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高君宇就对陈独秀十分仰慕和崇拜，这倒不仅是因为陈独秀是高君宇所在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更主要的是因为陈独秀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青年》（原名《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当时《新青年》以倡导新文化运动而誉满全国，被人们誉为青年界的“明星”、“金针”、“良师益友”。因此，当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信真理、追求进步精神的高君宇看到这一刊物时，他那血液中的“铁质”就立即被该刊那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的“磁石”吸引住了。从此，高君宇将《新青年》作为自己在探求救国真理道路上的“良师益友”，从中汲取着精神食粮和思想营养。
　　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旧派人物的极端仇视和反抗。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对那些封建文化的卫道士们展开了猛烈的抨击。高君宇坚定地站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一边，加入了反封建斗争的阵营。在《新青年》的影响下，1918年10月，“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想，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的“新潮社”成立后，高君宇毅然加入这一团体，并很快成为该社的领导成员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革命传单而被军警逮捕。为了营救陈独秀，高君宇协助李大钊四处奔走，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化妆成北方商人模样，亲驾骡车，护送陈独秀安全离京。
　　在“五四”前后反帝爱国斗争中，高君宇以他卓越的才干和火一样的革命斗争精神而崭露头角，成为青年的楷模。因之，陈独秀对高君宇十分赏识和器重。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新青年》决定出一期“劳动纪念专号”。陈独秀立即想到了高君宇，并特约他撰写一篇关于太原劳动状况的文章。高君宇欣然应允后，想到“山西的劳动状况，北部、南部和中部有些不同，觉得北部大同和南部河东都有调查的必要”。可是，当他去找陈独秀陈述己见时，陈独秀已经离京外出。于是，高君宇便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过调查，撰写了长篇调查报告《山西劳动状况》这篇文章，陈独秀审阅后颇为满意，便将此文发表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劳动纪念专号上。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等1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在会上，从莫斯科参加“远东大会”归国不久的高君宇，根据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和“远东大会”决议精神，发表了许多颇具真知灼见的讲话，受到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在高君宇等代表的努力下，大会在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现状客观分析、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了为实现这一纲领所必须采取的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策略，以及党在联合战线工作中的政策和原则。这次大会还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君宇为5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从此，高君宇与陈独秀的接触更为频繁了。
　　同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在杭州召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张国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定”，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会议围绕采取何种方式加入国民党这一中心议题展开激烈争论。据陈独秀后来回忆说：“大会（指中共“二大”）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当时的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李大钊）、张特立（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这与马林后来的说法大不相同，也与张国焘的回忆不尽相同。但由此可以看出，在党的“二大”之后中央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高君宇与陈独秀是一起参与讨论和研究的。
　　


　　1922年9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创刊，作为党中央5名执行委员之一的高君宇任编辑、记者。陈独秀为该刊撰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造国论”的文章。同年10月1日上海读者思顺读了陈独秀的“造国论”后，投书《向导》，提出许多疑问。而这时陈独秀已到安徽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高君宇代替陈独秀撰文向读者作了回答。在这篇文章中，高君宇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高度，论证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在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之后，得出这两个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呼声同而心理不同”的结论。他还强调指出，“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这篇文章以其灼灼闪亮的思想光辉，澄清了当时人们对我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模糊认识。因此，尽管高君宇在文章开头就说，陈独秀“如有要和思顺君详细讨论的地方，待他返沪后再说”，但陈独秀返沪后，亦未撰文讨论，可见，高君宇的观点陈独秀当时是赞同的。
　　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观点已露端倪，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力量，因之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取消主义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犹若“中流砥柱”，依然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由蔡和森、高君宇编辑的《向导》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残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撰写的《二七大屠杀的经过》等一系列战斗檄文。与此同时，高君宇连连撰文，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和反动军阀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同工人阶级一起团结战斗，打倒军阀。他还和罗章龙合编了一本《京汉工人流血记》，并作了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的后序。在这篇序言中，高君宇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反动军阀宣战：“我们决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很长的战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暂而且小的挫折罢了！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与陈独秀的右倾观点差异何等之大！1923年在党的“三大”前后，高君宇坚定地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站在一起，同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从此，高君宇便和陈独秀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