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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重要环节，也是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理论的主要表达者。他上承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又吸纳了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和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建构了自己的“同一哲学”，并构拟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先验唯心论”体系和“艺术哲学”系统。
可以说，在德国古典美学和整个西方美学史上，谢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德国古典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谢林的哲学、美学思想理应给中国美学以有益的启示。可是让人觉得讶异的是，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历程中，谢林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遭受了异常的冷遇。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被认为是20世纪国内出现较早、较具权威和影响力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但却对谢林只字未提。蒋孔阳先生在《德国古典美学》中也只是极其简略地介绍了谢林的某些美学思想。汝信先生在《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中倒是写专文对谢林的“艺术哲学”给予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且不乏深刻之见，但囿于时代，表现出将其哲学、美学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过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导致在评价和总体定位上均有所偏颇。另外翻阅近20年来的“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和“美学”，专题研究谢林哲学思想的并不为多（与康德和黑格尔相比），而专题研究谢林艺术哲学的，更是屈指可数。谢林及其哲学美学在中国遭冷遇的原因是什么？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
朱光潜先生是20世纪国内知名美学家，著述甚丰，其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更被视为中国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美学史著作。蒋孔阳先生曾高度评价该著，说：“它不仅是我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而且就我所接触的不多的外国学者所写的这方面著作来看，在体系的完整和内容的详备赅博上，它也不见得逊色。”[1]
在这部长期被国内学界评价甚高的美学史著作中，朱光潜先生比较细致地介绍了西方美学发展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德国古典美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朱先生列专节分别介绍了歌德、席勒、康德与黑格尔。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对于德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林，朱先生却只字未提。这是比较让人费解的。
在朱光潜先生长达50余万字的《西方美学史》中，谢林这个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却被忽视或遗忘了。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谢林的这种忽视或遗忘，到底是无意还是刻意？是个人的学术兴趣还是时代大背景所致呢？
解释一：个人学术兴趣使然
西方传统美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注重理性的概念反思，被视为自上而下的美学，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是其代表；另一种则更为侧重审美经验，被视为自下而上的美学，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美学可为其代表。前一种美学形态在西方占据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直至20世纪初，侧重对审美经验的心理学分析的经验美学，才终于取代传统的哲学美学占据上风。
就朱光潜先生来说，他本人的学术兴趣似乎更倾向于与艺术结合更紧密的经验美学。朱先生早年便喜好文艺，青年时离开中国大陆分别去往香港和欧洲留学，又对心理学产生极大兴趣。他在欧洲留学时期，恰逢西方美学发生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就这样，本人的气质与喜好，再加上恰逢其时的大学术环境，朱先生几乎是欣欣然地适应并接受了在欧洲正在流行的经验美学。
在国内学界，一直存在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朱先生受到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深刻影响。在朱先生的一些著述中，他也数次明确表达过自己对克罗齐的兴趣。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先生舍弃了叔本华、尼采与弗洛伊德等人，却为克罗齐单独设置了一个章节，给予其哲学体系和美学观点以细致的梳理。
