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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逢贤先生的观点出发，各级各类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充分的师德成长资源，走进教师的生活世界，增强对教师的生命关怀、道德关怀与情感关怀，增强教师道德自律的科学性。
王逢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德育研究专家，生前长期担任《教育研究》《中国德育》等重要教育期刊的学术顾问。王逢贤先生长期从事学校德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对师德的本质属性、现实困境及其建设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关于师德的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王逢贤先生1997年发表的《师德建设的理论思考》一文中。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品读这篇文章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师德建设不仅仅需要一种教育决策或行动，更需要像王逢贤先生那样科学地建构师德建设的方法论。
一、前提性问题：
把握师德建设的本质属性
进行师德建设的过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师德建设的本质性认知。缺乏对这一前提的理性把握，就难以有效实现对师德建设的问题诊断与策略改善。王逢贤对于师德建设的思考，正是从对“师德”以及“师德建设”的内涵与定位着手来进行研究的。
简单地说，师德建设就是对教师道德开展行之有效的建设。基于这种一般性的理解，很多师德建设工程演化为对教师职业的一种道德性倡议。然而，在王逢贤看来，这仅仅是“表”，其“里”却有着深刻的内涵。
王逢贤认为，“师德”中的“德”已经远远超出教师职业以及一般道德的范畴，因为“师德不仅含有道德，也含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态度、法纪观念和行为等”[1]。事实上，对于师德的这种本质性追问使得王逢贤先生的师德研究更加全面、系统，而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这一单一范畴。而恰恰是这种广义的“师德”，能够引领师德研究走向深入，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深化对于“师德”的理解及其特殊性、重要性的认识。对此，王逢贤认为，“教师的特殊职业道德是所有公民和职业者的思想、政治、法纪、道德方面的优良素质在教育活动中的集中统一的具体表现”。而教师正是承担起这种表现的主体，切實加强师德建设正是要将教师作为“公民”和“职业者”来看待，将“思想、政治、法纪、道德”同时作为师德内涵，将学校师德建设作为社会性的德育工程来实施，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师德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才能还师德建设以内在的规定性。
从这种理解出发，王逢贤科学地提出了师德的双重属性问题。他认为，师德本身就具有多层面的二重性——“公民普遍性与教师职业性品德的统一”“教师做人的本色素质与充当教师的角色素质的统一”“教师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统一”“教师是认识和实践师德的主体与被规范和接受师德的客体的统一”“德育内容自我对象化和活化与德育手段身教化的统一”。正是这些二重性，使得师德本身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师德建设超越了工具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狭隘范畴。时至今日，关于师德的这五个“统一”仍然是值得称道的原创性理论。因为师德从主体性、职业性、专业性、对象性以及实践性方面突显其有别于一般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实质。这种对于师德建设本质属性的科学判断，成为王逢贤师德研究的重要前提。要想使师德建设富有成效，必须抓其根本、追其源头进行研究，而这种“根本”正是师德建设的本质属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师德建设的项目、设计、方案等最终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很多教师无法从师德建设中真正受益，其根源正在于缺乏对师德建设本质属性的理性把握。
二、关键性问题：
研判师德建设的现实误区
正如王逢贤所认为的那样，之所以很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在抓师德建设，甚至将其定义为“龙头工程”，“除了表明师德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有机部分必须常抓不懈外，也表明当前出现的师德‘滑坡’问题到了必须有针对性地狠抓的时候了”。抓什么？如何找到师德建设的对象？这就涉及到对于师德问题的诊断与研判。师德建设是一项基于问题而产生的教育行动。问题是否发现得准确、充分，关系到师德建设的信度与效度，也成为师德建设的关键。
（一）师德建设的浅表化
师德建设，不是应时之作、应景之举，而应基于强烈的现实需求以及对教育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为。树立榜样、学习典型是师德建设过程中的常见做法。然而，轰轰烈烈的优秀教师表彰、广泛宣传的“最美教师”，最终要实现的是引发教师的广泛共鸣，而绝非走走过场、热闹热闹。对此，王逢贤认为：“如果教育的实效性存在这样或那样‘危机’的话，其中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教师的榜样危机”。这种“榜样危机”实质上反映出师德建设走上了浅表化的一端，成为影响师德建设的因素。
（二）师德建设的碎片化
在面对师德问题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开展专项师德建设成为一种现象。然而，就事论事的师德建设难以系统实现师德建设的实效性。王逢贤认为，“师德的形成和变化都与其相关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分不开”，不能仅仅以一个方面来谈师德建设。例如，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师德宣传，在试图影响教师主观因素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教师所面对的、复杂的客观因素。师德建设走入碎片化的误区，实际上正是沉迷于某一个现实问题，而忽视了师德建设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三）师德建设的低端化
