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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知识素养是大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对北京两所高校709名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仍处于分化状态，父辈的学历和职业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又进一步影响家庭文化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分化的家庭背景影响着大学生的发展，家庭生活水平不仅会对专业知识素养的促进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和家庭日常文化活动的投资产生间接影响。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对策和展望，以期从家庭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提出提升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与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专业知识素养;家庭背景;大学生;文化再生产
问题提出
专业知识素养的培养占据着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也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程，需要与其他方面的能力共同发展，需要与时代使命、工作实践、品德修养、创新创业等密切关联。全面发展这一人才发展和培养目标固然重要，但应以专业教育作为基础，尤其在大学阶段，专业知识素养在面向就业市场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练就硬核本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大学生提出的殷切期望和培养要求，硬核本领的练就要和专业素养的培养过程密切结合。专业知识素养的内涵十分丰富，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与此相关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素质教育”热潮[1][2][3]。
家庭背景对子女个人发展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焦点，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这一研究主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与这一议题紧密相关—“惯习”和“场域”[4]。家庭文化资本在我国这一场域下的适切性同样得到了众多研究成果的支持[5][6][7][8][9][10]。可以说，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会受到各个“场域”中多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惯习”，其中家庭背景是影响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界内对于大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培养方式，探讨高校层面的做法成为了焦点，而对家庭背景这一具有先赋意义的因素探讨十分有限。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等家庭背景因素解释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差异，探究我国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为促进大学生进行良好的专业学习、提高专业知识素养与核心竞争力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以纸质版问卷的形式向两所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发放调查问卷，采取学院（专业）整群施测的方法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950份，回收问卷800份，问卷回收率为84%，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09份，有效率为88%。
样本取自北京两所高校的2018届应届本科毕业生（A大学为北京市属综合性大学，样本占比53.7%;B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样本占比46.3%），样本专业覆盖12个专业门类，其中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比例分别为15.8%、56.4%和27.1%，样本中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33.3%和66.7%，样本中家庭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城（县级市）和乡镇/农村的比例分别为34.3%、37.1%和28.3%，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通过发放自编问卷《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采纳问卷中的两个量表：《专业知识素养量表》和《家庭文化资本量表》。分别进行信度检验和KMO检验，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783和.908，KMO分别为.783***和.813***（***为p<.001，**为p<.01，*为p<.05，下文同），结果理想，信效度良好。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父母双方的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程度很高，父亲职业类型与母亲职业类型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676***;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母亲受教育程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779***，这说明大学生父母双方的职业和学历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因此，选取父亲的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本研究选取专业知识素养各题项因子分析得出的回归用分数作为因变量;家庭背景作为自变量，其中包括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源（各题项因子分析得出的回归用分数）;选取父辈属性（父亲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个人属性（性别、生源地等先赋性因素;学校、专业、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等后致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家庭这一场域下的文化活动、文化资源、生活水平等会促使子女形成“惯习”，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作为大学阶段个体发展的基础素养，会受到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基于此做出研究假设：家庭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结构的特征，大学生的家庭生活水平会受到父辈学历和职业的影响，并对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产生影响;大学场域中家庭背景与专业知识素养同样遵循“结构下的行动”这一理论预设，专业知识素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阶段的个人发展水平，家庭背景会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产生显著的影响。
研究发现
1.分化中的家庭背景
文化再生产理论解释了将家庭背景因素转化为子女成就的过程，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家庭同样存在非常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过往研究纷纷证实：文化资本相比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分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明显。因此，本研究首先对样本的家庭背景进行分析，探究其分化情况。
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和文化资源的拥有情况是本研究考察文化资本的两个指标，对相关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家庭文化活动中非日常文化活動的频率（参与比例在33.9%至58.6%之间）明显低于日常文化活动（参与比例在70.9%至87.0%之间），非常用家庭文化资源的拥有情况也明显少于常用文化资源。从各项指标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看，非日常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相关系数为.326***）和非常用文化资源的拥有情况（相关系数为.415***）对于子女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教育获得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非日常/非常用的文化资本在家庭生活中的发生频率较低，其与家庭生活水平的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286***和.350***）更为密切。同时，家庭背景因素内部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之间均呈显著相关;专业知识素养与家庭背景的各个变量均呈显著相关。 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等社会结构、重点学校制度等学校教育结构的现实，作为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背景中的生活水平这一因素是值得探讨的。换言之，家庭生活水平是家庭背景的客观变量，而无论是具有客观属性的文化资源，还是具有主观属性的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本的核心是建立在生活水平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实践。