所以，如果说朱光潜先生是因为自我的学术旨趣而忽视谢林，这是比较难说通的。从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到柏格森的直觉说、弗洛伊德的艺术起源于下意识说，再到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等等，皆被学界视为西方非理性学说的代表。他们所看重并提高的人的非理性的生命、意志、直觉、意识等，还有人的自由心灵，皆被视为现代人最为醒目的标记。尤其是以克罗齐与科林伍德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表现主义，将个体的人的表现推向极致，“表现”几乎成为艺术的唯一功能，甚至取代“美”成为艺术的直接目的和新的主题。而“表现”论的始作俑者正是谢林，“自谢林起……把美视为通过人表现自身的绝对实在，或神赐实在的一个最高表现———谢林会称之为唯一的最高表现———的观点的客观性和必然历史连续性，已经成为哲学上的一个公理了。”[2]似乎克罗齐是将维柯关于形象思维的学说发展为他的“直觉即表现”说的。但谁也无法确证克罗齐没有关注和借鉴谢林的思想与学说。恰恰相反，在克罗齐的美学代表作《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中，在论及“艺术与哲学”“其它心灵的形式不存在”等部分，常常让人回忆起谢林的相关论述。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在20世纪的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进入中国学界。朱光潜、林语堂与邓以蛰等人都是其理论的直接受益者。但通常都认为，克罗齐美学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是朱光潜先生。正是由于朱先生对克罗齐哲学美学的翻译与解读、认可与推崇，克罗奇还被学界视为是他的“美学导师”。众所周知，克罗齐美学的核心观点是“直觉即表现”。朱光潜先生对“直觉”的接受，被视为是在精神上对克罗齐的继承。他所推崇与倡导的“人生艺术化”（或“学术的人生化”），就是由康德及克罗齐等人总结的审美超功利演化而来的[3]。换言之，其人生美学（“人生的艺术化”）与人生理想（“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皆是在接受克罗齐思想之上的进一步创新。
大家都知道，朱先生曾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其中就包括黑格尔《美学》和克罗齐《美学原理》等著作的翻译任务。这两部著述也皆对谢林有所论。其中，黑格尔在《美学》中对谢林及其艺术哲学评价较高[4]。而在克罗齐《美学原理》的第八章“其它心灵的形式不存在”中，在论及艺术、宗教与哲学同属于绝对精神的领域外，还比较了几种不同的看法：“人们有时从艺术与哲学、宗教鼎力这个看法推出艺术的不朽，因为艺术和它的姊妹们都属于绝对心灵的范畴。有时人们认为宗教是可朽的，可以化为哲学，因此又宣告艺术的可朽，甚至已死或临死。”[5]这段文字中前一种观点的代表就是谢林，而黑格尔则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言人。此外，在克罗齐《美学原理》的第五章，在论及“绝对唯心主义”的时候，朱先生在翻译的时候，还特意在页脚加了注释，不仅指出谢林是“绝对唯心主义”的重要倡导者，而且对谢林的主要思想予以介绍[6]。这在近年问世的由田时纲等译者翻译的版本中是没有的。也由此可见，朱先生对谢林绝非是陌生的。 另外，留意国内比较早问世的几种基本的西方美学史著述，如鲍桑葵（1892），吉尔伯特、库恩（1939）与舍斯塔可夫（1979）等，皆对谢林有所关注和论述。作为名副其实的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朱光潜先生不会不熟知上述著述，对谢林其人其思想也不会是陌生的了。朱先生作为美学大师，作为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专家，以他的学识和判断，仅以学术旨趣有别而忽视谢林，这显然很难说得过去。
解释二：时代大环境所致
不论是什么时代，即使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相对的），但学者（尤其是知名的学者）要从事什么，或研究什么，恐怕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谢林的忽略，有一种可能就是受到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先从该著述中对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刻意遗漏”说起。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上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下至20世纪初叶的美学家克罗齐，纵横爬梳了西方美学思想2500多年的历史，对有一定影响的美学流派和美学家都给予比较细致的述评，被评价为“以评价的公允、体系的完整、内容的详尽而反映出作者关于西方美学的渊博学识以及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水平”[7]。事实上，仔细翻阅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会发现该论著对19世纪后半叶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学家明显有所遗漏。论著在介绍完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之后，用了两章介绍了19世纪俄国的美学和文论，然后又突兀地转而论述英国费肖尔父子的移情说，最后一章献给了对其影响重大的克罗齐，但却对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甚大的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完全没有提及。后来，朱先生曾自己解释过“刻意遗漏”上述人物的原因：“这（指《西方美学史》，笔者注）就是解放后我在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缺点仍甚多，特别是我当时思想还未解放，不敢译介我过去颇下过一些功夫的尼采和叔本华以及弗洛伊德派变态心理学，因为这几位在近代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我国都被戴过‘反动’的帽子”[8]。这里的“不敢“一词，让人不难想象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与心理压力。
对于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没有介绍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朱先生后来还曾说过类似的话，并自责说是因为自己“有顾忌，胆怯，不诚实”[9]。由此可见，朱先生对于一些重要美学家的遗漏的确是心有遗憾的。在当时那种文化专制被推向极端的社会环境里，在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打成“右派”的特殊政治气候下，他的“不诚实”是不难被理解的。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留下的遗憾，“与其说是朱光潜个人的‘顾忌’和‘胆怯’造成，不如说更是那严酷时代摧残学术文化的结果”[10]。
