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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日报》派驻中国
记者史沫特莱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有一片高级住宅区，其中一幢欧式建筑风格的大楼被称为“伯尔尼公寓”。这是一座高级公寓，入住者几乎都是外国人。1929年初夏，从天津、北京等地辗转抵达上海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派驻中国记者史沫特莱即下榻于此。
史沫特莱其实是美国公民，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她邂逅了《法兰克福日报》的主任编辑，并被其聘请为该报驻中国记者。史沫特莱早就对中国这一东方神秘古国充满好奇，她随即辞去柏林大学教授一职来到中国。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最初了解是从火车站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苦力开始的，中国积弱、贫困的现实令她震惊。为了彻底了解中国，她的足迹遍及哈尔滨、沈阳、大连以及天津、北京、南京，最后来到了当时中国最西方化的繁华都市——上海。史沫特莱奔波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去接近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并通过自己的报道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在上海，史沫特莱通过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知道了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她随即对鲁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迫切渴望结识鲁迅。按照西方习惯，她先给鲁迅写信，得到同意后才前往拜访。这是1929年底的一天，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夫妇陪同下来到景云里鲁迅寓所。史沫特莱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长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脸上的表情深沉而严峻，显露出洞察一切的能力。鲁迅同样端详着眼前这位泼辣大方、火一般热情的异国女记者，感到她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气质，蕴藏着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鲁迅对史沫特莱说：“欢迎你来访，今天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你的情况我早已听说。你的文章我也读过一些，写得很好，看得出你对中国的友好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先生过奖了，我做得还很不够。”史沫特莱赶紧接过话头。
随后，他们聊了很多，谈话自然随意。由于鲁迅不熟英语，交谈主要借助董绍明的翻译。这场谈话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最后鲁迅对史沫特莱说：“上海虽然在国民党统治下，笼罩着白色恐怖，但这里却是光明和黑暗殊死搏斗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有一支文化革命的大军，正在向反动派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你能否融入这支文化革命的大军？”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史沫特莱不无激动地回答。
正是这次与鲁迅的谈话，史沫特莱开始与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联系，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联系。鲁迅也由此成了史沫特莱平生最敬重的师长之一。此后，她曾经这样介绍过鲁迅：“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一个月后，史沫特莱托董绍明转赠了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德译本。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赠给鲁迅，对他为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
史沫特莱像一团燃烧的火，她白天到工厂、农村采访、考察，晚上即开始写作。她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语言犀利、文笔流畅，既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又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将要发生的巨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政府向德国政府提出解除史沫特莱《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记者职务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
史沫特莱利用她特殊的背景，以独特的方式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诸如茅盾、丁玲等许多著名的左联作家。茅盾在晚年曾经专门回忆他与史沫特莱的友谊：
“自从1930年夏我与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后，我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愈益深厚。那时她名义上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第三国际工作。三十年代先后在上海创刊的两个进步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其幕后人都是史沫特莱。我和鲁迅与这两个刊物发生关系，也是由于史沫特莱的介绍。史沫特莱只会讲一点中文，但懂英文和德文，而我和鲁迅正好一个懂英文，一个懂德文。不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讲话，而我的英文还勉强能讲，所以史沫特莱凡有事情需要和我们两个商量的，就往往采取3人聚会的方式，让我权充翻译。”
1930年9月的一天，史沫特莱正在其位于伯尔尼公寓的寓所敲着英文打字机的键盘，突然董绍明夫妇来访，请她帮租一个外国人在租界里开的小型的西餐室。
史沫特莱颇为纳闷，表情狐疑。见此情景，一旁的董夫人蔡咏裳告诉她，这个月25日是鲁迅的50寿辰，大家准备为他开个庆祝会。
“给鲁迅先生祝寿？”史沫特莱非常惊讶，继而又显得无比兴奋。
原来，鲁迅诞辰50周年庆祝会的最初发起人为柔石、冯雪峰、冯乃超。后来，他们又拉上了许广平。当时颇感困难的是场地。因为鲁迅当时的处境还有危险，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辑令仍未撤销；许多人聚集一起为鲁迅祝寿，目标也不会小，因此一个安全的场所非常重要。他们想到了史沫特莱，一个外国人租的场所安全系数要大得多。冯雪峰随后找到与史沫特莱过从甚密的左联成员董绍明，请他出面与史沫特莱联系。
