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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议会制有助于抑制领导人的集权冲动，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更便于问责，所以近年来一些原本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也开始向议会制转型。
突破任期限制的八仙过海
2007年岁末，普京笑了，查韦斯栽了。这两个几乎同一时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总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延续各自的政治生命，而其结果也不尽相同。
普京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前，利用个人魅力和行政资源帮助成立不到7年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一左一右两个友党赢得了俄第五届国家杜马的近八成席位，从而获得了他所自诩的“在卸任总统后继续发挥作用”的道义授权。然而，不少西方观察家担心，“普京党”可能滥用在国会超过2/3多数席次的优势修改宪法，让普京留任。
这种滥用在独联体国家早有先例。1999年12月，土库曼斯坦人民委员会和议会联合通过决议，授权独立前就担任总统、当时还健在的尼亚佐夫“无限期行使总统权力”。2007年明，哈萨克斯坦议会在一揽子修宪条款中抹去了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任期限制，从而赋予这位业已掌权17年的哈萨克领导人以终身统治的书面授权。
似乎为了打消外界的顾虑，本届杜马选举后，议席比上届增加一倍的统一俄罗斯党当即表示不会寻求修改宪法。但从理论上说，普京通过修宪寻求继续担任总统，或者将政体改为议会制，为自己转任更具实权的总理提供方便，也不是行不通。在这一问题上，普京尚未给出最终的答案。他目前承诺的是，不再参加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
议会修宪途径之外，威权总统们还找到了一条经由全民公决替自己变相加冕的道路，这条道路虽风险难测却更具“啥法性”。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1995年和2002年两度通过全民公决延长任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1996年和2004年分别通过全民公决延长任期和取消连任限制；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8年前通过全民公决将总统任期延长至6年之后，今年又故伎重施，企图将之再延长至7年同时可无限制连任。
在这一波延任潮的影响下，普京也在半年前开始抱怨一届总统4年任期太短，认为应增至5到7年。但他同时强调，赞成维持一人只能连续担任两届总统职务的宪法准则。相比之下，第二届总统任期刚刚开始的查韦斯既要延长任期，又要取消连任限制，就显得过于急进了。委内瑞拉12月2日的全民公决结果也说明，查韦斯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优势不是绝对的；3年前“罢黜性全民公决”中的险胜，两年前的议会选举全胜和一年前的高票连任，不足以使他成为终身总统；他接下来的5年任期更不会一帆风顺。
总统制下的集权冲动
上述谋求突破任期限制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出自总统制共和制国家，并且主要分布在欧亚中心地带和南美，这并不是偶然的。总统制相对于议会制的一个显著不同是，由全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权力过大，以至于必须用三权分立、任期限制、联邦制、两党制等原则来制衡。这就需要成熟的法治环境和复杂的制度设计，才能避免总统个人走向独裁。然而，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往往只看中了总统制有助于维持政局稳定这一点，或是当权派本身就想利用不完善的总统制维持特权，就在转轨时纷纷采用一政体，从而导致总统制国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总统制在全球范围内失败案例居多，与此有相当关系。
而由于受本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不少转轨国家在设计具体政制时并没有拷贝美国模式，而是设置了辅助总统行政的总理一职，使得政体向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转变。这样在总理对日常施政承担责任，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的情况下，总统的压力反而减轻，连任的欲望也就格外强烈。为了确保长期执政，一些强势总统借助不断修宪增加了传统总统制所极力规避的那些权力，如解散议会，举行全民公投，免遭弹劾以及实行紧急状态。
这一集权倾向在源自前苏联的独联体12国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总统就是直接从前苏联时代的地方“一把手”过渡而来的，难脱专政气息；即便是经历了颜色革命洗礼的国家，总统“一言堂”，议会“盖图章”的局面也没有得到彻底扭转。2007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全民公决恢复了对总统集权有利的政党名单制选举法；11月，遭到逼宫的格鲁吉亚总统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暴力压制反对派集会。
反观那些有世俗威权传统的议会制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固然也是一党独大多年，但其领导入却很难当终身总理、首相；新加坡的虚位元首——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也有固定任期限制；马来西亚甚至连最高元首也是在9个世袭苏丹中每隔5年轮流选任的。至于自由选举的议会制国家，更是无法摆脱选民喜新厌旧的定律，布莱尔在2007年交权给布朗，安倍晋三被党内同僚取代，霍华德则被在野党的陆克文击败。
鉴于议会制有助于抑制领导人的集权冲动，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更便于问责(弹劾总统所需的2/3多数门槛高于倒阁所需的1/2多数)，所以近年来一些原本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也开始向议会制转型。起步较早的如乌克兰，美女总理季莫申科g在推动削弱总统的法定权力，且看起来将会成功；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今年以来也在做同样的努力；吉尔吉斯斯坦在两年半内修宪4次，摇摆于这两种政体之间，直到今年10月全民公决后才定于一种剥夺了总统解散议会权力的总统制。而正在竞选格鲁吉亚总统的流亡寡头帕塔尔卡齐什维利则承诺，一旦当选将通过全民公决推动格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