王逢贤认为，很多学校仅仅将几个“不准”、几个“达标”以及若干项规定性的活动等他律措施当成师德建设的目标，这仅仅是“师德建设补救性发动起始阶段所应该做的”，但师德建设“更要针对多数师德层次较高者，提出符合师德固有标准和逐步达标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为教师实现更高的师德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师德建设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底线思维，而且更应是一种引领性的价值取向。高扬师德的示范性功能，助推学校德育的根本性提升，理应走出师德建设低端化的误区。
（四）师德建设的快速化
师德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因为师德本身就是一个人观念、素养长期生成的过程。王逢贤认为，师德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师德素质形成的难度和认识误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学校不自觉地忽略了师德成长的难度，没有切实估计教师所面临的现实情境与主体性困惑，而走进了快速推进师德建设的冒进误区，“师德建设月”“师德建设周”等实质上违背了师德形成的基本规律，快速推进的结果难以实现师德建设的可持续化。真正实现师德内涵式建设，必须走出盲目式、激进式师德建设的误区，并着力建构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操作性问题：
探索师德建设的现实路径
作为我国德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王逢贤始终对师德建设的具体操作性问题予以密切关注。他认为，“师德的价值在于它是学校教育方向、教育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学校教师的发展方向以及教育的效果，归根到底都是由师德来决定的。师德建设正是要在学校教育的他律中走向与自律的有机结合。
（一）积极推进他律的合理性建设
王逢贤认为，“师德的形成由外部的他律逐步地转化为自我内部的自律，是合乎规律的”。这种方式正是教育灌输策略的重要体现。因为人的成长无法直接实现道德提升，在识别社会现象、辨析道德事件、思考人际边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自身对于道德情操的体认，并逐步提升自身修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我国基础教育走向2020年教育发展目标的进程中，教师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正逐渐凸显，教师的道德认识、道德行为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使命的最终实现。以积极的他律引导师德建设，始终是我国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路径。虽然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地方的条款、规定等都是师德建设的他律性素材，但这些外在的素材无法直接成为师德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资源，直接实现师德水准的提升。
为此，需要借助一定的途径、措施作为中介，将他律逐渐转化为教师的主观认同，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当前，很多中小学创设的“班主任节”实际上正是对班主任劳动的认可与肯定，并通过对优秀班主任的表彰、宣讲、经验介绍等活动，着力推进师德他律的合理化建设。从师德理论的角度看，这些实践性操作正符合王逢贤所提出的师德建设规律。
（二）着力创设自律的真实性资源
王逢贤认为，教师都是成年人，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这就需要强调自律和内化，同时只有自律才能使师德内化为具有本色与角色统一的主体性精神财富。虽然王先生的文章已经发表二十年了，但他所提到的现象、所发现的问题在今天仍有显现，我们仍会发现很多学校关于师德的制度性规定缺乏对教师真实生活的体认与感知，仅仅以条款式、冰冷的师德规定确实无法使教师完全自律。
从王逢贤的观点出发，各级各类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充分的师德成长资源，走进教师的生活世界，增强对教师的生命关怀、道德关怀与情感关怀，增强教师道德自律的科学性。我们不希望教师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实现其教育理想，因为“自我牺牲”并非一种合理的自律，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学校引导教师以健康、科学的途径为学校教育事业奉献青春；我们不希望教师以“舍小家为大家”的方式实现其师德成长，因为这种舍弃意味著教师自身合理的私德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学校引导教师处理好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我们也不希望教师以完全忘我的方式实现其自身梦想，因为这种“忘我”荒废掉了教师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实际上我们更希望教师在个人情感、专业情感中获得完满的精神生活。
从这个角度看，师德的自律性生成正是为了有效获得王逢贤所提出的“主体性精神财富”。学校只有为教师自律创设真实的情境，才能有效引导教师在自身“立德”的过程中实现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王逢贤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这篇论文代表着他对于师德建设的深刻思考，在我国师德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虽然王逢贤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所奠定的师德研究传统生生不息，对我国德育界的学术影响历久弥新。重读王逢贤先生的文章，让我们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王先生的现实洞察力与思想穿透力。王先生关于师德建设的宝贵思想，对于当前基础教育内涵式发展、卓越教师队伍的全程性培养，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逢贤.师德建设的理论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 1997（4）：8-12.
