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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初礼乐歌辞虽然都是歌功颂德之作,无多少文学价值可言,但是由于其得到了统治者的倡导与朝廷重臣的积极呼应,甚至还在民间得到了万千文人士子的回应,由此形成了西晋雅颂文学蔚然可观的景象。因此,这类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们影响了西晋开国之诗风,把西晋诗歌引至雅颂的方向。
关键词:礼乐歌辞 歌功颂德 开国诗风
洪顺隆先生认为晋初的礼乐歌辞堪称“建国史诗”,因为其体裁以叙事为主,多述建国事迹,目的在歌功颂德,用于祭祀饮宴歌舞(见洪顺隆《六朝建国史诗试论》,载《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正因为此类作品带有浓重的宫廷特征,所以它们的文学意义历来不受重视。但是考究礼乐歌诗的渊源,其来久远。先秦之作,见诸《雅》《颂》。汉武帝推行儒家礼教政策,设立乐府机构,一方面传承先秦雅乐,另一方面博引民间新声,以李延年、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乐歌,宣叙大汉功德。魏、吴立国后,在汉的基础上改换曲名、歌辞,歌颂本朝德业。历朝历代在开国之初,都会有这类作品的存在。
据《晋书·乐志》记载:
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玄为之词云。
晋初,食举亦用《鹿鸣》。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时诏又使中书侍郎成公绥亦作焉。
由上述可知,西晋的礼乐歌辞皆为奉诏之作,主要是由朝廷重臣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等人创作。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与重臣们的鼎力配合这两股合力的推动下,西晋的礼乐歌辞呈现出相当发达的发展态势。
西晋留存下来的礼乐歌辞共计有郊庙歌辞二十一首,燕射歌辞六十首,舞曲歌辞十二首,共九十三首。而曹魏共计有十九首,东晋共计有十三首,相比之下,西晋礼乐歌辞在创作数量上比前后的曹魏和东晋都多。由此可见,西晋礼乐歌辞的创作之盛。
在西晋文学中,作为国家典礼、朝廷歌舞的礼乐歌辞,虽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可言,但毕竟都是出于公卿而能文者之手,乃是一代人的精心之作。经过文人的创作,使得礼乐歌辞在典正之余,又有了文人化的特点。而这类作品的意义则在于它们影响了西晋开国之诗风,把西晋诗歌引至了雅、颂的方向,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
晋初礼乐歌辞作为“国家级”的雅颂文学,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鼎力扶持,同时也得到了大批公卿巨臣的积极呼应,创作和编写了大量的作品。不仅如此,这些制于朝廷的颂美之声,甚至还在民间得到了万千文人士子的回应,他们争相模仿,敷陈藻彩,形成了西晋雅颂文学蔚然可观的景象。究其原因,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西晋政权虽是篡位夺权而来,但魏晋嬗代在诸多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代价算是最小的一次。在魏末二十余年当中,皇室衰微,大权旁落,主要是司马氏集团和曹爽集团之间的政治大较量。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曹爽集团被灭,曹魏政权气数已尽,政归司马氏。咸熙二年十二月,司马炎柴燎告天,禅魏立晋。虽然这次嬗代不能说是风平浪静,但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农民起义相比,这实在是一种“相对和平”的演变方式,以小范围的宫廷内部流血,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应该说是很经济的了。在没有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进行“和平演变”,对百姓苍生而言,无疑是不幸中的大幸。此外,晋武帝在成宁元年(280年)三月,挥师灭吴,三国归晋,终于结束了自汉末以来持续了近百年的动乱分裂,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
其次,在经济上,晋武帝司马炎在开国之后,实行宽松的政治,省徭役、薄赋税,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晋武帝太康时期,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正如东晋干宝在其《晋纪总论》中所追忆的太康盛世那样:
······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恰,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
政治宽松、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政局当然是人们所期待的,因此,礼乐歌诗里歌颂的明君圣朝,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社会的认可的。另外,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生活安逸,使得晋人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可以有条件去追求事物包括诗歌的形式美,这是西晋诗风华靡的开始。
再次,在文化上,司马炎利用前朝人才,沿用以前州县的举荐制度,不遗余力地选拔、奖掖人才,并以儒业作为朝廷择士的重要依据。这无疑是给众多社会地位较低、期望崭露头角的寒士们提供了政治的出路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西晋新朝对人才的渴望,对文士的恩宠,所以获得了他们的普遍认同感。三国归晋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三国文化的交融会通,还在于三国人才的集中。表现在文学上,太康时期涌现出的大批杰出诗人就是力证。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论及西晋文学时说“人才实盛”,因为他注意到了三国归晋后,文人在新朝集结的情况。