进而，对样本的家庭生活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家庭所在地、父亲职业和父亲学历能够解释家庭生活水平的26.5%（F=60.418***），父亲的职业和学历能够显著影响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Beta值分别为.299***和.214***）。也就是说，家庭生活水平作为家庭背景中的客观变量，主要受到父辈职业和学历的影响，其中父亲的职业类型影响力更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家庭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结构的特征这一假设，社会结构的特征首先通过客观的经济因素在家庭背景中体现出来。
作为客观因素的家庭生活水平会对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资本在内的家庭文化资本这一实践因素产生何种影响，对家庭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包括家庭日常文化活动和家庭非日常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包括家庭常用文化资源和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家庭生活水平以及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可以解释家庭日常文化活动的6.6%（F=12.051***）、非日常文化活动的16.9%（F=34.837***）、常用文化资源的18.7%（F=39.445***）、非常用文化资源的18.8%（F=39.866***）。可以说，家庭生活水平对于家庭文化资源的影响比文化活动的影响更大，对非常用文化资源的影响最大，对日常文化活动的影响最小。
综上所述，家庭背景仍然存在结构性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上，其中，家庭生活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详细来看，家庭文化资源受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比家庭文化活动更大，非日常文化活动和非常用文化资源受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更大。
2.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与家庭背景的关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加快，2018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800万，近年来还在逐渐攀升。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其中就包括“稳就业”一项，如何实现基数很大且数量持续增长的大学生群体这一高等教育的“特殊产品”充分、高质量的就业，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因此，提高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显得十分重要。扎实的专业素养是大学生立足社会的根本保证，是提高就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实行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
对本研究所选取样本的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进行描述性统计，调查发现：大学生在专业知识素养方面表现较好（四个题项平均值分别为2.86、2.66、2.86和2.93），但对于其他相关专业知识（平均值为2.66）的涉猎上有所欠缺。对除自己所学专业外的专业知识有所掌握，是大学生构建自身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图谱的重要基础。总体来看，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分化的家庭背景下，原生家庭对于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影响可以视作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一分化在代际之间是否能够得以延续，延续的机制是怎样的？将个人特征（性别、生源地、学校、专业、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和家庭背景作为自变量，将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作为因变量，通过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见表1），模型中的自变量可解释专业知识素养变异量的23.1%（F=15.201***）。
具体来说，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的占有度，在本研究中，非常用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家庭中的藏书情况。究其原因，首先，各类书籍的拥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但重要的家庭文化资本，会促进“惯习”的形成，从而促进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素养。其次，家庭生活水平在这一影响路径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影响力不如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这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仍然存在。这回应了教育分层研究中“先赋—后致”这对经典争论。最后，家庭日常文化活动的影响也呈显著状態，但系数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具有反复性、规律性等特点的家庭文化活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
此外，大学生的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于专业知识素养也具有显著影响，在先赋性因素中，作用最明显的是家庭所在地，这说明家庭所在地依旧是个体获得教育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它也是影响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的重要因素;性别变量在模型中也呈现出显著的影响，但其系数很小，这说明性别之间的先赋差异仍然存在，但正在逐渐消失。在后致性因素中，作用最明显的因素是专业类型和学生干部经历。不同专业类型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差异很大，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各有不同;而学生干部经历作为影响大学阶段就读经历的重要因素，也在专业知识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主要促进途径是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家庭生活水平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上述结论验证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设，但其解释力度很有限，大学生的一些先赋性和后致性特征同样具有显著作用，家庭背景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大学生的个体专业发展，仅是其个体发展和社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结论与展望
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本研究的分析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反思性研究方法和多元分析框架，基于这一理论，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会受到各个“场域”中多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惯习”，但这种“关系”又具有一定的置换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最主要的三个影响路径，家庭背景是其中最为基础的要素。具体而言，“惯习”是导致大学生在专业知识素养上呈现出差异的心理根源，“资本”是导致这一差异的物质基础。本研究中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等变量作为大学生的“资本”，会通过“惯习”的方式内化为某种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在大学阶段作为各类素养基础的专业知识素养。 通过上文分析，可对当代我国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与家庭背景的现状进行推断，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仍处于分化状态，父辈的学历和职业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又进一步影响家庭文化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分化的家庭背景影响着大学生的发展，家庭生活水平不仅会对专业知识素养的促进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和家庭日常文化活动的投资产生间接影响。一方面，从家庭背景这一角度来看，目前的分化情况仍十分显著，“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生活水平。除了客观的经济条件，作为家庭“软实力”的家庭文化资本也是家庭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其同样会受到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大学生发展这一角度看，专业知识素养的最首要影响因素仍是家庭生活水平，但这一影响并不能解释全部影响机制，家庭生活水平会通过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进而影响大学生素质的发展。
