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先生写过一篇《咬文嚼字》，现已收入中学教材。这篇文章强调:咬文嚼字表面上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实际上却是在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的。为了阐述这一观点，作者引了《史记》中李广射虎一段：
　　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
　　朱先生称赞这是好文章，可金代著名学者王若虚却在他的《史记辨惑》里，认为这段文字啰唆，“凡多三个石字”。他主张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或者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
　　对此，朱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说，表面上看，似乎改文简洁一点，少了三个石字，其实远不如原文。“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原文把事实和想象分别作了交代。“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这种意味便荡然无存。“终不能复入石矣”，是因失望而断然放弃，有一个情感变化过程，改为“终不能入”则显得平淡无味。
　　由朱先生的这段分析，我想到了“逸马杀犬于道”。《唐宋八家丛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欧阳公在翰林日，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道。公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曰：“内翰以为何如?”曰：“逸马杀犬于道。”
　　面对同一件事，同院和欧阳修有不同的写法。这则耳熟能详的文坛轶事，后来简直成了谈简练的经典论据。有些写作教科书写道:“请看，同一件事，欧阳修叙述得多简练!”“欧阳修就是这样利用一切机会锻炼文笔、推敲字句的!”
　　确实，“逸马杀犬于道”比起同院的“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来，是少了五个字。然而，正如朱先生分析的李广射虎一样，字数并不是衡量文章优劣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还是表述效果。把这两句话仔细品味一下，便会发现同院至少比欧阳修多说清楚了以下三点:
　　一、犬被杀死的原因。“有犬卧通衢”，这里有个“卧”字。犬是躺在路上，而奔马来势迅疾，一时不及逃遁，所以才会被一脚踏死。倘若犬也是立着或者跑着，何至于束“足”待毙呢?
　　二、奔马杀犬的情景。欧阳修的改句中只讲杀犬，究竟是怎样“杀”的，语焉不详。而他的同院用了四个字：“蹄而死之。”马是用脚踩死犬的，记述准确而又简约，可以让人想象到当时的场面。欧阳修用的是叙述句，同院用的是描写句。前者粗疏，后者精细;前者平淡，后者生动。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三、奔马杀犬的地点：“通衢”。这比欧阳修用一个“道”字显得形象和明确，而且和“逸马”“卧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通者，畅也，可见这是一条大路。正是点出了这一点，人们可以想见逸马狂奔时的气势，否则，在那坎坷小道上，是奔不起来的。而在这样的大路上，犬竟未能逃脱，其原因盖在前面说过的那个“卧”字。通衢、逸马、卧犬，形成了一个浑然整体，割弃任何一点，都会影响事件的完整表述。
　　写到这里，不禁又想到了鲁迅《秋夜》中开头的两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笔下的枣树，是有着象征意义的。这种看似啰唆的写法，犹如拍电影一样，摄像机慢慢摇过去，从这一株到那一株，构成一个个特写镜头，从而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也为下文“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作好了渲染和铺垫。要是有谁为了简洁而把它改为“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那该是怎样的煞风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