那么以此来审视谢林在《西方美学史》中的缺席，可能会有一定的启示。一直以来，谢林都被视为是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美学的代表之一。作为研究对象，这在解放后的中国学界和思想界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在我国，解放后意识形态对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译介与评论的影响非常显明，是一个基本事实。就如张世英先生所说“1949年以后……一种哲学一旦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就在被批判之列”[11]。这种情形，翻阅其时发行与问世的相关著作即可知。其中，哲学史中的讨论是可以关注的方面，例如洪谦等著《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安徽劳动大学《西欧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等，后一种就对谢林做了长达3页的批判。
《学术月刊》2013年12期，陈卫平先生在《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论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一文中指出，1957年1月22—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者一百多人，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30年里哲学界规模最为盛大的学术会议。规模盛大，参加者众，却非百家争鸣。因为早在1955年，国内就已开展的阶级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已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将此沉积在心理层面。正是因为此，“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现在就是特别邀请他们来公开宣称唯心主义，他们也不干”[12]。
上述种种，都不难想象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压力。可见，如朱光潜先生不敢写叔本华、尼采一样，他的不提谢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个时代对思想与学术的扭曲，当时的政治风雨带给知识分子现实的压力与心灵的恐惧。
尽管同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阵营，也都被视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谢林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和形象与黑格尔显然大有不同。这其中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这里不妨推测一下。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之所以被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它是马哲的三个来源之一。虽然谢林与康德、黑格尔等人共同位列于德国古典哲学阵营中，但他们在马、恩的笔下评价有很大差别。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近，所以谈黑格尔很正常，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都是庞大体系，拥护者众。相对而言，谢林思想比较多变，前后期不统一。更为重要的是，马、恩对谢林的评价都很低。青年时期的恩格斯，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在柏林大学旁听了谢林的讲课后就对谢林的思想进行批判。后来，当他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对谢林的批判更是严厉。马克思对谢林的评价也颇低。商务印书馆1962年专门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其第四部分即为费希特、谢林。马克思引用列宁的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牛皮专家，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13]。这在那个年代就是判死刑的宣称。试想研究牛皮专家有何意义和价值？
解释三：知识分子的自我妥协
《天涯》2013年第5期的“民间语文”版块，发表了朱光潜、马寅初、丰子恺等知识分子在1951—1952年期间的思想改造检讨书[14]。该选文以朱光潜、马寅初、丰子恺等为例，剖析了我国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检讨。其中朱光潜先生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中坦承自己的几大缺点或罪过。其一，思想上：在国外受教育的几年里，所醉心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其二，文化上：对欧洲文化，从希腊到现在，都非常景仰；其三，政治上：醉心于英美式“民主自由”，还曾向往过它可以运用到中国；其四，个性与学术上：是个性超然、自负清高超脱，学术上存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幻想。他把自己的上述缺点归结为传统封建意识和西方的洋教育。也决心要洗心革面，拥抱马克思主义，向唯物主义靠拢。 上述检讨文字，是朱光潜先生真实的心理吗？他在思想及文化等方面的喜好与认同真的是罪过吗？他又是心甘情愿放弃曾经醉心与投入其中的学术思想的吗？
《读书》2014年第12期，首篇是杨念群先生的《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该文中有言：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思想改造自我反省的压力陡增，萧军追求纯艺术写作的愿望却反而越发强烈，他不断表示仍然真心想当一个疏散的作家，乐意做花果山上的猴头儿，却不愿到天上做弼马温，或者戴着“紧箍”陪着那和尚去西天取经，以成正果。他经常看到，为了响应一种政治号召，有些作家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一个为人的原则，忏悔自己的过错已经到了可怜可耻不可信乃至谄媚的地步。[15]
作家是如此，思想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想必也难有例外。这可能就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现状。陈徒手先生在2000年曾出版了《人有病，天知否》，试图以十来位现当代文坛“名角”的口述来再现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2013年，他又为读者带来《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侧重书写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该著以11位北京著名学府里的教授的生存境遇为代表，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以此折射了中国教育和文化领域在那个特定年代的艰难。
