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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与进步伴随着整个求学时代
1936年8月24日，刘隆亨出生在湖南省祁阳县睦关头乡凹头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8岁的刘隆亨到离家很近的市门前小学接受国民教育。两年后，进入赵公坳一家私塾读了半年，学习了《三字经》、《学而》、《增广贤文》等。半年的私塾学习对他的影响很大。随后，他跟随父亲搬迁至荷叶渡，在附近的下马渡小学读书。刘隆亨深得老师谢晋仁的喜爱。经谢晋仁推荐，刘隆亨到了下马渡高小，并被推荐为高小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家乡解放，刘隆亨高小没读完就到了祁阳县城。为庆祝解放，祁阳县各界群众举办大型秧歌会。刘隆亨参与其中，他当时踩着高跷，从下马渡到祁阳县城经过了好几个弯，居然也没摔倒。1950年春，刘隆亨在县城看见私立重华中学招生的广告，虽然当时高小还没毕业，但他大胆地去报考，并被顺利录取。
1951年，刘隆亨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任组织委员，后担任团支书，先后到县团委、零陵地区团委和湖南省团校学习。1952年8月，他考入祁阳一中。在校期间，刘隆亨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湖南省首届团代会，受到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接见。经过了省、地委团校的培训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刘隆亨在思想上日趋成熟。
1955年7月，刘隆亨高中毕业。
充满生机的燕园生活
1955年8月，刘隆亨以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来到美丽的燕园。一踏进北大，刘隆亨满怀激情写了《可爱的北大》，在北大广播电台播出，许多学生因此就知道了刘隆亨这个名字。在北大，他成绩优异，组织才能逐步展示。1956年春，刘隆亨加入党组织后，担任法律系的团总支组织委员和副书记，参加了张宏生教授指导下的大学生课题研究。1958年，经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报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刘隆亨等50名优秀学生，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这批提前毕业生经过培训上岗，后来成了北大的重要骨干。
刘隆亨在北大的学习成绩突出，只有《刑法》得了4分，其余的课程全是5分。他至今仍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对分数那么在乎，一个4分曾让他落泪。
毕业后，刘隆亨首先留在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刘隆亨不但受到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李普的赏识，也得到另一副主任赵宝煦的重视。赵宝煦赞扬他能将教学进程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理论问题。这期间，刘隆亨除了阅读哲学经典外，也时常去中央党校听杨献珍校长、艾思奇副校长等高水平的讲课。
工作1年以后，刘隆亨到北大哲学系进修。在冯定老师指导下，他熟读了许多哲学经典名著。这对他提高工作中的分析概括能力和把握宏观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1960年，刘隆亨出席了北京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群英大会，被评为北京市教育战线的先进工作者。不久，他被选为北大党委政策研究室的成员。他在政策研究室经常参加党委领导决策的研究，对国家的发展相当了解。在此期间，他博览群书，仅阅读马恩列斯毛的文集，就做了两尺多厚的卡片；同时阅读了《史记》、《哲学史》、《教育史》、《文学史》、《经济史》等历史著作并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学习。这些学习和调研对他扩充知识面、明辨立场观点、培养写作能力很有帮助。
从1960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刘隆亨总是忘不了读书、调查和写作。1977年回到北大法律系，成为从学校机关回到法律系的第一人。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创始人
回到北大法律系以后，刘隆亨受到系领导陈守一、肖永清的厚爱。经过全盘考虑后，法律系决定让他研究经济法。
于是，刘隆亨开始搜集所有与经济法有关的材料，并相继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1980年，刘隆亨参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经济法教研室。
1981年，刘隆亨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经济法论著《经济法简论》，第一次就发行4万册。《经济法简论》初次提出经济法“纵横说”的理论观点，引起法学界的大讨论，奠定了中国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后来刘隆亨又出版了《经济法简论新编》、《经济法概论》、《经济法概论》（修订本）等论著。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刘隆亨认为这给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他认为，经济法的任务不仅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要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刘隆亨针对世界上新老市场经济国家一贯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政策与理论的传统观点，针对国内经济法学界强调经济法重在协调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是干预与协调的统一。
刘隆亨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有市场经济的个性；市场经济既有它的优越性，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此，既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干预，更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协调，它是干预与协调的统一。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运用和创新。刘隆亨指出：所谓干预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经济事务的过问、干涉、参与、制止、管理等；所谓协调是指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协调、共同合作，或指协调、和睦、协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该干预的要干预，该协调的要协调。实践证明，刘隆亨《经济法概论》一直主张的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是干预与协调的统一，是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结论。
