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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面桃花》作为格非沉寂十年之后的回归之作，诞生于21世纪初。虽然是面向新世纪的小说，但文中的怀旧气息与革命想象跃然纸上，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的创作者如何穿越八九十年代众声喧哗的文学潮涌，依靠经验与想象重返历史现场。
关键词：《人面桃花》 新启蒙主义 文学思潮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追溯三代人的百年追梦史讲述了桃源遗梦的建构与节节溃败，其开卷之作《人面桃花》从革命女性陆秀米的视角切入，展示了人之存在的困顿与大同世界之虚幻。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文学提供了多元共生的现实土壤，文学主体性得以凸显。而后20年文坛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等新潮更迭，文学思潮从一元走向多元，也影响了文学实践。《人面桃花》创作于21世纪初，是格非十年沉寂后的复出之作，不同于格非此前在先锋小说中营造的形式迷宫，故事设定在风云巨变的清末民初，沿用古典小说中“草灰蛇线”的笔法，细节的铺陈与呼应贯穿全书，革命的必然失败与人之命运的吊诡呼之而出。作为传统笔法与现代意识兼备的新历史小说，小说中的怀旧气息与革命想象跃然纸上。
一.看不见的幽灵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配合‘思想解放’、‘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宏伟叙述，‘新启蒙主义’展开其意识形态实践。”[1]由此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舞台，获得了合法性与前所未有的感召力，思想解放、多元共生、知识至上共同构成了80年代的真实图景。80年代也是新启蒙主义思潮引领的年代，60后作家格非作为80年代的亲历者，莫不受其感染。格非曾追忆了80年代“一书不知，深以为耻的迂阔之气”，也发出了“世异时移，风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2]的慨叹。1989年后随着新启蒙运动的消隐，改革开放进入实践层面，消费文化将精英文化取而代之，对80年代的追忆也成为了那一代知识精英的普遍情结，沿着《人面桃花》逆流而上，我们可以看到在1989年即被宣告死亡的新启蒙主义宛如看不见的幽灵，发出了魂兮归来的慨叹。
汪晖认为“中国‘新启蒙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构成的。”[3]可见新启蒙主义并非一个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冲突与张力，它们的合谋建立在追求现代性变革的共同目标上。从文学实践的层面看，新启蒙主义迎合了集体的创伤记忆，力图以“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实现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批判与反思精神是其精神表征。从小说背景（辛亥革命前后）、情节（革命主线）、人物（革命党人）的设定不难看出作者反思历史的意图，并且在《人面桃花》中秀米与张季元反复追问也是：革命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动革命？革命真的是对的吗？陆侃、秀米、张季元、王观澄以建造大同世界为目标，但随着他们的出走、死亡、颓唐与革命的覆灭，历史与现实的真相最终指向空缺，因为每一个人看到的仅仅是旁枝末节，而真实无法触摸，这未尝不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
80年代后期文学的审美特性、价值诉求高扬，张承志、韩少功、阿城等作家一度踏上“寻根”之旅，他们追寻着外在的文化之根，启灵中国古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复归。诞生于21世纪初的《人面桃花》同样显现了这种特性，氤氲的江南小镇与典丽的文辞融为一体，人物与环境塑造多用白描，情节设伏，同时光绪26年、民国元年、梅城、普济等时、地、人的闪现，人物传记与注释的铺陈，皆是向史籍与历史小说的回归。值得一提的是，哲学之问与智性语言渗入了《人面桃花》的肌理，学院派精英气质尽显，但于中看不到知识精英试图重返中心舞台的雄心壮志，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对于永恒的追问。
二.革命的另一张面孔
不同于此前红色小说激情澎湃的革命书写，《人面桃花》对于革命的态度显示出某种犹疑与暧昧，如果说六七十年代成長记忆给50后作家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精神创伤，那么60后作家则成长于革命的废墟中，废墟之中滋生的除了革命遗骸，还有怀疑、冷淡与幻灭，这在格非、余华、苏童等人身上都可以见得。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格非不算革命的亲历者，毕竟六七十年代他才刚刚出生。这一次他的视线横跨百年，返回辛亥革命现场，依靠当下的经验与想象描绘出革命的另一张面孔——欲望。