另外，还有谢泳先生所著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也书写了诸多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坎坷人生和艰难处境。其2001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专题演讲《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16]，更是详细分析了外在的政治环境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思想状态所产生的直接又深刻的影响。
由此推测，朱光潜先生等人的自我批判和贬责，貌似是对自我认识的反省和检查，但说到底，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自我否定，还是缘于外在环境的压力。不否认，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在外在形势的影响下，在主导思想的宣传下，他们也想跟上时代，甚至认真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违心的，违背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的。如以朱先生为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朱先生在其著述中似乎就不再否认自己对欧洲文化和西方唯心思想的喜好与认可了，亦不再否认自己早在1949年前就对叔本华、尼采及弗洛伊德等人做过较深的研究了。
笔者曾在2014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读到高全喜先生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百年回首看贺麟》的文章中，高先生明确指出，要准确认识和全面评价贺麟，最好是将其放在百年中国的语境中予以观照，因为“要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性人物，离不开他们所处其中的社会，尤其是百年巨变的中国社会”[17]。
这篇文章给笔者以启示，而以贺麟来观照同代著名学者朱光潜，无疑也是可行的。如果像高先生所说的有“两个贺麟”，那么走进朱光潜先生的学术人生，或许也可以有“两个朱光潜”：一个是置身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受到中西文化共同浸润，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中西并举的知识体系的知名学者；另一个则是在1949年后，受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被动接受思想改造，希望放弃小我融入社会，进而向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靠拢的学者。
要言之，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不仅遗漏了谢林，还有叔本华、尼采与弗洛伊德等，结合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气候，笔者推测其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缘于在外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的一种现实性的考虑和不得已的选择。即便不理解不适应，也积极改造自我融入新时代，这就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的选择。作为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一向主张知识分子应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朱光潜，做出如此的选择，可能并非只是出于明哲保身，潜在地也透露出他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一定的期望和美好的祝愿。这种心理与心态，正是其可以坦然面对一切的基石了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谢林艺术哲学研究”（12CZW01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撰写过程中与安徽大学文学院的陈建设老师及哲学院的宛小平教授都有过交流，启发良多，在此特别致谢。]
注释
[1]蒋孔阳：《西方美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评介〈西方美学史〉》，《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2][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3]克罗齐：“格言‘为艺术而艺术’有其合法意义。艺术既独立于科学，又独立于功利和道德。”[意大利]克罗齐：《美学的理论》，田时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4页。
[4]黑格尔：“到了谢林，哲学才达到它的绝对观点；艺术虽然早已在人类最高旨趣中显出它的特殊性质和价值，可是只有到了现在，艺术的真正概念和科学地位才被发见出来，人们才开始了解艺术的真正的更高的任务，尽管从某一方面来看，这种了解还是不很正确的”。[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8页。
[5][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9页。
[6]同[5]，第51页。
[7]朱式蓉、许道明：《朱光潜———从迷津到通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10]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11]张世英：《西方哲学东渐百年之反思》，《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2]陈卫平：《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论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学术月刊》2013年第12期。
[13]《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7页。
[14]朱光潜、马寅初、丰子恺等：《在1951-1952年期间的思想改造检讨书》，《天涯》2013年第5期。
[15]杨念群：《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读书》2014年第12期。
[16]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爱思想”网站：www. aisixiang.com.