史沫特莱了解事情经过后，一口答允。几天后，她以自己的名义在法租界租用了一家由荷兰人开的带有小花园的小型西餐馆，其地理位置、规模大小，完全是按照要求选定的。
9月17日下午，史沫特莱怀着兴奋的心情早早来到荷兰西餐馆。前来祝寿的客人陆续抵达，包括茅盾、冯雪峰、阳翰笙、田汉、叶圣陶、冯乃超、柔石、冯铿、李伟森、胡也频等，以及“左联”、“社联”、“美联”、“剧联”、中国红军后援会等各界代表数十人。不多时，鲁迅和许广平抱着刚满周岁的小海婴来到了。史沫特莱高兴地迎上去，陪着鲁迅走进布置好的小花园。客人们都拥上来向鲁迅祝贺、问好。鲁迅慈祥地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致谢，史沫特莱在一旁不失时机地为鲁迅拍了好多照片。鲁迅在大家的簇拥下，走到一张放着鲜花的桌子旁坐下，接着，致辞，聚餐，敬酒，鲁迅致答谢词，大家欢聚一堂，气氛热烈。 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活动结束后，冯雪峰、柔石、魏全枝3人护送鲁迅一家回到寓所。史沫特莱作为名义上的东道主自然留在了后面。在整个庆祝过程中，她始终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动静，不断到外面巡望。活动结束后，她不禁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望着鲁迅远去的背影，她蓦然记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
然而，在这“大时代”到来之前，史沫特莱却在中国遭遇了一次牢狱之灾。那是她在广东省采访时，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以假护照的名义将其逮捕，并强加其俄国间谍的罪名。当时，德国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都曾出面干预，直到华盛顿官方证实她美国公民资格的复文寄达时，她才被释放。由于在狱中受到折磨，史沫特莱随后赴菲律宾疗养了3个多月。她再次来到上海时，自然受到了左联同志的热情欢迎。1933年，史沫特莱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对外宣传工作。此后，她的名字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不久，《法兰克福日报》被德国纳粹接管，报社在向她支付了6个月工资后便终止了她的记者工作。史沫特莱从此成为自由撰稿人。这年5月，史沫特莱因身体状况欠佳而前往苏联疗养。疗养期间，史沫特莱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写作，后来红军出版社将该书更名为《中国红色风暴》出版。
1934年秋天，史沫特莱再次来到了她思念的中国，来到了黄浦江边的上海。上海左翼文化人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这位重归上海的国际友人。尤其是鲁迅得知消息后，专程看望了史沫特莱。这次，史沫特莱将她的第二本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俄译本赠送给了鲁迅。
1936年3月的一天，史沫特莱从一份《国际新闻》中读到了中国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壮举的消息。她立刻把这一好消息告知鲁迅，并建议鲁迅给红军发电报祝贺。史沫特莱称贺电可由她发第三国际转。这样，便有了以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国工农红军的贺电。此贺电之后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全文刊出，成为中国红色历史的重要文献。以后每每提及此事，鲁迅总是很坦诚地说：“那都是史沫特莱的主意。”言辞间充满了赞许之意。
史沫特莱在与鲁迅的接触中，知道他对版画情有独钟。为此，她特地将其朋友——德国进步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介绍给鲁迅。鲁迅对珂勒惠支的版画非常偏爱，为了让更多的左翼美术工作者能欣赏到她的作品，鲁迅与史沫特莱一起合编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对史沫特莱说，这是他们合作的又一个结晶。
1936年9月，在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影响下，史沫特莱离开她生活达7年之久的上海，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翻开了她生活新的一页。
英国翻译家伊罗生
及其《草鞋脚》
伊罗生原名叫哈罗特·伊赛克斯，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是他来上海后茅盾为他起的。伊罗生曾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30年来中国，任上海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及《大陆报》的记者、编辑。夏衍说：“他到中国的时候，正是左联成立之后，我和他第一次谈话，他就告诉我，他是美国共产党派来的，同情中国革命。”作为《大陆报》记者，伊罗生曾赴湖南、四川考察过中国农民生活，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1932年1月13日，他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帮助下，创办了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国论坛》半月刊。刊物以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进步的文艺作品为主。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曾回忆说：“我和鲁迅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伊罗生的，当时他很年青，才二十多岁。《中国论坛》出版了整整两年，在这期间我们与伊罗生常有来往，许多中国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我们就通过《中国论坛》报道出去，例如‘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就首先公开登在《中国论坛》上。”然而《中国论坛》仅办两年便停刊了，原因则是由于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编辑方针上发生了分歧。
此后，伊罗生开始了一项新的计划，他决定将中国革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为此拟选编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拟定书名为《中国被窒息的声音》。为了这一计划，伊罗生专程拜访了鲁迅。鲁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表示将尽力相助。伊罗生于是请鲁迅帮他草拟1份篇目。鲁迅称，草拟篇目的事可以请茅盾一起来做。自从《子夜》出版后，茅盾已被公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重要的作家。想到有中国两位最杰出的作家的指导和帮助，伊罗生觉得十分幸运。随后，他又“得寸进尺”地提了更多要求，包括请鲁迅写一篇序言，鲁迅、茅盾各一篇自传以及所选作家的作品简介、中国左翼文艺期刊简介等。鲁迅以他的微笑答应了这位充满热情的异国年轻人的“奢侈”要求。
