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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言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要讲述的是我国目前对方言的研究情况、方言的大致分类、影响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包括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内容丰富，结论准确。如在文中方言与移民史部分提到的杂居式移民和掺杂型方言中，作者认为移民到新地后与土著杂居，方言中往往会掺杂的土著语言的成分，掺杂程度不等，最常见的是吸收一些词汇。［1］笔者对此深有感触，比如在笔者的家乡吉林，吉林是满族的发源地和故乡，随着汉族人口不断迁移和发展，逐渐与其混居并在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满族词汇，虽然满语现今已几近消失，但从东北方言特别是吉林方言中还能找到许多满语影响当地语言的证据，吉林话中有一些特有的词汇，如音读作“畏的罗儿”，意思是“带盖子的能拎的小桶”，音读作“皮儿片儿”，意思是“形容东西摆放较乱，到处都是”。这些都是来自满语的词汇，充分证明了作者杂居式移民和参杂型方言的理論。
在文中作者提到的板块转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中，作者认为移民从祖辈的大本营大规模的转移到与旧地不临近的地区，去开辟一个新天地，他们带来的方言至今与旧地方言相似，仍属同一系统。笔者对此也十分认同，前段时间笔者与朋友聊天，朋友是位于安徽北部的宿州人，本以为徽北与东北相距甚远，在方言方面很难有相似型，但在聊天中朋友说出的一些方言词汇却让笔者感觉很震惊，如“撩撅子”，本意是形容牲口发怒用蹄踢人，后也形容人发怒脾气暴躁，“吭哧瘪肚”，形容人说话不流利，吞吞吐吐。一直以来笔者都认为这些词汇都是东北特有，却没想到在安徽北部的宿州竟也有同样的用法，为求证这些词汇是否只有东北和宿州地区相同，笔者特地询问了徽南、江苏、四川、福建等地的朋友，均没有听过类似词汇，因此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作者在文中提到的板块转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的观点，有可能是东北地区的居民曾有部分整体迁居到宿州，也有可能是宿州居民曾迁到过东北，经过长期与当地融合虽然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却仍然保留一些相似型，虽然笔者搜集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徽北和东北相互迁移的相关记载，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两地一定存在过某些联系。
在文中作者还提到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关系也很大，特别是其中的行政地理、交通地理和经济地理。笔者在江苏地区感触较深，受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的影响，江苏省方言复杂多样，特别是南通方言，甚至不同的县之间方言也不同。笔者从一位启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单单是启东方言就分为好多种，最明显的为“坝上”和“坝下”的区分，启东靠海，在沿海边一带居住的居民由于海边地势较低，故被称之为“坝下”人，“坝下”人多以打鱼为生，因此每天都要用船出海，拉纤，喊号子，因此坝下方言较坝上方言相比，语气较重，句式较短，尾音较长，像在喊着说话一样；而坝上方言则相对语气温和，句式较长。
二、关于方言与当地居民性格具有相关性的新猜想
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除了提到上述笔者举例的两个观点外，文中还提出了方言与当地文化如服饰、习惯、地方戏等具有相关性，以及方言与人文地理如行政地理、交通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关系很大。观点清晰可靠，内容丰富。笔者又查阅其他与方言相关资料，却都鲜有提到方言与自然地理、方言与居民性格有关的猜想。笔者故乡在吉林，因学业迁居到南京，众所周知，在居民性格方面，东北居民以豪放、耿直、慷慨、热情著称，而南方（本文中以南京为代表）居民则以温柔、委婉、精打细算、思维机敏著称，而笔者从东北迁到南京后除气候方面感到差异很大外，最直观的最强烈的差异感受便是两地方言完全不同。因此，笔者很早就开始猜想，方言与当地居民的性格是否存在联系。
语言是行为的反映，性格又影响行为，方言与性格是否相关？
方言与性格具有相关性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被提出过，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方言显一类性格，著名学者季羡林很早就提出过：我相信，一个人方言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的性格来。［2］笔者对此深有认同，笔者家乡在东北，曾经多次到过北京、西安，现生活在南京，从生活中方言应用的细节，总是能感受到这四个地区居民性格的细微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公交车上，车上人很多，很挤，且人都聚在车门口，此时各地的公交车司机会用方言表达让乘客别挤在门口，往后走的意思。
在东北，司机会这样说：“都（dòu）搁（gě<在>）那挤着嘎哈（gà há<干什么>）呀，别（biè）在(zǎi)这挤往后走！”语调强硬带有很强的命令语气；
在北京司机会说“哎中间儿的乘客劳驾您往后走一走嘞～中间儿的往后走一走～”语调似说似唱，“劳驾”、“您”等尊称朗朗上口，似是命令又很尊敬；
在西安，司机会说：“挤啥么，后面有位子。”语气平和，对挤在前面的人似是责备又似是在责备前已经包容，同时提出好的建议；
在南京，司机会说：“前面的乘客阿能往后动动撒。”语速较快，口型较小，语气委婉似是带有商量的余地。
