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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具备了“现代”的品格，其中最为凸显于学术界的，是出版界开始把商业化运作与强调读者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也更加重信守诺和注重责任意识。饶有趣味的是，不论是整个知识界，还是波及整个社会，对出版的这一特性都开始有所认知，这种出版与学人之间的相互“体认”，不仅更加完备了出版本身的现代素养，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出版在学人学术道路以及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出版业也借此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关键词 现代出版，二三十年代，学人地位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02－0037－05
“述而不作”应该是一种学术态度，但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现代出版空前发展置若罔闻的学人当不为常见。事实上，一方面时人对出版界(包括报刊杂志)的一些现代理念不仅有着深刻的认知，另一方面，以这些理念为指导的出版界对二三十年代学人学术地位的形成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出版理念的跟进
民国时期的学者舒新城曾经提到：“(民国)二十三年之所谓杂志年，不过是个开端，二十四年而大进，二十五年则渐降而进入安定状态亦未可知。”从统计数据来看，舒新城所论当为可信，因为据上海通志馆对上海出版的杂志数量进行统计时发现，1933年仅上海的杂志总数达215种，而到了1935年全国各省市杂志出版品种总计达到了1518种，可谓盛况空前。笔者同时还注意到，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1926年9月1日至1928年9月2日的两年时间里，北方较有影响的《大公报》不仅发行数由2000份增至12000份，广告收入也由每月200元左右增至3000多元。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界的商业气息浓厚，商业化运作已非常流行。值得称道的是，此间的出版界并不仅仅是“铜臭味十足”，与此相呼应的，是其时出版理念的跟进，即，一些现代元素的凸显。
首先，是出版界的重信守诺风气的盛行。1937年，正当国难之时，商务印书馆却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发了一则启事，称：“敝馆五年以来，两遭国难。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总馆及总栈全毁，损失奇重，总馆因是停业半年。复业后，鉴于学术救国之重要，于同年十一月一日，宣布每日出版新书至少一种，五年以来，从未间断，且逐渐增加至每日三四种，教科书及大部书尚不与焉。本年八一三之役，敝馆上海各厂，因在战区以内，迄今无法工作，书栈房亦无法提货。直接损失虽未查明，间接损失实甚严重。自沪战发生之日起，所有日出新书及各种定期刊物、预约书籍等，遂因事实上之不可能，一律暂停出版。月余以来，就较安全之地点，设置临时工场，并就分厂力量，设法调剂，决自十月一日起，恢复新出版物。唯是能力有限，纸张短缺，运输亦重感困难，只能量力分别进止，其继续进行者，亦只能分别缓急次第出版。邦人君子鉴于敝馆今日处境之困难，始终为文化奋斗之诚意，当能垂谅一切也!”时间标出的是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即1937年的9月1日。先不说商务印书馆秉持的“学术救国”理念的感人之处，唯是在“纸张短缺，运输亦重感困难”的“国难”之际，还欲在当年的10月1日“恢复新出版物”的举措，就把重信守诺的理念发扬到了极致。
第二，以尊重和服务读者为本。如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健将鲁迅就以服务读者为创办刊物的宗旨，在编辑内容和编辑形式上注意挖掘读者的需求，并时刻留意内容的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以满足读者的需要。鲁迅在编辑《奔流》时，出版15期，为与读者充分交流、互通声气，写成的《编校后记》就达12篇。而在编辑《莽原》时，当发现第10期和第11期有些许错别字时，本着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精神，在第12期上鲁迅毅然决然地登出了一篇《正误》予以更正，这同时亦是对读者的尊重。
邹韬奋更在1927年3月27日出版的《生活》周刊第2卷第2l期中，特别说明了刊物要充分考虑民众生活，时刻不能脱离民众，编者“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在《经历》中，邹韬奋还说：“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话为我所读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是它没有一个错字”，虽然，以编辑的角度来说，“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要做到这样，邹韬奋“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其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可见一斑。
第三，出版界对社会和民族也大都抱着极端负责的精神。1926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建三十周年之时，其所创造的馆歌颇能体现这一精神：
乘时应运而崛起，为天之骄子。
经营缔造历巨艰，于今三十年。
中则昃，盈则食，天地与时为消息。
战战栗栗，安恩危，大业永毋亏。
正是以“安思危”责任，商务印书馆才不至于在大灾大难中消亡。其时的董事长张元济曾在给胡适的信中道出了此种真谛：“商务印书馆……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这反映了他当时的态度。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为民族之耻。”事实上，“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不独商务印书馆所有，追求社会前进，民族富强的一代出版人大都以此为旗帜，抱持着对民族学术文化极端负责的态度进行这些出版活动的。
