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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两重含义，其一即俗称的“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相对应；其二指“天然”，自然而然。无论从哪个层面看，沈从文都堪称一位地地道道的“自然之子”。
沈从文接受的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从小在外撒野，15岁便去当兵。他的知识、教养，主要不是来自学校教育、家庭影响或书本阅读，而是来自自然。湘西地处沅水流域，下接洞庭湖，河水养育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情。他常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当兵五年，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沅水辰河流域。在沈从文的履历中，人生成长的最重要阶段，都是与水相伴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自然之于沈从文，绝不仅仅是生活的环境，也不仅仅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信仰、是生命。“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我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这是沈从文在都市生活十多年，已成为都市中坚阶层(作家、教授)时的内心感慨。他魂牵梦绕的，是故乡，是故乡那“天人合一”的人生常态：
天热时，到下午四点以后，满河中都是赤光光的身体。有些军人好事爱玩，还把小孩子，战马，看家的狗，同一群鸭雏，全部都带到河中東……
沈从文与自然的生命联系，是他永远不能融入城市、永远梦呓着乡村的最根本原因。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他的创作。《湘行散记》真实地记载了他对故乡、对自然深挚的感情——
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物百汇，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
沈从文一直自称“乡下人”，而长期以来，作为“城里人”的读者和评论家，鲜有深刻领会其“乡下人”真正含义的。(6)“乡下”，就是沈从文崇拜的“自然”。在沈从文那里，与“城市一乡下”这一组对立范畴相对应的，是“文明一野蛮”“异化一自然”“虚弱一强悍”“虚伪一淳朴”……，在这些范畴中，沈从文选择后者。在他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在确立自己的文化理想和道德尺度时，甚至不惜对现代文明进行决然的排斥。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的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他无情地嘲弄都市人雄性的“雌性化”、异化的道德、萎缩的生命力。《如蕤》中的女主人公，感到都市里“真没有一个稍稍可爱的男子”，“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中印出，个性与特性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一切皆显得又庸俗又平凡”，“她厌倦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她向往激情，甚至幻想受到乡下人的强暴。都市人性的猥琐，意味着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都市所承载的民族现代化的使命，使沈从文对现代性深感忧惧——“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再发生了”。他满怀偏见的“现代社会”，却正是20世纪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现代文明。20世纪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所追求的现代文明，是一种工业化的，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现代文化。都市化尽管不是现代文明的全部标志，但却是主要标志。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以利害为准则的组织结构中，秩序井然，实际而冷漠。现代人对道德、律例的尊崇；并非出自内心的敬畏，而是维护个人利益所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人性的真实被现实利害所包裹，便产生异化。沈从文反感和反抗的，就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
崇拜自然，即肯定原始生命力。沈从文的作品不止一处写到这样的情形，杀人者往往提着滴血的刀，便在街市的肉铺割肉佐酒，大快朵颐。沈从文自己，从小就看杀头，与同伴到屠场点数尸首、拨弄人头，以此为乐。很多人都对沈从文描写杀头的态度感到不解。“毫无惧色引颈就戮的人犯，和在看杀头后纵饮饱餐的看客，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是绝大的悲剧，——作者却并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由杀人者与被杀者的愚蒙中，他甚至感到一种趣味，因而才有那种轻松到近于玩赏的文字。”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对待人性所秉持的尺度，不是现代的科学理性、人道主义，也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而是自然。在沈从文看来，“乡下”是原始的、自然的、未经规范的，一切生命在此都遵循一种法则——自然的律令——生长、繁衍、淘汰。自然的律令，在沈从文的观念中，既是大自然中一切生物存在之“天命”，也包括人群发自本性的争斗，甚至残杀——人类的历史，族群的繁衍、变迁，千百年来不就是在自然淘汰中延续的吗?