从上面的例子中似能简单看出各地居民性格方面的差异，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人性格豪爽、耿直、慷慨、热情，表达直接，做说话做事喜欢“竭尽全力”，命令欲和倾诉欲较强，东北话口型较大，音调下沉，强调型发音多，语气直接，命令性强，方言和性格体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北京地区长期为历朝历代国都，经济文化发达，居民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富，性格较为安逸松弛，彬彬有礼，因此北京话敬词较多，在发音上语调波动较多，似说似唱，音尾较长，似是表达一种安逸富足的生活状态，正是对其性格的反映和体现；西北人性格淳朴、正直、热情、忠厚，而其方言则可以用：短促紧凑、铿锵有力、爽直拙朴、保守厚道16个字来概括［3］。南京地区居民性格较北方相比，温柔、委婉、思维机敏，在方言上语速较快，笔者初到南京市甚至感觉讲者语速太快而不能跟上讲着的思维，精打细算，说话口型很小，声音较轻，表达也相对委婉。
也如之前提到的启东方言，坝上与坝下有较明显差异，由于环境、生存方式等因素形成了与当地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独特的坝下方言，语气较重，句式较短，尾音较长，像在喊着说话一样，而朋友更进一步介绍说，由于长期受语言环境影响，坝下人相对性格粗狂，表达直接，说话就像吵架一样，脾气也较火爆几句不和就会吵架。由此可见方言与居民性格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
影响方言形成的因素多种多样，同时方言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最直接的体现也会对地方文化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个体之间性格存在较大差异，即便是同一地区的居民性格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所以方言与性格具有相关性听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尽管方言与当地居民性格是否存在相关性还没有的到较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结论，但通过笔者亲身经历和调查了解，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来讲，方言与居民性格之间虽然不一定存在决定性影响，但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联系。居民的性格影响到方言的表达方式，语音语调，而方言的长期运用也会对居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 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J］，1985.
［2］赵玲，关陇方言与秦人性格研究，［J］,2012.
［3］方允璋，从方言俗语看地方人性格，［J］，2009.
《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要讲述的是我国目前对方言的研究情况、方言的大致分类、影响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包括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内容丰富，结论准确。如在文中方言与移民史部分提到的杂居式移民和掺杂型方言中，作者认为移民到新地后与土著杂居，方言中往往会掺杂的土著语言的成分，掺杂程度不等，最常见的是吸收一些词汇。［1］笔者对此深有感触，比如在笔者的家乡吉林，吉林是满族的发源地和故乡，随着汉族人口不断迁移和发展，逐渐与其混居并在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满族词汇，虽然满语现今已几近消失，但从东北方言特别是吉林方言中还能找到许多满语影响当地语言的证据，吉林话中有一些特有的词汇，如音读作“畏的罗儿”，意思是“带盖子的能拎的小桶”，音读作“皮儿片儿”，意思是“形容东西摆放较乱，到处都是”。这些都是来自满语的词汇，充分证明了作者杂居式移民和参杂型方言的理論。
在文中作者提到的板块转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中，作者认为移民从祖辈的大本营大规模的转移到与旧地不临近的地区，去开辟一个新天地，他们带来的方言至今与旧地方言相似，仍属同一系统。笔者对此也十分认同，前段时间笔者与朋友聊天，朋友是位于安徽北部的宿州人，本以为徽北与东北相距甚远，在方言方面很难有相似型，但在聊天中朋友说出的一些方言词汇却让笔者感觉很震惊，如“撩撅子”，本意是形容牲口发怒用蹄踢人，后也形容人发怒脾气暴躁，“吭哧瘪肚”，形容人说话不流利，吞吞吐吐。一直以来笔者都认为这些词汇都是东北特有，却没想到在安徽北部的宿州竟也有同样的用法，为求证这些词汇是否只有东北和宿州地区相同，笔者特地询问了徽南、江苏、四川、福建等地的朋友，均没有听过类似词汇，因此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作者在文中提到的板块转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的观点，有可能是东北地区的居民曾有部分整体迁居到宿州，也有可能是宿州居民曾迁到过东北，经过长期与当地融合虽然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却仍然保留一些相似型，虽然笔者搜集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徽北和东北相互迁移的相关记载，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两地一定存在过某些联系。