[17]高全喜：《百年回首看贺麟》，《读书》2014年第5期。
可以说，在德国古典美学和整个西方美学史上，谢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德国古典美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谢林的哲学、美学思想理应给中国美学以有益的启示。可是让人觉得讶异的是，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百年历程中，谢林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遭受了异常的冷遇。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被认为是20世纪国内出现较早、较具权威和影响力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但却对谢林只字未提。蒋孔阳先生在《德国古典美学》中也只是极其简略地介绍了谢林的某些美学思想。汝信先生在《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中倒是写专文对谢林的“艺术哲学”给予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且不乏深刻之见，但囿于时代，表现出将其哲学、美学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过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导致在评价和总体定位上均有所偏颇。另外翻阅近20年来的“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和“美学”，专题研究谢林哲学思想的并不为多（与康德和黑格尔相比），而专题研究谢林艺术哲学的，更是屈指可数。谢林及其哲学美学在中国遭冷遇的原因是什么？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
朱光潜先生是20世纪国内知名美学家，著述甚丰，其两卷本的《西方美学史》更被视为中国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美学史著作。蒋孔阳先生曾高度评价该著，说：“它不仅是我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而且就我所接触的不多的外国学者所写的这方面著作来看，在体系的完整和内容的详备赅博上，它也不见得逊色。”[1]
在这部长期被国内学界评价甚高的美学史著作中，朱光潜先生比较细致地介绍了西方美学发展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德国古典美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朱先生列专节分别介绍了歌德、席勒、康德与黑格尔。但是，在这部著作中，对于德国古典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林，朱先生却只字未提。这是比较让人费解的。
在朱光潜先生长达50余万字的《西方美学史》中，谢林这个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却被忽视或遗忘了。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谢林的这种忽视或遗忘，到底是无意还是刻意？是个人的学术兴趣还是时代大背景所致呢？
解释一：个人学术兴趣使然
西方传统美学，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注重理性的概念反思，被视为自上而下的美学，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是其代表；另一种则更为侧重审美经验，被视为自下而上的美学，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美学可为其代表。前一种美学形态在西方占据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直至20世纪初，侧重对审美经验的心理学分析的经验美学，才终于取代传统的哲学美学占据上风。
就朱光潜先生来说，他本人的学术兴趣似乎更倾向于与艺术结合更紧密的经验美学。朱先生早年便喜好文艺，青年时离开中国大陆分别去往香港和欧洲留学，又对心理学产生极大兴趣。他在欧洲留学时期，恰逢西方美学发生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就这样，本人的气质与喜好，再加上恰逢其时的大学术环境，朱先生几乎是欣欣然地适应并接受了在欧洲正在流行的经验美学。
在国内学界，一直存在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朱先生受到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深刻影响。在朱先生的一些著述中，他也数次明确表达过自己对克罗齐的兴趣。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先生舍弃了叔本华、尼采与弗洛伊德等人，却为克罗齐单独设置了一个章节，给予其哲学体系和美学观点以细致的梳理。
所以，如果说朱光潜先生是因为自我的学术旨趣而忽视谢林，这是比较难说通的。从尼采的酒神精神说，到柏格森的直觉说、弗洛伊德的艺术起源于下意识说，再到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等等，皆被学界视为西方非理性学说的代表。他们所看重并提高的人的非理性的生命、意志、直觉、意识等，还有人的自由心灵，皆被视为现代人最为醒目的标记。尤其是以克罗齐与科林伍德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表现主义，将个体的人的表现推向极致，“表现”几乎成为艺术的唯一功能，甚至取代“美”成为艺术的直接目的和新的主题。而“表现”论的始作俑者正是谢林，“自谢林起……把美视为通过人表现自身的绝对实在，或神赐实在的一个最高表现———谢林会称之为唯一的最高表现———的观点的客观性和必然历史连续性，已经成为哲学上的一个公理了。”[2]似乎克罗齐是将维柯关于形象思维的学说发展为他的“直觉即表现”说的。但谁也无法确证克罗齐没有关注和借鉴谢林的思想与学说。恰恰相反，在克罗齐的美学代表作《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中，在论及“艺术与哲学”“其它心灵的形式不存在”等部分，常常让人回忆起谢林的相关论述。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在20世纪的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进入中国学界。朱光潜、林语堂与邓以蛰等人都是其理论的直接受益者。但通常都认为，克罗齐美学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是朱光潜先生。正是由于朱先生对克罗齐哲学美学的翻译与解读、认可与推崇，克罗奇还被学界视为是他的“美学导师”。众所周知，克罗齐美学的核心观点是“直觉即表现”。朱光潜先生对“直觉”的接受，被视为是在精神上对克罗齐的继承。他所推崇与倡导的“人生艺术化”（或“学术的人生化”），就是由康德及克罗齐等人总结的审美超功利演化而来的[3]。换言之，其人生美学（“人生的艺术化”）与人生理想（“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皆是在接受克罗齐思想之上的进一步创新。