威权崛起的全球背景
谈论威权崛起必须回到“民主第三波”高歌猛进的1980－1990年代，那一阶段不仅苏联和东欧的极权政权解体，东南亚的威权政权纷纷倒台，而且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独裁、政变和政治僵局也各自进入尾声，推广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大行其道。可是，随后10年的沉沦教训了这些国家：民主并不能一蹴而就，自由会带来金融风暴一样的灾难，而中国这样由共产党渐进改革的国家却以稳定的政治环境实现了经济的突飞猛进，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引擎之一，这或许是全球化的另一种模式。
伴随中国声势渐长的还有美国软实力的消磨及威权国家自身进入了经济“快周期”。2003年以后，美国在伊拉克战场的泥足深陷已使其树立民主样板和恫吓邪恶轴心国家的目标双双泡汤，而IT科技和房贷金融泡沫的破灭则撼低了美元的估价；与此同时，以国际油价飙升4倍为代表的能源资源价格暴涨开始惠及从伊朗到委内瑞拉，从安哥拉到苏丹，从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从土库曼斯坦到玻利维亚，从赞比亚到智利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对自己的政治模式有了更多的自信，并从对同类国家的借鉴中获得了经验。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这次“普京党”在杜马大胜前，已在酝酿选后自身建设的新计划，除了研究中国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还在11月中旬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山东，参加和当地政党的党建经验交流。看来，下一届杜马内，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类似中共的主导性政党的存在，将赋予后普京政权更多的威权色彩。
当然，在美国前几年的民主攻势下，一些前威权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乌克兰等，现在成了民主国家；而明年初将举行大选的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也正处在这样的关口上，是进是退，是向议会制转变还是加强总统独裁，未有定论。
未来，议会民主制国家伊拉克和总统共和制国家阿富汗的民主进程，将是与伊朗、委内瑞拉、阿根廷和苏丹这些威权国家崛起同等重要的变化；而那些丧失权威的准失败国家，如索马里、尼泊尔、黎巴嫩和孟加拉，则以其日复一日的流血冲突和政治僵局衬托出威权崛起所内含的积极意义，即：威权崛起固然意味着从言论自由到组党和投票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害，但对那些渴望平均分配国民财富的普通民众来说，生活自由、经济自由也许比政治自由更紧要，值得他们用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去维系。
(责编 刘阳)
突破任期限制的八仙过海
2007年岁末，普京笑了，查韦斯栽了。这两个几乎同一时期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总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延续各自的政治生命，而其结果也不尽相同。
普京在其两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前，利用个人魅力和行政资源帮助成立不到7年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一左一右两个友党赢得了俄第五届国家杜马的近八成席位，从而获得了他所自诩的“在卸任总统后继续发挥作用”的道义授权。然而，不少西方观察家担心，“普京党”可能滥用在国会超过2/3多数席次的优势修改宪法，让普京留任。
这种滥用在独联体国家早有先例。1999年12月，土库曼斯坦人民委员会和议会联合通过决议，授权独立前就担任总统、当时还健在的尼亚佐夫“无限期行使总统权力”。2007年明，哈萨克斯坦议会在一揽子修宪条款中抹去了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任期限制，从而赋予这位业已掌权17年的哈萨克领导人以终身统治的书面授权。
似乎为了打消外界的顾虑，本届杜马选举后，议席比上届增加一倍的统一俄罗斯党当即表示不会寻求修改宪法。但从理论上说，普京通过修宪寻求继续担任总统，或者将政体改为议会制，为自己转任更具实权的总理提供方便，也不是行不通。在这一问题上，普京尚未给出最终的答案。他目前承诺的是，不再参加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
议会修宪途径之外，威权总统们还找到了一条经由全民公决替自己变相加冕的道路，这条道路虽风险难测却更具“啥法性”。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1995年和2002年两度通过全民公决延长任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1996年和2004年分别通过全民公决延长任期和取消连任限制；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8年前通过全民公决将总统任期延长至6年之后，今年又故伎重施，企图将之再延长至7年同时可无限制连任。
在这一波延任潮的影响下，普京也在半年前开始抱怨一届总统4年任期太短，认为应增至5到7年。但他同时强调，赞成维持一人只能连续担任两届总统职务的宪法准则。相比之下，第二届总统任期刚刚开始的查韦斯既要延长任期，又要取消连任限制，就显得过于急进了。委内瑞拉12月2日的全民公决结果也说明，查韦斯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优势不是绝对的；3年前“罢黜性全民公决”中的险胜，两年前的议会选举全胜和一年前的高票连任，不足以使他成为终身总统；他接下来的5年任期更不会一帆风顺。
总统制下的集权冲动