【张聪，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 庭
王逢贤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德育研究专家，生前长期担任《教育研究》《中国德育》等重要教育期刊的学术顾问。王逢贤先生长期从事学校德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对师德的本质属性、现实困境及其建设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关于师德的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王逢贤先生1997年发表的《师德建设的理论思考》一文中。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品读这篇文章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师德建设不仅仅需要一种教育决策或行动，更需要像王逢贤先生那样科学地建构师德建设的方法论。
一、前提性问题：
把握师德建设的本质属性
进行师德建设的过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师德建设的本质性认知。缺乏对这一前提的理性把握，就难以有效实现对师德建设的问题诊断与策略改善。王逢贤对于师德建设的思考，正是从对“师德”以及“师德建设”的内涵与定位着手来进行研究的。
简单地说，师德建设就是对教师道德开展行之有效的建设。基于这种一般性的理解，很多师德建设工程演化为对教师职业的一种道德性倡议。然而，在王逢贤看来，这仅仅是“表”，其“里”却有着深刻的内涵。
王逢贤认为，“师德”中的“德”已经远远超出教师职业以及一般道德的范畴，因为“师德不仅含有道德，也含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态度、法纪观念和行为等”[1]。事实上，对于师德的这种本质性追问使得王逢贤先生的师德研究更加全面、系统，而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这一单一范畴。而恰恰是这种广义的“师德”，能够引领师德研究走向深入，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深化对于“师德”的理解及其特殊性、重要性的认识。对此，王逢贤认为，“教师的特殊职业道德是所有公民和职业者的思想、政治、法纪、道德方面的优良素质在教育活动中的集中统一的具体表现”。而教师正是承担起这种表现的主体，切實加强师德建设正是要将教师作为“公民”和“职业者”来看待，将“思想、政治、法纪、道德”同时作为师德内涵，将学校师德建设作为社会性的德育工程来实施，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师德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才能还师德建设以内在的规定性。
从这种理解出发，王逢贤科学地提出了师德的双重属性问题。他认为，师德本身就具有多层面的二重性——“公民普遍性与教师职业性品德的统一”“教师做人的本色素质与充当教师的角色素质的统一”“教师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统一”“教师是认识和实践师德的主体与被规范和接受师德的客体的统一”“德育内容自我对象化和活化与德育手段身教化的统一”。正是这些二重性，使得师德本身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师德建设超越了工具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狭隘范畴。时至今日，关于师德的这五个“统一”仍然是值得称道的原创性理论。因为师德从主体性、职业性、专业性、对象性以及实践性方面突显其有别于一般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实质。这种对于师德建设本质属性的科学判断，成为王逢贤师德研究的重要前提。要想使师德建设富有成效，必须抓其根本、追其源头进行研究，而这种“根本”正是师德建设的本质属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师德建设的项目、设计、方案等最终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很多教师无法从师德建设中真正受益，其根源正在于缺乏对师德建设本质属性的理性把握。
二、关键性问题：
研判师德建设的现实误区
正如王逢贤所认为的那样，之所以很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在抓师德建设，甚至将其定义为“龙头工程”，“除了表明师德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有机部分必须常抓不懈外，也表明当前出现的师德‘滑坡’问题到了必须有针对性地狠抓的时候了”。抓什么？如何找到师德建设的对象？这就涉及到对于师德问题的诊断与研判。师德建设是一项基于问题而产生的教育行动。问题是否发现得准确、充分，关系到师德建设的信度与效度，也成为师德建设的关键。
（一）师德建设的浅表化
师德建设，不是应时之作、应景之举，而应基于强烈的现实需求以及对教育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为。树立榜样、学习典型是师德建设过程中的常见做法。然而，轰轰烈烈的优秀教师表彰、广泛宣传的“最美教师”，最终要实现的是引发教师的广泛共鸣，而绝非走走过场、热闹热闹。对此，王逢贤认为：“如果教育的实效性存在这样或那样‘危机’的话，其中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教师的榜样危机”。这种“榜样危机”实质上反映出师德建设走上了浅表化的一端，成为影响师德建设的因素。
（二）师德建设的碎片化
在面对师德问题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开展专项师德建设成为一种现象。然而，就事论事的师德建设难以系统实现师德建设的实效性。王逢贤认为，“师德的形成和变化都与其相关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分不开”，不能仅仅以一个方面来谈师德建设。例如，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师德宣传，在试图影响教师主观因素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教师所面对的、复杂的客观因素。师德建设走入碎片化的误区，实际上正是沉迷于某一个现实问题，而忽视了师德建设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三）师德建设的低端化