此前，鲁迅曾帮助斯诺编了1本书名为《活跃的中国》的中国现代小说集，但那本书侧重于老作家的作品。为此，鲁迅和茅盾谈起时总觉得有些遗憾，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弥补。所以，当伊罗生提出这一选题后，茅盾和鲁迅就在一起做了一次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把左联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一批有才华而在国外尚无人知晓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也弥补了斯诺那本书的不足”。因此，鲁迅和茅盾都很热心，对伊罗生提出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
当时选定的作品有夏征农的《禾场上》、欧阳山的《水棚里的清道夫》、丘东平的《通讯员》、冰心的《冬儿姑娘》、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鲁迅的《风波》、《伤逝》等。在鲁迅、茅盾选编文章时，伊罗生将书名易名为《草鞋脚》，改动的灵感来自鲁迅的一篇演讲。鲁迅说，有些作家自命为“第三种人”，要超然于斗争之外，这些人“先前曾用皮鞋踏进中国的文艺园址里去，却又想牢牢坐定，拒绝那些穿着破烂的草鞋的人踏进去”。所以伊罗生以“草鞋脚”命名，喻指那些真正的左翼文艺作家。新书名得到了鲁迅的首肯。
《草鞋脚》从最初选编到最终出版，中间内容有过数次变动，但一直是在鲁迅、茅盾和伊罗生之间反复蹉商决定的。当时伊罗生和妻子维奥拉已从上海迁居北平。为此，就《草鞋脚》的问题，鲁迅、茅盾和伊罗生之间多次通信商议。鲁迅、茅盾在给伊罗生的信中说：“我们觉得像《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你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但由于后来美国政治环境的恶劣，倾注伊罗生、鲁迅、茅盾大量精力的这本《草鞋脚》迟至1974年才由伦敦哈拉普公司出版。虽然迟了30年，但它仍为海外最早出版的中国进步作家的现代短篇小说集。 《草鞋脚》中专门印有作者介绍，除鲁迅、茅盾外，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叶圣陶）、丁玲、蒋光慈、楼适夷、胡也频、柔石、应修人、王统照、夏征农、丘东平、何谷天（周文）、殷夫等，其中不少是根据他们的自传材料整理而成的。《草鞋脚》出版时共选择了16位作家的25篇作品，集子虽命名为小说集，但仍有郭沫若的三幕剧《卓文君》和殷夫的诗《血子》。全书后面还有对左翼刊物的介绍，其中包括《太阳》《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萌芽》《北斗》《十字街头》等。可以说，《草鞋脚》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份重要资料，美国人伊罗生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斯诺夫妇关于中国左翼
文化的问题单
1936年4月，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悄然来到上海。这是一次秘密之旅，他希冀通过宋庆龄促成赴陕北采访中国共产党人的计划。行前，他的夫人海伦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问题单，要求他到上海专程拜访鲁迅当面求教。这是一份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单，其中洋洋洒洒罗列了23个问题。
美国人彼得·兰德所著的《走进中国》一书中是这样介绍斯诺的：“他从美国出发时是想进行一次环球旅行。他有美国人的种种特征，相貌英俊。但他的学位却不高，他在新闻学院的学历并不完整。可是他来自书香世家，其父是一个出版家。”斯诺的成长过程有一部分是受到马克·吐温作品的影响。受惠于此，斯诺养成了活泼自如的性格。很快，他在上海应孙中山的儿子、铁道部门负责人孙科的邀请，得到乘火车漫游中国的机会。孙科请斯诺写一本小册子以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同时斯诺的文章还可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从此，斯诺开始向世界介绍他所知道的中国，他频繁为《星期六邮报》、《纽约太阳报》写稿，很快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的一位诠释东方的权威作者。斯诺的成功，吸引了一位美国本土姑娘的注意，她就是出生于犹他州的海伦。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海伦不顾一切地从美国来到中国寻找斯诺，想看看他是如何写出那些令她赞叹不已的文章的。海伦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对年轻的男人来说可谓魅力无限。斯诺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他终于将柔情似水的海伦拥入怀中。
海伦曾经说过，决定她一生道路的有一本书和两个中国人。一本书是《绿野仙踪》，两个中国人分别是宋庆龄和鲁迅。“埃德加和我先后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他们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使我俩明白如何去研究中国社会，怎样去认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我们从宋庆龄和鲁迅身上发现了东方的魅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埃德加和我受宋庆龄、鲁迅的影响最大。我俩不谋而合，最初的计划极其相似，都想看一看中国就走，结果一待下来，竟是十几个年头。”若干年后，海伦在美国康州一个小镇上的一席话，仍然洋溢着她对中国的独特情愫以及对宋庆龄和鲁迅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
当时斯诺、海伦正联合编著一本名为《活的中国》一书，其中有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概述，由海伦执笔。海伦是一位很有文学才华的女性，就是斯诺在其面前也“甘拜下风”。为了写好《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海伦专门向当时所熟悉的、活跃于中国文坛的萧乾、杨刚等人发过问题单，求教一些她不能定夺的问题。当然，海伦非常清楚，这些问题的权威解释非一人莫属，即鲁迅。海伦认为，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当面聆听鲁迅的指教，然而身在北平的她还没有合适的机会南下。直到1936年4月，斯诺秘密赴上海，海伦因有事不能同行，却没有忘记请教鲁迅的问题单。她将任务交给了斯诺，并嘱其一定要抽空拜访鲁迅。
