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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学会说理的过程，也是学生运用自身智慧参与班级民主生活的过程，更是教师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能力、公共表达能力，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民主素养的人的过程。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是一种有效的参与方式。说理是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解释自己的主张，让老师和其他同学信服自己观点的一种交流方式。说理并不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让听众在倾听中自己去领会，因此，说理能让交流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让辩论变成共同的倾听和讨论。在班级民主生活中，教师和学生们都需要说理，因为相较于投票等方式，说理更能得出公正的答案，也更能让学生们之间相互了解、搁置争议、达成共识。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如何说理的问题。
一、几种“不说理”的现象
说理并不是把无理说成有理，也不意味着要把对方辩论的哑口无言，而在于通过事实、证据、知识等去证明自己，让别人信服。但是在现实的班级民主生活中却存在着多种把“不说理”当作“说理”的现象。
1.命令代替说理
说理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而命令则是一种强制。但是在班级民主生活中，一些学生却常常用命令代替说理。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学生，特别是一些班干部，常常用班主任的要求、指示、建议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班级民主生活中，一些学生常常会借用班主任的话说，“班主任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应该……”
这样一种说理的方式，虽然看起来是通过某种理由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其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恰恰不是说理，而是通过这种证明背后的权威来强制其他同学认同。这种证明的理由是不能反驳的，因为它来自于权威，同时也是不需要证明的，还是因为它来自于权威。因此，在班级民主生活中，一些学生通过命令、要求等方式来说理，并不是真的说理，而是一种强制他人同意的方式。
2.断言代替说理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有时候学生只有自己的观点，而没有理由来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说理同样也不是说理，而是无理取闹。比如，在班级辩论中，有的学生经常会说“我认为你说的不对”“我认为你说的对”“你说的是什么啊”等等，但是他们往往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对，或者为什么不对。这些学生都仅仅是在发表个人的观点或者判断，而不是在说理。
说理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却并不总是说理。那种仅仅有观点而没有理由的表达并不是说理，因为我们很多的观点来自于我们个人的偏见、习惯、想当然地认为，而不是来自于推理和证明。因此，只有观点，只有看法，并不能被称之为说理，说理不仅仅需要观点和看法，同样还需要有支持这种观点和看法的理由。
3.争论代替说理
有些学生错误地认为说理不是为了明理，不是为了正确的判断，而是为了辩论。因此，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学生相互争执、相对争辩的现象，他们争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辨明是非，也不是为了寻求真实而公正的东西，而仅仅是为了辩倒对方，仅仅是为了争辯而争辩。在这样的辩论中，有些学生就会带着某些负面情绪，使用侮辱性的字眼来与他人争论，这样的争论到了最后都会演变成争吵，甚至会把说理变成攻击。事实上，辩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与他人针锋相对，也不是为了压倒对方，而是为了相互交流、分享彼此的观点和看法，共同讨论、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最后解决问题。
二、说理的条件
说理需要用理由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或者说班级民主生活中的学生需要能用自己说得通、同时其他学生也能接受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也就表明了，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当学生提出自己的主张之后，理由就成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最重要因素。
理由是对自己观点的支持，也是说理者用来说服其他人的材料。什么样的材料才能成为理由呢？我们可以列举事实、统计数据、法律法规、已经证明的观点、相关的研究成果等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理由。比如，当学生在辩论“分数是学生的个人隐私吗”这个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可以借助一些曾经发生的相关事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正如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有些材料并不能作为理由，比如班主任的命令要求、一些社会偏见等等。
有了观点，有了理由，是不是就是说理了呢？当然不是，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还需要一些条件的支撑。结合相关的说理理论和班级民主生活中学生说理的现实，本文总结了如下一些条件：
1.说理需要逻辑