王逢贤认为，很多学校仅仅将几个“不准”、几个“达标”以及若干项规定性的活动等他律措施当成师德建设的目标，这仅仅是“师德建设补救性发动起始阶段所应该做的”，但师德建设“更要针对多数师德层次较高者，提出符合师德固有标准和逐步达标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为教师实现更高的师德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师德建设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底线思维，而且更应是一种引领性的价值取向。高扬师德的示范性功能，助推学校德育的根本性提升，理应走出师德建设低端化的误区。
（四）师德建设的快速化
师德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因为师德本身就是一个人观念、素养长期生成的过程。王逢贤认为，师德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师德素质形成的难度和认识误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学校不自觉地忽略了师德成长的难度，没有切实估计教师所面临的现实情境与主体性困惑，而走进了快速推进师德建设的冒进误区，“师德建设月”“师德建设周”等实质上违背了师德形成的基本规律，快速推进的结果难以实现师德建设的可持续化。真正实现师德内涵式建设，必须走出盲目式、激进式师德建设的误区，并着力建构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操作性问题：
探索师德建设的现实路径
作为我国德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王逢贤始终对师德建设的具体操作性问题予以密切关注。他认为，“师德的价值在于它是学校教育方向、教育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学校教师的发展方向以及教育的效果，归根到底都是由师德来决定的。师德建设正是要在学校教育的他律中走向与自律的有机结合。
（一）积极推进他律的合理性建设
王逢贤认为，“师德的形成由外部的他律逐步地转化为自我内部的自律，是合乎规律的”。这种方式正是教育灌输策略的重要体现。因为人的成长无法直接实现道德提升，在识别社会现象、辨析道德事件、思考人际边界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自身对于道德情操的体认，并逐步提升自身修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我国基础教育走向2020年教育发展目标的进程中，教师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正逐渐凸显，教师的道德认识、道德行为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使命的最终实现。以积极的他律引导师德建设，始终是我国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路径。虽然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地方的条款、规定等都是师德建设的他律性素材，但这些外在的素材无法直接成为师德建设过程中的具体资源，直接实现师德水准的提升。
为此，需要借助一定的途径、措施作为中介，将他律逐渐转化为教师的主观认同，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当前，很多中小学创设的“班主任节”实际上正是对班主任劳动的认可与肯定，并通过对优秀班主任的表彰、宣讲、经验介绍等活动，着力推进师德他律的合理化建设。从师德理论的角度看，这些实践性操作正符合王逢贤所提出的师德建设规律。
（二）着力创设自律的真实性资源
王逢贤认为，教师都是成年人，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这就需要强调自律和内化，同时只有自律才能使师德内化为具有本色与角色统一的主体性精神财富。虽然王先生的文章已经发表二十年了，但他所提到的现象、所发现的问题在今天仍有显现，我们仍会发现很多学校关于师德的制度性规定缺乏对教师真实生活的体认与感知，仅仅以条款式、冰冷的师德规定确实无法使教师完全自律。
从王逢贤的观点出发，各级各类学校应为教师提供充分的师德成长资源，走进教师的生活世界，增强对教师的生命关怀、道德关怀与情感关怀，增强教师道德自律的科学性。我们不希望教师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实现其教育理想，因为“自我牺牲”并非一种合理的自律，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学校引导教师以健康、科学的途径为学校教育事业奉献青春；我们不希望教师以“舍小家为大家”的方式实现其师德成长，因为这种舍弃意味著教师自身合理的私德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学校引导教师处理好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我们也不希望教师以完全忘我的方式实现其自身梦想，因为这种“忘我”荒废掉了教师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实际上我们更希望教师在个人情感、专业情感中获得完满的精神生活。
从这个角度看，师德的自律性生成正是为了有效获得王逢贤所提出的“主体性精神财富”。学校只有为教师自律创设真实的情境，才能有效引导教师在自身“立德”的过程中实现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王逢贤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这篇论文代表着他对于师德建设的深刻思考，在我国师德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虽然王逢贤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所奠定的师德研究传统生生不息，对我国德育界的学术影响历久弥新。重读王逢贤先生的文章，让我们能够更真实地感受到王先生的现实洞察力与思想穿透力。王先生关于师德建设的宝贵思想，对于当前基础教育内涵式发展、卓越教师队伍的全程性培养，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逢贤.师德建设的理论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 1997（4）：8-12.
【张聪，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 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