西晋文人多有功名之心,既然曹魏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新朝新气象,于是他们都寄希望于西晋新朝,希望在新朝中成就一生之功名。如出身于山东的一个小吏家庭的左思,他在其《三都赋》的结尾,用一种非常强硬的语气说:“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他是想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他要告诉那些同情曹魏、留恋旧朝的人们应该面对现实了。
礼乐歌辞是朝廷之作,但《三都赋》却是左思构思十年,自觉而为的。对三国归晋的赞美,对开国伟业的颂歌,希望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创造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三都赋》的主旨。左思表达了多数士人的共同心声,因此引起了洛阳纸贵的轰动,获得了同时代人士的普遍欢迎。
以上几点都表明了,西晋新朝是得到社会人士尤其是士人们的普遍认同的,他们回应着来自朝廷的颂美之音,以自身的才华和热情,积极参与到对新朝和新皇的热烈歌颂中,于其时,举国上下,颂歌四起。在这种情况之下,礼乐歌辞,这种施之于国家大典的颂美之声,引导着晋初文风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歌功颂德的倾向。
作为开国史诗、国家典礼,礼乐歌辞具有非常明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是彻底地为政治服务的。它悦耳动听、雍容典雅,“舞开元,歌永始”(傅玄《飨神歌》),“率土讴吟,欣戴于时”(张华《食举东西厢乐诗》),“笙磬咏德,万舞象容”(荀勖《食举东西厢歌》),在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等一批新朝勋臣对主旋律的大力倡导之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这些颂美之音中了。
傅玄、张华、荀勖等人,他们以开国勋臣的尊贵身份,躬身制作,共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人在政坛上位高权重,在文坛上引领群儒,他们的举动必定会引起底下大批人的争相效仿。在开国之初,几乎人人都满怀着对新朝的真诚归附,对明君的真情拥戴,对盛世的真挚期待。以傅玄、张华、荀勖等人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的这种创作导向,对当时的文士们所产生的导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当举国上下沉浸在对新朝的歌功颂德中时,建安的忧世传统、正始的独立意志以及批判精神,便很难得到继承与回应了。尤其是新生的一代,他们在举国上下对新朝一遍又一遍的颂美声中兴起,先天性地缺乏忧患意识,也缺乏汉魏时期士人们那种弘道济世的理想追求,对社会的关怀精神也异常淡薄。他们热衷于政治,不惜趋炎附势,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满足一己之功业感和成就感。西晋一代文士,先天缺失崇高的精神,精神境界普遍卑下。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他们继承了礼乐歌诗歌功颂德的倾向,在武帝后期浮华之风的浸染之下,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躁进的诗风。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王澧华.两晋诗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9]王运熙.魏晋南北朝卷(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刘跃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礼乐歌辞 歌功颂德 开国诗风
洪顺隆先生认为晋初的礼乐歌辞堪称“建国史诗”,因为其体裁以叙事为主,多述建国事迹,目的在歌功颂德,用于祭祀饮宴歌舞(见洪顺隆《六朝建国史诗试论》,载《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正因为此类作品带有浓重的宫廷特征,所以它们的文学意义历来不受重视。但是考究礼乐歌诗的渊源,其来久远。先秦之作,见诸《雅》《颂》。汉武帝推行儒家礼教政策,设立乐府机构,一方面传承先秦雅乐,另一方面博引民间新声,以李延年、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乐歌,宣叙大汉功德。魏、吴立国后,在汉的基础上改换曲名、歌辞,歌颂本朝德业。历朝历代在开国之初,都会有这类作品的存在。
据《晋书·乐志》记载:
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玄为之词云。
晋初,食举亦用《鹿鸣》。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时诏又使中书侍郎成公绥亦作焉。
由上述可知,西晋的礼乐歌辞皆为奉诏之作,主要是由朝廷重臣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等人创作。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与重臣们的鼎力配合这两股合力的推动下,西晋的礼乐歌辞呈现出相当发达的发展态势。
西晋留存下来的礼乐歌辞共计有郊庙歌辞二十一首,燕射歌辞六十首,舞曲歌辞十二首,共九十三首。而曹魏共计有十九首,东晋共计有十三首,相比之下,西晋礼乐歌辞在创作数量上比前后的曹魏和东晋都多。由此可见,西晋礼乐歌辞的创作之盛。
在西晋文学中,作为国家典礼、朝廷歌舞的礼乐歌辞,虽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可言,但毕竟都是出于公卿而能文者之手,乃是一代人的精心之作。经过文人的创作,使得礼乐歌辞在典正之余,又有了文人化的特点。而这类作品的意义则在于它们影响了西晋开国之诗风,把西晋诗歌引至了雅、颂的方向,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
晋初礼乐歌辞作为“国家级”的雅颂文学,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鼎力扶持,同时也得到了大批公卿巨臣的积极呼应,创作和编写了大量的作品。不仅如此,这些制于朝廷的颂美之声,甚至还在民间得到了万千文人士子的回应,他们争相模仿,敷陈藻彩,形成了西晋雅颂文学蔚然可观的景象。究其原因,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西晋政权虽是篡位夺权而来,但魏晋嬗代在诸多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代价算是最小的一次。在魏末二十余年当中,皇室衰微,大权旁落,主要是司马氏集团和曹爽集团之间的政治大较量。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曹爽集团被灭,曹魏政权气数已尽,政归司马氏。咸熙二年十二月,司马炎柴燎告天,禅魏立晋。虽然这次嬗代不能说是风平浪静,但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农民起义相比,这实在是一种“相对和平”的演变方式,以小范围的宫廷内部流血,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应该说是很经济的了。在没有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进行“和平演变”,对百姓苍生而言,无疑是不幸中的大幸。此外,晋武帝在成宁元年(280年)三月,挥师灭吴,三国归晋,终于结束了自汉末以来持续了近百年的动乱分裂,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