说理不仅仅需要观点和理由，同样还需要用理由合理地证明观点，这就需要逻辑。说理中的逻辑，通常指的是在说理时能够对自己阐述的问题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还能够分析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在言说时语言论证严密，理由能够支撑观点，能够让听者信服。我们在生活中总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辩论遵循了一定的逻辑，有逻辑的辩论能让真理自身显现出来。[1]
有逻辑的说理就会说得通，没有逻辑的说理则说不通。当然我们可以说，在班级民主生活中，每个学生都有逻辑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生在班级民主生活中的说理也能保持逻辑。因为，在现实的班级民主生活中，我们学生的很多说理逻辑是粗糙的，是曲折模糊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他们的逻辑往往并不能证明观点，自然这样的说理也就不是好的说理。比如，在竞选班干部的时候，有的学生说：“同学们应该选我当班长，因为我以前当过班长。”在这个事例中，这个学生的讲话逻辑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法从这个学生以前做过班长，就可以推导出这个学生现在或者将来应当做班长。再比如，在讨论“男生是否可以留长发”的问题时，有学生说：“我很厌恶那些留长发的男生，应该禁止男生留长发。”这个学生的逻辑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法从“‘我’不喜欢”推导出“应当普遍禁止”的结论。
2.说理需要情感
说理并不仅仅只是晓之以理，同样还需要动之以情。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为什么需要情感呢？因为当学生带着情感去说理时，更能引起其他学生的情感反应，更能让其他学生赞同自己的观点。古典修辞学家认为：“修辞最有力的武器是操纵听众的情感，谋取他们站在自己方面的能力，因此，修辞学家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使理智带上激情的问题，即如何使他们的听众诉诸激情或者情感。”[2]比如，一个学生在向全班同学阐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时，他的言说慷慨激昂，从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一直讲到当代奥运精神，他充满激情地演说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激情感染其他学生。同样，在班级民主生活中，那些带着情感去说理的学生，他们的情感都不是偶然的、主观的情感，而是说理本身所蕴含着的情感，他们是在告诉正在倾听的学生什么是应该高兴的，什么是应该生气的，什么是应该热爱的，什么是应该憎恨的。 说理需要情感，但是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中的情感也需要适度，情感需要与说理保持一致。在说理时，一定要避免情感过度的现象，因为情感过度不仅不能起到感染其他学生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这就需要在说理时把握情感的适度。
3.说理需要文采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通过说理来打动其他学生，说理者还需要说得有文采。比如，语言的生动形象、恰当而合理的故事和例子、幽默而轻松的风格、准确而具体的用词等，当然适当的修辞也是必要的。比如，在班级辩论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学生运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来增加气势，运用优美的语言来调动听众的情绪等等。总的来说，好的文采更容易说服听众。
4.说理需要智慧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者不仅要注意自己言说的正确，更要注意言说的恰到好处，这就涉及说理中的判断问题，说理需要时刻对当前的说理境况做出辨别、判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把辨别、判断、实践智慧和理智赋予同一些人，说他们具有辨别能力，具有公正判断能力，具有理解能力，说他们在实践上是聪敏的，是具有辨别能力的，因为这些能力都是关系到具体的和根本的东西，……而所有的实践问题都关系到具体的和基本的东西，因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东西，而理解力和判断力也关系到实践问题，即关系到基本的东西。”[3]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我们会得出，说理是与机智的判断、全面的考虑、设身处地的理解和体谅等有关联的理性能力，这些能力关系到说理者对说理境况的判断，对听众的理解，对自己说理的及时调整等问题。
学生在班级民主生活中的说理，就是学生在当下情境中的行动，就是学生实践智慧的运用。这种智慧告诉我们，说理不是对所有的人说同样的话，说理需要依靠自己的理性和判断来言说。相反，那种不根据具体情境，习惯于言说普遍主义话语的人，或者无法对具体情境做出判断的人，是无法进行好的说理的。
三、会说理是学生的一种美德
从本质上来讲，说理是一门使用语言的艺术。但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讲，说理又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与人类理性生活相关的能力，这个观点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本质上是一种言说的动物”论述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言说的动物”，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言说本身就是人们行动的目的。言说不仅仅是个人展现自身独特性的方式，同样也是个人展现自己美德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表達了语言与人类政治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很显然，和蜜蜂以及所有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自然，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不会作徒劳无益之事，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声音可以表达苦乐，其他动物也有声音（因为动物的本性就是感觉苦乐并相互表达苦乐），而语言则能表达利和弊以及诸如公正或不公正等；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家庭与城邦就是这类生物的结合体。”