斯诺这次在上海会见并采访鲁迅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档案记载，也无回忆录所涉及，就连有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日记中也未提及。对此，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姚锡佩在《斯诺“向鲁迅致敬”的启示》一文中有一番见解：“那次，斯诺到上海是秘密的，时间很紧促，但他还是一而再地造访鲁迅，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无限景仰和关切之情。那么，鲁迅为什么没有在日记中记过这次会晤呢？推想起来，很可能是在会见中，斯诺把自己陕北之行的计划告诉了他可以信赖的鲁迅。而鲁迅出于对同志的爱护，是从来不把负有特殊使命的友人写入日记的，对瞿秋白、冯雪峰是这样的，对斯诺也是如此。”
斯诺与鲁迅这次见面的细节不得而知，但有幸的是斯诺之后专门整理了这次谈话稿，而且完全是按照海伦的问题单逐一罗列解答的。这是一份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左翼文学运动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资料，从中可以读出鲁迅当时对左翼文坛现象的系统看法。
在此仅摘录部分问题，从中可见鲁迅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当然也包括其历史局限性。
问题一：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有哪些？
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萧军。
问题三：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
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郭沫若。萧军、张天翼被认为有左翼倾向，但不是左翼。丁玲是左翼作家，可是自从她被捕，与冯达结婚以后，鲁迅认为她完了……他认为，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问题十八：何谓现代文学的最好时期，是新现实主义运动吗？
对。如果你指的是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运动。
问题二十：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欧美作家是谁？对中国的哪些作家产生过影响？
劳伦斯的著作翻译了，其他作家都还没译介过来。俄国和日本文学在翻译文学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除俄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外，最近被译介过来并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家有刘易斯、辛克莱、雷马克。3年前，辛克莱的作品很受欢迎。雷马克在1930年是风靡一时的作家。在俄国文学中，高尔基的作品译介得最全，其影响也最广。为了赢得读者，甚至连国民党的作家也不得不在他们的刊物上翻译、发表俄国文学作品。
仅从以上部分内容的撷录中，不难看出海伦提出问题之广泛，当然她始终是围绕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这一主题。而鲁迅回答的独特视角也清晰可见。 斯诺、海伦夫妇在上世纪30年代刻意创造了那次机会，使鲁迅能够广泛地、系统地、也是最后一次畅谈了他对新文学运动中许多问题的看法。鲁迅在回答这份问题单提出的问题后不到半年时间即与世长辞，因此这份资料的价值则更加弥足珍贵。它不仅见证了斯诺、海伦夫妇与鲁迅的交往，而且对研究斯诺、海伦夫妇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对研究鲁迅的晚年思想，对正确理解和评价现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都是大有裨益的。
鹿地亘与《鲁迅杂感选集》
1936年春天，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山本会晤了鲁迅。他对鲁迅说，希望中日两国能够“交换彼此的创作”，作为艺术上进行交流的第一步，同时希望鲁迅能够推荐一些作品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鲁迅深以为然，也很热心此事。但他毕竟很忙，加之身体欠佳，没有精力再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为此他想找一个谙熟日语的人来具体实施这一计划。正好这时有一个合适的人进入了鲁迅的视线，他就是鹿地亘。
鹿地亘原为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的书记长，1934年被捕入狱，一年后获释，乔装改名混在一个来中国演出的日本戏班子里。此后他即在戏班子里以扮个小滑稽的角色为生，戏班子回国后，他留在了上海。不久，鹿地亘与在上海当舞女的池田幸子相识，两人遂同居，靠池田幸子的收入维持生活。但时间一长，鹿地亘难耐那份清闲，于是，他找到了内山书店，并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认识了鲁迅。
这时的鹿地亘急于要找到一份差事，而鲁迅又需要找一位能翻译日文的人。如此机缘，遂使鹿地亘参加了翻译小说的工作。鲁迅将鹿地亘介绍给了胡风，并将为《改造》杂志挑选作品的任务也交给胡风办理。因为鲁迅当时一直病魔缠身，他选编了萧军的《草》之后，即有力不从心之感。胡风果然不负重托，他很快又选编了5篇小说，分别为彭柏山的《崖边》、周文的《父子之间》、欧阳山的《明镜》、艾芜的《山峡中》和沙汀的《老人》。几位作者均为左联成员，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也已有一定的影响。胡风的选择也是经鲁迅认可的。
之后，胡风便与鹿地亘频繁地接触。鹿地亘的文学修养还算不错，但遗憾的是中文一点都不懂，这下便累了胡风，他只好先将小说内容口译给鹿地亘，再由鹿地亘分别将其笔译成日文。《改造》杂志陆续发表了这批来自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此后，改造社的山本社长通过内山完造向鲁迅传达了希望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信息。
鲁迅答应了山本社长的要求，选编的任务还是交给了胡风，日文翻译的工作仍然延请鹿地亘。将鲁迅杂文介绍到国外，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独特的杂文语言风格以及每篇杂文形成的特殊背景和起因。这样，胡风的担子就更重了。因为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完全靠胡风传递给鹿地亘，而对于与中国现代文学有所隔膜的鹿地亘来讲，这个翻译任务自然更不轻松。胡风夫人梅志曾经说过，当时，胡风每隔一两天就要到鹿地亘家帮他翻译，每次都是半天时间。
由于翻译鲁迅杂文的缘故，鹿地亘与鲁迅接触更多了，而且彼此也更加熟悉了。有一次，鹿地亘携夫人池田幸子一道拜访鲁迅，鲁迅还特地邀请他们到上海大戏院看了场苏联电影《冰天雾地》。那天是鲁迅大病后看的第一场电影，因而他情绪极高。
然而令鹿地亘扼腕顿足的是，就在他紧锣密鼓地翻译鲁迅作品时，他十分敬仰的鲁迅突然长辞人世。悲痛异常的鹿地亘成为当时最早赴鲁迅寓所的吊唁者之一。
鲁迅逝世后，日本改造社立刻调整了原来拟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计划，而改为出版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样便将原鹿地亘翻译的内容扩充了许多。改造社还聘请内山完造、伊藤春夫、许广平和胡风等人为编辑顾问，其中三卷杂文仍由鹿地亘翻译成日文。鹿地亘将此工作视作纪念鲁迅的最实际的行动，故而倾注很深的感情和极大的热情。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鹿地亘以日本作家的身份到会祝贺。此后，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他义无反顾地融入了中国抗战文化的洪流……