刘隆亨在经济法学方面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经济法理论资料类编》（共30万字）中，罗列了刘隆亨5万多字关于经济法的观点；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法绪论》、2000年由杰出青年法学家卓泽渊主编的《经济法学论点要览》摘录了刘隆亨几十条观点。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刘剑文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称刘隆亨为“市场经济运行与管理著名学派”。
中国税法学的奠基人
刘隆亨目前担任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财税法方向博士生导师组成员，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从这些沉甸甸的头衔中，就可以感觉到刘隆亨在财税法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刘隆亨说，本来最大的兴趣是对政法理论的研究，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闯进了税法领域。那就是1978年，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培养税法人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大连举办了首届国际税法研讨班。为此聘请了当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科恩教授、哈佛的萨里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戴尔教授、纽约大学的庞勃教授等一批国际知名的财税法专家。刘隆亨作为北大的代表参加会议。在研讨中，科恩和萨里教授一致认为，北京大学应该研究税法。这个重任自然首先落到了刘隆亨的身上。从此，刘隆亨不仅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结缘30多年，而且1985年刘隆亨在全国最早编著出版了《国际税法》，奠定了国际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填补了这项空白和纠正了一些误区。
他认为：仅仅“一个国家、地区搞税法搞不清楚，税法是一种世界现象、国际现象，要把它放入国际大环境，才能研究得清楚”。经过20年的积累，刘隆亨又根据新的实践，2007年又出版了《国际税法》（第二版）。
1983年至1984年我国进行了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的重大改革。刘隆亨直接参加了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深深感到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建立税法的迫切性，并及时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利改税的意义和法律作用》，对推进税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86年，刘隆亨独著的《中国税法概论》第一版问世。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李培传说：“这本书是中国税收立法的蓝本。”《中国税法概论》至今已经发行7万余册。在著作中，刘隆亨提出了“税法结构论”的新观点。所谓“税法结构论”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不管发生何种变革，为了稳定居民和企业对税收的心态，为了稳定国家的财政收支，必须有切合本国实际的又能和国际接轨的税收结构种类。关于大税种和小税种的结构配合，刘隆亨主张抓大放小；关于流转税、所得税、资源财产税和目的行为税，刘隆亨主张所得税和流转税并重；关于中央税和地方税，刘隆亨主张要突出中央税，同时也要完善地方税。20年来，刘隆亨创新的这种税制结构论，对中国的税制改革和税收收入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隆亨提出“税法结构论”，奠定了税法、银行法的基本框架。刘隆亨在全国最早出版和完成了除经济法系列著作外，还有财税法学、银行法学学科方面的系列论著和教科书、工具书共计40余本，发行200万册，字数达1300万。
2007年，刘隆亨应邀参加了欧亚法律合作高级论坛和第三次中国——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法律论坛，作了题为《中国税制改革与外商投资合作》的重要报告，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赞扬，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刘隆亨创办了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协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招收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国家税务系统硕士研究生。并且从2002年开始，协助北大法学院招收了国内第一批税法博士研究生。
银行法的重要理论贡献者
刘隆亨在建立税法的基本框架的同时，也致力于研究银行法。
他提出了“银行本体论”的理论观点。所谓“银行本体论”，是指在金融组织体系中，中央银行是核心，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主体，其他金融机构是辅助。在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是核心，资本市场是主体，其他是辅助。在金融产品体系中，人民币钞票是核心，其他金融产品，如衍生金融、期货金融等是辅助。所有这些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的千变万化，都离不开银行和货币的本位，其法律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刘隆亨的观点是金融的经典理论与现代金融实务和学术研究前沿的结合，与邓小平提出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脉相传的。
关注现实法律问题，积极为国家献计献策