[4]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展现的不仅仅是学生在面对公共问题时产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认识，更是体现了一个人优雅的举止、睿智的判断，这种优雅和睿智并不是社交礼仪上的礼貌，而是人的美德。在修辞学家看来，说理就是好的言说，好的言说与美德、理性和论证相关，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巧言令色，一个懂得说理的人“知道如何在法庭上伸张正义，知道如何在各种委员会和关于公共事务的集会上商讨问题，商讨的方式应该是为了推动有利的、可敬的政策的形成。”[5]因此，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学生的说理是与这个学生的智慧、节制、勇敢等美德相关的，而当我们说一个学生在面对公共问题能够说理时，也就是在说这个学生具有正义的品格、具有智慧和判断力，也同样是在说他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说理正是一个人在面对公共问题时显现出来的美德。[6]
说理表现的是学生对于班级民主生活的热爱，对于好的班级生活的追求。学生之所以去说理，追求真实和公正的答案，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班级生活是公正的、民主的。在说理中，学生追求的是出色而有美德的生活，他们的说理和论辩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真实而公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说理本身就是人的理性和美德的体现。
说理不仅仅与一个人的勇敢、智慧等道德品质有关，而且还与缜密的思考、机智的判断等理性能力有关。因为，只有理性思考的人才能够准确地判断公共事务，才能够对公共的问题进行反思，才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生活中的公共利益问题。理性是判断的前提，判断是行动的动力，这些能力都属于人的智慧。因此，学生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学会说理的过程，也是学生运用自身智慧参与班级民主生活的过程，更是教师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能力、公共表达能力，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民主素养的人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徐贲.明亮的对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32.
[2][5]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M].王加丰，郑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4，73.
[3]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M].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421.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6]张鲁宁.美德的起源与形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172.
【张鲁宁，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至善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是一种有效的参与方式。说理是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解释自己的主张，让老师和其他同学信服自己观点的一种交流方式。说理并不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让听众在倾听中自己去领会，因此，说理能让交流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让辩论变成共同的倾听和讨论。在班级民主生活中，教师和学生们都需要说理，因为相较于投票等方式，说理更能得出公正的答案，也更能让学生们之间相互了解、搁置争议、达成共识。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如何说理的问题。
一、几种“不说理”的现象
说理并不是把无理说成有理，也不意味着要把对方辩论的哑口无言，而在于通过事实、证据、知识等去证明自己，让别人信服。但是在现实的班级民主生活中却存在着多种把“不说理”当作“说理”的现象。
1.命令代替说理
说理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而命令则是一种强制。但是在班级民主生活中，一些学生却常常用命令代替说理。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学生，特别是一些班干部，常常用班主任的要求、指示、建议等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班级民主生活中，一些学生常常会借用班主任的话说，“班主任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应该……”
这样一种说理的方式，虽然看起来是通过某种理由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其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恰恰不是说理，而是通过这种证明背后的权威来强制其他同学认同。这种证明的理由是不能反驳的，因为它来自于权威，同时也是不需要证明的，还是因为它来自于权威。因此，在班级民主生活中，一些学生通过命令、要求等方式来说理，并不是真的说理，而是一种强制他人同意的方式。
2.断言代替说理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有时候学生只有自己的观点，而没有理由来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说理同样也不是说理，而是无理取闹。比如，在班级辩论中，有的学生经常会说“我认为你说的不对”“我认为你说的对”“你说的是什么啊”等等，但是他们往往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对，或者为什么不对。这些学生都仅仅是在发表个人的观点或者判断，而不是在说理。