从上述结论可见，相比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资本在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的意义被凸显。这回应了学界的研究争议：先赋意义更强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差距正在被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等文化资本因素弥补，家庭生活水平的决定作用正在被削弱，这有力地证明了家庭文化资本在重塑社会阶层、促进子女社会化方面的巨大作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这一研究结论的支持下依旧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在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生活中，家庭文化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证明了“惯习”具有稳定性和置换性的双重特点。也就是说，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会得到有效的促进和提升。
对于未来的研究展望，一方面，诸如家庭所在地、专业类型、学生干部经历等控制变量也会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产生影响，这说明包括先賦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内的个人属性对大学生的发展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这一作用机制如何、影响力度等都须在日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化和补充，探索视角更加多元、更完整的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形成机制;另一方面，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是大学生各项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家庭背景与大学生能力之间的联系。因此，对于大学生在各项能力的提升过程中家庭背景所扮演角色的探讨，可以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从大学学习生活的特征和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两个层面提升大学生专业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一方面，从大学生活的特征方面来看，大学阶段的学习是具有自主性的。因此，一味地强调大学阶段学校层面的教学质量提升是远远不够的，从小到大培养起能够适应自主学习环境、具备自主学习意识等的“惯习”可以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当代家庭应注重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为子女提供高质量、丰富的家庭文化活动，注重积累书籍等家庭文化资源，促进子女全面发展，使其在大学阶段的专业学习过程中有更好的表现。学生在大学阶段自主的学习过程中掌握主动性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学习潜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有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从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方面来看，家庭教育是贯穿人一生的教育，其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家庭文化资本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发展成就、各项素质。子女的专业知识素养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生活水平，尽管其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水平对于家庭文化活动和文化资源的影响上。也就是说，想要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促进其在就业等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提高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是不同于高校、社会等渠道的有效解决之道。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7年度学科综合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312231103）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徐世朴. 试论素质的含意及大学生的素质结构[J]. 高等教育研究， 1991（3）：21-26.
[2]陈秀平，林建成.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三种途径[J].教学研究，2003（2）：118-120，154.
[3]于影霞，曾致桓，何柏林.素质模型与大学生职业素质培养对接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7（11）：53-55.
[4]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 李康，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71.
[5]蒋逸民. 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58-162.
[6]刘精明. 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306-315.
[7]方长春. 地位差异及其再生产：转型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160-164.
[8]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3）：86-98，207.
[9]李忠路.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J].社会，2016，36（3）：86-109.
[10]周菲，余秀兰.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术性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J].教育研究，2016，37（2）：78-88.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
关键词：专业知识素养;家庭背景;大学生;文化再生产
问题提出
专业知识素养的培养占据着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也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程，需要与其他方面的能力共同发展，需要与时代使命、工作实践、品德修养、创新创业等密切关联。全面发展这一人才发展和培养目标固然重要，但应以专业教育作为基础，尤其在大学阶段，专业知识素养在面向就业市场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练就硬核本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大学生提出的殷切期望和培养要求，硬核本领的练就要和专业素养的培养过程密切结合。专业知识素养的内涵十分丰富，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与此相关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素质教育”热潮[1][2][3]。
家庭背景对子女个人发展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焦点，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这一研究主题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与这一议题紧密相关—“惯习”和“场域”[4]。家庭文化资本在我国这一场域下的适切性同样得到了众多研究成果的支持[5][6][7][8][9][10]。可以说，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会受到各个“场域”中多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惯习”，其中家庭背景是影响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界内对于大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培养方式，探讨高校层面的做法成为了焦点，而对家庭背景这一具有先赋意义的因素探讨十分有限。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等家庭背景因素解释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差异，探究我国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为促进大学生进行良好的专业学习、提高专业知识素养与核心竞争力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以纸质版问卷的形式向两所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发放调查问卷，采取学院（专业）整群施测的方法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950份，回收问卷800份，问卷回收率为84%，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09份，有效率为88%。