“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稍稍站开点儿罢了。”
返归原始的自然，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便具有初民的单纯：“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他写了一个野性十足、元气淋漓的男子。这人“从五岁起就喜欢同人打架，为一点儿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大约就有过四十左右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生平书读得虽不多，却善于用书，在一种近于奇迹的情形中，这人无师自通，写信办公事时，笔下都很可观。为人性情又随和又不马虎，一切看人来，在他认为是好朋友的，掏出心子不算回事；可是遇着另外一种老想占他一点儿便宜的人呢，就完全不同了。——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毁誉是平分的；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叫他做坏蛋。但不妨事，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拢来，这人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他粗野的语言，“全是活的，即便是诨话野话，也莫不各有出处，言之成章。而且妙趣百出，庄谐杂陈。他那言语比喻丰富处，真像是大河流水，永无穷尽”。
他崇拜狮子式的强悍，而强悍者，往往是自然淘汰中的优胜者。他写过很多兵和匪，或者有着兵匪般蛮悍性情的山民、水手。杀人后落草为寇的矿工(《湘行散记·五个军官和一个煤矿工人》)、“著名毒辣”而姿色诱人的 女匪首(《从文自传·一个大王》)，很难说他们是纯粹的恶。他们杀人的经历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他们面对死亡的从容，断然不是阿Q式的精神麻痹，却也不是“大义凛然”，而具有一种奇特的残酷的生命元气。我们只能说，在充满道德评价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沈从文的叙述，不能用道德，而只能用自然的尺度去衡量。他为我们呈现的是原始的野性，是自由、健康、真力弥漫的生命形式。
苏雪林曾经指出，沈从文创作的理想，“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将沈从文纳入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改造思潮，从“再造民族性格”的角度看，这种归纳倒也符合实际。但要注意的是，沈从文提供的方案，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原始文化，是自然的野性和活力。
1922年，当沈从文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渴望进大学、当作家时，他的文化意识与当时一般文学青年没有两样，努力在靠拢新文化的脉动。30年代初，当沈从文蜚声文坛，步入他曾经梦寐以求的“著名作家”“教授”“名流”圈子后，他才发现，自己与都市文明的隔膜，终是难以消除的。这种隔膜，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以及所谓文明教养的差异，最根本的，是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后天无法弥补的“空白”地带。他的生命、他的情感、他的价值判断，永远不能脱离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那些深深镌刻在他记忆和情感中的自然与人事。
写于1943年的《边城》，是沈从文返归自然哲学，由感性到理性成熟的审美表现；而1931年的《虎雏》，则可以看做沈从文在这个过程中对“文明”追求的疑虑与反省。《虎雏》很可能取材于沈从文自己的实际经历。主人公曾经下决心将一个聪明而面相文雅的湘西小兵培养成文明人，小兵也十分乐意，遂留在了上海。主人公给小兵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他做体面的衣服，置齐了他上学所需的一切用具，甚至已经替他选好了学校，只等文化补习告一段落，便送他上学。小兵学习进步飞快，主人公也在踌躇满志地注视着文明工程的前景。但是，好景不长，时机稍稍对头，小兵就野性复发，杀了人，逃回湘西去了。主人公的沮丧，不光是这文明再造工程的失败，而且是对自我价值选择的怀疑。其实，这个结局应该是有预兆的。小兵被收留后，偶尔谈到他过去各种野蛮冒险的生活，主人公发现，“凡事由于这小兵说来，掺入他自己的观念，仿佛在这些故事的重述上，见到一个小小的灵魂，放着一种奇异的光。我在这类情形中，照例总是沉默到一种幽杳的思考里，什么话也没有可说。……我才觉得我已经像一个老人……”主人公无言对答，表明他所竭力追求的文明信念，在小兵所展示的原始粗犷的生活面前，苍白以致失语。
