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是美国小罗斯福新政的急先锋，但他对小罗斯福也不无批评。特别是，他认为罗斯福混淆了复苏和改革。从暴跌中的复苏是第一要务；社会改革，“即使明智且必要”，也可能因为摧毁商业信心而妨碍复苏—凯恩斯似乎预料到了当今“后疫情时代”围绕经济政策重点的争论，他认为，合适的顺序才是新政成功的关键。
　　小罗斯福的“智囊团”顾问们都是改革家，他们将大萧条归因于公司权力过大，认为复苏之路在于制度改革。因此，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只是新政的次要部分—是在长期治疗之前的紧急处理。
　　凯恩斯本人反复说，新政的额外联邦支出，不足以带来充分复苏。小罗斯福的430亿美元总体刺激方案，相当于大约5%～6%的美国GDP。凯恩斯对财政乘数充满信心，认为应该加倍刺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于奥巴马2009年的7870亿美元刺激—相当于大约5.5%的GDP—也持有同样观点。在如此不确定的考量的基础上，拜登的1.9万亿美元经济拯救计划—相当于当前GDP的9%—似乎也是如此。
　　凯恩斯是在谈财政刺激。众所周知，他对于1932年胡佛和1933年小罗斯福所尝试的货币刺激都持怀疑态度。当时的目标和现在一样，就是通过印钱实现价格恢复。
　　这些计划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小罗斯福疯狂收购黄金的操作，这是为了抵消大宗商品价格崩盘。小罗斯福在其著名的炉边谈话中解释道，提高生猪价格意味着农民收入增加，从而购买力增强。事实上，美国财政部和复兴金融局大规模购买黄金，并没有让生猪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价格升高。
　　凯恩斯的反应是严厉的。提升价格是复苏的结果而非原因，他说，试图通过增加货币数量提高产出就像是“通过买更肥的皮带变胖”。但经济学家不断地重新发明错误的轮子。2009—2016年的量化宽松计划采用了同样的错误理论，因此同样没有提高价格水平。
　　类似地，凯恩斯批评小罗斯福的国家复苏局试图通过增强劳方地位引导复苏的条款。他认为，这也是南辕北辙：让企业承担额外成本应该在复苏确定之后，而不是之前。
　　最后，凯恩斯担心混淆复苏和改革正在导致小罗斯福政府“同时思考太多东西”。这一观察应该成为对将经济危机视为推动所有想要的计划之时机的人的警告。凯恩斯强调合理政策顺序的重要性，这对如今意义重大。但是，在我们走出新冠疫情的时候，复苏和改革的区别，并不比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遇到的更清晰。
　　当时，那么多人失业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产业所要求的技能，而是因为总需求不足。但在当今自动化的时代，没有政府敢对就业可持续性持如此傲慢的态度。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预见到科技失业是一个无法用需求管理解决的问题。
　　在未來几年，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政策不仅需要培训保证，更需要收入保证，因为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必需的人力劳工数量也有所下降。因此，可持续就业可能与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充分就业截然不同。
　　还有环境可持续性。尽管凯恩斯明白，国家必须承担更大比例的投资，但这主要是平滑商业周期波动的问题，而不是实现可持续生态未来的问题。他过于自由主义，或者只是对他那个时代过于自由主义，因此不认为国家日程应该包括有意识地通过选择投资和消费项目来改变未来。
　　如今，经济改革对于复苏的影响远大于凯恩斯区分两者的时候。但他建立关系的办法是一个清晰起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改革和复苏。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