样本取自北京两所高校的2018届应届本科毕业生（A大学为北京市属综合性大学，样本占比53.7%;B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样本占比46.3%），样本专业覆盖12个专业门类，其中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比例分别为15.8%、56.4%和27.1%，样本中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33.3%和66.7%，样本中家庭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地级市/县城（县级市）和乡镇/农村的比例分别为34.3%、37.1%和28.3%，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通过发放自编问卷《大学生就业能力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采纳问卷中的两个量表：《专业知识素养量表》和《家庭文化资本量表》。分别进行信度检验和KMO检验，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783和.908，KMO分别为.783***和.813***（***为p<.001，**为p<.01，*为p<.05，下文同），结果理想，信效度良好。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父母双方的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程度很高，父亲职业类型与母亲职业类型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676***;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母亲受教育程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779***，这说明大学生父母双方的职业和学历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因此，选取父亲的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本研究选取专业知识素养各题项因子分析得出的回归用分数作为因变量;家庭背景作为自变量，其中包括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源（各题项因子分析得出的回归用分数）;选取父辈属性（父亲职业类型和受教育程度）、个人属性（性别、生源地等先赋性因素;学校、专业、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等后致性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家庭这一场域下的文化活动、文化资源、生活水平等会促使子女形成“惯习”，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作为大学阶段个体发展的基础素养，会受到家庭背景的显著影响。基于此做出研究假设：家庭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结构的特征，大学生的家庭生活水平会受到父辈学历和职业的影响，并对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产生影响;大学场域中家庭背景与专业知识素养同样遵循“结构下的行动”这一理论预设，专业知识素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阶段的个人发展水平，家庭背景会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产生显著的影响。
研究发现
1.分化中的家庭背景
文化再生产理论解释了将家庭背景因素转化为子女成就的过程，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家庭同样存在非常明显的阶层分化现象。过往研究纷纷证实：文化资本相比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分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明显。因此，本研究首先对样本的家庭背景进行分析，探究其分化情况。
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和文化资源的拥有情况是本研究考察文化资本的两个指标，对相关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家庭文化活动中非日常文化活動的频率（参与比例在33.9%至58.6%之间）明显低于日常文化活动（参与比例在70.9%至87.0%之间），非常用家庭文化资源的拥有情况也明显少于常用文化资源。从各项指标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看，非日常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相关系数为.326***）和非常用文化资源的拥有情况（相关系数为.415***）对于子女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教育获得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非日常/非常用的文化资本在家庭生活中的发生频率较低，其与家庭生活水平的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286***和.350***）更为密切。同时，家庭背景因素内部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之间均呈显著相关;专业知识素养与家庭背景的各个变量均呈显著相关。 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等社会结构、重点学校制度等学校教育结构的现实，作为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背景中的生活水平这一因素是值得探讨的。换言之，家庭生活水平是家庭背景的客观变量，而无论是具有客观属性的文化资源，还是具有主观属性的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本的核心是建立在生活水平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实践。
进而，对样本的家庭生活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家庭所在地、父亲职业和父亲学历能够解释家庭生活水平的26.5%（F=60.418***），父亲的职业和学历能够显著影响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Beta值分别为.299***和.214***）。也就是说，家庭生活水平作为家庭背景中的客观变量，主要受到父辈职业和学历的影响，其中父亲的职业类型影响力更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家庭背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结构的特征这一假设，社会结构的特征首先通过客观的经济因素在家庭背景中体现出来。
作为客观因素的家庭生活水平会对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资本在内的家庭文化资本这一实践因素产生何种影响，对家庭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包括家庭日常文化活动和家庭非日常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包括家庭常用文化资源和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家庭生活水平以及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可以解释家庭日常文化活动的6.6%（F=12.051***）、非日常文化活动的16.9%（F=34.837***）、常用文化资源的18.7%（F=39.445***）、非常用文化资源的18.8%（F=39.866***）。可以说，家庭生活水平对于家庭文化资源的影响比文化活动的影响更大，对非常用文化资源的影响最大，对日常文化活动的影响最小。
综上所述，家庭背景仍然存在结构性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上，其中，家庭生活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详细来看，家庭文化资源受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比家庭文化活动更大，非日常文化活动和非常用文化资源受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更大。
2.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与家庭背景的关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加快，2018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800万，近年来还在逐渐攀升。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其中就包括“稳就业”一项，如何实现基数很大且数量持续增长的大学生群体这一高等教育的“特殊产品”充分、高质量的就业，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因此，提高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显得十分重要。扎实的专业素养是大学生立足社会的根本保证，是提高就业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实行人才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
对本研究所选取样本的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进行描述性统计，调查发现：大学生在专业知识素养方面表现较好（四个题项平均值分别为2.86、2.66、2.86和2.93），但对于其他相关专业知识（平均值为2.66）的涉猎上有所欠缺。对除自己所学专业外的专业知识有所掌握，是大学生构建自身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图谱的重要基础。总体来看，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分化的家庭背景下，原生家庭对于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影响可以视作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一分化在代际之间是否能够得以延续，延续的机制是怎样的？将个人特征（性别、生源地、学校、专业、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和家庭背景作为自变量，将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作为因变量，通过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见表1），模型中的自变量可解释专业知识素养变异量的23.1%（F=15.201***）。