在文中作者还提到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关系也很大，特别是其中的行政地理、交通地理和经济地理。笔者在江苏地区感触较深，受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的影响，江苏省方言复杂多样，特别是南通方言，甚至不同的县之间方言也不同。笔者从一位启东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单单是启东方言就分为好多种，最明显的为“坝上”和“坝下”的区分，启东靠海，在沿海边一带居住的居民由于海边地势较低，故被称之为“坝下”人，“坝下”人多以打鱼为生，因此每天都要用船出海，拉纤，喊号子，因此坝下方言较坝上方言相比，语气较重，句式较短，尾音较长，像在喊着说话一样；而坝上方言则相对语气温和，句式较长。
二、关于方言与当地居民性格具有相关性的新猜想
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除了提到上述笔者举例的两个观点外，文中还提出了方言与当地文化如服饰、习惯、地方戏等具有相关性，以及方言与人文地理如行政地理、交通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关系很大。观点清晰可靠，内容丰富。笔者又查阅其他与方言相关资料，却都鲜有提到方言与自然地理、方言与居民性格有关的猜想。笔者故乡在吉林，因学业迁居到南京，众所周知，在居民性格方面，东北居民以豪放、耿直、慷慨、热情著称，而南方（本文中以南京为代表）居民则以温柔、委婉、精打细算、思维机敏著称，而笔者从东北迁到南京后除气候方面感到差异很大外，最直观的最强烈的差异感受便是两地方言完全不同。因此，笔者很早就开始猜想，方言与当地居民的性格是否存在联系。
语言是行为的反映，性格又影响行为，方言与性格是否相关？
方言与性格具有相关性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被提出过，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方言显一类性格，著名学者季羡林很早就提出过：我相信，一个人方言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的性格来。［2］笔者对此深有认同，笔者家乡在东北，曾经多次到过北京、西安，现生活在南京，从生活中方言应用的细节，总是能感受到这四个地区居民性格的细微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公交车上，车上人很多，很挤，且人都聚在车门口，此时各地的公交车司机会用方言表达让乘客别挤在门口，往后走的意思。
在东北，司机会这样说：“都（dòu）搁（gě<在>）那挤着嘎哈（gà há<干什么>）呀，别（biè）在(zǎi)这挤往后走！”语调强硬带有很强的命令语气；
在北京司机会说“哎中间儿的乘客劳驾您往后走一走嘞～中间儿的往后走一走～”语调似说似唱，“劳驾”、“您”等尊称朗朗上口，似是命令又很尊敬；
在西安，司机会说：“挤啥么，后面有位子。”语气平和，对挤在前面的人似是责备又似是在责备前已经包容，同时提出好的建议；
在南京，司机会说：“前面的乘客阿能往后动动撒。”语速较快，口型较小，语气委婉似是带有商量的余地。
从上面的例子中似能简单看出各地居民性格方面的差异，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人性格豪爽、耿直、慷慨、热情，表达直接，做说话做事喜欢“竭尽全力”，命令欲和倾诉欲较强，东北话口型较大，音调下沉，强调型发音多，语气直接，命令性强，方言和性格体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北京地区长期为历朝历代国都，经济文化发达，居民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富，性格较为安逸松弛，彬彬有礼，因此北京话敬词较多，在发音上语调波动较多，似说似唱，音尾较长，似是表达一种安逸富足的生活状态，正是对其性格的反映和体现；西北人性格淳朴、正直、热情、忠厚，而其方言则可以用：短促紧凑、铿锵有力、爽直拙朴、保守厚道16个字来概括［3］。南京地区居民性格较北方相比，温柔、委婉、思维机敏，在方言上语速较快，笔者初到南京市甚至感觉讲者语速太快而不能跟上讲着的思维，精打细算，说话口型很小，声音较轻，表达也相对委婉。
也如之前提到的启东方言，坝上与坝下有较明显差异，由于环境、生存方式等因素形成了与当地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独特的坝下方言，语气较重，句式较短，尾音较长，像在喊着说话一样，而朋友更进一步介绍说，由于长期受语言环境影响，坝下人相对性格粗狂，表达直接，说话就像吵架一样，脾气也较火爆几句不和就会吵架。由此可见方言与居民性格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
影响方言形成的因素多种多样，同时方言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最直接的体现也会对地方文化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个体之间性格存在较大差异，即便是同一地区的居民性格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所以方言与性格具有相关性听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尽管方言与当地居民性格是否存在相关性还没有的到较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结论，但通过笔者亲身经历和调查了解，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来讲，方言与居民性格之间虽然不一定存在决定性影响，但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联系。居民的性格影响到方言的表达方式，语音语调，而方言的长期运用也会对居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 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J］，1985.
［2］赵玲，关陇方言与秦人性格研究，［J］,2012.
［3］方允璋，从方言俗语看地方人性格，［J］，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