说理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却并不总是说理。那种仅仅有观点而没有理由的表达并不是说理，因为我们很多的观点来自于我们个人的偏见、习惯、想当然地认为，而不是来自于推理和证明。因此，只有观点，只有看法，并不能被称之为说理，说理不仅仅需要观点和看法，同样还需要有支持这种观点和看法的理由。
3.争论代替说理
有些学生错误地认为说理不是为了明理，不是为了正确的判断，而是为了辩论。因此，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学生相互争执、相对争辩的现象，他们争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辨明是非，也不是为了寻求真实而公正的东西，而仅仅是为了辩倒对方，仅仅是为了争辯而争辩。在这样的辩论中，有些学生就会带着某些负面情绪，使用侮辱性的字眼来与他人争论，这样的争论到了最后都会演变成争吵，甚至会把说理变成攻击。事实上，辩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与他人针锋相对，也不是为了压倒对方，而是为了相互交流、分享彼此的观点和看法，共同讨论、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最后解决问题。
二、说理的条件
说理需要用理由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或者说班级民主生活中的学生需要能用自己说得通、同时其他学生也能接受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也就表明了，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当学生提出自己的主张之后，理由就成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最重要因素。
理由是对自己观点的支持，也是说理者用来说服其他人的材料。什么样的材料才能成为理由呢？我们可以列举事实、统计数据、法律法规、已经证明的观点、相关的研究成果等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理由。比如，当学生在辩论“分数是学生的个人隐私吗”这个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可以借助一些曾经发生的相关事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正如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有些材料并不能作为理由，比如班主任的命令要求、一些社会偏见等等。
有了观点，有了理由，是不是就是说理了呢？当然不是，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还需要一些条件的支撑。结合相关的说理理论和班级民主生活中学生说理的现实，本文总结了如下一些条件：
1.说理需要逻辑
说理不仅仅需要观点和理由，同样还需要用理由合理地证明观点，这就需要逻辑。说理中的逻辑，通常指的是在说理时能够对自己阐述的问题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还能够分析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在言说时语言论证严密，理由能够支撑观点，能够让听者信服。我们在生活中总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辩论遵循了一定的逻辑，有逻辑的辩论能让真理自身显现出来。[1]
有逻辑的说理就会说得通，没有逻辑的说理则说不通。当然我们可以说，在班级民主生活中，每个学生都有逻辑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生在班级民主生活中的说理也能保持逻辑。因为，在现实的班级民主生活中，我们学生的很多说理逻辑是粗糙的，是曲折模糊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他们的逻辑往往并不能证明观点，自然这样的说理也就不是好的说理。比如，在竞选班干部的时候，有的学生说：“同学们应该选我当班长，因为我以前当过班长。”在这个事例中，这个学生的讲话逻辑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法从这个学生以前做过班长，就可以推导出这个学生现在或者将来应当做班长。再比如，在讨论“男生是否可以留长发”的问题时，有学生说：“我很厌恶那些留长发的男生，应该禁止男生留长发。”这个学生的逻辑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法从“‘我’不喜欢”推导出“应当普遍禁止”的结论。
2.说理需要情感
说理并不仅仅只是晓之以理，同样还需要动之以情。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为什么需要情感呢？因为当学生带着情感去说理时，更能引起其他学生的情感反应，更能让其他学生赞同自己的观点。古典修辞学家认为：“修辞最有力的武器是操纵听众的情感，谋取他们站在自己方面的能力，因此，修辞学家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使理智带上激情的问题，即如何使他们的听众诉诸激情或者情感。”[2]比如，一个学生在向全班同学阐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时，他的言说慷慨激昂，从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一直讲到当代奥运精神，他充满激情地演说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激情感染其他学生。同样，在班级民主生活中，那些带着情感去说理的学生，他们的情感都不是偶然的、主观的情感，而是说理本身所蕴含着的情感，他们是在告诉正在倾听的学生什么是应该高兴的，什么是应该生气的，什么是应该热爱的，什么是应该憎恨的。 说理需要情感，但是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中的情感也需要适度，情感需要与说理保持一致。在说理时，一定要避免情感过度的现象，因为情感过度不仅不能起到感染其他学生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这就需要在说理时把握情感的适度。
3.说理需要文采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通过说理来打动其他学生，说理者还需要说得有文采。比如，语言的生动形象、恰当而合理的故事和例子、幽默而轻松的风格、准确而具体的用词等，当然适当的修辞也是必要的。比如，在班级辩论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学生运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来增加气势，运用优美的语言来调动听众的情绪等等。总的来说，好的文采更容易说服听众。