沈从文对自然的追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四的浪漫主义思潮。然而，沈从文不曾受过卢梭的影响，他的返归自然，更接近老子的社会哲学理念——“绝圣弃智”，随顺自然。老子的社会思想，推崇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从现有的材料中，几乎找不出沈从文接受道家思想的材料。但是，沈从文作品所体现出的自然社会观，却与老子的思想有惊人相合的地方。他在叙述湘西苗民历史，对历代统治者粗暴“征蛮”，使湘西苗民惨遭杀戮的事实时，充满无奈的悲怆。而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长河》《湘行散记》中，“官”和政府的“新生活运动”，“给原本宁静和谐的湘西带去的，只有莫名其妙的扰攘、焦虑。1934年沈从文重返故乡，目睹湘西宁静生活日渐被现代文明打破，无奈而又忧虑。他说：“‘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沈从文曾经自诩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然而他所指的人性，并非五四主流文学推崇的启蒙主义的理性，而是自然状态的人性，即未经文明规范和教化的原生态的人性。沈从文的小说常常暗示，湘西那地方的人，大都处于原始朴野的生存状态，没有道学先生，因而也便少了许多道德的麻烦。小说《萧萧》中，萧萧的侥幸，在于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这个原本命运悲惨的童养媳，因此免于沉渾；又因发卖时间耽搁、生了个团头大耳的儿子，萧萧最终得到婆家宽容，留下继续做媳妇。萧萧竟然直到做了婆婆，也还保持着混沌未开的淳朴心态——当她12岁的“私生子”娶童养媳，唢呐吹到屋前时，“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沈从文看重的，是下层社会卑微人生中随顺自然的“道德”，更是萧萧历经磨难却仍然浑朴如初的“德性”。换一种视角，在启蒙主义作家的笔下，萧萧的浑朴就是愚昧，即使我们不忍对她的混沌“怒其不争”，也该对她的命运“哀其不幸”。但在沈从文这篇小说中，萧萧命运的偶然与不幸，被置于“天地人生”的大自然中，其悲剧的意味，也就如废名作品所体现的，是一种渗透人生的无奈，是人无法超越命运而产生的凄凉——“薄薄的凄凉”。
《边城》的故事，包含了孤独、死亡、命运的不确定等，每一个方面都是人生悲剧的构成成分。翠翠与爷爷的故事，完全可以被叙述成催人泪下的悲剧。但沈从文着眼于“自然”的视角，带来叙述的平静，淡化了翠翠与爷爷作为个体的悲剧性。他们那近平原始的单纯生活，他们与过河人不言利的淳朴关系，乡民们简朴的生活与朴素的感情……沈从文展现给我们的，就不仅是一对祖孙的孤独生活，或一个乡间少女的爱情遭遇，而且是湘西淳朴自然的民风，人们善良敦厚的性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宁谧生活。老人、少女仿佛不是自然的主体，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塔、与狗、与小溪、与山风、与翠竹、与白日喧嚣夜里安静的渡口一起，构成一个像诗、像画的桃花源。《边城》原本是沈从文打算为读者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边城》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优美”。沈从文原本信奉的自然与人性的某种永恒(即他常常说的“常”)、他所孜孜追求的生命的“自在”和自然，因为“命运”的存在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悲凉意味。翠翠爱情的悲剧，并不具有戏剧性，一切尚未发生就已消失，就像生活中许多失之交臂的事件。爷爷的木讷和犹疑，源于没有“碾坊”(陪嫁)的自卑和善良人的自尊，而船总顺顺对爷爷的误会，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人在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翠翠与二老的爱情，某种程度上，就阻隔在人与人之间这无法沟通的地带。翠翠与大老、二老没有展开就仓促结束的爱情，大老的陨命、二老的出走和爷爷的离世，迅速将一个妙龄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碎。小说接近尾声时，当我们隔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注视着孤苦无依的翠翠时，不禁担忧：翠翠的命运，是否也会像河边的白塔，有一天会坍塌呢?作者大约不忍将这样残酷的疑虑投向孤独的翠翠，在《边城》的结尾，他在不确定中，给了一个不能兑现却也聊以给人一点安慰的幻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这成为沈从文在营造他的乡土乌托邦时发自内心的感慨。而这对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却使他的小说获得了一种隽永的审美品格。
沈从文的小说，以极其独特的自然体验和朴素自然的语言，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模仿的艺术境界。