上述谋求突破任期限制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出自总统制共和制国家，并且主要分布在欧亚中心地带和南美，这并不是偶然的。总统制相对于议会制的一个显著不同是，由全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权力过大，以至于必须用三权分立、任期限制、联邦制、两党制等原则来制衡。这就需要成熟的法治环境和复杂的制度设计，才能避免总统个人走向独裁。然而，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往往只看中了总统制有助于维持政局稳定这一点，或是当权派本身就想利用不完善的总统制维持特权，就在转轨时纷纷采用一政体，从而导致总统制国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总统制在全球范围内失败案例居多，与此有相当关系。
而由于受本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不少转轨国家在设计具体政制时并没有拷贝美国模式，而是设置了辅助总统行政的总理一职，使得政体向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转变。这样在总理对日常施政承担责任，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的情况下，总统的压力反而减轻，连任的欲望也就格外强烈。为了确保长期执政，一些强势总统借助不断修宪增加了传统总统制所极力规避的那些权力，如解散议会，举行全民公投，免遭弹劾以及实行紧急状态。
这一集权倾向在源自前苏联的独联体12国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总统就是直接从前苏联时代的地方“一把手”过渡而来的，难脱专政气息；即便是经历了颜色革命洗礼的国家，总统“一言堂”，议会“盖图章”的局面也没有得到彻底扭转。2007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全民公决恢复了对总统集权有利的政党名单制选举法；11月，遭到逼宫的格鲁吉亚总统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暴力压制反对派集会。
反观那些有世俗威权传统的议会制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固然也是一党独大多年，但其领导入却很难当终身总理、首相；新加坡的虚位元首——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也有固定任期限制；马来西亚甚至连最高元首也是在9个世袭苏丹中每隔5年轮流选任的。至于自由选举的议会制国家，更是无法摆脱选民喜新厌旧的定律，布莱尔在2007年交权给布朗，安倍晋三被党内同僚取代，霍华德则被在野党的陆克文击败。
鉴于议会制有助于抑制领导人的集权冲动，在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更便于问责(弹劾总统所需的2/3多数门槛高于倒阁所需的1/2多数)，所以近年来一些原本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也开始向议会制转型。起步较早的如乌克兰，美女总理季莫申科g在推动削弱总统的法定权力，且看起来将会成功；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今年以来也在做同样的努力；吉尔吉斯斯坦在两年半内修宪4次，摇摆于这两种政体之间，直到今年10月全民公决后才定于一种剥夺了总统解散议会权力的总统制。而正在竞选格鲁吉亚总统的流亡寡头帕塔尔卡齐什维利则承诺，一旦当选将通过全民公决推动格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
威权崛起的全球背景
谈论威权崛起必须回到“民主第三波”高歌猛进的1980－1990年代，那一阶段不仅苏联和东欧的极权政权解体，东南亚的威权政权纷纷倒台，而且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独裁、政变和政治僵局也各自进入尾声，推广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开始大行其道。可是，随后10年的沉沦教训了这些国家：民主并不能一蹴而就，自由会带来金融风暴一样的灾难，而中国这样由共产党渐进改革的国家却以稳定的政治环境实现了经济的突飞猛进，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引擎之一，这或许是全球化的另一种模式。
伴随中国声势渐长的还有美国软实力的消磨及威权国家自身进入了经济“快周期”。2003年以后，美国在伊拉克战场的泥足深陷已使其树立民主样板和恫吓邪恶轴心国家的目标双双泡汤，而IT科技和房贷金融泡沫的破灭则撼低了美元的估价；与此同时，以国际油价飙升4倍为代表的能源资源价格暴涨开始惠及从伊朗到委内瑞拉，从安哥拉到苏丹，从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从土库曼斯坦到玻利维亚，从赞比亚到智利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对自己的政治模式有了更多的自信，并从对同类国家的借鉴中获得了经验。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这次“普京党”在杜马大胜前，已在酝酿选后自身建设的新计划，除了研究中国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还在11月中旬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山东，参加和当地政党的党建经验交流。看来，下一届杜马内，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类似中共的主导性政党的存在，将赋予后普京政权更多的威权色彩。
当然，在美国前几年的民主攻势下，一些前威权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乌克兰等，现在成了民主国家；而明年初将举行大选的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也正处在这样的关口上，是进是退，是向议会制转变还是加强总统独裁，未有定论。
未来，议会民主制国家伊拉克和总统共和制国家阿富汗的民主进程，将是与伊朗、委内瑞拉、阿根廷和苏丹这些威权国家崛起同等重要的变化；而那些丧失权威的准失败国家，如索马里、尼泊尔、黎巴嫩和孟加拉，则以其日复一日的流血冲突和政治僵局衬托出威权崛起所内含的积极意义，即：威权崛起固然意味着从言论自由到组党和投票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害，但对那些渴望平均分配国民财富的普通民众来说，生活自由、经济自由也许比政治自由更紧要，值得他们用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去维系。
(责编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