出版界的这种现代理念的流行，使得出版行为不仅仅停留于一种商业活动，而且到了一定时期内还成为学术界理性思考的一个重要营养源，如向来被学者称为商业气息浓厚且时有保守倾向的《东方杂志》，事实上对当时的一些问题就有过一些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介绍说：“政治上，它爱国，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君主立宪……文化思想上，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主张新旧折中，中西调和……在编辑方针上，经常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第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兼容并包的倾向比较明显……第二，在兼容并包之中还有他一定的侧重点和倾向性……总的来说，它还是厚‘旧学’、薄‘新学’，重‘国粹’、轻‘欧化’，扬‘东方’、抑‘西方’的。”事实上，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恰恰需要这种不趋时的“声音”存在，以后见之明，《东方杂志》等报刊的这种倾向，包括广为学者所诟病的《学衡》杂志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与其他主流学界的报刊杂志一起，共同形成了这种有“分唱”的和谐之曲，这样的出版界是具有现代元素的，也只有这样的出版行为，才能塑造成 流传后世的一批批著名学人。
二、出版界与学人理念的“暗合”
自清末民初以来，相当一批近代知识阶层在复杂的社会学术背景下，
还是表现出了对学术的极大兴趣，并且把这种对学术的向往与国家的命运发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如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便借机抒发自己对中国学术的看法“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鹊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显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人对清学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想继承其优良治学理路，又不想被原有的学术传统淹没。对王国维的治学途径深表赞同的陈寅恪在为杨树达作序时，也用了相同的手法，抒发了对时局和中国学术的期许：“先生少时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事变，以功名显著，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见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如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家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嘉之兆也。有何叹哉?又何叹哉?”国家处于战乱中，一代学人对前途本心无定数的：未来发展到哪里，个人命运，国家前途与时局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又不是一介书生所能决定的了的。从序言中仍能看出陈先生“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的信心，其“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时宏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的断言，更表现了其时学人把自己命运与国运兴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心灵独自。
对学术的执著并不代表对学术的沉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应该说是科学勃兴的时代，把学术纳入科学的范畴已经是许多学者的主张。如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方面把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看的非常清楚，同时，傅斯年立足于史料的谨慎甄选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因此，傅斯年曾经在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他反对史家针对史实作进一步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是不能作为严肃的史学研究的。涉及学术与当前的教育问题傅斯年进一步声称：“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傅的原因是“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傅斯年的宣言主张史学和相关的语言学在一般教育中要逐渐地淡出，是认识到了近代的史学不仅仅是学术的一个分支，作为近代的史学它已经不能单纯存在，因为史学历代相袭的其他社会功能使史学不可能按照纯学术的既定框架发展。如前所述，时人对史学的认识毫无例外的笼罩在科学的气氛下，京师大学堂的史学门教员陈黻宸在所编讲义中就认为：“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他解释两者的关系时强调说史学“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从陈黻宸的这番论述中不难发现20世纪上半叶对史学学科和科学关系的认识。事实上，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下，原有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被迫中断，史学从传统的经学中分离出来，在科学主宰时代的氛围下，史学也需要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这种看法并不因为史学流派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相当一段时期内，民国时期的学人都以此为探究史学之匙。深为科学史学信仰者和大力推行者的傅斯年更是反复强调：“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这种重科学的风气其最终原因，还是学人们想以学术为救国救民的一个突破口。