记者史沫特莱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有一片高级住宅区，其中一幢欧式建筑风格的大楼被称为“伯尔尼公寓”。这是一座高级公寓，入住者几乎都是外国人。1929年初夏，从天津、北京等地辗转抵达上海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派驻中国记者史沫特莱即下榻于此。
史沫特莱其实是美国公民，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她邂逅了《法兰克福日报》的主任编辑，并被其聘请为该报驻中国记者。史沫特莱早就对中国这一东方神秘古国充满好奇，她随即辞去柏林大学教授一职来到中国。
史沫特莱对中国的最初了解是从火车站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苦力开始的，中国积弱、贫困的现实令她震惊。为了彻底了解中国，她的足迹遍及哈尔滨、沈阳、大连以及天津、北京、南京，最后来到了当时中国最西方化的繁华都市——上海。史沫特莱奔波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去接近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并通过自己的报道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在上海，史沫特莱通过日本记者尾崎秀实知道了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她随即对鲁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迫切渴望结识鲁迅。按照西方习惯，她先给鲁迅写信，得到同意后才前往拜访。这是1929年底的一天，史沫特莱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夫妇陪同下来到景云里鲁迅寓所。史沫特莱对鲁迅的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长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像一把刷子似的。脸上的表情深沉而严峻，显露出洞察一切的能力。鲁迅同样端详着眼前这位泼辣大方、火一般热情的异国女记者，感到她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气质，蕴藏着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鲁迅对史沫特莱说：“欢迎你来访，今天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你的情况我早已听说。你的文章我也读过一些，写得很好，看得出你对中国的友好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先生过奖了，我做得还很不够。”史沫特莱赶紧接过话头。
随后，他们聊了很多，谈话自然随意。由于鲁迅不熟英语，交谈主要借助董绍明的翻译。这场谈话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最后鲁迅对史沫特莱说：“上海虽然在国民党统治下，笼罩着白色恐怖，但这里却是光明和黑暗殊死搏斗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有一支文化革命的大军，正在向反动派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你能否融入这支文化革命的大军？”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史沫特莱不无激动地回答。
正是这次与鲁迅的谈话，史沫特莱开始与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发生了联系，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联系。鲁迅也由此成了史沫特莱平生最敬重的师长之一。此后，她曾经这样介绍过鲁迅：“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一个月后，史沫特莱托董绍明转赠了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德译本。她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赠给鲁迅，对他为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
史沫特莱像一团燃烧的火，她白天到工厂、农村采访、考察，晚上即开始写作。她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语言犀利、文笔流畅，既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又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将要发生的巨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政府向德国政府提出解除史沫特莱《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记者职务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
史沫特莱利用她特殊的背景，以独特的方式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诸如茅盾、丁玲等许多著名的左联作家。茅盾在晚年曾经专门回忆他与史沫特莱的友谊：
“自从1930年夏我与史沫特莱第一次见面后，我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愈益深厚。那时她名义上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实际上在为第三国际工作。三十年代先后在上海创刊的两个进步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其幕后人都是史沫特莱。我和鲁迅与这两个刊物发生关系，也是由于史沫特莱的介绍。史沫特莱只会讲一点中文，但懂英文和德文，而我和鲁迅正好一个懂英文，一个懂德文。不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讲话，而我的英文还勉强能讲，所以史沫特莱凡有事情需要和我们两个商量的，就往往采取3人聚会的方式，让我权充翻译。”
1930年9月的一天，史沫特莱正在其位于伯尔尼公寓的寓所敲着英文打字机的键盘，突然董绍明夫妇来访，请她帮租一个外国人在租界里开的小型的西餐室。
史沫特莱颇为纳闷，表情狐疑。见此情景，一旁的董夫人蔡咏裳告诉她，这个月25日是鲁迅的50寿辰，大家准备为他开个庆祝会。
“给鲁迅先生祝寿？”史沫特莱非常惊讶，继而又显得无比兴奋。
原来，鲁迅诞辰50周年庆祝会的最初发起人为柔石、冯雪峰、冯乃超。后来，他们又拉上了许广平。当时颇感困难的是场地。因为鲁迅当时的处境还有危险，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辑令仍未撤销；许多人聚集一起为鲁迅祝寿，目标也不会小，因此一个安全的场所非常重要。他们想到了史沫特莱，一个外国人租的场所安全系数要大得多。冯雪峰随后找到与史沫特莱过从甚密的左联成员董绍明，请他出面与史沫特莱联系。