大家都知道，朱先生曾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其中就包括黑格尔《美学》和克罗齐《美学原理》等著作的翻译任务。这两部著述也皆对谢林有所论。其中，黑格尔在《美学》中对谢林及其艺术哲学评价较高[4]。而在克罗齐《美学原理》的第八章“其它心灵的形式不存在”中，在论及艺术、宗教与哲学同属于绝对精神的领域外，还比较了几种不同的看法：“人们有时从艺术与哲学、宗教鼎力这个看法推出艺术的不朽，因为艺术和它的姊妹们都属于绝对心灵的范畴。有时人们认为宗教是可朽的，可以化为哲学，因此又宣告艺术的可朽，甚至已死或临死。”[5]这段文字中前一种观点的代表就是谢林，而黑格尔则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言人。此外，在克罗齐《美学原理》的第五章，在论及“绝对唯心主义”的时候，朱先生在翻译的时候，还特意在页脚加了注释，不仅指出谢林是“绝对唯心主义”的重要倡导者，而且对谢林的主要思想予以介绍[6]。这在近年问世的由田时纲等译者翻译的版本中是没有的。也由此可见，朱先生对谢林绝非是陌生的。 另外，留意国内比较早问世的几种基本的西方美学史著述，如鲍桑葵（1892），吉尔伯特、库恩（1939）与舍斯塔可夫（1979）等，皆对谢林有所关注和论述。作为名副其实的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朱光潜先生不会不熟知上述著述，对谢林其人其思想也不会是陌生的了。朱先生作为美学大师，作为西方美学史研究的专家，以他的学识和判断，仅以学术旨趣有别而忽视谢林，这显然很难说得过去。
解释二：时代大环境所致
不论是什么时代，即使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相对的），但学者（尤其是知名的学者）要从事什么，或研究什么，恐怕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谢林的忽略，有一种可能就是受到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先从该著述中对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刻意遗漏”说起。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上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下至20世纪初叶的美学家克罗齐，纵横爬梳了西方美学思想2500多年的历史，对有一定影响的美学流派和美学家都给予比较细致的述评，被评价为“以评价的公允、体系的完整、内容的详尽而反映出作者关于西方美学的渊博学识以及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论的水平”[7]。事实上，仔细翻阅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会发现该论著对19世纪后半叶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学家明显有所遗漏。论著在介绍完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之后，用了两章介绍了19世纪俄国的美学和文论，然后又突兀地转而论述英国费肖尔父子的移情说，最后一章献给了对其影响重大的克罗齐，但却对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甚大的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完全没有提及。后来，朱先生曾自己解释过“刻意遗漏”上述人物的原因：“这（指《西方美学史》，笔者注）就是解放后我在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缺点仍甚多，特别是我当时思想还未解放，不敢译介我过去颇下过一些功夫的尼采和叔本华以及弗洛伊德派变态心理学，因为这几位在近代发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我国都被戴过‘反动’的帽子”[8]。这里的“不敢“一词，让人不难想象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现实与心理压力。
对于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没有介绍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朱先生后来还曾说过类似的话，并自责说是因为自己“有顾忌，胆怯，不诚实”[9]。由此可见，朱先生对于一些重要美学家的遗漏的确是心有遗憾的。在当时那种文化专制被推向极端的社会环境里，在因为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打成“右派”的特殊政治气候下，他的“不诚实”是不难被理解的。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留下的遗憾，“与其说是朱光潜个人的‘顾忌’和‘胆怯’造成，不如说更是那严酷时代摧残学术文化的结果”[10]。
那么以此来审视谢林在《西方美学史》中的缺席，可能会有一定的启示。一直以来，谢林都被视为是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美学的代表之一。作为研究对象，这在解放后的中国学界和思想界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在我国，解放后意识形态对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译介与评论的影响非常显明，是一个基本事实。就如张世英先生所说“1949年以后……一种哲学一旦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就在被批判之列”[11]。这种情形，翻阅其时发行与问世的相关著作即可知。其中，哲学史中的讨论是可以关注的方面，例如洪谦等著《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安徽劳动大学《西欧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等，后一种就对谢林做了长达3页的批判。
