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未曾防备的，因为意想不到；另一种是我们应当设防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有所预料。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开始时间无法预测，但专家们都已经认为，这种类型的疫情很可能发生。
　　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H1N1、埃博拉和其他疾病的暴发，已经多次敲响警钟。15年前，世界卫生组织修订和升级了应对疫情的全球机制，以修正2003年非典暴发期间全球应对措施的明显缺陷。
　　就在新冠肺炎疫情于中国武汉暴发的几个月前，一份美国政府的部门报告已警告了特朗普政府，指出类似100年前那场大流感规模的流感疫情或将再次出现，而那场大流感曾导致全球约5000万人死亡。
　　正如气候变化一样，新冠疾病导致的危机也不可避免。而美国的应对尤具破坏力。美国没有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检测试剂盒，也未能在早期进行可靠的检测。特朗普一度拒绝行使总统权力从私人生产商那里征用医疗用品，这迫使医院和州政府相互抢夺和竞争医疗物资。
　　欧洲国家也为拖延检测和封锁付出了高昂代价，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损失巨大。而东亚一些国家通过检疫、追踪和严格的隔离政策等措施，似乎已经控制住了疫情。
　　各国地方层面也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在意大利北部，威尼托的疫情防控情况要比邻近的伦巴第好得多，这多半要归功于更全面的检疫措施和更早实施的旅行限制。
　　而在很大程度上，危机的演变方式可以通过不同国家各自的治理模式进行预测。特朗普应对危机的无能、笨手笨脚、自我膨胀的方式尽管致命，却并不令人意外。与特朗普同样自负而反复无常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也一如既往地继续淡化风险。
　　另一方面，在仍然维持着政府公信力的地区，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应对措施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实施高度的社会控制，一旦威胁扩大，就大规模调动资源。土库曼斯坦已禁止使用“冠状病毒”一词，并禁止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利用此次危机加强了集权，在授予自己无时限的紧急权力后解散了议会。
　　这场危机似乎让各国政治的主要特征更加鲜明。实际上，国家已经变成了原有模式的加强版。这表明，这场危机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分水岭。它可能会加剧并巩固已存在的趋势，而不是将世界领入一个崭新的发展轨道。
　　像本次疫情一样的重大事件，形成了它们自己的“证实偏差”：我们很可能在战胜疫病的过程中获得对自身世界观的肯定。因此，那些希望获得更多公共产品的人，将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场危机支持了他们的信念。那些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并谴责政府无能的人，也会发现他们先前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那些希望加强全球治理的人将借此证明，一个更强大的国际公共卫生体制本可以降低疫情防控的成本。而那些希望建立更强大的民族国家的人则会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在许多方面似乎应对不力（例如反对旅行禁令、不主张戴口罩）。
　　简而言之，这次疫情很可能不会改变危机之前就已明显存在的趋势，更不用说逆转。新自由主义将继续缓慢消亡；民粹主义独裁者将变得更加专制；随着民族国家收回政策空间，超全球化将继续处于守势；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将持续；民族国家内部的寡头、威权民粹主义者和自由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将会加剧，而左派则在尽力设计一个能够吸引大多数选民的方案。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