4.说理需要智慧
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者不仅要注意自己言说的正确，更要注意言说的恰到好处，这就涉及说理中的判断问题，说理需要时刻对当前的说理境况做出辨别、判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把辨别、判断、实践智慧和理智赋予同一些人，说他们具有辨别能力，具有公正判断能力，具有理解能力，说他们在实践上是聪敏的，是具有辨别能力的，因为这些能力都是关系到具体的和根本的东西，……而所有的实践问题都关系到具体的和基本的东西，因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东西，而理解力和判断力也关系到实践问题，即关系到基本的东西。”[3]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我们会得出，说理是与机智的判断、全面的考虑、设身处地的理解和体谅等有关联的理性能力，这些能力关系到说理者对说理境况的判断，对听众的理解，对自己说理的及时调整等问题。
学生在班级民主生活中的说理，就是学生在当下情境中的行动，就是学生实践智慧的运用。这种智慧告诉我们，说理不是对所有的人说同样的话，说理需要依靠自己的理性和判断来言说。相反，那种不根据具体情境，习惯于言说普遍主义话语的人，或者无法对具体情境做出判断的人，是无法进行好的说理的。
三、会说理是学生的一种美德
从本质上来讲，说理是一门使用语言的艺术。但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讲，说理又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与人类理性生活相关的能力，这个观点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本质上是一种言说的动物”论述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言说的动物”，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言说本身就是人们行动的目的。言说不仅仅是个人展现自身独特性的方式，同样也是个人展现自己美德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表達了语言与人类政治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很显然，和蜜蜂以及所有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自然，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不会作徒劳无益之事，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声音可以表达苦乐，其他动物也有声音（因为动物的本性就是感觉苦乐并相互表达苦乐），而语言则能表达利和弊以及诸如公正或不公正等；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家庭与城邦就是这类生物的结合体。”[4]在班级民主生活中，说理展现的不仅仅是学生在面对公共问题时产生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认识，更是体现了一个人优雅的举止、睿智的判断，这种优雅和睿智并不是社交礼仪上的礼貌，而是人的美德。在修辞学家看来，说理就是好的言说，好的言说与美德、理性和论证相关，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巧言令色，一个懂得说理的人“知道如何在法庭上伸张正义，知道如何在各种委员会和关于公共事务的集会上商讨问题，商讨的方式应该是为了推动有利的、可敬的政策的形成。”[5]因此，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学生的说理是与这个学生的智慧、节制、勇敢等美德相关的，而当我们说一个学生在面对公共问题能够说理时，也就是在说这个学生具有正义的品格、具有智慧和判断力，也同样是在说他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说理正是一个人在面对公共问题时显现出来的美德。[6]
说理表现的是学生对于班级民主生活的热爱，对于好的班级生活的追求。学生之所以去说理，追求真实和公正的答案，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希望班级生活是公正的、民主的。在说理中，学生追求的是出色而有美德的生活，他们的说理和论辩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真实而公正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说理本身就是人的理性和美德的体现。
说理不仅仅与一个人的勇敢、智慧等道德品质有关，而且还与缜密的思考、机智的判断等理性能力有关。因为，只有理性思考的人才能够准确地判断公共事务，才能够对公共的问题进行反思，才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生活中的公共利益问题。理性是判断的前提，判断是行动的动力，这些能力都属于人的智慧。因此，学生在班级民主生活中学会说理的过程，也是学生运用自身智慧参与班级民主生活的过程，更是教师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能力、公共表达能力，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民主素养的人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徐贲.明亮的对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32.
[2][5]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M].王加丰，郑崧，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4，73.
[3]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M].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421.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6]张鲁宁.美德的起源与形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172.
【张鲁宁，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