《学术月刊》2013年12期，陈卫平先生在《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论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一文中指出，1957年1月22—2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者一百多人，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30年里哲学界规模最为盛大的学术会议。规模盛大，参加者众，却非百家争鸣。因为早在1955年，国内就已开展的阶级斗争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已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将此沉积在心理层面。正是因为此，“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现在就是特别邀请他们来公开宣称唯心主义，他们也不干”[12]。
上述种种，都不难想象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压力。可见，如朱光潜先生不敢写叔本华、尼采一样，他的不提谢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个时代对思想与学术的扭曲，当时的政治风雨带给知识分子现实的压力与心灵的恐惧。
尽管同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阵营，也都被视为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谢林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和形象与黑格尔显然大有不同。这其中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这里不妨推测一下。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之所以被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它是马哲的三个来源之一。虽然谢林与康德、黑格尔等人共同位列于德国古典哲学阵营中，但他们在马、恩的笔下评价有很大差别。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近，所以谈黑格尔很正常，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都是庞大体系，拥护者众。相对而言，谢林思想比较多变，前后期不统一。更为重要的是，马、恩对谢林的评价都很低。青年时期的恩格斯，当时还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在柏林大学旁听了谢林的讲课后就对谢林的思想进行批判。后来，当他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对谢林的批判更是严厉。马克思对谢林的评价也颇低。商务印书馆1962年专门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其第四部分即为费希特、谢林。马克思引用列宁的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牛皮专家，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13]。这在那个年代就是判死刑的宣称。试想研究牛皮专家有何意义和价值？
解释三：知识分子的自我妥协
《天涯》2013年第5期的“民间语文”版块，发表了朱光潜、马寅初、丰子恺等知识分子在1951—1952年期间的思想改造检讨书[14]。该选文以朱光潜、马寅初、丰子恺等为例，剖析了我国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自我批判与自我检讨。其中朱光潜先生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中坦承自己的几大缺点或罪过。其一，思想上：在国外受教育的几年里，所醉心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其二，文化上：对欧洲文化，从希腊到现在，都非常景仰；其三，政治上：醉心于英美式“民主自由”，还曾向往过它可以运用到中国；其四，个性与学术上：是个性超然、自负清高超脱，学术上存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幻想。他把自己的上述缺点归结为传统封建意识和西方的洋教育。也决心要洗心革面，拥抱马克思主义，向唯物主义靠拢。 上述检讨文字，是朱光潜先生真实的心理吗？他在思想及文化等方面的喜好与认同真的是罪过吗？他又是心甘情愿放弃曾经醉心与投入其中的学术思想的吗？
《读书》2014年第12期，首篇是杨念群先生的《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该文中有言：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思想改造自我反省的压力陡增，萧军追求纯艺术写作的愿望却反而越发强烈，他不断表示仍然真心想当一个疏散的作家，乐意做花果山上的猴头儿，却不愿到天上做弼马温，或者戴着“紧箍”陪着那和尚去西天取经，以成正果。他经常看到，为了响应一种政治号召，有些作家知识分子渐渐失去一个为人的原则，忏悔自己的过错已经到了可怜可耻不可信乃至谄媚的地步。[15]
作家是如此，思想与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想必也难有例外。这可能就是当时真实的社会现状。陈徒手先生在2000年曾出版了《人有病，天知否》，试图以十来位现当代文坛“名角”的口述来再现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2013年，他又为读者带来《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侧重书写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该著以11位北京著名学府里的教授的生存境遇为代表，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以此折射了中国教育和文化领域在那个特定年代的艰难。
另外，还有谢泳先生所著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也书写了诸多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坎坷人生和艰难处境。其2001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专题演讲《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16]，更是详细分析了外在的政治环境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思想状态所产生的直接又深刻的影响。