如前所述，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界也是以振兴民族文化学术为己任。事实上，不唯商务印书馆，其他如《国学季刊》《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等都是以学术为职志的，《国学季刊》在1932年曾专门刊发《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略例》，其中就提到“本季刊为北京大学发行的学术季刊之一；主旨在发表国内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结果”，其中还特别说明“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科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其振兴中国学术之情可见一斑。而先前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文科的编辑同人早就提出了三个相互督责和勉励的编辑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其他如《北京大学月刊》亦明确提出“以介绍西洋最新最精致学术思想”为其宗旨，实际上也是以发展中国学术为己任的。在报刊杂志以及书籍出版空前发展的前提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各种学科的专业期刊，正如笔者所论，这种专业期刊诞生的内驱力，大都是基于中国学术落后于西方的基点上的。出版界这种对学术的关注，实际上成为商业气息浓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不乏现代元素的重要因素，也是出版界对学人进行关注和扶持的内因之一。
三、出版界对学人地位的促动
如前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异常活跃，以传播学的视角而言，以报刊、杂志、书籍等为代表的媒介在实现思想文化传播过程中，很明显有编辑主体和客体之分，且有着互不统属的传播特质。但笔者以为，编辑客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受到编辑主体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这种机构，一个编辑群或一个著者群的水平和特色往往直接影响了其传播的效果。为达到这种既定的目的，出版界在此方面也有意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对学人地位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许多学界的“名人”都曾有过在出版机构工作的经历。笔者曾以20世纪二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对1920---1929年间的进馆人员作过统计，发现包括周昌寿、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王伯祥、王云五、杨端六、朱经 农、唐钺、竺可桢、段育华、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范寿康、向达、胡寄尘、何炳松等都有过这种“历练”。
事实上，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学界中人还不止于此，据商务印书馆的统计，曾经在该馆工作过的学人，有高梦旦、蒋维乔、竺可桢、蒋梦麟、何炳松、周鲠生、任鸿隽、朱经农、郭秉文等九位成了大学校长。当然，这种对学人地位的塑造不能简单归结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出版的功绩，但毫无疑问，现代出版在其中的培养作用不可小觑。
第二，许多出版单位还把提携新人作为自己的职责。许广平曾经回忆鲁迅的文章一《鲁迅与青年》中提到：“鲁迅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现投稿之中可选之才，不惜奖掖备至，倘可录用，无不从宽。”鲁迅在表达自己的心迹中也同样提到，我们的战线要扩大，要培养大批的新作家。在大量的编辑实践中，许多文艺新秀被鲁迅发现并及时引导上来，殷夫等一批文艺界青年的成长就是显例。无独有偶，茅盾在规划《文学》的创办蓝图时就曾经提到：“作者的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其对青年学人的殷殷之情清晰可见。
第三，不仅学人和出版界都多少发生过联系，相当多的学人还是借助出版这一行为而扬名的。不要提新闻界的戈公振与《中国报学史》、徐宝璜与《应用新闻学》、邵飘萍与《京报》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就是文化学术界名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皆与出版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而且，笔者发现，出版界往往利用学界名人的效应来宣传自己的书籍或报刊。如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筹办大学丛书时，聘请丁燮林、王世杰、王云五、任鸿隽、朱经农、朱家骅、李四光、李建勋、李书华、李书田、李权时、余青松、何炳松、辛树帜、胡适、冯友兰、傅斯年、张伯苓、罗家伦、蔡元培、蒋梦麟、顾颉刚、郑振铎、梅贻琦等多位学界名人来担当委员。一方面对于出版机构的声誉大有好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学者在文化学术界的名声。
除此以外，出版界的出版行为本身就是对著者学术名声的宣扬，正如笔者所论，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于胡适，《中国哲学史》之于冯友兰、《中国报学史》之于戈公振等等都无不说明了出版行为对奠定学人地位的作用。出版界还不时地支持组织学会，扩大学人的影响，如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支持，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孙伏园等十二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编印丛书。从某种意义上亦强化了这些学人在学界的地位。另外，围绕在某一种专业学术期刊周围所塑造的学人群效果更是明显，如《食货》《学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季刊》等等期刊周围的编辑队伍和著述队伍就非常明显，他们在整个民国学术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有这些，无不例证了现代出版之于学人地位形成的意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许多学术文化的论争，包括史学界的革命、社会经济史论战、科玄论战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论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出版功不可没，实际上恰恰是现代媒介介入和“推波助澜”才彰显了现代学术论辩的张力㈣，也正是现代出版在这些论争中，推出和塑造了很多学界新的领袖。