刘隆亨先后参加和主持了《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制研究》、《海南特区法律研究》、《西部开发税收法律制度研究》等三大区域法律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并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
《北京高科技开发区法制研究》项目，主要是研究中关村发展中的法制问题。在调研中，刘隆亨意识到高科技的发展没有钱不行，基于责任感向北京市政府写信，提出解决高科技发展的资金来源、建立高科技产业区金融市场的八点建议：包括强化金融意识、牢固树立现代金融思想；现代企业要有足够的法定资本，要有资金的“造血”功能；现代金融机构要向高科技产业区逐渐扩大贷款规模和增设贷款种类；建立地方性的股份制合作银行或民营银行以及其他一些新的金融机构组织；加快股份制改造，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充分利用国家金融投资；密切政府与金融的关系；加快培训金融人才。这些建议大胆开放，切实可行。
1988年，海南设省。刘隆亨接受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的邀请，负责开发区的法制规划，很快拟定出《海南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海南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特区保护投资公司的条例》、《海南特区政府机构条例》等立法建议稿。当时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提出：“只要到海南来，无论是天上来的、地上来的、水路来的都欢迎，目的就是能带来资金。”他被誉为是“海南特区的使者”。
刘隆亨积极投身于西部开发研究之中，担任西部开发立法小组成员。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他提出区域经济开发的若干建议，大多被采纳。比如建设诚信和法制环境；正确处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区域关系，淡化行政、地区概念；贯彻绿色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保护生态环境；建立长效资金保障的机制；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立法，比如尽快出台《西部开发促进法》、《财政转移支付法》。建议加强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法、财税法、金融法、环保法、产业政策法等问题的研究；提出区域之间的合作协议，应当适用合同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开发区法律责任，比如禁止性的开发与利用问题，破坏生态、自然、环境法律责任等。
刘隆亨从宏观上把握大的法律问题时，也不忘关注社会热点，提出自己的建议。
比如中国的财政预算收支情况，是全民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一直注意对公共财政的研究。2007年春，他在阅读了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后提出：国家的公共财政正在走向成熟，在法治的理念下引导公共财政突出帮助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他表示，民主性和法制性是公共财政必不可少的法律特征，现代财政制度下任何一项收支活动都是法律活动，财政的任何行为都源于法律。而且“财政要在立法机关和民众的监督下运行、预算正是公共财政的核心”等重要观点。
对奥运的热点问题早在2003年刘隆亨主持《北京新奥运会法制环境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就提出利用举办奥运会契机，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及其立法的建议，得到了北京奥组委的首肯。
教书育人润花著果
刘隆亨教授自1995年起至今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经济法、财税法、银行金融法方面的教学和指导学生工作。
刘隆亨讲课条理清晰、思路敏捷、思维开放，深入浅出，充满激情。每到激动之处，就会站起来，边作手势边讲，引人入胜。教学中他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教育学生要学会收集资料、积累资料，重视资料出观点，强调资料就是历史。
刘隆亨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高层次的法律、法学专门人才。他说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有人才。人才的来源，一是培养，二是发现。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北京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吴志攀，中央党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石泰峰，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常德少将，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岑浩晖等都是刘隆亨学生中的佼佼者。刘隆享教书多年，得到其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难以统计。
作为年届七旬的老人，刘隆亨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工作热情有增无减。一位学者一生中在一个领域有所建树就相当不易，而刘隆亨却研究了法学的许多领域。
他说，一生主要研究了三个学科，每一个学科都有四个目标：一是每个学科都要有一系列的配套著作、系列教材、参考书、工具书等；二是建立一个研究机构，作为学科研究的平台；三是培养一大批专业学生，作为未来的学科带头人；四是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项。这四个目标在经济法、财税法、银行法学科领域均得以实现。
刘隆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语重心长地说：“立法建制、为国为民”是他从事政策研究、经济法、财税法、银行金融法的教学与研究的目标和责任。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搞立法研究。作为教育工作者，他的责任是教书育人，培养出类拔萃、高层次的法律、法学专门人才；作为法学学者，他必须密切关注政府的主要决策，关心国家法制的制定，研究的方向不但要服务于国家立法和决策的大局，还要站在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上，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在以人为本、尊重民意的前提下，将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国家的决策，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提高立法质量，把我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1936年8月24日，刘隆亨出生在湖南省祁阳县睦关头乡凹头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8岁的刘隆亨到离家很近的市门前小学接受国民教育。两年后，进入赵公坳一家私塾读了半年，学习了《三字经》、《学而》、《增广贤文》等。半年的私塾学习对他的影响很大。随后，他跟随父亲搬迁至荷叶渡，在附近的下马渡小学读书。刘隆亨深得老师谢晋仁的喜爱。经谢晋仁推荐，刘隆亨到了下马渡高小，并被推荐为高小学生自治会负责人。
