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是宋初大文学家王禹偁的代表性作品。文章写得清新明丽、飘逸俊爽。
　　清人王符评曰：“竹楼，韵事，竹楼记，韵文也。”《小竹楼记》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一、贬官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曾提到“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王朝控制官吏、维护中央集权、制衡朝政、激发行政活力的手段。终宋一朝，执掌过相权的高官很少有没经历过出入升降之变动者。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以忠直诤亮之节操自励之士均遭受过贬谪厄运。诸多的迁客骚人，也成就了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学”。本文正是北宋贬官文学中的精品。
　　王禹偁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改革家，纵观其一生，他出身清寒但禀性刚直，一生为革除弊政而不屈不挠地斗争，屡遭贬谪。公元991年，王禹偁被拜为左司谏，知制诰（给皇帝起草诏书），因替徐铉雪诬获罪，贬商州团练副使。至道元年(995)，兼翰林学士，因对太祖皇后宋氏丧礼一事直言无忌，又触怒最高当权者，贬滁州知州（次年改知扬州）。真宗即位，复知制诰，修《太祖实录》，又因直书赵匡胤篡周而得天下，得罪朝廷，降为黄州知州。本文所说“四年之间，奔走不暇”，即指贬滁以来的经历。
　　对王禹偁而言，黄州之贬无疑对他打击最大。但他没有自怨自艾、随波逐流。正如他在《三黜赋》中所说“屈于身而不屈于道，虽百谪而无亏”。本文中作者并未直抒迁谪之慨，而从一竹楼写起, 笔调看似平淡.“噫”字一石激起千重浪，由此风生水起，以下叙自己四年之间漂泊无定的经历，“不知明年又在何所”流露了世事无凭的浩叹。
　　
　　二、居室文化
　　
　　居室，是主人无言的名片。它常常代表了一个主人的品位和修养，是文化人格和审美素质的双重体现。早在唐代的刘禹锡就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陋室铭》）；宋代欧阳修有“植从竹，辟户于其南，纳日月之光。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非非堂记》），明代张岱有“方竹数竿，潇潇洒洒……图书四壁，充栋连床；鼎彝尊罍，不移而具”（《不二斋》）；清代戴明世有“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无不体现着这一人生理想。而王禹偁笔下的竹楼何其简陋，何其寒酸，有何可记？这就不得不提到“竹”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与松、梅素称“岁寒三友”，乃气节之象征。郑板桥说：“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王禹偁其人, 正如他在《滁州谢上表》中称：“粗有操守，素非轻易，心常知于止足，性每疾于回邪。位非其人，诱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苏轼亦称他“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王元之画像赞并序》）。其孤高与正直，不恰与竹交相辉映吗？
　　接下来，作者描写了竹楼之中一年四季的生活情趣。“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有此竹楼，雨雪琴棋也增添了一段神韵。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偶成》）。文章极力渲染谪居之乐，把省工廉价的竹楼描绘得雅趣盎然，表达了他遭贬之后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和居陋自持的情操志趣。
　　由此观之，人之“雅”源于竹之“韵”。有此竹楼，人与竹便须臾不可分。主人公入世而出世，出世而入世，随缘自适却不随波逐流，奔走红尘却不失本心的虚明澄澈。古井无波，烟尘不起，真正实现了物我合一、宠辱偕忘。“小竹楼”成为主人公心灵深处的诗意栖居之所，何陋之有呢？
　　
　　三、隐逸文化
　　
　　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许多士大夫在遭贬之后都会笃信佛老，人生态度转为随缘任运，以求心灵的宁静。王禹偁也不例外。黄州，在唐宋时期本来就是远离京城的穷乡僻壤，作者又有意将小竹楼建在一个城墙坍塌、草木荒秽、人迹罕至的荒僻之地，难道没有自我放逐之意吗？“楼”而以“竹”建，作者对“竹”又如此津津乐道，寒山诗中有“有工贪种竹，无暇不栽松”（《五灯》卷16《含匡》），“看罢青青竹，和衣自在眠”（《五灯》卷16《清满》），堪称任运天真的隐士风范。“竹”因之暗含了隐逸色彩。此时的王禹偁几经政治风浪，对波谲云诡的官场早已厌倦，未尝不起归隐之念。
　　主人公纵身于烦恼之流，却能在污浊与痛苦中获得生命的灵魂升华。他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以一颗纯明无染的素心，沐浴在自然静谧而明洁的光辉中，挹取天地清芬，洗涤尘襟。如此一来，何处不是精神家园？生命如青山泻翠，如皓月流辉；似风中白鸟，去留无迹；是漂泊纤云，舒卷随心。它存在而超越，超越了一切烦恼，消解了一切焦虑，摆脱了一切滞着。在热恼的红尘中，散发出悠悠竹韵；在喧嚣的人间，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淡定。
　　
　　张皓芳，教师，现居河北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