沈从文接受的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从小在外撒野，15岁便去当兵。他的知识、教养，主要不是来自学校教育、家庭影响或书本阅读，而是来自自然。湘西地处沅水流域，下接洞庭湖，河水养育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情。他常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当兵五年，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沅水辰河流域。在沈从文的履历中，人生成长的最重要阶段，都是与水相伴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自然之于沈从文，绝不仅仅是生活的环境，也不仅仅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信仰、是生命。“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我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这是沈从文在都市生活十多年，已成为都市中坚阶层(作家、教授)时的内心感慨。他魂牵梦绕的，是故乡，是故乡那“天人合一”的人生常态：
天热时，到下午四点以后，满河中都是赤光光的身体。有些军人好事爱玩，还把小孩子，战马，看家的狗，同一群鸭雏，全部都带到河中東……
沈从文与自然的生命联系，是他永远不能融入城市、永远梦呓着乡村的最根本原因。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他的创作。《湘行散记》真实地记载了他对故乡、对自然深挚的感情——
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物百汇，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
沈从文一直自称“乡下人”，而长期以来，作为“城里人”的读者和评论家，鲜有深刻领会其“乡下人”真正含义的。(6)“乡下”，就是沈从文崇拜的“自然”。在沈从文那里，与“城市一乡下”这一组对立范畴相对应的，是“文明一野蛮”“异化一自然”“虚弱一强悍”“虚伪一淳朴”……，在这些范畴中，沈从文选择后者。在他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在确立自己的文化理想和道德尺度时，甚至不惜对现代文明进行决然的排斥。他说：“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的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他无情地嘲弄都市人雄性的“雌性化”、异化的道德、萎缩的生命力。《如蕤》中的女主人公，感到都市里“真没有一个稍稍可爱的男子”，“都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模子中印出，个性与特性是不易存在，领袖标准是在共通所理解的榜样中产生的。一切皆显得又庸俗又平凡”，“她厌倦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她向往激情，甚至幻想受到乡下人的强暴。都市人性的猥琐，意味着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都市所承载的民族现代化的使命，使沈从文对现代性深感忧惧——“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再发生了”。他满怀偏见的“现代社会”，却正是20世纪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现代文明。20世纪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所追求的现代文明，是一种工业化的，民主、自由和法制的现代文化。都市化尽管不是现代文明的全部标志，但却是主要标志。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以利害为准则的组织结构中，秩序井然，实际而冷漠。现代人对道德、律例的尊崇；并非出自内心的敬畏，而是维护个人利益所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人性的真实被现实利害所包裹，便产生异化。沈从文反感和反抗的，就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
崇拜自然，即肯定原始生命力。沈从文的作品不止一处写到这样的情形，杀人者往往提着滴血的刀，便在街市的肉铺割肉佐酒，大快朵颐。沈从文自己，从小就看杀头，与同伴到屠场点数尸首、拨弄人头，以此为乐。很多人都对沈从文描写杀头的态度感到不解。“毫无惧色引颈就戮的人犯，和在看杀头后纵饮饱餐的看客，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是绝大的悲剧，——作者却并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由杀人者与被杀者的愚蒙中，他甚至感到一种趣味，因而才有那种轻松到近于玩赏的文字。”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对待人性所秉持的尺度，不是现代的科学理性、人道主义，也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而是自然。在沈从文看来，“乡下”是原始的、自然的、未经规范的，一切生命在此都遵循一种法则——自然的律令——生长、繁衍、淘汰。自然的律令，在沈从文的观念中，既是大自然中一切生物存在之“天命”，也包括人群发自本性的争斗，甚至残杀——人类的历史，族群的繁衍、变迁，千百年来不就是在自然淘汰中延续的吗?