家乡解放，刘隆亨高小没读完就到了祁阳县城。为庆祝解放，祁阳县各界群众举办大型秧歌会。刘隆亨参与其中，他当时踩着高跷，从下马渡到祁阳县城经过了好几个弯，居然也没摔倒。1950年春，刘隆亨在县城看见私立重华中学招生的广告，虽然当时高小还没毕业，但他大胆地去报考，并被顺利录取。
1951年，刘隆亨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任组织委员，后担任团支书，先后到县团委、零陵地区团委和湖南省团校学习。1952年8月，他考入祁阳一中。在校期间，刘隆亨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湖南省首届团代会，受到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接见。经过了省、地委团校的培训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刘隆亨在思想上日趋成熟。
1955年7月，刘隆亨高中毕业。
充满生机的燕园生活
1955年8月，刘隆亨以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来到美丽的燕园。一踏进北大，刘隆亨满怀激情写了《可爱的北大》，在北大广播电台播出，许多学生因此就知道了刘隆亨这个名字。在北大，他成绩优异，组织才能逐步展示。1956年春，刘隆亨加入党组织后，担任法律系的团总支组织委员和副书记，参加了张宏生教授指导下的大学生课题研究。1958年，经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报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刘隆亨等50名优秀学生，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这批提前毕业生经过培训上岗，后来成了北大的重要骨干。
刘隆亨在北大的学习成绩突出，只有《刑法》得了4分，其余的课程全是5分。他至今仍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对分数那么在乎，一个4分曾让他落泪。
毕业后，刘隆亨首先留在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刘隆亨不但受到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李普的赏识，也得到另一副主任赵宝煦的重视。赵宝煦赞扬他能将教学进程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能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理论问题。这期间，刘隆亨除了阅读哲学经典外，也时常去中央党校听杨献珍校长、艾思奇副校长等高水平的讲课。
工作1年以后，刘隆亨到北大哲学系进修。在冯定老师指导下，他熟读了许多哲学经典名著。这对他提高工作中的分析概括能力和把握宏观问题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1960年，刘隆亨出席了北京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群英大会，被评为北京市教育战线的先进工作者。不久，他被选为北大党委政策研究室的成员。他在政策研究室经常参加党委领导决策的研究，对国家的发展相当了解。在此期间，他博览群书，仅阅读马恩列斯毛的文集，就做了两尺多厚的卡片；同时阅读了《史记》、《哲学史》、《教育史》、《文学史》、《经济史》等历史著作并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学习。这些学习和调研对他扩充知识面、明辨立场观点、培养写作能力很有帮助。
从1960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形势发生多大的变化，刘隆亨总是忘不了读书、调查和写作。1977年回到北大法律系，成为从学校机关回到法律系的第一人。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创始人
回到北大法律系以后，刘隆亨受到系领导陈守一、肖永清的厚爱。经过全盘考虑后，法律系决定让他研究经济法。
于是，刘隆亨开始搜集所有与经济法有关的材料，并相继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1980年，刘隆亨参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经济法教研室。
1981年，刘隆亨出版了我国第一本经济法论著《经济法简论》，第一次就发行4万册。《经济法简论》初次提出经济法“纵横说”的理论观点，引起法学界的大讨论，奠定了中国经济法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后来刘隆亨又出版了《经济法简论新编》、《经济法概论》、《经济法概论》（修订本）等论著。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刘隆亨认为这给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他认为，经济法的任务不仅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要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刘隆亨针对世界上新老市场经济国家一贯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政策与理论的传统观点，针对国内经济法学界强调经济法重在协调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是干预与协调的统一。
刘隆亨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也有市场经济的个性；市场经济既有它的优越性，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此，既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干预，更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协调，它是干预与协调的统一。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运用和创新。刘隆亨指出：所谓干预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经济事务的过问、干涉、参与、制止、管理等；所谓协调是指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协调、共同合作，或指协调、和睦、协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该干预的要干预，该协调的要协调。实践证明，刘隆亨《经济法概论》一直主张的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是干预与协调的统一，是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结论。