由此推测，朱光潜先生等人的自我批判和贬责，貌似是对自我认识的反省和检查，但说到底，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自我否定，还是缘于外在环境的压力。不否认，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在外在形势的影响下，在主导思想的宣传下，他们也想跟上时代，甚至认真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违心的，违背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的。如以朱先生为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朱先生在其著述中似乎就不再否认自己对欧洲文化和西方唯心思想的喜好与认可了，亦不再否认自己早在1949年前就对叔本华、尼采及弗洛伊德等人做过较深的研究了。
笔者曾在2014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读到高全喜先生的一篇文章。在这篇题为《百年回首看贺麟》的文章中，高先生明确指出，要准确认识和全面评价贺麟，最好是将其放在百年中国的语境中予以观照，因为“要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性人物，离不开他们所处其中的社会，尤其是百年巨变的中国社会”[17]。
这篇文章给笔者以启示，而以贺麟来观照同代著名学者朱光潜，无疑也是可行的。如果像高先生所说的有“两个贺麟”，那么走进朱光潜先生的学术人生，或许也可以有“两个朱光潜”：一个是置身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受到中西文化共同浸润，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中西并举的知识体系的知名学者；另一个则是在1949年后，受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被动接受思想改造，希望放弃小我融入社会，进而向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靠拢的学者。
要言之，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不仅遗漏了谢林，还有叔本华、尼采与弗洛伊德等，结合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气候，笔者推测其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缘于在外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的一种现实性的考虑和不得已的选择。即便不理解不适应，也积极改造自我融入新时代，这就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的选择。作为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一向主张知识分子应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朱光潜，做出如此的选择，可能并非只是出于明哲保身，潜在地也透露出他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一定的期望和美好的祝愿。这种心理与心态，正是其可以坦然面对一切的基石了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谢林艺术哲学研究”（12CZW01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撰写过程中与安徽大学文学院的陈建设老师及哲学院的宛小平教授都有过交流，启发良多，在此特别致谢。]
注释
[1]蒋孔阳：《西方美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评介〈西方美学史〉》，《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2][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3]克罗齐：“格言‘为艺术而艺术’有其合法意义。艺术既独立于科学，又独立于功利和道德。”[意大利]克罗齐：《美学的理论》，田时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4页。
[4]黑格尔：“到了谢林，哲学才达到它的绝对观点；艺术虽然早已在人类最高旨趣中显出它的特殊性质和价值，可是只有到了现在，艺术的真正概念和科学地位才被发见出来，人们才开始了解艺术的真正的更高的任务，尽管从某一方面来看，这种了解还是不很正确的”。[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8页。
[5][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9页。
[6]同[5]，第51页。
[7]朱式蓉、许道明：《朱光潜———从迷津到通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10]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11]张世英：《西方哲学东渐百年之反思》，《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2]陈卫平：《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想前驱———论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学术月刊》2013年第12期。
[13]《马恩列斯论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7页。
[14]朱光潜、马寅初、丰子恺等：《在1951-1952年期间的思想改造检讨书》，《天涯》2013年第5期。
[15]杨念群：《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读书》2014年第12期。
[16]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爱思想”网站：www. aisixiang.com.
[17]高全喜：《百年回首看贺麟》，《读书》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