当然，笔者还留意到，很多学界中人并不是热衷于办刊办报，如著名史学家陈垣，但笔者有理由相信，陈垣学术地位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国学季刊》《燕京学报》等刊发的陈垣前期著作如《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文章，就是他运用考证学进行研究的结果，而正是出版这种行为及其连带的学界的反映才奠定了其学界不撼的地位。
[责任编辑：王公悫]
关键词 现代出版，二三十年代，学人地位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02－0037－05
“述而不作”应该是一种学术态度，但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现代出版空前发展置若罔闻的学人当不为常见。事实上，一方面时人对出版界(包括报刊杂志)的一些现代理念不仅有着深刻的认知，另一方面，以这些理念为指导的出版界对二三十年代学人学术地位的形成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出版理念的跟进
民国时期的学者舒新城曾经提到：“(民国)二十三年之所谓杂志年，不过是个开端，二十四年而大进，二十五年则渐降而进入安定状态亦未可知。”从统计数据来看，舒新城所论当为可信，因为据上海通志馆对上海出版的杂志数量进行统计时发现，1933年仅上海的杂志总数达215种，而到了1935年全国各省市杂志出版品种总计达到了1518种，可谓盛况空前。笔者同时还注意到，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1926年9月1日至1928年9月2日的两年时间里，北方较有影响的《大公报》不仅发行数由2000份增至12000份，广告收入也由每月200元左右增至3000多元。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界的商业气息浓厚，商业化运作已非常流行。值得称道的是，此间的出版界并不仅仅是“铜臭味十足”，与此相呼应的，是其时出版理念的跟进，即，一些现代元素的凸显。
首先，是出版界的重信守诺风气的盛行。1937年，正当国难之时，商务印书馆却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发了一则启事，称：“敝馆五年以来，两遭国难。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总馆及总栈全毁，损失奇重，总馆因是停业半年。复业后，鉴于学术救国之重要，于同年十一月一日，宣布每日出版新书至少一种，五年以来，从未间断，且逐渐增加至每日三四种，教科书及大部书尚不与焉。本年八一三之役，敝馆上海各厂，因在战区以内，迄今无法工作，书栈房亦无法提货。直接损失虽未查明，间接损失实甚严重。自沪战发生之日起，所有日出新书及各种定期刊物、预约书籍等，遂因事实上之不可能，一律暂停出版。月余以来，就较安全之地点，设置临时工场，并就分厂力量，设法调剂，决自十月一日起，恢复新出版物。唯是能力有限，纸张短缺，运输亦重感困难，只能量力分别进止，其继续进行者，亦只能分别缓急次第出版。邦人君子鉴于敝馆今日处境之困难，始终为文化奋斗之诚意，当能垂谅一切也!”时间标出的是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即1937年的9月1日。先不说商务印书馆秉持的“学术救国”理念的感人之处，唯是在“纸张短缺，运输亦重感困难”的“国难”之际，还欲在当年的10月1日“恢复新出版物”的举措，就把重信守诺的理念发扬到了极致。
第二，以尊重和服务读者为本。如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健将鲁迅就以服务读者为创办刊物的宗旨，在编辑内容和编辑形式上注意挖掘读者的需求，并时刻留意内容的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以满足读者的需要。鲁迅在编辑《奔流》时，出版15期，为与读者充分交流、互通声气，写成的《编校后记》就达12篇。而在编辑《莽原》时，当发现第10期和第11期有些许错别字时，本着对作者和读者负责的精神，在第12期上鲁迅毅然决然地登出了一篇《正误》予以更正，这同时亦是对读者的尊重。
邹韬奋更在1927年3月27日出版的《生活》周刊第2卷第2l期中，特别说明了刊物要充分考虑民众生活，时刻不能脱离民众，编者“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在《经历》中，邹韬奋还说：“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话为我所读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是它没有一个错字”，虽然，以编辑的角度来说，“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要做到这样，邹韬奋“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其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可见一斑。
第三，出版界对社会和民族也大都抱着极端负责的精神。1926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建三十周年之时，其所创造的馆歌颇能体现这一精神：
乘时应运而崛起，为天之骄子。
经营缔造历巨艰，于今三十年。
中则昃，盈则食，天地与时为消息。
战战栗栗，安恩危，大业永毋亏。
正是以“安思危”责任，商务印书馆才不至于在大灾大难中消亡。其时的董事长张元济曾在给胡适的信中道出了此种真谛：“商务印书馆……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这反映了他当时的态度。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为民族之耻。”事实上，“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不独商务印书馆所有，追求社会前进，民族富强的一代出版人大都以此为旗帜，抱持着对民族学术文化极端负责的态度进行这些出版活动的。
出版界的这种现代理念的流行，使得出版行为不仅仅停留于一种商业活动，而且到了一定时期内还成为学术界理性思考的一个重要营养源，如向来被学者称为商业气息浓厚且时有保守倾向的《东方杂志》，事实上对当时的一些问题就有过一些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介绍说：“政治上，它爱国，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君主立宪……文化思想上，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主张新旧折中，中西调和……在编辑方针上，经常体现了这样两个特点：第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兼容并包的倾向比较明显……第二，在兼容并包之中还有他一定的侧重点和倾向性……总的来说，它还是厚‘旧学’、薄‘新学’，重‘国粹’、轻‘欧化’，扬‘东方’、抑‘西方’的。”事实上，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恰恰需要这种不趋时的“声音”存在，以后见之明，《东方杂志》等报刊的这种倾向，包括广为学者所诟病的《学衡》杂志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与其他主流学界的报刊杂志一起，共同形成了这种有“分唱”的和谐之曲，这样的出版界是具有现代元素的，也只有这样的出版行为，才能塑造成 流传后世的一批批著名学人。