史沫特莱了解事情经过后，一口答允。几天后，她以自己的名义在法租界租用了一家由荷兰人开的带有小花园的小型西餐馆，其地理位置、规模大小，完全是按照要求选定的。
9月17日下午，史沫特莱怀着兴奋的心情早早来到荷兰西餐馆。前来祝寿的客人陆续抵达，包括茅盾、冯雪峰、阳翰笙、田汉、叶圣陶、冯乃超、柔石、冯铿、李伟森、胡也频等，以及“左联”、“社联”、“美联”、“剧联”、中国红军后援会等各界代表数十人。不多时，鲁迅和许广平抱着刚满周岁的小海婴来到了。史沫特莱高兴地迎上去，陪着鲁迅走进布置好的小花园。客人们都拥上来向鲁迅祝贺、问好。鲁迅慈祥地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致谢，史沫特莱在一旁不失时机地为鲁迅拍了好多照片。鲁迅在大家的簇拥下，走到一张放着鲜花的桌子旁坐下，接着，致辞，聚餐，敬酒，鲁迅致答谢词，大家欢聚一堂，气氛热烈。 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活动结束后，冯雪峰、柔石、魏全枝3人护送鲁迅一家回到寓所。史沫特莱作为名义上的东道主自然留在了后面。在整个庆祝过程中，她始终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动静，不断到外面巡望。活动结束后，她不禁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望着鲁迅远去的背影，她蓦然记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
然而，在这“大时代”到来之前，史沫特莱却在中国遭遇了一次牢狱之灾。那是她在广东省采访时，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以假护照的名义将其逮捕，并强加其俄国间谍的罪名。当时，德国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都曾出面干预，直到华盛顿官方证实她美国公民资格的复文寄达时，她才被释放。由于在狱中受到折磨，史沫特莱随后赴菲律宾疗养了3个多月。她再次来到上海时，自然受到了左联同志的热情欢迎。1933年，史沫特莱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对外宣传工作。此后，她的名字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不久，《法兰克福日报》被德国纳粹接管，报社在向她支付了6个月工资后便终止了她的记者工作。史沫特莱从此成为自由撰稿人。这年5月，史沫特莱因身体状况欠佳而前往苏联疗养。疗养期间，史沫特莱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写作，后来红军出版社将该书更名为《中国红色风暴》出版。
1934年秋天，史沫特莱再次来到了她思念的中国，来到了黄浦江边的上海。上海左翼文化人张开热情的双臂迎接这位重归上海的国际友人。尤其是鲁迅得知消息后，专程看望了史沫特莱。这次，史沫特莱将她的第二本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俄译本赠送给了鲁迅。
1936年3月的一天，史沫特莱从一份《国际新闻》中读到了中国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壮举的消息。她立刻把这一好消息告知鲁迅，并建议鲁迅给红军发电报祝贺。史沫特莱称贺电可由她发第三国际转。这样，便有了以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国工农红军的贺电。此贺电之后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全文刊出，成为中国红色历史的重要文献。以后每每提及此事，鲁迅总是很坦诚地说：“那都是史沫特莱的主意。”言辞间充满了赞许之意。
史沫特莱在与鲁迅的接触中，知道他对版画情有独钟。为此，她特地将其朋友——德国进步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介绍给鲁迅。鲁迅对珂勒惠支的版画非常偏爱，为了让更多的左翼美术工作者能欣赏到她的作品，鲁迅与史沫特莱一起合编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对史沫特莱说，这是他们合作的又一个结晶。
1936年9月，在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影响下，史沫特莱离开她生活达7年之久的上海，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翻开了她生活新的一页。
英国翻译家伊罗生
及其《草鞋脚》
伊罗生原名叫哈罗特·伊赛克斯，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是他来上海后茅盾为他起的。伊罗生曾担任《纽约时报》记者，1930年来中国，任上海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及《大陆报》的记者、编辑。夏衍说：“他到中国的时候，正是左联成立之后，我和他第一次谈话，他就告诉我，他是美国共产党派来的，同情中国革命。”作为《大陆报》记者，伊罗生曾赴湖南、四川考察过中国农民生活，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1932年1月13日，他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帮助下，创办了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国论坛》半月刊。刊物以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与进步的文艺作品为主。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曾回忆说：“我和鲁迅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伊罗生的，当时他很年青，才二十多岁。《中国论坛》出版了整整两年，在这期间我们与伊罗生常有来往，许多中国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我们就通过《中国论坛》报道出去，例如‘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就首先公开登在《中国论坛》上。”然而《中国论坛》仅办两年便停刊了，原因则是由于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编辑方针上发生了分歧。
此后，伊罗生开始了一项新的计划，他决定将中国革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为此拟选编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拟定书名为《中国被窒息的声音》。为了这一计划，伊罗生专程拜访了鲁迅。鲁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表示将尽力相助。伊罗生于是请鲁迅帮他草拟1份篇目。鲁迅称，草拟篇目的事可以请茅盾一起来做。自从《子夜》出版后，茅盾已被公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重要的作家。想到有中国两位最杰出的作家的指导和帮助，伊罗生觉得十分幸运。随后，他又“得寸进尺”地提了更多要求，包括请鲁迅写一篇序言，鲁迅、茅盾各一篇自传以及所选作家的作品简介、中国左翼文艺期刊简介等。鲁迅以他的微笑答应了这位充满热情的异国年轻人的“奢侈”要求。