刘隆亨在经济法学方面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经济法理论资料类编》（共30万字）中，罗列了刘隆亨5万多字关于经济法的观点；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法绪论》、2000年由杰出青年法学家卓泽渊主编的《经济法学论点要览》摘录了刘隆亨几十条观点。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刘剑文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称刘隆亨为“市场经济运行与管理著名学派”。
中国税法学的奠基人
刘隆亨目前担任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财税法方向博士生导师组成员，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从这些沉甸甸的头衔中，就可以感觉到刘隆亨在财税法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
刘隆亨说，本来最大的兴趣是对政法理论的研究，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闯进了税法领域。那就是1978年，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培养税法人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大连举办了首届国际税法研讨班。为此聘请了当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科恩教授、哈佛的萨里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戴尔教授、纽约大学的庞勃教授等一批国际知名的财税法专家。刘隆亨作为北大的代表参加会议。在研讨中，科恩和萨里教授一致认为，北京大学应该研究税法。这个重任自然首先落到了刘隆亨的身上。从此，刘隆亨不仅与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结缘30多年，而且1985年刘隆亨在全国最早编著出版了《国际税法》，奠定了国际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填补了这项空白和纠正了一些误区。
他认为：仅仅“一个国家、地区搞税法搞不清楚，税法是一种世界现象、国际现象，要把它放入国际大环境，才能研究得清楚”。经过20年的积累，刘隆亨又根据新的实践，2007年又出版了《国际税法》（第二版）。
1983年至1984年我国进行了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的重大改革。刘隆亨直接参加了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深深感到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建立税法的迫切性，并及时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利改税的意义和法律作用》，对推进税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86年，刘隆亨独著的《中国税法概论》第一版问世。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李培传说：“这本书是中国税收立法的蓝本。”《中国税法概论》至今已经发行7万余册。在著作中，刘隆亨提出了“税法结构论”的新观点。所谓“税法结构论”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不管发生何种变革，为了稳定居民和企业对税收的心态，为了稳定国家的财政收支，必须有切合本国实际的又能和国际接轨的税收结构种类。关于大税种和小税种的结构配合，刘隆亨主张抓大放小；关于流转税、所得税、资源财产税和目的行为税，刘隆亨主张所得税和流转税并重；关于中央税和地方税，刘隆亨主张要突出中央税，同时也要完善地方税。20年来，刘隆亨创新的这种税制结构论，对中国的税制改革和税收收入有着重要的作用。
刘隆亨提出“税法结构论”，奠定了税法、银行法的基本框架。刘隆亨在全国最早出版和完成了除经济法系列著作外，还有财税法学、银行法学学科方面的系列论著和教科书、工具书共计40余本，发行200万册，字数达1300万。
2007年，刘隆亨应邀参加了欧亚法律合作高级论坛和第三次中国——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法律论坛，作了题为《中国税制改革与外商投资合作》的重要报告，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赞扬，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刘隆亨创办了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协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招收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国家税务系统硕士研究生。并且从2002年开始，协助北大法学院招收了国内第一批税法博士研究生。
银行法的重要理论贡献者
刘隆亨在建立税法的基本框架的同时，也致力于研究银行法。
他提出了“银行本体论”的理论观点。所谓“银行本体论”，是指在金融组织体系中，中央银行是核心，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主体，其他金融机构是辅助。在金融市场中，货币市场是核心，资本市场是主体，其他是辅助。在金融产品体系中，人民币钞票是核心，其他金融产品，如衍生金融、期货金融等是辅助。所有这些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的千变万化，都离不开银行和货币的本位，其法律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刘隆亨的观点是金融的经典理论与现代金融实务和学术研究前沿的结合，与邓小平提出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脉相传的。
关注现实法律问题，积极为国家献计献策
刘隆亨先后参加和主持了《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制研究》、《海南特区法律研究》、《西部开发税收法律制度研究》等三大区域法律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并提出了许多观点和建议。