二、出版界与学人理念的“暗合”
自清末民初以来，相当一批近代知识阶层在复杂的社会学术背景下，
还是表现出了对学术的极大兴趣，并且把这种对学术的向往与国家的命运发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如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便借机抒发自己对中国学术的看法“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鹊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显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人对清学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想继承其优良治学理路，又不想被原有的学术传统淹没。对王国维的治学途径深表赞同的陈寅恪在为杨树达作序时，也用了相同的手法，抒发了对时局和中国学术的期许：“先生少时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事变，以功名显著，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见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如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家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嘉之兆也。有何叹哉?又何叹哉?”国家处于战乱中，一代学人对前途本心无定数的：未来发展到哪里，个人命运，国家前途与时局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又不是一介书生所能决定的了的。从序言中仍能看出陈先生“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的信心，其“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时宏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的断言，更表现了其时学人把自己命运与国运兴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心灵独自。
对学术的执著并不代表对学术的沉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应该说是科学勃兴的时代，把学术纳入科学的范畴已经是许多学者的主张。如主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一方面把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看的非常清楚，同时，傅斯年立足于史料的谨慎甄选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因此，傅斯年曾经在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他反对史家针对史实作进一步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是不能作为严肃的史学研究的。涉及学术与当前的教育问题傅斯年进一步声称：“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傅的原因是“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傅斯年的宣言主张史学和相关的语言学在一般教育中要逐渐地淡出，是认识到了近代的史学不仅仅是学术的一个分支，作为近代的史学它已经不能单纯存在，因为史学历代相袭的其他社会功能使史学不可能按照纯学术的既定框架发展。如前所述，时人对史学的认识毫无例外的笼罩在科学的气氛下，京师大学堂的史学门教员陈黻宸在所编讲义中就认为：“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他解释两者的关系时强调说史学“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从陈黻宸的这番论述中不难发现20世纪上半叶对史学学科和科学关系的认识。事实上，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下，原有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被迫中断，史学从传统的经学中分离出来，在科学主宰时代的氛围下，史学也需要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这种看法并不因为史学流派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相当一段时期内，民国时期的学人都以此为探究史学之匙。深为科学史学信仰者和大力推行者的傅斯年更是反复强调：“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这种重科学的风气其最终原因，还是学人们想以学术为救国救民的一个突破口。
如前所述，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界也是以振兴民族文化学术为己任。事实上，不唯商务印书馆，其他如《国学季刊》《北京大学月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等都是以学术为职志的，《国学季刊》在1932年曾专门刊发《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略例》，其中就提到“本季刊为北京大学发行的学术季刊之一；主旨在发表国内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结果”，其中还特别说明“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科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其振兴中国学术之情可见一斑。而先前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文科的编辑同人早就提出了三个相互督责和勉励的编辑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其他如《北京大学月刊》亦明确提出“以介绍西洋最新最精致学术思想”为其宗旨，实际上也是以发展中国学术为己任的。在报刊杂志以及书籍出版空前发展的前提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各种学科的专业期刊，正如笔者所论，这种专业期刊诞生的内驱力，大都是基于中国学术落后于西方的基点上的。出版界这种对学术的关注，实际上成为商业气息浓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不乏现代元素的重要因素，也是出版界对学人进行关注和扶持的内因之一。