此前，鲁迅曾帮助斯诺编了1本书名为《活跃的中国》的中国现代小说集，但那本书侧重于老作家的作品。为此，鲁迅和茅盾谈起时总觉得有些遗憾，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弥补。所以，当伊罗生提出这一选题后，茅盾和鲁迅就在一起做了一次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把左联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一批有才华而在国外尚无人知晓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也弥补了斯诺那本书的不足”。因此，鲁迅和茅盾都很热心，对伊罗生提出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
当时选定的作品有夏征农的《禾场上》、欧阳山的《水棚里的清道夫》、丘东平的《通讯员》、冰心的《冬儿姑娘》、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鲁迅的《风波》、《伤逝》等。在鲁迅、茅盾选编文章时，伊罗生将书名易名为《草鞋脚》，改动的灵感来自鲁迅的一篇演讲。鲁迅说，有些作家自命为“第三种人”，要超然于斗争之外，这些人“先前曾用皮鞋踏进中国的文艺园址里去，却又想牢牢坐定，拒绝那些穿着破烂的草鞋的人踏进去”。所以伊罗生以“草鞋脚”命名，喻指那些真正的左翼文艺作家。新书名得到了鲁迅的首肯。
《草鞋脚》从最初选编到最终出版，中间内容有过数次变动，但一直是在鲁迅、茅盾和伊罗生之间反复蹉商决定的。当时伊罗生和妻子维奥拉已从上海迁居北平。为此，就《草鞋脚》的问题，鲁迅、茅盾和伊罗生之间多次通信商议。鲁迅、茅盾在给伊罗生的信中说：“我们觉得像《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你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但由于后来美国政治环境的恶劣，倾注伊罗生、鲁迅、茅盾大量精力的这本《草鞋脚》迟至1974年才由伦敦哈拉普公司出版。虽然迟了30年，但它仍为海外最早出版的中国进步作家的现代短篇小说集。 《草鞋脚》中专门印有作者介绍，除鲁迅、茅盾外，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叶圣陶）、丁玲、蒋光慈、楼适夷、胡也频、柔石、应修人、王统照、夏征农、丘东平、何谷天（周文）、殷夫等，其中不少是根据他们的自传材料整理而成的。《草鞋脚》出版时共选择了16位作家的25篇作品，集子虽命名为小说集，但仍有郭沫若的三幕剧《卓文君》和殷夫的诗《血子》。全书后面还有对左翼刊物的介绍，其中包括《太阳》《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萌芽》《北斗》《十字街头》等。可以说，《草鞋脚》不失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份重要资料，美国人伊罗生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斯诺夫妇关于中国左翼
文化的问题单
1936年4月，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悄然来到上海。这是一次秘密之旅，他希冀通过宋庆龄促成赴陕北采访中国共产党人的计划。行前，他的夫人海伦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问题单，要求他到上海专程拜访鲁迅当面求教。这是一份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单，其中洋洋洒洒罗列了23个问题。
美国人彼得·兰德所著的《走进中国》一书中是这样介绍斯诺的：“他从美国出发时是想进行一次环球旅行。他有美国人的种种特征，相貌英俊。但他的学位却不高，他在新闻学院的学历并不完整。可是他来自书香世家，其父是一个出版家。”斯诺的成长过程有一部分是受到马克·吐温作品的影响。受惠于此，斯诺养成了活泼自如的性格。很快，他在上海应孙中山的儿子、铁道部门负责人孙科的邀请，得到乘火车漫游中国的机会。孙科请斯诺写一本小册子以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旅游，同时斯诺的文章还可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从此，斯诺开始向世界介绍他所知道的中国，他频繁为《星期六邮报》、《纽约太阳报》写稿，很快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的一位诠释东方的权威作者。斯诺的成功，吸引了一位美国本土姑娘的注意，她就是出生于犹他州的海伦。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海伦不顾一切地从美国来到中国寻找斯诺，想看看他是如何写出那些令她赞叹不已的文章的。海伦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对年轻的男人来说可谓魅力无限。斯诺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他终于将柔情似水的海伦拥入怀中。
海伦曾经说过，决定她一生道路的有一本书和两个中国人。一本书是《绿野仙踪》，两个中国人分别是宋庆龄和鲁迅。“埃德加和我先后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他们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使我俩明白如何去研究中国社会，怎样去认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我们从宋庆龄和鲁迅身上发现了东方的魅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埃德加和我受宋庆龄、鲁迅的影响最大。我俩不谋而合，最初的计划极其相似，都想看一看中国就走，结果一待下来，竟是十几个年头。”若干年后，海伦在美国康州一个小镇上的一席话，仍然洋溢着她对中国的独特情愫以及对宋庆龄和鲁迅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
当时斯诺、海伦正联合编著一本名为《活的中国》一书，其中有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概述，由海伦执笔。海伦是一位很有文学才华的女性，就是斯诺在其面前也“甘拜下风”。为了写好《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海伦专门向当时所熟悉的、活跃于中国文坛的萧乾、杨刚等人发过问题单，求教一些她不能定夺的问题。当然，海伦非常清楚，这些问题的权威解释非一人莫属，即鲁迅。海伦认为，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当面聆听鲁迅的指教，然而身在北平的她还没有合适的机会南下。直到1936年4月，斯诺秘密赴上海，海伦因有事不能同行，却没有忘记请教鲁迅的问题单。她将任务交给了斯诺，并嘱其一定要抽空拜访鲁迅。
斯诺这次在上海会见并采访鲁迅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档案记载，也无回忆录所涉及，就连有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日记中也未提及。对此，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姚锡佩在《斯诺“向鲁迅致敬”的启示》一文中有一番见解：“那次，斯诺到上海是秘密的，时间很紧促，但他还是一而再地造访鲁迅，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无限景仰和关切之情。那么，鲁迅为什么没有在日记中记过这次会晤呢？推想起来，很可能是在会见中，斯诺把自己陕北之行的计划告诉了他可以信赖的鲁迅。而鲁迅出于对同志的爱护，是从来不把负有特殊使命的友人写入日记的，对瞿秋白、冯雪峰是这样的，对斯诺也是如此。”