其次,在经济上,晋武帝司马炎在开国之后,实行宽松的政治,省徭役、薄赋税,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晋武帝太康时期,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正如东晋干宝在其《晋纪总论》中所追忆的太康盛世那样:
······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恰,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矣。
政治宽松、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政局当然是人们所期待的,因此,礼乐歌诗里歌颂的明君圣朝,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社会的认可的。另外,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生活安逸,使得晋人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可以有条件去追求事物包括诗歌的形式美,这是西晋诗风华靡的开始。
再次,在文化上,司马炎利用前朝人才,沿用以前州县的举荐制度,不遗余力地选拔、奖掖人才,并以儒业作为朝廷择士的重要依据。这无疑是给众多社会地位较低、期望崭露头角的寒士们提供了政治的出路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西晋新朝对人才的渴望,对文士的恩宠,所以获得了他们的普遍认同感。三国归晋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三国文化的交融会通,还在于三国人才的集中。表现在文学上,太康时期涌现出的大批杰出诗人就是力证。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论及西晋文学时说“人才实盛”,因为他注意到了三国归晋后,文人在新朝集结的情况。
西晋文人多有功名之心,既然曹魏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新朝新气象,于是他们都寄希望于西晋新朝,希望在新朝中成就一生之功名。如出身于山东的一个小吏家庭的左思,他在其《三都赋》的结尾,用一种非常强硬的语气说:“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他是想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他要告诉那些同情曹魏、留恋旧朝的人们应该面对现实了。
礼乐歌辞是朝廷之作,但《三都赋》却是左思构思十年,自觉而为的。对三国归晋的赞美,对开国伟业的颂歌,希望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创造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三都赋》的主旨。左思表达了多数士人的共同心声,因此引起了洛阳纸贵的轰动,获得了同时代人士的普遍欢迎。
以上几点都表明了,西晋新朝是得到社会人士尤其是士人们的普遍认同的,他们回应着来自朝廷的颂美之音,以自身的才华和热情,积极参与到对新朝和新皇的热烈歌颂中,于其时,举国上下,颂歌四起。在这种情况之下,礼乐歌辞,这种施之于国家大典的颂美之声,引导着晋初文风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歌功颂德的倾向。
作为开国史诗、国家典礼,礼乐歌辞具有非常明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是彻底地为政治服务的。它悦耳动听、雍容典雅,“舞开元,歌永始”(傅玄《飨神歌》),“率土讴吟,欣戴于时”(张华《食举东西厢乐诗》),“笙磬咏德,万舞象容”(荀勖《食举东西厢歌》),在傅玄、张华、荀勖、成公绥等一批新朝勋臣对主旋律的大力倡导之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这些颂美之音中了。
傅玄、张华、荀勖等人,他们以开国勋臣的尊贵身份,躬身制作,共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人在政坛上位高权重,在文坛上引领群儒,他们的举动必定会引起底下大批人的争相效仿。在开国之初,几乎人人都满怀着对新朝的真诚归附,对明君的真情拥戴,对盛世的真挚期待。以傅玄、张华、荀勖等人的身份和地位,他们的这种创作导向,对当时的文士们所产生的导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当举国上下沉浸在对新朝的歌功颂德中时,建安的忧世传统、正始的独立意志以及批判精神,便很难得到继承与回应了。尤其是新生的一代,他们在举国上下对新朝一遍又一遍的颂美声中兴起,先天性地缺乏忧患意识,也缺乏汉魏时期士人们那种弘道济世的理想追求,对社会的关怀精神也异常淡薄。他们热衷于政治,不惜趋炎附势,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满足一己之功业感和成就感。西晋一代文士,先天缺失崇高的精神,精神境界普遍卑下。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他们继承了礼乐歌诗歌功颂德的倾向,在武帝后期浮华之风的浸染之下,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躁进的诗风。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王澧华.两晋诗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思想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9]王运熙.魏晋南北朝卷(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刘跃进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