三、出版界对学人地位的促动
如前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异常活跃，以传播学的视角而言，以报刊、杂志、书籍等为代表的媒介在实现思想文化传播过程中，很明显有编辑主体和客体之分，且有着互不统属的传播特质。但笔者以为，编辑客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受到编辑主体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这种机构，一个编辑群或一个著者群的水平和特色往往直接影响了其传播的效果。为达到这种既定的目的，出版界在此方面也有意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对学人地位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许多学界的“名人”都曾有过在出版机构工作的经历。笔者曾以20世纪二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对1920---1929年间的进馆人员作过统计，发现包括周昌寿、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王伯祥、王云五、杨端六、朱经 农、唐钺、竺可桢、段育华、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范寿康、向达、胡寄尘、何炳松等都有过这种“历练”。
事实上，曾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学界中人还不止于此，据商务印书馆的统计，曾经在该馆工作过的学人，有高梦旦、蒋维乔、竺可桢、蒋梦麟、何炳松、周鲠生、任鸿隽、朱经农、郭秉文等九位成了大学校长。当然，这种对学人地位的塑造不能简单归结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出版的功绩，但毫无疑问，现代出版在其中的培养作用不可小觑。
第二，许多出版单位还把提携新人作为自己的职责。许广平曾经回忆鲁迅的文章一《鲁迅与青年》中提到：“鲁迅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现投稿之中可选之才，不惜奖掖备至，倘可录用，无不从宽。”鲁迅在表达自己的心迹中也同样提到，我们的战线要扩大，要培养大批的新作家。在大量的编辑实践中，许多文艺新秀被鲁迅发现并及时引导上来，殷夫等一批文艺界青年的成长就是显例。无独有偶，茅盾在规划《文学》的创办蓝图时就曾经提到：“作者的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其对青年学人的殷殷之情清晰可见。
第三，不仅学人和出版界都多少发生过联系，相当多的学人还是借助出版这一行为而扬名的。不要提新闻界的戈公振与《中国报学史》、徐宝璜与《应用新闻学》、邵飘萍与《京报》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就是文化学术界名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皆与出版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而且，笔者发现，出版界往往利用学界名人的效应来宣传自己的书籍或报刊。如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筹办大学丛书时，聘请丁燮林、王世杰、王云五、任鸿隽、朱经农、朱家骅、李四光、李建勋、李书华、李书田、李权时、余青松、何炳松、辛树帜、胡适、冯友兰、傅斯年、张伯苓、罗家伦、蔡元培、蒋梦麟、顾颉刚、郑振铎、梅贻琦等多位学界名人来担当委员。一方面对于出版机构的声誉大有好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学者在文化学术界的名声。
除此以外，出版界的出版行为本身就是对著者学术名声的宣扬，正如笔者所论，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于胡适，《中国哲学史》之于冯友兰、《中国报学史》之于戈公振等等都无不说明了出版行为对奠定学人地位的作用。出版界还不时地支持组织学会，扩大学人的影响，如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支持，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孙伏园等十二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编印丛书。从某种意义上亦强化了这些学人在学界的地位。另外，围绕在某一种专业学术期刊周围所塑造的学人群效果更是明显，如《食货》《学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季刊》等等期刊周围的编辑队伍和著述队伍就非常明显，他们在整个民国学术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有这些，无不例证了现代出版之于学人地位形成的意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许多学术文化的论争，包括史学界的革命、社会经济史论战、科玄论战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论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到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出版功不可没，实际上恰恰是现代媒介介入和“推波助澜”才彰显了现代学术论辩的张力㈣，也正是现代出版在这些论争中，推出和塑造了很多学界新的领袖。
当然，笔者还留意到，很多学界中人并不是热衷于办刊办报，如著名史学家陈垣，但笔者有理由相信，陈垣学术地位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国学季刊》《燕京学报》等刊发的陈垣前期著作如《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文章，就是他运用考证学进行研究的结果，而正是出版这种行为及其连带的学界的反映才奠定了其学界不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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