《北京高科技开发区法制研究》项目，主要是研究中关村发展中的法制问题。在调研中，刘隆亨意识到高科技的发展没有钱不行，基于责任感向北京市政府写信，提出解决高科技发展的资金来源、建立高科技产业区金融市场的八点建议：包括强化金融意识、牢固树立现代金融思想；现代企业要有足够的法定资本，要有资金的“造血”功能；现代金融机构要向高科技产业区逐渐扩大贷款规模和增设贷款种类；建立地方性的股份制合作银行或民营银行以及其他一些新的金融机构组织；加快股份制改造，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充分利用国家金融投资；密切政府与金融的关系；加快培训金融人才。这些建议大胆开放，切实可行。
1988年，海南设省。刘隆亨接受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世杰的邀请，负责开发区的法制规划，很快拟定出《海南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海南特区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特区保护投资公司的条例》、《海南特区政府机构条例》等立法建议稿。当时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提出：“只要到海南来，无论是天上来的、地上来的、水路来的都欢迎，目的就是能带来资金。”他被誉为是“海南特区的使者”。
刘隆亨积极投身于西部开发研究之中，担任西部开发立法小组成员。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他提出区域经济开发的若干建议，大多被采纳。比如建设诚信和法制环境；正确处理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区域关系，淡化行政、地区概念；贯彻绿色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保护生态环境；建立长效资金保障的机制；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立法，比如尽快出台《西部开发促进法》、《财政转移支付法》。建议加强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法、财税法、金融法、环保法、产业政策法等问题的研究；提出区域之间的合作协议，应当适用合同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开发区法律责任，比如禁止性的开发与利用问题，破坏生态、自然、环境法律责任等。
刘隆亨从宏观上把握大的法律问题时，也不忘关注社会热点，提出自己的建议。
比如中国的财政预算收支情况，是全民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一直注意对公共财政的研究。2007年春，他在阅读了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后提出：国家的公共财政正在走向成熟，在法治的理念下引导公共财政突出帮助解决基本民生问题。他表示，民主性和法制性是公共财政必不可少的法律特征，现代财政制度下任何一项收支活动都是法律活动，财政的任何行为都源于法律。而且“财政要在立法机关和民众的监督下运行、预算正是公共财政的核心”等重要观点。
对奥运的热点问题早在2003年刘隆亨主持《北京新奥运会法制环境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就提出利用举办奥运会契机，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及其立法的建议，得到了北京奥组委的首肯。
教书育人润花著果
刘隆亨教授自1995年起至今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经济法、财税法、银行金融法方面的教学和指导学生工作。
刘隆亨讲课条理清晰、思路敏捷、思维开放，深入浅出，充满激情。每到激动之处，就会站起来，边作手势边讲，引人入胜。教学中他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教育学生要学会收集资料、积累资料，重视资料出观点，强调资料就是历史。
刘隆亨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培养出大批出类拔萃、高层次的法律、法学专门人才。他说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有人才。人才的来源，一是培养，二是发现。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北京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吴志攀，中央党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石泰峰，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常德少将，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岑浩晖等都是刘隆亨学生中的佼佼者。刘隆享教书多年，得到其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难以统计。
作为年届七旬的老人，刘隆亨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工作热情有增无减。一位学者一生中在一个领域有所建树就相当不易，而刘隆亨却研究了法学的许多领域。
他说，一生主要研究了三个学科，每一个学科都有四个目标：一是每个学科都要有一系列的配套著作、系列教材、参考书、工具书等；二是建立一个研究机构，作为学科研究的平台；三是培养一大批专业学生，作为未来的学科带头人；四是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项。这四个目标在经济法、财税法、银行法学科领域均得以实现。
刘隆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语重心长地说：“立法建制、为国为民”是他从事政策研究、经济法、财税法、银行金融法的教学与研究的目标和责任。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搞立法研究。作为教育工作者，他的责任是教书育人，培养出类拔萃、高层次的法律、法学专门人才；作为法学学者，他必须密切关注政府的主要决策，关心国家法制的制定，研究的方向不但要服务于国家立法和决策的大局，还要站在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上，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在以人为本、尊重民意的前提下，将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国家的决策，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提高立法质量，把我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是他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