“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稍稍站开点儿罢了。”
返归原始的自然，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便具有初民的单纯：“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他写了一个野性十足、元气淋漓的男子。这人“从五岁起就喜欢同人打架，为一点儿小事，不管对面的一个大过他多少，也一面辱骂一面挥拳打去。不是打得人鼻青脸肿，就是被人打得满脸血污。但人长大到二十岁后，虽在男子面前还常常挥拳比武，在女人面前，却变得异常温柔起来”。“当他二十五岁左右时，大约就有过四十左右女人净白的胸膛被他亲近过。”“生平书读得虽不多，却善于用书，在一种近于奇迹的情形中，这人无师自通，写信办公事时，笔下都很可观。为人性情又随和又不马虎，一切看人来，在他认为是好朋友的，掏出心子不算回事；可是遇着另外一种老想占他一点儿便宜的人呢，就完全不同了。——也就因此在一般人中他的毁誉是平分的；有人称他为豪杰，也有人叫他做坏蛋。但不妨事，把两种性格两个人格拼合拢来，这人才真是一个活鲜鲜的人!“他粗野的语言，“全是活的，即便是诨话野话，也莫不各有出处，言之成章。而且妙趣百出，庄谐杂陈。他那言语比喻丰富处，真像是大河流水，永无穷尽”。
他崇拜狮子式的强悍，而强悍者，往往是自然淘汰中的优胜者。他写过很多兵和匪，或者有着兵匪般蛮悍性情的山民、水手。杀人后落草为寇的矿工(《湘行散记·五个军官和一个煤矿工人》)、“著名毒辣”而姿色诱人的 女匪首(《从文自传·一个大王》)，很难说他们是纯粹的恶。他们杀人的经历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他们面对死亡的从容，断然不是阿Q式的精神麻痹，却也不是“大义凛然”，而具有一种奇特的残酷的生命元气。我们只能说，在充满道德评价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沈从文的叙述，不能用道德，而只能用自然的尺度去衡量。他为我们呈现的是原始的野性，是自由、健康、真力弥漫的生命形式。
苏雪林曾经指出，沈从文创作的理想，“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将沈从文纳入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改造思潮，从“再造民族性格”的角度看，这种归纳倒也符合实际。但要注意的是，沈从文提供的方案，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原始文化，是自然的野性和活力。
1922年，当沈从文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渴望进大学、当作家时，他的文化意识与当时一般文学青年没有两样，努力在靠拢新文化的脉动。30年代初，当沈从文蜚声文坛，步入他曾经梦寐以求的“著名作家”“教授”“名流”圈子后，他才发现，自己与都市文明的隔膜，终是难以消除的。这种隔膜，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以及所谓文明教养的差异，最根本的，是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后天无法弥补的“空白”地带。他的生命、他的情感、他的价值判断，永远不能脱离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那些深深镌刻在他记忆和情感中的自然与人事。
写于1943年的《边城》，是沈从文返归自然哲学，由感性到理性成熟的审美表现；而1931年的《虎雏》，则可以看做沈从文在这个过程中对“文明”追求的疑虑与反省。《虎雏》很可能取材于沈从文自己的实际经历。主人公曾经下决心将一个聪明而面相文雅的湘西小兵培养成文明人，小兵也十分乐意，遂留在了上海。主人公给小兵请了最好的老师，给他做体面的衣服，置齐了他上学所需的一切用具，甚至已经替他选好了学校，只等文化补习告一段落，便送他上学。小兵学习进步飞快，主人公也在踌躇满志地注视着文明工程的前景。但是，好景不长，时机稍稍对头，小兵就野性复发，杀了人，逃回湘西去了。主人公的沮丧，不光是这文明再造工程的失败，而且是对自我价值选择的怀疑。其实，这个结局应该是有预兆的。小兵被收留后，偶尔谈到他过去各种野蛮冒险的生活，主人公发现，“凡事由于这小兵说来，掺入他自己的观念，仿佛在这些故事的重述上，见到一个小小的灵魂，放着一种奇异的光。我在这类情形中，照例总是沉默到一种幽杳的思考里，什么话也没有可说。……我才觉得我已经像一个老人……”主人公无言对答，表明他所竭力追求的文明信念，在小兵所展示的原始粗犷的生活面前，苍白以致失语。