斯诺与鲁迅这次见面的细节不得而知，但有幸的是斯诺之后专门整理了这次谈话稿，而且完全是按照海伦的问题单逐一罗列解答的。这是一份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左翼文学运动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资料，从中可以读出鲁迅当时对左翼文坛现象的系统看法。
在此仅摘录部分问题，从中可见鲁迅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当然也包括其历史局限性。
问题一：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有哪些？
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萧军。
问题三：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
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郭沫若。萧军、张天翼被认为有左翼倾向，但不是左翼。丁玲是左翼作家，可是自从她被捕，与冯达结婚以后，鲁迅认为她完了……他认为，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问题十八：何谓现代文学的最好时期，是新现实主义运动吗？
对。如果你指的是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运动。
问题二十：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欧美作家是谁？对中国的哪些作家产生过影响？
劳伦斯的著作翻译了，其他作家都还没译介过来。俄国和日本文学在翻译文学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除俄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外，最近被译介过来并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家有刘易斯、辛克莱、雷马克。3年前，辛克莱的作品很受欢迎。雷马克在1930年是风靡一时的作家。在俄国文学中，高尔基的作品译介得最全，其影响也最广。为了赢得读者，甚至连国民党的作家也不得不在他们的刊物上翻译、发表俄国文学作品。
仅从以上部分内容的撷录中，不难看出海伦提出问题之广泛，当然她始终是围绕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这一主题。而鲁迅回答的独特视角也清晰可见。 斯诺、海伦夫妇在上世纪30年代刻意创造了那次机会，使鲁迅能够广泛地、系统地、也是最后一次畅谈了他对新文学运动中许多问题的看法。鲁迅在回答这份问题单提出的问题后不到半年时间即与世长辞，因此这份资料的价值则更加弥足珍贵。它不仅见证了斯诺、海伦夫妇与鲁迅的交往，而且对研究斯诺、海伦夫妇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对研究鲁迅的晚年思想，对正确理解和评价现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都是大有裨益的。
鹿地亘与《鲁迅杂感选集》
1936年春天，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山本会晤了鲁迅。他对鲁迅说，希望中日两国能够“交换彼此的创作”，作为艺术上进行交流的第一步，同时希望鲁迅能够推荐一些作品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鲁迅深以为然，也很热心此事。但他毕竟很忙，加之身体欠佳，没有精力再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为此他想找一个谙熟日语的人来具体实施这一计划。正好这时有一个合适的人进入了鲁迅的视线，他就是鹿地亘。
鹿地亘原为日本普罗作家同盟的书记长，1934年被捕入狱，一年后获释，乔装改名混在一个来中国演出的日本戏班子里。此后他即在戏班子里以扮个小滑稽的角色为生，戏班子回国后，他留在了上海。不久，鹿地亘与在上海当舞女的池田幸子相识，两人遂同居，靠池田幸子的收入维持生活。但时间一长，鹿地亘难耐那份清闲，于是，他找到了内山书店，并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认识了鲁迅。
这时的鹿地亘急于要找到一份差事，而鲁迅又需要找一位能翻译日文的人。如此机缘，遂使鹿地亘参加了翻译小说的工作。鲁迅将鹿地亘介绍给了胡风，并将为《改造》杂志挑选作品的任务也交给胡风办理。因为鲁迅当时一直病魔缠身，他选编了萧军的《草》之后，即有力不从心之感。胡风果然不负重托，他很快又选编了5篇小说，分别为彭柏山的《崖边》、周文的《父子之间》、欧阳山的《明镜》、艾芜的《山峡中》和沙汀的《老人》。几位作者均为左联成员，他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也已有一定的影响。胡风的选择也是经鲁迅认可的。
之后，胡风便与鹿地亘频繁地接触。鹿地亘的文学修养还算不错，但遗憾的是中文一点都不懂，这下便累了胡风，他只好先将小说内容口译给鹿地亘，再由鹿地亘分别将其笔译成日文。《改造》杂志陆续发表了这批来自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此后，改造社的山本社长通过内山完造向鲁迅传达了希望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信息。
鲁迅答应了山本社长的要求，选编的任务还是交给了胡风，日文翻译的工作仍然延请鹿地亘。将鲁迅杂文介绍到国外，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独特的杂文语言风格以及每篇杂文形成的特殊背景和起因。这样，胡风的担子就更重了。因为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完全靠胡风传递给鹿地亘，而对于与中国现代文学有所隔膜的鹿地亘来讲，这个翻译任务自然更不轻松。胡风夫人梅志曾经说过，当时，胡风每隔一两天就要到鹿地亘家帮他翻译，每次都是半天时间。
由于翻译鲁迅杂文的缘故，鹿地亘与鲁迅接触更多了，而且彼此也更加熟悉了。有一次，鹿地亘携夫人池田幸子一道拜访鲁迅，鲁迅还特地邀请他们到上海大戏院看了场苏联电影《冰天雾地》。那天是鲁迅大病后看的第一场电影，因而他情绪极高。
然而令鹿地亘扼腕顿足的是，就在他紧锣密鼓地翻译鲁迅作品时，他十分敬仰的鲁迅突然长辞人世。悲痛异常的鹿地亘成为当时最早赴鲁迅寓所的吊唁者之一。
鲁迅逝世后，日本改造社立刻调整了原来拟出版《鲁迅杂感选集》的计划，而改为出版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样便将原鹿地亘翻译的内容扩充了许多。改造社还聘请内山完造、伊藤春夫、许广平和胡风等人为编辑顾问，其中三卷杂文仍由鹿地亘翻译成日文。鹿地亘将此工作视作纪念鲁迅的最实际的行动，故而倾注很深的感情和极大的热情。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鹿地亘以日本作家的身份到会祝贺。此后，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他义无反顾地融入了中国抗战文化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