具体来说，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的占有度，在本研究中，非常用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家庭中的藏书情况。究其原因，首先，各类书籍的拥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特殊但重要的家庭文化资本，会促进“惯习”的形成，从而促进大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素养。其次，家庭生活水平在这一影响路径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影响力不如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这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仍然存在。这回应了教育分层研究中“先赋—后致”这对经典争论。最后，家庭日常文化活动的影响也呈显著状態，但系数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具有反复性、规律性等特点的家庭文化活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
此外，大学生的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于专业知识素养也具有显著影响，在先赋性因素中，作用最明显的是家庭所在地，这说明家庭所在地依旧是个体获得教育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它也是影响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的重要因素;性别变量在模型中也呈现出显著的影响，但其系数很小，这说明性别之间的先赋差异仍然存在，但正在逐渐消失。在后致性因素中，作用最明显的因素是专业类型和学生干部经历。不同专业类型的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差异很大，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各有不同;而学生干部经历作为影响大学阶段就读经历的重要因素，也在专业知识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的主要促进途径是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家庭生活水平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上述结论验证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设，但其解释力度很有限，大学生的一些先赋性和后致性特征同样具有显著作用，家庭背景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大学生的个体专业发展，仅是其个体发展和社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结论与展望
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本研究的分析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反思性研究方法和多元分析框架，基于这一理论，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会受到各个“场域”中多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惯习”，但这种“关系”又具有一定的置换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最主要的三个影响路径，家庭背景是其中最为基础的要素。具体而言，“惯习”是导致大学生在专业知识素养上呈现出差异的心理根源，“资本”是导致这一差异的物质基础。本研究中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等变量作为大学生的“资本”，会通过“惯习”的方式内化为某种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在大学阶段作为各类素养基础的专业知识素养。 通过上文分析，可对当代我国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与家庭背景的现状进行推断，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仍处于分化状态，父辈的学历和职业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又进一步影响家庭文化活动和家庭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分化的家庭背景影响着大学生的发展，家庭生活水平不仅会对专业知识素养的促进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家庭非常用文化资源和家庭日常文化活动的投资产生间接影响。一方面，从家庭背景这一角度来看，目前的分化情况仍十分显著，“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生活水平。除了客观的经济条件，作为家庭“软实力”的家庭文化资本也是家庭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其同样会受到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大学生发展这一角度看，专业知识素养的最首要影响因素仍是家庭生活水平，但这一影响并不能解释全部影响机制，家庭生活水平会通过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进而影响大学生素质的发展。
从上述结论可见，相比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资本在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的意义被凸显。这回应了学界的研究争议：先赋意义更强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差距正在被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等文化资本因素弥补，家庭生活水平的决定作用正在被削弱，这有力地证明了家庭文化资本在重塑社会阶层、促进子女社会化方面的巨大作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这一研究结论的支持下依旧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在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生活中，家庭文化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证明了“惯习”具有稳定性和置换性的双重特点。也就是说，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会得到有效的促进和提升。
对于未来的研究展望，一方面，诸如家庭所在地、专业类型、学生干部经历等控制变量也会对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产生影响，这说明包括先賦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在内的个人属性对大学生的发展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这一作用机制如何、影响力度等都须在日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化和补充，探索视角更加多元、更完整的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形成机制;另一方面，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是大学生各项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家庭背景与大学生能力之间的联系。因此，对于大学生在各项能力的提升过程中家庭背景所扮演角色的探讨，可以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大学生专业知识素养，从大学学习生活的特征和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两个层面提升大学生专业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对策：
一方面，从大学生活的特征方面来看，大学阶段的学习是具有自主性的。因此，一味地强调大学阶段学校层面的教学质量提升是远远不够的，从小到大培养起能够适应自主学习环境、具备自主学习意识等的“惯习”可以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当代家庭应注重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为子女提供高质量、丰富的家庭文化活动，注重积累书籍等家庭文化资源，促进子女全面发展，使其在大学阶段的专业学习过程中有更好的表现。学生在大学阶段自主的学习过程中掌握主动性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学习潜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有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从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方面来看，家庭教育是贯穿人一生的教育，其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家庭文化资本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发展成就、各项素质。子女的专业知识素养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生活水平，尽管其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水平对于家庭文化活动和文化资源的影响上。也就是说，想要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促进其在就业等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提高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是不同于高校、社会等渠道的有效解决之道。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7年度学科综合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31223110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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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
[责任编辑：苑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