赵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