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幼贪食，既好口腹之欲，亦耽于“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之癖。某日，适逢江南雨月黄昏，气森森、光黯黯、风凄凄，春林芳菲落，春鸟意甚哀。嘻嘻，天真有邪的童心（当年还是孩子）登时荡漾——此景此情，忒适合看志怪小说了有没有！考虑到《搜神记》《聊斋志异》等“本土佳作”早已是烂熟于胸，沉吟片刻，便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新买的《雨月物语》（雨月天读《雨月物语》，岂不美哉），准备会一会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小赤佬”。
　　翻了几页，咦，似曾相识嘛;又翻了几页，哦，懂了。瞿佑（杭州人，一说淮安人），冯梦龙（苏州人），你们快来，问问上田秋成，他是不是应该“意思意思”，付一点合理的“版权费”呀？
　　原来，“剪枝畸人”上田君的这些文章，是对瞿老师《剪灯新话》和冯老师《三言》的“江户式”改写。而此等改写，巧妙地用“和风”替换了“华风”“江南风”，倒也是另辟蹊径、不容轻视的——《雨月物语》被誉为日本近代以前怪异小说的顶峰之作，是日本读本小说的代表。

　　日本读本小说的问世，源于部分日本文人感到单纯翻译中国的宋话本、明清小说，实在是意犹未尽;不行，屏勿牢了，自己也要写！在这样的创作心理的驱动下，日本读本小说的主要特征，当然就是“拿来主义精加工”的风格了：吸取中国话本、小说的情节素材、构思和表现手法，结合日本的文化，再以较“雅”的文字，翻改或自撰。最终，满足了江户时代日本市民阶层的“阅读恶趣味”。
　　归根结蒂，一切的背后，还不是咱们中国文化，咱们江南文化在大放光芒、照亮四方啊！

吴风吹东亚

　　中华文明对东亚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仅以日本为例，便不光有徐福的传说，还有汉字传入的重大文明史实。而在我国对日“文化输出”的诸多案例里，江南文明的“存在感”是很强的。比如，有语言学家认为，相比于中国中原地区的“秦音”，来自中国长江以南尤其是江东地区的“吴音”，融入日语的程度或更深。此外，还有“吴服”“吴织”“吴染”——《日本国志》记载，5世纪时，天皇派使者往吴地求缝工女，得“吴织”四人而归。日语读红色染料为“吴染”，表明同时带去了染料与技术。江户时代称为“吴服”的服装样式，则与今天的和服相差无几。
　　还有江南文明对日本水稻文化的陶染作用。1982年日本吉野里考古发掘以来，弥生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000年，填补了日本从原始文化迈入文明文化的文化断层）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因更早的绳纹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不足以说明弥生文化中极富特色的水稻和铜铁器并存现象，所以，日本考古学界提出了一个重大猜想——江南文化是弥生文化的原乡！注意，猜想不是妄想，在弥生文化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很多被认为是日本稻米文化起源的稻谷化石，经测定，这些稻谷化石的成分，与中国江南的稻米非常相像。综上，有日本史学家认为，日本稻米文化的导师，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江南文化。
　　日本人追慕汉唐。汉唐丝路沟通东西，明清两朝，以江浙为龙头的江南，又成了海上丝路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在谈到“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史”时即举例指出，乍浦自古就有“江浙门户”“海口重镇”之称，是清代浙北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出入其间者除了商人、船员，还有知识人、漂流民等。在双方贸易品中，书籍和文房四宝占相当大的比重。据日本史家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统计，从康熙五十三年至咸丰五年，经长崎港进口的汉籍多达6118种，共57240 余册。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世，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被贩运到日本，很快被日本人训点、翻刻、摘抄等，广为流传。道光二十六年，沈筠编集的《乍浦集咏》，收入诗作“海不扬波俗不浇，迎龙桥接凤凰桥。东洋雕漆罗番市，南浦明珠烛绛霄。异域车书通日本，遐方琛赆驾秋潮”，充分反映了乍浦港与长崎港间繁华的通商场景，亦是书籍贸易盛况的写照。
　　喜欢中国的书，更尊重中国的学者。抗清失败后，明末浙江余姚思想家朱之瑜辞别故土，流亡日本;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请他到江户讲学，执弟子礼。不少日本著名学者也纷纷慕名从学，视其为“在日本的孔夫子”。朱様格物穷理，摒弃空洞说教，议论政治改革，对日本综合国学和神道、倡导尊王和大义名分的水户学影响很大。还精通“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物之制”，带来江南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并参与设计建造日本的学宫、孔庙、圣堂、后乐园等，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晚至幕府与大正时代，作为文化景观的江南名胜依然深入东亚人心，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之不胜向往。江南文化，是他们脑海里古典中国最美丽的一道光环，焉能不爱？

江南惊西洋

　　再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江南的发现。17世纪开始，欧洲人渐渐对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1639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用拉丁文公布了“长江”和“江南”的概念，并在歐洲传播开来。为此，徐·Paul·光启的好伙伴Matteo Ricci，也就是利·西泰·玛窦，值得江南人永远的感谢和怀念。
　　众所周知，东方古国的丝绸让西洋人爱不释手。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考证，査士丁尼时代一磅丝绸在罗马可卖到12英两黄金，如此疯狂的奢靡风气，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O.K. 丝绸使人疯狂;个么曾在国际市场风靡一时的“蓝京布”（“蓝京”，Lankin）又是哪能回事体啦？别急，科普来了：“蓝京布”“蓝青布”什么的，是发音不准导致的讹误，其真身系“南京布”。彼时，全中国80%的棉布都是松江府出产的，松江布大宗是上海布。上海布在南京面向全国各地和日本、朝鲜、东南亚市场销售，最远至印度。福建人n、l不分，“南”叫成了“蓝”;尔后，欧洲人亲临江南，方知晓“蓝京”实为南京。据说，“南京布”带有淡淡的紫色，所以也称“南京紫花布”（nankeenbosom），极受19世纪法国人的欢迎（在福楼拜、大仲马的安排下，包法利夫人、基督山伯爵貌似也都穿过），亦为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里，“nankeenbosom”就频频“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