重回贯穿文本中的三个问题即革命何为？革命为何？革命何用？为了发动革命秀米兴建普济学堂、招兵买马，甚至在母亲去世后立即变卖家产为革命造势，但她对革命的理解却是：“革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传信，但她却无法知道是谁在发号施令，她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蜈蚣，而且，被人施了法术，镇在了雷峰塔下……”[4]（P.250）在老虎看来革命“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和谁睡觉就和谁睡觉。”[4]（P.195）大金牙说：“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4]（P.241）张季元愤慨：“等有革命成功的一天，誓杀尽这些意志薄弱之徒。”[4]（p.172）可见在他们眼中革命是一种惯性，是流血，是性，是随心所欲，但任何一种解释都无关家国、血性与抗争，这似乎与民元精神相去甚远。小说中几辈革命党人倾尽所有追求的大同世界在革命途中已然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实际上他们追逐的是自己和别人的影子。秀米为了“忘却”筹谋革命，活成了张季元的影子。王观澄想要建造人间天国，流芳百世，但“他只是在追逐自己的影子罢了，到头来只是给自己造出来一座坟墓。[4]（P.170）马弁为了得到秀米投奔革命党人，让花家舍在一夜之间化为瓦砾。张季元满口革命，在日记中却流露出心态的颓唐，他自白：“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者说，他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4]（P.73）所以最后他说：“没有你，革命何用？”[4]（P.173）所有的这一切都关乎欲望，挣不脱人性本来的面目，革命的意义最终被有意识地消解。实际上从民初革命党人商定的《十杀令》就可以预见造势的必然失败，他们希冀构建的大同世界建立在杀戮之上，整齐划一恰恰意味着泯灭人性，因为正如罗素所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革命不等同于绝对崇高，它是泰山崩于前的自救，是对于民族与国家的想象，是血性与尊严，也关乎权力、性与暴力，而《人面桃花》中崇高因素的集体失踪或许显现作者了对历史进程中个人主体性的关注。
三.作为梦境的历史
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沿寻根文学衍生的历史文化思考缓缓而下，形成暗涌。而后经过余华、莫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实验，新历史小说在90年代日趋成熟，成为了重要的文学现象。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致力于通过“二元对立”、史诗、传奇的写作方式打造宏大的历史画卷，那么新历史小说则以一种边缘化的姿态对其进行解构，使历史呈现出多维化。《人面桃花》延续了90年代新历史主义之风，也显现出独特性：回忆的渲染、梦境的营造、存在的梦魇模糊了历史的面目，证明了通过回忆美学重返历史本身的徒劳无功，时间遗留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永恒的宿命。或许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无法复原，它是一种“叙述修辞”。在《人面桃花》中历史就如同梦境般，空旷而岑寂。
主人公秀米的生命历程大体以“普济生活——被困花家舍——东渡日本——回归普济”为脉络展开，其中“东渡日本”是小说中空缺的“这一个”，普济生活、被困花家舍、回归普济是小说的主体部分，讲述了秀米由懵懂无知的少女转变为革命党人的历程，于秀米而言，生活就如同巨大的梦境，在发现梦境与现实的惊人的巧合后，她更加坚信“尽管她现在是清醒的，但未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4]（P.60）花家舍孤岛的生活让她觉得恍然如梦，毕竟“她离开那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可她觉得已经过了几十年。很难说，这不是一个梦。[4]（P.111）既然梦境与现实无法分割，那么革命何尝不是一段想象性旅途？同时格非对回忆的虚幻与梦境的细节极尽渲染，这种苦心孤诣更加确证了记忆就像是从时间缝隙偷来的梦，那么作为记忆结晶的历史能够确信吗？在梦境中王观澄对秀米说：“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或者说是同一个人，命中注定会继续我的事业……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蹈我覆辙，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光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怜可叹，奈何奈何。”[4]（P.126）最终王观澄的預言一一实现，这未尝不是格非借“活死人”之口发声：历史与个人的宿命殊途同归，最终指向永恒的轮回。在秀米的记忆中父亲出走于风雨飘摇之春，而后风云巨变，她的世界天翻地覆，母亲、“小东西”死于飘雪之冬，随着她被捕，革命覆灭了。秀米母亲临终前留下的那句“普济要下雪了”未尝不是隐喻喧嚣之后“只落得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
风云过境之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但时间流逝之处必留下印记，就如同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涌在《人面桃花》中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陆侃、张季元、秀米、王观澄的桃源梦碎，因为“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而《人面桃花》以其现代意识、古典审美与革命想象重返历史舞台的尝试则确证了参差多态才是文学的本相。
参考文献
[1]刘复生.“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01）：15-20.
[2]向继东.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29-34.
[3]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文艺争鸣，1998（06）：6-21.
