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说：“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两主。可怜的自我，其所处的情境更苦;它须伺候三个残酷的主人，且须尽力调和此三人的主张和要求。……此三个暴君为谁呢？一即外界，一即超我，一即伊底（本我）。我们若观察自我同时努力满足或顺从此三者，便不禁要将自我化作人身，而以之为独立的存在体。”这样，“自我”和它的三个主人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那么，一个人要保持自我的和谐关系，他就必须调停自我与它的主人的关系，即与本我、超我和外界的关系。苏轼在泛游赤壁之时，也正是正确调停了他与本我、超我和外界的关系，从而达到了自我的和谐而无焦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面对“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自然美景，苏轼的情感开始激荡。他一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希望“致君尧舜”，于是“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里的“美人”实际喻指仁宗皇帝。但此时苏轼却因“乌台诗案”被贬到了黄州，虽是团练副使，却毫无实权可言，更不用说向皇上献计献策了，所以他只能“望美人兮天一方”独自感叹。
　　一、“本我”的催促
　　弗洛伊德这样解释“本我”：“这是在我们个性之中，最难渗透的幽暗部分。……它一团混沌，像充满了沸腾情绪的一只锅子。”
　　在苏轼感叹之后，客人的情绪也随着苏轼开始激荡，以洞箫和之。这里的“客”其实就是苏轼的“本我”。他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为我们直接呈现了“本我”，这正是那“充满了沸腾情绪的一只锅子”，即“客”。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的“呜呜”声其实是此时苏轼内心的写照。苏轼的“本我”开始“沸腾”，“‘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曹孟德，一代枭雄，多么渴望贤人志士加入到他的集团，为了贤人志士，曹孟德可以“周公吐哺”。“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天下归心”的“一世之雄”却被困在了此地，本想有一番作为的苏轼也被贬到了此地。
　　面对“山川相缪，郁乎苍苍”的“夏口”“武昌”，苏轼的内心能够平静吗？当然不能，不但不能，反倒是内心有一团灼热的火在燃烧。苏轼因为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入狱，牵连到他三十多位亲友，并且他自己险些丧命。想到这些，他的内心能不燃烧吗？现在他“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但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更想“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然而“知不可乎骤得”，于是只能“托遗响于悲风”。苏轼是真的在悲吗？不是，反倒是这一团燃烧的火焰在催促着他去寻求自我的和谐。
　　二、“超我”的激励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自我理想的载体，自我根据它来衡量自己，竭力仿效它，争取满足它所提出的任何更高的完美性要求。”
　　《赤壁赋》第三段中，“苏子”正是苏轼的“超我”。水与月是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喜爱的，苏轼在这里也用“水月之喻”来表达他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苏轼紧扣水月，阐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阐明自己从宇宙的变化中看到人类和万物同样永久地存在着，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是把问题绝对化。他对待自己的苦难也是同样看待。从变的角度看，苦难也只是在转瞬之间，是暂时的，像月亮一样时有时无，苦难同样也会像水一样逝去;从不变的角度看，苏轼及他周围的存在也就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苏轼也就还是那个苏轼了。因此，他身处逆境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超我”正是这样就给予他的人生以积极意义。
　　三、外界的“推搡”
　　苏轼以“放臣”谪居黄州后，“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然而黄州人民却向他张开了双臂，拥抱这位天涯沦落人。田夫野老尊敬他，帮助他，资助他，并帮他建造了临皋亭和雪堂。这使得他对这里的人民怀有一种深深的情感。黄州，虽然没有什么名山大川，但这里有丰富多采的风物，有诱人的赤壁，有浠水兰溪、蕲春天峰麓、黄梅五祖寺等名胜古迹，这些在苏轼的笔下都构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的不断思索。苏轼竹杖芒鞋，往游其间，到处有他的足迹和诗篇。“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声”“目遇之色”这种美好的图景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面对此时的清风、明月，想想自己的苦难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苏轼又怎能不释怀呢。于是“喜而笑，洗盏更酌”。
　　正是由于“本我”的催促，“超我”的激励，外界的“推搡”，苏轼最后才能找到自我的和谐，“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