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人性在语言艺术中的隐喻，是美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字呈现。”汪剑钊对于诗歌持这样一种认知。为此也就不难理解其所说的，“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我们则可以通过诗歌看到最美好的人性。”（《诗刊》2019年第9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汪剑钊是在坚守一种理念，一种——“诗歌最根本的品质”仍在于抒情和审美功能——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无他，即是几千年来中国诗歌一以贯之的抒情言志传统。加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告诫，审美的功能也在其中了。他似乎有些反对“载道”所带来的负重感，不乐于见到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应该承担的责任被强行地加诸于诗，主张要打破这些外来的枷锁，不希望诗歌成为它们的“奴役”。因此透过其作品，我们总是可以见到其中张扬着传统诗歌本体论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诗歌的确可以明心见性。不过，不同的诗人由于性情和识见的缘故，在某些情境中对于这一征验的表现并不明显。汪剑钊是易于表现性情的人，故而其诗歌中对于这一点的呈示相对比较显著。如其《桃花一把将我扯进春天》，在诗中他沉醉于桃花，沉醉于那“在历史的诋毁中”所闪烁的“香艳到朴素的美”，个人的喜乐立马便“现形”了。即使在看起来可能有哲学诱导的诗篇中，我们也常常能够见证这一点。如其《一只鸟如何领悟世界》即是如此，诗歌先是对鸟进行赋写，然后逐渐渗入人为意识，由“人的梦想”做一过渡，最后落实于一种带有空灵想象的浪漫之思：“空中，那只鸟/俯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它将产生怎样的想法？/是的，有什么鸟的想法？/如果有一个鸟国，/它的边境线在哪里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最后的“领悟”动摇了鸟的世界，“完善”了诗人自己。很显然，这是诗人在对鸟的赋格中，打开了个体的真性情，从而使得个人与鸟在“领悟”中形成了一种割裂的统一。但亦正是因为有割裂，所以见性情。
　　 汪劍钊说：“置身在一个诗性缺乏的时代，或许最需要的就是诗歌的出现和存在”，“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诗歌仍然是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他们渴望抵达的一种境界。”对于他自己而言也正是如此。他总是试图从真实的“生活”里吐掉苦果，摒弃孤独，让诗歌的快慰走进烦躁的心灵。他沉浸于这种语言艺术的“嚎叫”与“倾泻”中，仿佛真正抵达了某种镜像。一如他在《生活》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语言可以照亮阴郁的内心，/让裸身的对话始终保持愉快的频率。”尽管在诗的结尾他还有“得继续生活”这样显得有些无奈的话语，但是仍然看得出，他并不想打破生活与诗的这种界限。
　　 审美是汪剑钊对诗歌功能的重要认定标准之一。他说，诗是“美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字呈现”。在诗歌中他也完全实践了这一点。他的诗歌大多都写得极具美感，一方面出于他在文字选择上的考究，另一方面出于他对整首诗歌在情绪和谐上的建构。在汪剑钊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感受到语言文字本身的美感和韵味在其中浮动。像《一只鸟如何领悟世界》的首节，对于鸟的一段唯美的描写，读诗的人很少不拜倒在其语言的裙裾下。又如某诗的题目——“秋日，微醺在成都”，“微醺”的择取，看起来既自然又略具匠意，实在是美感十足。从某种意义上说，汪剑钊的确有借助语言酿诗的情趣在。在此诗的结尾汪剑钊说：“诗，乃语言的醇酒”，这一言语正好可以拿来为他自己的诗歌作注。另外，他的诗歌也很少捕捉冲动的情绪，总是充满了一股宁静的和谐。即使偶尔有冲动出现，他也多将其化作静谧的不安分，颇有些戴望舒为诗所制定的“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的味道。
　　 汪剑钊虽然偏重从事物中搜寻情绪的“带来”，然而并不沦为客观主义的爬梳。他一直努力从事物中发现奇特乃至美好的意义，或者从此溯源直达那些灵性的奥秘居住地。我非常欣赏他在《雪地上的乌鸦》中的那一段沉思：“存在仿佛是为了对应，/污秽的雪水流淌，浸泡/一张黑白照的底片，/而我们熟悉的乌鸦即将在寒雾中凝固，/成为夜的某一个器官。”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以平和的灵敏观察万物的秘境，那么生命与诗最终必然走向一个浑一的存在。就像诗中所说的，“存在仿佛是为了对应”。一个诗人的存在是为了对应他的诗，一首诗的存在是为了对应给予它生命的诗者。这是诗人与诗拥抱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每一个作诗的人想得到的“结果”。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