沈从文对自然的追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四的浪漫主义思潮。然而，沈从文不曾受过卢梭的影响，他的返归自然，更接近老子的社会哲学理念——“绝圣弃智”，随顺自然。老子的社会思想，推崇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从现有的材料中，几乎找不出沈从文接受道家思想的材料。但是，沈从文作品所体现出的自然社会观，却与老子的思想有惊人相合的地方。他在叙述湘西苗民历史，对历代统治者粗暴“征蛮”，使湘西苗民惨遭杀戮的事实时，充满无奈的悲怆。而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长河》《湘行散记》中，“官”和政府的“新生活运动”，“给原本宁静和谐的湘西带去的，只有莫名其妙的扰攘、焦虑。1934年沈从文重返故乡，目睹湘西宁静生活日渐被现代文明打破，无奈而又忧虑。他说：“‘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沈从文曾经自诩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然而他所指的人性，并非五四主流文学推崇的启蒙主义的理性，而是自然状态的人性，即未经文明规范和教化的原生态的人性。沈从文的小说常常暗示，湘西那地方的人，大都处于原始朴野的生存状态，没有道学先生，因而也便少了许多道德的麻烦。小说《萧萧》中，萧萧的侥幸，在于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这个原本命运悲惨的童养媳，因此免于沉渾；又因发卖时间耽搁、生了个团头大耳的儿子，萧萧最终得到婆家宽容，留下继续做媳妇。萧萧竟然直到做了婆婆，也还保持着混沌未开的淳朴心态——当她12岁的“私生子”娶童养媳，唢呐吹到屋前时，“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沈从文看重的，是下层社会卑微人生中随顺自然的“道德”，更是萧萧历经磨难却仍然浑朴如初的“德性”。换一种视角，在启蒙主义作家的笔下，萧萧的浑朴就是愚昧，即使我们不忍对她的混沌“怒其不争”，也该对她的命运“哀其不幸”。但在沈从文这篇小说中，萧萧命运的偶然与不幸，被置于“天地人生”的大自然中，其悲剧的意味，也就如废名作品所体现的，是一种渗透人生的无奈，是人无法超越命运而产生的凄凉——“薄薄的凄凉”。
《边城》的故事，包含了孤独、死亡、命运的不确定等，每一个方面都是人生悲剧的构成成分。翠翠与爷爷的故事，完全可以被叙述成催人泪下的悲剧。但沈从文着眼于“自然”的视角，带来叙述的平静，淡化了翠翠与爷爷作为个体的悲剧性。他们那近平原始的单纯生活，他们与过河人不言利的淳朴关系，乡民们简朴的生活与朴素的感情……沈从文展现给我们的，就不仅是一对祖孙的孤独生活，或一个乡间少女的爱情遭遇，而且是湘西淳朴自然的民风，人们善良敦厚的性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宁谧生活。老人、少女仿佛不是自然的主体，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塔、与狗、与小溪、与山风、与翠竹、与白日喧嚣夜里安静的渡口一起，构成一个像诗、像画的桃花源。《边城》原本是沈从文打算为读者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边城》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优美”。沈从文原本信奉的自然与人性的某种永恒(即他常常说的“常”)、他所孜孜追求的生命的“自在”和自然，因为“命运”的存在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悲凉意味。翠翠爱情的悲剧，并不具有戏剧性，一切尚未发生就已消失，就像生活中许多失之交臂的事件。爷爷的木讷和犹疑，源于没有“碾坊”(陪嫁)的自卑和善良人的自尊，而船总顺顺对爷爷的误会，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深邃的哲学命题——人在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翠翠与二老的爱情，某种程度上，就阻隔在人与人之间这无法沟通的地带。翠翠与大老、二老没有展开就仓促结束的爱情，大老的陨命、二老的出走和爷爷的离世，迅速将一个妙龄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碎。小说接近尾声时，当我们隔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注视着孤苦无依的翠翠时，不禁担忧：翠翠的命运，是否也会像河边的白塔，有一天会坍塌呢?作者大约不忍将这样残酷的疑虑投向孤独的翠翠，在《边城》的结尾，他在不确定中，给了一个不能兑现却也聊以给人一点安慰的幻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这成为沈从文在营造他的乡土乌托邦时发自内心的感慨。而这对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却使他的小说获得了一种隽永的审美品格。
沈从文的小说，以极其独特的自然体验和朴素自然的语言，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模仿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