[4]格非.人面桃花[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人面桃花》 新启蒙主义 文学思潮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追溯三代人的百年追梦史讲述了桃源遗梦的建构与节节溃败，其开卷之作《人面桃花》从革命女性陆秀米的视角切入，展示了人之存在的困顿与大同世界之虚幻。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文学提供了多元共生的现实土壤，文学主体性得以凸显。而后20年文坛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等新潮更迭，文学思潮从一元走向多元，也影响了文学实践。《人面桃花》创作于21世纪初，是格非十年沉寂后的复出之作，不同于格非此前在先锋小说中营造的形式迷宫，故事设定在风云巨变的清末民初，沿用古典小说中“草灰蛇线”的笔法，细节的铺陈与呼应贯穿全书，革命的必然失败与人之命运的吊诡呼之而出。作为传统笔法与现代意识兼备的新历史小说，小说中的怀旧气息与革命想象跃然纸上。
一.看不见的幽灵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配合‘思想解放’、‘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宏伟叙述，‘新启蒙主义’展开其意识形态实践。”[1]由此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舞台，获得了合法性与前所未有的感召力，思想解放、多元共生、知识至上共同构成了80年代的真实图景。80年代也是新启蒙主义思潮引领的年代，60后作家格非作为80年代的亲历者，莫不受其感染。格非曾追忆了80年代“一书不知，深以为耻的迂阔之气”，也发出了“世异时移，风尚人心，早已今非昔比”[2]的慨叹。1989年后随着新启蒙运动的消隐，改革开放进入实践层面，消费文化将精英文化取而代之，对80年代的追忆也成为了那一代知识精英的普遍情结，沿着《人面桃花》逆流而上，我们可以看到在1989年即被宣告死亡的新启蒙主义宛如看不见的幽灵，发出了魂兮归来的慨叹。
汪晖认为“中国‘新启蒙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庞杂的社会思潮，是由众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因素构成的。”[3]可见新启蒙主义并非一个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冲突与张力，它们的合谋建立在追求现代性变革的共同目标上。从文学实践的层面看，新启蒙主义迎合了集体的创伤记忆，力图以“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实现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批判与反思精神是其精神表征。从小说背景（辛亥革命前后）、情节（革命主线）、人物（革命党人）的设定不难看出作者反思历史的意图，并且在《人面桃花》中秀米与张季元反复追问也是：革命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动革命？革命真的是对的吗？陆侃、秀米、张季元、王观澄以建造大同世界为目标，但随着他们的出走、死亡、颓唐与革命的覆灭，历史与现实的真相最终指向空缺，因为每一个人看到的仅仅是旁枝末节，而真实无法触摸，这未尝不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
80年代后期文学的审美特性、价值诉求高扬，张承志、韩少功、阿城等作家一度踏上“寻根”之旅，他们追寻着外在的文化之根，启灵中国古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复归。诞生于21世纪初的《人面桃花》同样显现了这种特性，氤氲的江南小镇与典丽的文辞融为一体，人物与环境塑造多用白描，情节设伏，同时光绪26年、民国元年、梅城、普济等时、地、人的闪现，人物传记与注释的铺陈，皆是向史籍与历史小说的回归。值得一提的是，哲学之问与智性语言渗入了《人面桃花》的肌理，学院派精英气质尽显，但于中看不到知识精英试图重返中心舞台的雄心壮志，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对于永恒的追问。
二.革命的另一张面孔
不同于此前红色小说激情澎湃的革命书写，《人面桃花》对于革命的态度显示出某种犹疑与暧昧，如果说六七十年代成長记忆给50后作家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精神创伤，那么60后作家则成长于革命的废墟中，废墟之中滋生的除了革命遗骸，还有怀疑、冷淡与幻灭，这在格非、余华、苏童等人身上都可以见得。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格非不算革命的亲历者，毕竟六七十年代他才刚刚出生。这一次他的视线横跨百年，返回辛亥革命现场，依靠当下的经验与想象描绘出革命的另一张面孔——欲望。
重回贯穿文本中的三个问题即革命何为？革命为何？革命何用？为了发动革命秀米兴建普济学堂、招兵买马，甚至在母亲去世后立即变卖家产为革命造势，但她对革命的理解却是：“革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传信，但她却无法知道是谁在发号施令，她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条蜈蚣，而且，被人施了法术，镇在了雷峰塔下……”[4]（P.250）在老虎看来革命“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和谁睡觉就和谁睡觉。”[4]（P.195）大金牙说：“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4]（P.241）张季元愤慨：“等有革命成功的一天，誓杀尽这些意志薄弱之徒。”[4]（p.172）可见在他们眼中革命是一种惯性，是流血，是性，是随心所欲，但任何一种解释都无关家国、血性与抗争，这似乎与民元精神相去甚远。小说中几辈革命党人倾尽所有追求的大同世界在革命途中已然变成了抽象的概念，实际上他们追逐的是自己和别人的影子。秀米为了“忘却”筹谋革命，活成了张季元的影子。王观澄想要建造人间天国，流芳百世，但“他只是在追逐自己的影子罢了，到头来只是给自己造出来一座坟墓。[4]（P.170）马弁为了得到秀米投奔革命党人，让花家舍在一夜之间化为瓦砾。张季元满口革命，在日记中却流露出心态的颓唐，他自白：“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者说，他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4]（P.73）所以最后他说：“没有你，革命何用？”[4]（P.173）所有的这一切都关乎欲望，挣不脱人性本来的面目，革命的意义最终被有意识地消解。实际上从民初革命党人商定的《十杀令》就可以预见造势的必然失败，他们希冀构建的大同世界建立在杀戮之上，整齐划一恰恰意味着泯灭人性，因为正如罗素所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革命不等同于绝对崇高，它是泰山崩于前的自救，是对于民族与国家的想象，是血性与尊严，也关乎权力、性与暴力，而《人面桃花》中崇高因素的集体失踪或许显现作者了对历史进程中个人主体性的关注。
三.作为梦境的历史
80年代后期，新历史主义沿寻根文学衍生的历史文化思考缓缓而下，形成暗涌。而后经过余华、莫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实验，新历史小说在90年代日趋成熟，成为了重要的文学现象。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致力于通过“二元对立”、史诗、传奇的写作方式打造宏大的历史画卷，那么新历史小说则以一种边缘化的姿态对其进行解构，使历史呈现出多维化。《人面桃花》延续了90年代新历史主义之风，也显现出独特性：回忆的渲染、梦境的营造、存在的梦魇模糊了历史的面目，证明了通过回忆美学重返历史本身的徒劳无功，时间遗留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永恒的宿命。或许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无法复原，它是一种“叙述修辞”。在《人面桃花》中历史就如同梦境般，空旷而岑寂。
主人公秀米的生命历程大体以“普济生活——被困花家舍——东渡日本——回归普济”为脉络展开，其中“东渡日本”是小说中空缺的“这一个”，普济生活、被困花家舍、回归普济是小说的主体部分，讲述了秀米由懵懂无知的少女转变为革命党人的历程，于秀米而言，生活就如同巨大的梦境，在发现梦境与现实的惊人的巧合后，她更加坚信“尽管她现在是清醒的，但未尝不是一个更大、更遥远的梦的一部分。”[4]（P.60）花家舍孤岛的生活让她觉得恍然如梦，毕竟“她离开那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可她觉得已经过了几十年。很难说，这不是一个梦。[4]（P.111）既然梦境与现实无法分割，那么革命何尝不是一段想象性旅途？同时格非对回忆的虚幻与梦境的细节极尽渲染，这种苦心孤诣更加确证了记忆就像是从时间缝隙偷来的梦，那么作为记忆结晶的历史能够确信吗？在梦境中王观澄对秀米说：“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或者说是同一个人，命中注定会继续我的事业……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蹈我覆辙，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光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怜可叹，奈何奈何。”[4]（P.126）最终王观澄的預言一一实现，这未尝不是格非借“活死人”之口发声：历史与个人的宿命殊途同归，最终指向永恒的轮回。在秀米的记忆中父亲出走于风雨飘摇之春，而后风云巨变，她的世界天翻地覆，母亲、“小东西”死于飘雪之冬，随着她被捕，革命覆灭了。秀米母亲临终前留下的那句“普济要下雪了”未尝不是隐喻喧嚣之后“只落得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
风云过境之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但时间流逝之处必留下印记，就如同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涌在《人面桃花》中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陆侃、张季元、秀米、王观澄的桃源梦碎，因为“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而《人面桃花》以其现代意识、古典审美与革命想象重返历史舞台的尝试则确证了参差多态才是文学的本相。
参考文献
[1]刘复生.“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01）：15-20.
[2]向继东.新启蒙年代：我的80年代的阅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29-34.
[3]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文艺争鸣，1998（06）：6-21.
[4]格非.人面桃花[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